孙波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235000)



大学去行政化研究的再研究

孙波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235000)

大学去行政化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我国学界的视野，近年来一度成为研究热点。目前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行政化的定义与内涵、行政化的成因、去行政化的困境、去行政化的路径等方面。要开拓大学去行政化研究的新局面，还需要在择选精确的研究对象、把握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二维关系、运用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等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

大学去行政化 研究对象 方法

2015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在高等教育领域，广为社会各界所诟病的大学行政化现象势必得到遏制。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钱学森之问”发出至今已10年有余，尽管在此期间不乏“破冰”之举，却仍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因此，还须清醒地认识到，行政化是我国大学的痼疾，其形成非一日之寒，其根除更难以一蹴而就。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启，与其说是根除大学行政化之时，毋宁说是迎来了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良机。故值此之际，尽目力之所及，对大学去行政化的已有研究进行认真梳理和总结，以期为下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提供指导与借鉴。

一、大学去行政化的早期探讨

大学去行政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探讨“现代大学制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中走入学界视野的，当时对其所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等领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研究只是与大学去行政化相近或相关，而中山大学赵俊梅于1999年在《中山大学学报论丛》上发表的《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现象及其改革》，可以看作是最早以大学行政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该文精细描述了高校行政化的表现，诸如庞大的行政队伍成为支配高校的真正主体、权力是高校运作的根本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成为评价人的贡献和价值的基本依据与标准等[1]。较早对高校行政化进行研究的还有李江源教授，他于2000年在《有色金属高教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对我国高等学校行政化的反思》一文，指出行政化的弊端在于高校权力主体倒错、教育资源浪费、价值系统混乱以及机构膨胀等[2]。王长乐教授在2005年发表了《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大学行政化》一文，他将大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喻为一列开足马力的火车，深刻地揭露了大学之中的功利化、工具化、庸俗化和官本位风气等弊端[3]。值得一提的是，林善栋在《教育评论》2008年第6期上发表的《去行政化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被学界公认为是大学去行政化研究的开山之作，这主要是源于这篇文章是最早以“去行政化”为题名的学术论文。文中指出了大学行政化的现状及根源，分析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与去行政化之间的关系，并对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4]。另一方面，随着2005年“钱学森之问”的发出，公众越来越认同这样一种结论：我们的大学之所以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科研水平一直低下，其症结就在于大学的行政化。2009年9月，朱清时院士受聘于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一职，他旗帜鲜明地宣称要把南科大办成一所“去行政化”的大学。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学行政化问题被推上风口浪尖，大学去行政化也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学界研究的热点。

二、大学去行政化的最新进展

根据笔者对中国知网(CNKI)进行的文献检索，以“大学去行政化”为主题，以“模糊”匹配，在全部中文文献中检索到有关文章803篇；以“精确”匹配，检索到有关文章231篇。考虑到在一定意义上，学界常常将高校与大学二词互用，于是再以“高校去行政化”为主题，以“模糊”匹配，在全部中文文献中检索到有关文章790篇；以“精确”匹配，有383篇。若以“去行政化”为关键词，以“模糊”匹配，择取“高等教育”学科领域，在全部中文文献中检索到有关文章483篇；以“精确”匹配，有404篇。由此观之，对大学去行政化所作的讨论不可谓不频繁。而且，研究者中不仅有高教领域的专家、研究生，也有其他学科领域中的学者，还有院校的行政管理人员等。

(一)大学行政化的定义与内涵

关于什么是“大学行政化”，研究者们有着许多见解，大体可梳理总结如下。

1.内外双重说。杨德广先生指出，高校管理行政化是指不顾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完全依靠行政权力，按照行政手段、方式、运行机制管理教育、管理学术。高校外部行政化表现为：设立了众多管理高校的教育行政机构，对大学划分行政等级，高校成为行政机构。高校内部行政化表现为：高校内部按行政机构设置管理部门，官员多、官气重；学术管理行政化；党政不分，权力过于集中；教授和教职工权力被边缘化；分配制度向机关倾斜[5]。钟秉林教授认为，大学行政化是指以官僚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在大学管理中被泛化或滥用，即把大学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具体而言，从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将大学作为行政机构或行政机构的延伸部门来管理，严格控制、管办不分；从大学内部治理的角度来看，“行政化”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的失衡、分割与对立及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替代与压制等[6]。王英杰教授从宏观与微观这两个层面阐释了大学行政化的内涵。在宏观层面，所谓大学行政化是指政府不断加强对大学行政干预的过程；在微观层面，指在大学内部管理层不断加强，行政权力不断侵蚀学术权力的过程[7]。此类观点中，胡建华教授的概括较为精辟：大学行政化主要包括管理大学的行政化与大学管理的行政化两个层面。前者存在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上，后者存在于大学内部管理的过程中[8]。

