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晶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00）

论墨家“兼爱”与儒家“仁爱”思想的异同

王 晶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00）

儒墨两家原是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显学，两家都提倡爱人。儒墨两家思想基本价值取向一致，理想社会的目标一致，对治国之道的看法一致。两家思想相异之处体现在墨家主张无差别的爱、追求功利并注重外在事功，而儒家恰恰相反，主张爱有差等、超越事功并强调内在因素。

墨家 儒家 “兼爱” “仁爱” 异同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处于大变动的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革新，促使了生产关系内部的大幅度调整，以天子为中心的分封制国家政治秩序逐渐被打破，群雄蜂起，王权衰败，礼制崩塌，诸侯国间频繁的战争陷人民于水火之中。就是在这样一个变革和动乱的社会状态下，思想学术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形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社会现象。作为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显学，儒墨两家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失范而提出救世宗旨和治世方略，即墨家“兼爱”与儒家“仁爱”思想，其宗旨是实现社会和谐。[1]

仁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是最高的道德范畴，也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爱人”是仁的第一要义。为具体实施“仁爱”，孔子要求人们从日常生活起，由家庭而社会，由亲爱父母、兄弟而亲爱朋友及其他人，最后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此后，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爱人”命题做了进一步发挥。[2]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墨子反对战争，试图通过兼爱泯灭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反对亏人以自利，认为一切灾害皆产生于“别”（偏爱、自私），拯救的办法是“兼以易别”，即每个人都毫无分别的爱每一个人。墨子宣扬“兼爱”的爱人学说的目的之一，在于非攻止战。由于当时战争兼并日益激烈，战争规模日益变大，战略战术日益发展，从而使得争城夺地愈演愈烈，儒家所宣扬的“仁义”观念被抛却一边，因战争获利的现实日益明显。如此情况下再以“义、利”游说止战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墨子提出“天欲人兼相爱而不欲人交相攻”的“天志”、“兼爱”学说以制止战争。这是墨家所代表的底层人民的愿望的体现。[3]

一、墨家“兼爱”与儒家“仁爱”思想之相同之处

1.基本价值取向一致

无论墨家的“兼爱”还是儒家的“仁爱”都讲求博爱、泛爱人，都显示了爱的普遍性，这种爱是一种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不分贫富，贵贱，愚智的普世的爱，都彰显的都是共时性文化背景下天下一同、泛爱万物的终极关怀。儒家认为，首先要广泛地给人以好处恩惠，广泛地帮助人。其次，要有一颗恻隐之心，不忍见人遭遇困难和不幸。最后，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强加于人；不过分地要求别人，能理解和原谅他人的缺点。墨家基于“农与工肆之人”的平民立场，针对建立在血缘、地缘、封建等级观念、内在超越、情感论证和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仁爱”学说，提出了一种无血缘亲疏、无等级差别的平等互爱的“兼爱”学说。[4]

2.理想社会的目标一致

儒墨活跃的年代诸侯征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故其热切地关注着现实政治。从人类长远前途和命运着眼，构想社会和谐的万世长策。儒家的社会理想包含了上仁下忠、孝悌立身、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诚信友爱而不大私于一己的内容。其中包含的传统文化精神与许多合理的社会要求，生生不息地影响着代代王朝和儒生们。而墨家立志打造一个“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可见，两者在社会理想方面有着巨大的共通点。

3.对治国之道的看法一致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墨为代表的“圣人”们一直以治理天下为自己的事业，针对当时的社会失范，儒墨两家都将其归结为“不相爱”，因此，治国之道重在使人们兼爱。儒家认为父子、兄弟、夫妇并非只是个体家庭成员的私人关系，而是一种公共的政治体制和规范。如果日常中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友爱，就能达到政治昌明的目的。孔子又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执政者的好坏决定了社会治理的好坏。同样，墨家在治国之道上提出人与人之间诚信友爱，有利于社会安定，统治者进行社会治理与安定的基本措施就是力倡“兼爱”。[5]

二、墨家“兼爱”与儒家“仁爱”思想之相异之处

1.无差别的爱与爱有等差

先秦时期社会历史主要构成由贵族到平民的演变，这直接导致了“兼爱”与“仁爱”在“爱”的差等性上的差异。墨子的“兼爱”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理想，所谓“爱无差等”；孔子所谓“爱人”，则是以严格维护宗法血缘关系为内容的，所谓“亲亲而仁民”。儒家的“仁爱”以家庭为本位，而墨家的“兼爱”以团体为本位。以家庭为本位，人与人的维系强调感情；以团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法规。在这里，二者所倡行的“爱”就有了内容上的差别。[6]

2.追求功利与超越功利

孔子继承中国远古的礼乐文化传统，坚决反对争夺利益。孔子认为行仁不应该掺杂个人的私利和私欲，当“为仁”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为了实践“行仁”这一最高的道德义务，就是牺牲个人生命也是在所不惜的。墨子讲“兼爱”不是空的，爱不只是一种情感，一种动机，一种意识，而是要与利益结合起来，要交相利，要互相为对方谋利。墨子很清楚小私有者对物质利益的强烈需求，如果泛泛空谈兼爱，必然没有任何意义，“兼相爱”只有取得“交相利”的实际效果，才能对广大的的人们有吸引力。墨子认为“兼爱”之心不可能出于人们的道德自觉，所以应当把它建立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利益之上。

3.注重外在力量与强调内在因素

出于对人性的看法不同，在推行爱的方法上，二者也产生了分歧。儒家的仁爱侧重修己，强调爱人的内在自觉性，实施“仁爱”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辅助力量，只需要主观的道德修养和适当的教育引导即可。而墨子在如何贯彻和推行兼爱这一主张上，由于受到小生产者落后的生产力的局限，使墨子不得不借助幻化的鬼神力量和向统治者妥协以求的帮助，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墨家认为天有意志，兼爱乃是天意，违逆兼爱的原则会受到鬼神的惩罚，寄希望用天、鬼、神等外在力量来迫使人们兼爱。墨家的“鬼罚”不仅仅针对小民，也包括那些有权有势者，实际上反映了被压抑阶层的意志。墨子还提出“尚同”的政治观点，企图借用君主专制的权力来行兼爱。

[1]龙婷.仁爱、兼爱：儒墨两家“爱观”之比较[J].文化论览.2007（8）：168-169.

[2]周平会.“仁爱”与“兼爱”的异同[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6）：72-74.

[3]张燕婴注.论语[M].中华书局.2006.

[4]万丽华注.孟子[M].中华书局.2006.

[5]陈澔注.墨子[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鲁同群注.礼记[M].凤凰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