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萍

(西安音乐学院 基础部，西安 710061)

【教育教学研究】

基于功能对等的民歌翻译美学研究

杜丽萍

(西安音乐学院 基础部，西安 710061)

近年来民歌翻译研究掀起了学界的热议，它涉及翻译学、语言学、文学、音乐学、美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许多不同的领域。试图从功能对等理论与翻译美学的视角，以大量中英互译的外国民歌和中国民歌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深入探索民歌翻译的原则与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再现民族文化的美学价值。

民歌翻译；功能对等；翻译美学；原则与策略

一、引文

14—16世纪欧洲出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人们长期被禁锢的思想逐渐得以解放；新航路的开辟也逐步打破了各大洲相互孤立的局面，使世界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世界各国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语言成为人与人之间对话的障碍，但却无法阻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来自不同国家与民族的音乐则成为滋养人们精神和心灵最好的养分。异域民歌让人能够切身感受到他国的文化气息，但是在文化艺术交流与融合的国际氛围中，人们越来越无法满足于曲调的聆听，他们更渴望探索歌曲的深层含义及其时代背景，甚至渴望用自己的语言去演绎那些作品，从而充分感受那份异域文化，简单的歌词大意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由此可见，民歌翻译在世界人民文化艺术交流与融合的潮流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然而在此期间，有关民歌可译不可译的争论层出不穷，有人认为民歌与诗歌一样，翻译成其他语言，作品的“原汁原味”便大打折扣。但多数学者在民歌翻译的实践中要么提出了歌曲翻译的原则与技巧，要么指出歌曲翻译的难点或应注意的问题，从而直接或间接论证了民歌翻译的可译性。有学者认为，歌曲是词与曲的结合，歌词赋予它明确的情感指向，是理解和接受歌曲的钥匙，如果不翻译成听众的母语来演唱，再好的作品也难以让听众产生共鸣，无法将词和曲所综合的审美信息完整地传递给听众；借鉴学习他国的歌曲艺术，必须要用本国语言恰如其分地演绎那些作品，才能让歌者与听众更准确地理解、表达和接受，也才能更广泛地流传；经过翻译的歌曲，诗意与乐感双向互补，产生双重美学价值，这对提高美学修养和对人们心灵的影响作用不可低估，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薛范，2002)。

研究表明，相对于外国歌曲译介到中国的现实状况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中国民歌的外译与传播无论是在规模还是数量上都望尘莫及。而且受传统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影响,这些翻译研究与实践大都是从经验的角度来讨论翻译方法,学者们各守其道，缺乏共识，尚未形成科学、系统的研究理论体系和实用、可行的翻译原则与策略，因此我国的民歌翻译事业还需要更加专业化、学术化，这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共筑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民歌翻译的理论梳理

民歌翻译涉及翻译学、语言学、文学、音乐学、美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因此在实践中其理论依据和评判标准是极为复杂的，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与研究的领域。

西方翻译语言学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渐成熟，代表人物有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卡特福德(John.C.Catford)和纽马克(Peter Newmark)等。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1965)中提出了翻译对等、翻译转换、翻译限度等问题；纽马克在《翻译问题探索》(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中提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将文本分为抒发功能、信息功能、呼唤功能、审美功能、应酬功能和元语言功能。语言学派追求原文与译文的等值，弱点在于过于注重原文文本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审美及文化因素。奈达对自己的翻译理论进行不断的补充和完善，将“动态对等”发展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即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是要在译文与原文之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即表现功能、认识功能、人际功能、信息功能、祈使功能、行为功能、情感功能、审美功能和自我解释功能。(Nida，1969，1986)。奈达把判断译文对错优劣的依据从原文转移到译文和译文读者，译文与原文的对等与否取决于读者的心理反应，这是翻译理论上的一大进步，但要做到绝对的对等，只能是翻译工作者不懈努力与追求的理想境界。

