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继键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舆论和信息：新闻反转的核心要素

卢继键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近年来，“新闻反转”呈现出爆发性的增长趋势，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多从主体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但缺少对其构成要素和发展过程的关注。本文从舆论和信息这两个核心要素出发解释新闻反转的发展过程，并提出两个主要观点：舆论是新闻反转的主导和推动力；信息是新闻反转的起点和基础。

新闻反转；舆情反转；舆论信息；社会情绪

近年来，“新闻反转”呈现出爆发性的增长，仅2016年上半年，“上海女友逃离江西农村”“记者返乡日记”“中国游客泰国铲虾”等事件就引发了极大的讨论。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新闻工作者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的不足，另一方面则表现出社会矛盾作用下舆论的无序状态。此现象也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研究。目前的研究往往采用宏观视角，从主体角度对媒体、受众和政府监管三方进行分析、提出策略建议，却缺少对新闻反转的要素和过程本身的关注，容易导致结论的表面化和浅层化，突出表现在仅从传受双方的角度阐释新闻反转的产生，把新闻反转简单归咎于传播者行为失范和道德失准，或是受传者的辨别能力低下和媒介素养缺乏等。本文试从新闻反转的两个核心要素——舆论和信息出发，解释新闻反转的过程，为研究和应对今后的新闻反转提供新的角度。

1 从舆论和信息的角度看新闻反转

“新闻反转”现象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一定共性。首先，新闻事实的完整揭示需要一个过程，这段时间内信息的模糊性是新闻反转的前提；其次，新闻反转最显著的表征在于对事件的判断和态度的大规模反转具有很大的戏剧性；再次，新闻反转离不开新闻报道内在倾向性对于舆论矛盾运动的驱动；最后，新闻反转不仅是新闻传播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可以说：新闻反转，是新闻报道的内在倾向性随着信息的逐步披露而不断偏移，促使公众的判断和态度出现大规模偏转，表现出极大的戏剧性特征的一种社会现象。

在“新闻反转”的概念得到广泛使用时，“舆论反转”的概念也被提出。有文章认为，舆论反转是“指受众在获得特定信息后对事件做出的相反论定，通常情况下舆论反转会发生在事件发生后的不同阶段，而受众在各个阶段所表现出的观点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舆论反转往往借助特定的媒介载体进行信息传播。”[1]这段表述只字未提新闻而将舆论作为中心，尽管绝大部分“舆论反转”是在新闻事件的推动下才出现和逐渐发展的。

在谈论具体事件时，“舆论反转”和“新闻反转”经常被等同使用，实际上它们分别侧重了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舆论反转”注重舆论的主导作用，而“新闻反转”则强调了信息对整个过程的推动作用。在新闻传播的语境下，暂且优先使用“新闻反转”这个词，但是舆论和信息始终是过程中两个不可缺少的要素。

2 舆论：新闻反转的主导和推动力

新闻信息本身并不足以“反转”。如果没有公众心理的推波助澜，新闻报道内在倾向性与先前的巨大反差最多只会被归于素质和职业道德问题，而不会被引到社会舆论场。只有舆论才能使反转“超越”新闻，成为社会舆论场上的交锋。新闻反转本质上是舆论的反转，是舆论矛盾运动的外在表现。

尽管人们经常看到舆论随着报道的深入而不断变化，但舆论却不是在新闻事件中生长出来的；冲突与交锋在新闻事件出现之前早已根植于社会舆论之中。相反，在新闻反转中，舆论显现出极大的能动性，在新闻反转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

在事件发生而报道尚未全面揭示事实时，其不确定性尚未消除。在大量混乱信息的掩护下，特定社会情绪开始主动搜寻各种信息，与性质相互契合的报道 “挂钩”。一旦成功“挂钩”，社会舆论就在这个基点上不断缠绕累积，形成一次舆论高潮。