2.外部为本说。陈学飞教授曾直言，高校之所以行政化就是被政府行政化了。进一步说，行政化的基本表现就是高校被纳入政府细密的管控之下，政府不仅管干部、管工程项目和经费，而且还管人才、科研、学科和专业，甚至管课程与教材。简而言之，高校里里外外，政府行政之手无处不在，以至于腐蚀和扭曲了大学的本性和精神[9]。杨东平教授持同样的看法。他强调，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管理体制上高度集权和政府包揽过多，为“教育行政化”弊端的根源所在，是影响教育健康发展、妨碍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原因[10]。不难看出，持这类观点的研究者们主要从或只从外部行政化的视角出发,认为大学行政化问题尽管可以划分为内外两个层面，但究其根源，高校外无自主权、内无学术权的现象是由政府的过度干预所造成的。换言之，大学行政化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外部。

3.官僚化或官本位说。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潘懋元先生就此谈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健全的科层制对大学的管理来说是必要的。去行政化显然也不是去科层制，或者简单地去掉几个部门，而是要去掉以行政权力取代学术权力、以行政运作代替教育规律的倾向。在高校中，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强化了官本位的行政化管理，去行政化实际上是去官本位，提升学术权力的地位[11]。由此可见，在潘先生看来，大学行政化主要是指大学行政管理的官僚化倾向、官本位作风。王建华教授也认为，大学行政化的本质就是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压制，官僚文化和行政文化对学术文化的强制。其真正所指根本不是科层化或过度科层化，而是严重的官本位或官僚化[12]。与之相呼应的是，姜朝晖博士在对大学行政化及其相关概念做了辨析后提出，去行政化就是去掉政府直接管理大学和大学内部管理中的官本位思想、僵化的管理模式以及干预学术权力的一些制度。他还指出，相比“去行政化”，其实用“去官僚化”描述应该更为确切[13]。

(二)大学行政化的成因

大学行政化的根源何在，细阅已有研究成果会发现，从历史渊源到文化背景，到制度环境，再到管理体制，学界已对大学行政化的成因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析。

1.历史渊源。刘少雪教授以19世纪中期的现代大学诞生历史背景为视角，对我国近现代大学行政化管理色彩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她指出，中国近代大学的产生被赋予了过高的政治性目的，从而掩盖了大学本来应该具有的学术性目的。加之，近代政府不断地通过制度设计、人员任命和控制经费等方式控制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学有着与生俱来的行政化管理色彩[14]。别敦荣教授等人认为，以天津西学学堂、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为代表的我国早期现代大学，不仅是由当时的政府或政府部门举办的,而且校长和主要管理者均由政府委派或任命,所设学科门类和课程也由政府指定或由政府法令规定。尽管20世纪20-30年代的大学改革运动淡化了这种大学为政府附属单位的现象，但由于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始终没有放松，大学的行政化色彩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得以消除。新中国建立后，大学经历了政治化改造，进一步加强了大学的行政化程度。因此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大学的政治性特征并没有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消解，而是得到了保留并延续至今[15]。

2.文化背景。查永军教授对我国的官本位文化和执政党文化作了剖析，他认为这两种文化是我国大学行政化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一方面，中国“长期存在的大一统”社会本位观念使得自上而下的官僚权力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性力量，“官学合一”的制度设计使学校成为政府的官僚机构。另一方面，执政党文化中的集体主义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强化了由行政系统垄断教育资源配置的权力。此外，单位制度也增强了政府对大学的管控，加重了大学对政府的依赖度[16]。唐新平教授也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观念乃至文化意识是大学行政化的重要成因。他强调，在社会生活层面，功利化思维和官本位心态在社会上长期存在，官阶高低、官职大小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衡量人生价值的核心标志和权威尺度。将精英分子选拔为各级各类“官员”，是我国的一贯传统；奖励优秀人才最普遍、最有效的方式一直是授予其“官衔”。由此必然带来行政级别和官衔的泛化，为大学行政化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环境[17]。