西方翻译理论不同于中国翻译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西方译论与美学分离而诉求于语言学，中国传统译论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联。中国翻译与美学联姻的历史可追溯到佛经的翻译，出现了中国译论史上最早的“文质之争”，此间支谦的“不加文饰”颇具代表性，直至公元7世纪，玄奘提出“求真(质)喻俗(文)”、“圆满调和”，即“文质统一”的翻译思想，成为中国传统译论的主流(刘宓庆，2012：45-48)。近代中国许多翻译学家的理论中也都渗透着美学思想：严复提出“信、达、雅”译事三难说，准确概括了翻译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焦琳，2010：104-105)；马建忠的“善译”，其实质为“神”与“形”并举，追求译文与原文“无异”，与西方译论中的等值观如出一辙；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与马建忠“善译”相比更加突出“神似”的要求，也是对严复“信达雅”美学思想的补充；林语堂“忠实、通顺和美”的翻译三标准，主张译者须求“达意、传神、求美”；钱钟书提出“化境”，认为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归化”的延伸，这与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和朱生豪“保持原作之神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翻译理论的提出在当时都曾引起巨大的反响，但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现代翻译学家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探索，相继提出翻译美学思想或原则并出版专著，使当代中国翻译美学的研究内容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1992年奚永吉所著的《翻译美学比较研究》一书出版，从美学视角来比较中外名著译作中的实例，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跨地域的比较美学研究，以探其美；刘宓庆在《翻译美学导论》中构建了现代翻译美学的基本框架，探讨了翻译的科学性、艺术性、审美主体、审美客体等问题，提出了不同文体的审美标准和翻译策略；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的理论模式是格式塔审美心理学的完形趋向法则，将文学、美学、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及阅读理论等结合起来，对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审美方式提出一些基本假设并进行论证(毛荣贵，2005：38-39)。毛荣贵的《翻译美学》结合大量实例对英汉两种语言审美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旨在引导译者(读者)形成审美意识。此外，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1993)、许渊冲的《翻译的艺术》(1984)、王宏印的《文学翻译批评论稿》(2006)等专著以及张伯然的《中国传统议论的美学辩》(1997)、《当代翻译美学反思》(2001)等文章，均就翻译美学提出独到的见解，可谓百家争鸣，对国内翻译界具有参考借鉴的学术价值。

三、民歌翻译的原则与策略

歌曲翻译虽然不同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但同样都具有一些特殊的原则与策略，在歌曲的翻译过程中永远不能只诉求于某一种艺术手段，常常需要多管齐下。由于原文和译文在语序、语法、变化形式和修辞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若要使译文与原文保持功能上的对等，不仅要将歌词的思想内容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译语读者，更需要保留其语言风格，展现原文中美的意境，实现译文的美学再现。笔者在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民歌翻译的原则与策略：

1.音节对等

民歌是词与曲的融合，歌词的音节与乐曲的节拍是相互契合的，真正的民歌翻译必须与乐曲结合起来，在译词的同时还要配曲，中文汉字属于单音节词，一个字即为一个音节，而英文单词则分为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简单地说，译文应尽量与原文音节对等。

衬词、衬句是民歌非常显著的特点之一。歌词中一些装饰性的衬词，只为抒发情感或填补空拍之用，可省略不译，以达到音节对等的目的(以下歌词括号中数字为音节数)。如：

深不过(呀)(那个)黄土地，高不过(个)天 (14)，

吼一嗓信天游，唱唱咱庄稼汉 (12)。

水(圪)灵灵的女子(呦)， 虎(圪)生生的汉 (14)，

人尖尖就出在这九曲黄河边 (12)。

No other place is like the Loess Plateau, our hometown (13).

For our countrymen, let me sing a mountain song (12).

So beautiful the women and so vigorous the men (14).

The windingYellow River’s bred so good a nation (13).