随着信息进一步披露，新闻报道的内在倾向性与特定的舆论不再契合，舆论逐渐失去了缠绕累积的基点，片面性和偏激性越发明显。此时舆论又逐渐与现有事件“脱钩”，重新寻找可“挂钩”的其他信息，形成另一次舆论高潮。如此往复，造成了舆论高潮的急剧变换。

每次反转都有其社会舆论根源，通过对一系列新闻反转的研究，人们可以了解当前社会舆论环境的整体状况。例如，在新闻反转中舆论和新闻“挂钩”的方式，可以体现特定社会情绪的影响力，也从侧面暴露出相应的社会问题。“标签化”是“挂钩”的一种典型方式，“想让舆论同情一个人，就给他贴上小贩、低保人群、农民工、下岗工人、乡村教师、被强拆者之类标签……想让舆论恨一个人，就给他贴上富人的孩子、官员的后代、开宝马的、开奥迪的标签。”[2]具有复杂社会属性、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人，在仇官仇富、性别歧视等不良倾向影响下被简化为“标签”，成为宣泄情绪的工具。舆论是社会情绪的重要表现形式，对新闻反转背后各种社会心态和情绪的探究，能够为今后一段时间做好舆论工作、优化社会舆论环境提供方向性的指导。

3 信息：新闻反转的起点和基础

3.1 新闻报道放大并外现了社会舆论

如前所述，舆论是当前社会普遍情绪的表现而并非因为单个新闻事件产生。李普曼的“拟态环境”揭示，经过媒介加工后的象征性现实，对公众形成社会整体印象产生重要影响。在长期的报道中，对官员、富人等群体的负面消息被刻意放大，使“为官不正”“为富不仁”的刻板印象不断强化，并成为了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情绪。

社会情绪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对整个舆论带来导向作用，但如果没有具体事件作为导火索，舆论则始终处于“潜舆论”状态。但随着特定情绪和具体事件的“挂钩”，公众的讨论不再是空中楼阁，人物和故事激起了同理心，使舆论更加情绪化、激进化，借助现实矛盾冲突，“潜舆论”进化为“显舆论”，在新闻传播领域就表现为“新闻反转”的发轫。

3.2 信息的模糊性为反转的产生提供了空间

如果信息一开始就能完整地反映客观事实，那反转就不可能产生。信息的模糊性使受信者的不确定性无法消除，为多种判断、多种解读提供了可能性。

从对事实的揭示程度上看，信息的模糊性既可指信息本身失实，也可指现有信息未能揭示事实全貌，它们都容易使公众做出错误判断或片面评价，为新闻反转提供了基础。从主体的角度看，信息的模糊性有多种来源，它可能是流言没有得到有效回应而自发形成，也可能来源于商业炒作，更不能排除某些势力出于政治目的借机煽动。因此，看待新闻反转不能局限于新闻传播视角，而应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3.3 新信息的披露促进了舆论的变动

首先，信息的披露是一个舆论高潮消退的基础。新信息的披露使报道的内在倾向发生变化，充分暴露了先前舆论的片面和偏激，促使舆论与特定信息“脱钩”。其次，新信息本身的倾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下一个舆论高潮的走向。再次，新信息的倾向与当前舆论背离的程度，会影响到新闻反转的规模。在2015年引发激烈争论的“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中，徐纯合的访民身份与警察相比处于绝对劣势。而随后徐纯合疯狂行为的曝光，则使当事两方强势－弱势地位出现急剧反转，新信息和舆论的巨大反差，使不少人对此前一边倒的公众情绪进行深刻反思，导致了其后的舆论大幅逆反。

3.4 信息对事实的完整揭示促进了社会舆论的整合

随着后续报道的跟进，事实必然逐步得到完整的揭示。随着公众对事实的全面认识，舆论因为报道内在倾向的稳定而趋向整合，新闻反转也自然宣告结束。

[1]张相涛.基于传播学的角度看舆论反转的构成因素[J].传播与版权,2015(7).

[2]曹林.“新闻反转剧”背后的浮躁标签战[N].中国青年报,2014-07-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