许多解释系统都强调将指代(anaphora)、时态和许多其它表达与行动相组合，主要的程序就是会话表达理论。

3.制度环境。龚怡祖教授等人借助新制度主义理论对大学行政化做了别样的解读。他提出，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倾向是在以政府部门为中心组织的高等教育场域内所发生的一种制度化变迁。简而言之，大学在外部制度环境的合法性压力下，趋同于行政化的中心组织——政府部门，即所谓的“制度性同形”。而这种同形又具体通过强制性同形、诱致性同形以及规范性同形等三类方式得以实现[18]。

4.管理体制。作为大学去行政化的“开拓者”，朱清时院士坦言，要去掉大学的内外行政化，关键还是要改革高校现行的管理体制。若管理体制不改，其他的改革只不过是隔靴搔痒[19]。文明教授也认为资源高度集中基础上的集权体制是行政化的体制根源。由于教育资源配置权高度集中于教育行政部门，大学根本没有必要的办学自主权，从校长任命到教师招聘等诸多事项无不接受政府部门的具体性掌控。而且大学自身和内部的行政级别不但与学校地位有关，还与校领导等个人的待遇直接挂钩。由此观之，我国大学行政化现象及其伴生的各种危害，均是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机制存在严重缺陷的外化与集中体现[20]。

(三)大学去行政化的困境

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权力的重新分配。故而，任何一项改革都会遭遇阻力而暂时或不时地陷入困境，对于高等教育领域而言，这种情况尤甚，因为大学向来被认为是极其顽固守旧的。不可否认，大多数时候也确实如此。所以，我们必须对改革的阻力做出判断与分析，知晓被困或将会被困在何处，以便“突围”，从而更顺利地前行。

眭依凡教授以朱清时校长在南方科技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为例，对大学去行政化的困境(或阻力)做了独到的分析。他指出，朱清时曾寄南科大的成功之希望于管理去行政化，然而事与愿违，南科大遭遇办学滑铁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改革并未致力于学校奠基性的工作，尤其是对校内潜在的行政化毫无意识，而过度热衷于应对政府层面的“大学去行政化”的诉求。更为糟糕的是，改革者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在改革进程之中操之过急，难避治校浮躁不实之嫌，由此注定了南科大遭遇困境的命运。显然，眭依凡教授认为去行政化应该内外兼顾，不可偏废一方。而且，这场改革要取得实效，还需经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远非一日之功[21]。

康健教授认为，大学行政化由外而内，逐渐成为积重难返的顽疾。一方面，我国大学被行政化太久了，学校缺乏自我发展的机制，即便在政策上发生迅速转变，大学要在短时间之内实现去行政化的目标也是非常困难的。另一方面，改革必然会触及既有利益格局和体制机制，会不可避免地遇上某些障碍，而高教领域的改革尤甚。可以预见，去行政化改革不会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简单[22]。

彭道林教授就大学去行政化尚存的障碍做了列举：一是有法不依。社会、政府以及大学的法律意识淡薄，言大于法的现象仍然存在。二是某些既得利益群体对权、利不愿弃舍。三是思想观念滞后，抱残守缺。四是囿于现实、体制等复杂因素，去行政化的立场不坚定，态度不明确[23]。

周光礼教授等人借助社会学概念对大学去行政化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宏观制度背景的制约、行动者的世界观与思维定势、制度路径依赖等方面是改革要直接面对的困难[24]。廖小平教授也认为，大学去行政化面临着相关政府部门的利益变革和调整，蕴含在相关政府部门关系之中的体制问题必然是大学去行政化的一大障碍，即体制障碍。他还指出，中国有着几千年官本位的历史文化传统，起步较晚的中国现代大学在建国后又为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所羁绊，大学内外弥漫着一种追逐行政权力的氛围。诸多因素形塑了一种大学行政化的文化，推动着大学越来越偏离大学本身，即由教育学术机构向行政管理机构蜕变和异化[25]。

当然，学界在探讨大学行政化的成因之时，或多或少涉及到了去行政化的困境。不过，对成因的研究是探寻根源，而对改革困境的研究则在于揭示改革的阻力所在，从而为大学去行政化指明方向。

(四)大学去行政化的路径

关于通过何种或哪几种措施来解决大学行政化问题，即大学去行政化的出路，学界开展了大量研究，意见也不尽相同。不难想象，众说纷纭的背后是突破口的不同，而即使突破口相同，围绕其制定的策略也存在很大差异。笔者择取若干代表性的观点予以呈现。