(《庄稼汉》，杜丽萍译)

翻译时保留原文的发音方式，用汉语拼音表示或模仿类似的发音，即音译，让歌曲既朴实生动，又保留了民歌原有的韵味和风貌，为营造气氛而发出的呼号就可采用此种策略。如：

千家万户(哎咳哎咳哟)(9)Every household (ai hai ai hai yao) (9)

把门开(哎咳哎咳哟)(8)。opens the door. (ai hai ai hai yao) (8).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缑斌译)

外国民歌翻译成中文也应遵循音节对等的原则，可采取直译、意译、成语翻译、文化等值等策略和原则。加拿大民歌《红河谷》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艺青年的流行歌曲，无论英文还是中文都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当时无与争锋，译者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策略，使中英文歌词的音节数几乎完全一致，且韵律优美，简明流畅，再现了歌曲的音韵美。

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 are going (10).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10)，

We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 (9).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9)。

For they say you are taking the sunshine (10).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 (10)，

Thathas brightened our path for a while (9).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8)。

(Red River Valley 《红河谷》，范继淹译)

2. 叠词与韵律

民歌中常常会有大量重叠词和韵律格式的运用，形象生动，和谐悦耳，使歌曲极富音韵美、节奏感和表现力。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层(显性)结构与深层(语义/意象)结构的互文性关联，翻译就是将二者间的结构关联，通过互文方式予以显性化的过程，其中位于表层结构的就是作为作品物质存在方式之一的语音形式。(缑斌，2013)

以陕北民歌为例，名词、动词、量词、形容词和副词都有可能重叠，以满足人们抒发情感、增强节奏感、美化旋律等需求，翻译时应尽量减少原文信息元素的损失，采用互文方式努力达到功能对等。例如：兰花花(Blue Blossom)、哥哥(Boy Bobby)、妹妹(Maid Mary)、毛眼眼(eyesome eyes)、心心(heart to heart)、手拉手(hand in hand)。

麻里里雀，打肚肚飞，Sparrow and sparrow,

飞来飞去上树梢呀么。Fly higher and higher, high up to the treetop!

号一号二号三呀么再来着。Ram and tamp, ram and tamp, and once again!

(《木夯号子》，王宏印译)

歌曲有其自身的节奏和韵律，正如诗歌一样，韵律美是必不可少的。在翻译过程中传达原文的意美是首要的，其次是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音美，再次是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形美，努力做到三者齐备(许渊冲，2006:81)。民歌与诗歌相似，主要表现在韵律格式上，常见的有AABA型、AABB型、ABAB型、AAAA型、AA型、AAA型等。

莲波以诗经体所译的经典英文民歌《斯卡布罗集市》可谓独具匠心，其诗经体翻译模式曾一度被人争相模仿。原文的韵律格式属于ABAB型，一、三句末尾韵脚为[ε],二、四句末尾韵脚为[ai]，译文则属于AAAA型，四句歌词末尾韵脚均为[i],虽然采用了不同的韵律格式，但诗经体的结构使其更加富有艺术形式和文学韵味，且每一乐句与原文音节数基本一致，不仅节奏感强，而且富于韵律美。

Are you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问尔所之，是否如适。

Parsel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蕙兰芫荽，郁郁香芷。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彼方淑女，凭君寄辞。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mine.伊人曾在，与我相知。

(Scarborough Fair 《斯卡布罗集市》，莲波译)

陕北民歌《一对鸳鸯水上漂》中文歌词从整体来看，其韵律格式是典型的AA型，原文一、二句和三、四句末尾韵脚恰好相同，都为[au]，译文也保留了AA这一韵律格式，一、二句末尾韵脚为[]，三、四句末尾韵脚为[a:]，与原文的韵律特点完美契合，也是对音、形、意三美的再现。

一对对那个鸳鸯水那上漂，A loving duck and drake paddle in a pond.

人家甘那个都说是咱们俩个好。For they all say, indeed we are so fond.

你要是有那心思咱就慢慢交，Then take the time, if you take me to heart.

你没有那心思呀就呀么就拉倒。If you don’t, just never mind from the start.

(《一对鸳鸯水上漂》A Loving Duck and Drake Paddle in a Pond，缑斌译)

3.修辞

民歌语言中的修辞手法种类繁多，夸张、比喻、拟人、拟物、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在民歌的歌词中屡见不鲜。

民歌中的夸张修辞比较常见，比如运用数词来夸大或缩小对客观的人或事物的描述，以达到诙谐风趣、强调情感或气势、加强节奏感和旋律美的修辞效果，可直译，也可意译，如：

哎，我晓得天下的黄河，九十九道弯哎。 I tell you that the Yellow River has 99 bends.