讨论最多的莫过于取消大学和校长的行政级别。这项对策为多数人所持，也颇受争议。有学者曾言，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若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全国的事业单位、企业均应同时取消行政级别，全社会同步配套进行。只有如出版单位、报刊社、研究院等所有领域都取消行政级别，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才可施行[26]。顾海良教授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去行政化的关键不是校长的级别问题[27]。刘尧教授也指出，在当下业已成熟、权力纵横交错的级别社会之中，单单把大学行政级别取消，大学与社会的沟通对接恐怕难以实现。故此，大学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需要谨慎、需要智慧、需要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28]。宣勇教授指出，在现阶段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会降低大学的社会地位，弱化大学的社会影响。因为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在一个长期讲“等级”的社会结构中，“被行政化”或更准确地说也“被政府化”是情理之中的。不管是自觉还是被动，“行政化”是大学在生存与发展中采取的一种现实策略，光指责大学一方是有失公允的[29]。易连云教授等人更直言，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一个短视的观点[30]。

与之相反，杨德广教授认为大学去行政化改革应该首先从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入手[31]。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教授曾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作为一所大学的校长，他的校长职务后面仍有副部级的行政级别标示，这是一件很可笑、很丢人的事。在龚克教授看来，大学校长本不需要行政级别的“点缀”，更不能让行政级别优先于甚至掩盖了大学校长这一职务本身[32]。归根结底，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是大学行政化的一种伴生物，也是大学去行政化改革亟需冲破的一道关卡。王洪才教授认为，大学正是因为行政级别而深受行政化“迫害”，校长由于被赋予行政级别而不像“一校之长”，取消大学和校长的行政级别对政府、大学、社会以及校长自身都大有裨益[33]。王长乐教授也不赞成保留行政级别的观点。他强调，高校不能率先取消行政级别、需要单位制度完善等配套政策的观点只是既得利益派的一种托辞[34]。王建华教授也指出，大学去行政化首先就是要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然后再通过制度设计对学术与政治、行政与学术的关系进行合理的区分与重构[35]。

高校的行政级别可谓是一个“高等教育的中国问题”，是否应该予以取消，学界尚且没有达成共识。不过，理不辩不明，高等教育的理论正是在不断的讨论中得以发展，高等教育的实践也正是在不懈的摸索中前进的。厘清并克服难点，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可有效推进。

除此以外，学者们还进行了诸多可贵的探讨。胡建华教授认为，大学去行政化的实质就在于两个关系的改变，即改变大学之于政府的从属关系，为去行政化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改变大学内学术权力之于行政权力的从属关系，以确立去行政化的制度环境。毋庸置疑，改变大学与政府关系的主要责任在政府一方。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下放权力，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赋予高校独立的法人地位，用法律规范、约束政府的权力与行为，去除大学行政化的体制基础。另一方面，在大学内部则必须充分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实现大学由“行政组织”向学术组织的回归[36]。

周川教授针对我国公办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一些重要关节点，提出了去行政化改革的具体路径：一是由政府部门完善并制订相关法律，明确各类高等学校的不同性质及其举办、管理的权限，通过立法使高等教育事业法治化。二是改革现行公共财政拨款方式，实行按照高校规模(学生数)拨款的体制。三是修订相关法律，厘清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与各级政府在管理高等学校方面的职责和权限。四是改善高校党委成员的构成，明确领导职责。五是改革高校校长的产生方式，实行“党委考核、教授表决、上级组织任命”的三结合办法。六是在对有关学校定性定位的法律框架规范下，高校应在党委领导下制定学校《章程》，并经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生效。在高校《章程》中，应特别明确校、院(系)两级学术委员会在教育、学术管理中的权力和职能[37]。近期，他又撰文指出，可将改革的突破口放在学院(或学系)层面，自下而上，通过建立现代学院制度来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38]。

而在马健生教授等人看来，大学行政化有着不可回避的现实原因，即资源依赖。因此，破解行政化难题亟需从大学的资源配置方式上下功夫。就外部而言，可尝试将资源配置的相关权力移交给社会第三方或大学自身，通过经费分配的中介化、校长遴选的民主化和高校评估的专业化来实现，从而使大学逐步摆脱对行政部门的资源依赖。在高校内部，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和权力分割，通过“决策过程的分权化、学术事务管理的学术化和人员职权划分的明确化”来提高学术人员在资源配置决策中的发言权[39]。

龚放教授认为大学去行政化的出路在大学校长的职业化。他强调，职业化的大学校长实质就是被遴选或聘任到大学领导层面的教授学者，其价值追求不是行政级别的有无或高低，而是要修业、历练成为真正理解教育、钟爱学生、尊崇学术、精通管理的教育家。归根结底，大学校长应成为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实践家或教育理论家，从而确立大学行政管理的科学性，推动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趋向合理[40]。

许庆豫教授曾撰文指出，我们应当理智对待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第一，鉴于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纷繁复杂的内容和去行政化之后面临的现实问题，高等教育无法彻底地去行政化，更无法通过行政规章或命令自上而下地去行政化。只能淡化高等教育的行政化性质，逐步清理政府与高等教育之间、政府与高校之间和高校内部行政管理与学术活动之间的关系。第二，去行政化理应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逐步引导整个社会确认高等教育活动的特殊本质，形成尊重高等教育规律的社会氛围和基础。这样的氛围和基础是淡化行政过度干预高等教育活动的基本条件。最后，还须推动高等教育自身的不断进步[41]。

大学去行政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政校双方的共同努力，换而言之，高校推进改革的同时也需要甚至更需要政府的自我完善。华东师范大学江赛蓉博士的研究表明，大学去行政化绝不能等同于取消行政管理、回归“教授治校”，而是在于确立“管理即服务”的新理念，以此来构建适合大学组织和大学活动特性的服务行政模式[42]。吴合文博士认为，从我国高校行政管理模式的现状来看，问题的关键还是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边界问题。去行政化改革的制度选择是要建立一种管制治理模式，正确区分政府与高校的责任和义务，并通过契约管理、增强管制透明度和政策回应性等对政府干预行为进行限制，对市场力量进行引导，对高校行为进行约束[43]。王荣庆博士认为，高校去行政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在法律上明确政府权限，规范政府对高校的干预行为，又要以大学章程为依据，下放高校管理自主权，形成行政服务学术的新氛围[44]。

三、大学去行政化的未来展望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叙述会发现，大学去行政化从渐入学界视野到见于零星探讨，再到上升为研究热点，硕果累累。然而，作为必须完成的使命，大学去行政化的实践还在路上，任重而道远；其理论研究尚待深入，亟需有所突破。具体而言，进一步推进研究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在研究对象上，要择选更为精确的目标，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尽管学界对大学行政化的内涵与成因和大学去行政化的困境与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但毋庸讳言，在这之中，质量上乘的研究还不多。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研究者没有细致审阅文献材料，急于单方面的发表看法，造成了研究上的重复甚至低水平重复；二是借助有限的篇幅对内涵、成因、困境以及对策等一一加以分析，难以做到精细解读，更谈不上深入挖掘，只会流于形式。因而，下一步研究必须对前人的成果有所超越。在此基础之上，选取精确的研究对象，聚焦大学去行政化诸多问题中的一个，譬如去行政化的实现路径，或细化到路径中的政府责任等。简而言之，围绕相关问题中的一处、一点作纵深探析，由此所提出的见解自然会深刻，或许还很独到，重复劳动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要把握好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二维关系。时代性反映着先进与落后，民族性则蕴含着共同与差异。大学早已从社会边缘步入社会中心，大学的变革特别是重大的变革需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正确看待民族间的差异。显然，大学去行政化在中国是一个现实问题，亦是敏感话题，如何处理各项改革内容(如大学中党政关系、领导体制、校长遴选聘任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等)之间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不仅是研究者应该予以合理判断的问题，也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运用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研究者多来自于教育学科领域，采取的方法略显单一。但大学去行政化必然是一个综合性问题，覆盖的范围广泛，涉及的领域繁多，仅凭单门学科、单种方法难以将研究推广、推深、推远。故此，我们必须打破学科界限，善于借鉴其他学科(诸如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所涉问题进行多视角、多层面或综合性的研究，以期获得突破性、系统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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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新才)

Re-study on the University De-administrativization

Sun Bo

(HuaibeiNormalUniversity,Huaibei,Anhui235000,China)

Since 1990s, the university de-administrativization has been noticed by academic circles of our country.Recently, it becomes the focus for a time.The research of university de-administrativization mainly concentrates on the definition, connotation, causes, predicament and achieving methods.Opening up a new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it still needs to select accurate research object, grasp the two-dimensional relation of epochal character and nationality and adopt interdisciplinary or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university de-administrativization; object of study; research method

2015-04-06

孙波(1992-)，男，安徽枞阳人，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

G649.21

A

1005-5843(2016)01-0125-07

10.13980/j.cnki.xdjykx.2016.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