九十九道湾上，九十九只船哎。And on the 99 bends are 99 boats.

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根杆哎。And in the 99 boats are 99 masts.

九十九个艄公哟嗬来把船来搬。 And 99 boatmen are rowing the boats.

(《黄河船夫曲》，王宏印译)

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A lark sparrow is flying over the river.

三年两年忘不了你。And I’ll keep thinking of you forever.

(《想哥哥》，王宏印译)

以上两首陕北民歌，前者用具体的数字“九十九”来形容数目之多，虽然言过其实，却将黄河上船夫划船摆渡的蓬勃景象还原在我们面前，而且“九十九”也属于叠词，重复使用，极富节奏感和旋律美，同时又实现了“音、形、意”三美的再现，故采取直译的方式。而后者曲中的数字“三年两年”所表达的时间概念似乎非常短暂，但我们不难看出歌中女子对情郎的真挚感情以及追求爱情天长地久的坚强信念，因此采用意译的方式将其翻译为“forever”(永远、长久)更能体现出原文的意境。

“赋比兴”是中国诗、词、曲中的重要表现手法，最早见于《诗经》。用另一种语言来翻译这些修辞手法并不容易，要考虑到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在不损害语言文化信息的前提下，做到原文与译文的功能对等。

信天游典型的二句式结构常常是上句起兴，下句则是叙事或抒情。如《蓝花花》中的两句歌词，上句先以青线线、蓝线线靓丽可人的色彩起兴，引出下句的蓝花花，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姑娘的美丽和可爱，翻译时突出二者色彩上的共同特点“blue”，借助“dark and light”的鲜明对比来衬托事物的美好“look ever the best”，下句“so lovely and wet”情感表达形象贴切，艺术效果鲜明。

青线线的(那个)蓝线线，蓝格莹莹的彩，

生下一个蓝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

Blue thread dark and light look ever the best,

Blue Flower is born to the world so lovely and wet.

(《蓝花花》，王宏印译)

比兴，即为兴中有比，不仅在上句起兴，而且上下句之间还有形象、品质或关系的类比。如“青杨柳树活剥皮，咱们二人活分离。”(《信天游》)，上句既是起兴，又是打比方，以“活剥皮”来比喻下句“二人活分离”的痛楚。《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两句歌词中，上句起兴，以“辫子”引出下句的“妹妹”，“辫子长却探不上天”与“妹妹好却见不上面”以相似的关系和句式来进行类比，译文也采用相同的结构，即感叹与疑问的句式来突出这一对比，成功地将小伙子对姑娘真挚、热烈的感情展现出来。

这么长的(个)辫子(哎)探(呀么)探不上(个)天，

这么好的(个)妹子(呀)见(呀)见不上(个)面。

What a long plait, why it cannot reach up the sky,

What a lovely girl, why I’ve got no chance to see.

(《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缑斌译)

比喻在民歌中比比皆是，它能够给歌曲增添新鲜感、生动感和形象感。比如，“妹妹好来实在哟好，走起路来像水上漂。”(《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以“水上漂”形容姑娘走路轻盈婀娜的姿态，译文应尽量直译来保留这种特征，“Pretty and kind as you are, my girl, you walks as if dancing on the water.”(笔者译)，以“as if”还原原文中的意象美。《大红公鸡毛腿腿》中有几句哥哥思念妹妹的深情表达，朴实直白：“妹妹你是那个勾魂的鬼呀，哥哥想你难入睡，哎咳哟”，“勾魂的鬼”是暗喻手法，形容一个人对异性很有魅力和吸引力，显然不能直译，可以用hot，charming，attractive等词语来意译。再如，“老狸猫逮了个花雀雀，一对对剩下个单爪爪”。此句歌词运用了借喻的手法，即省略本体，只出现喻体“单爪爪”，陕北方言中指“单个、一个”的意思，形容两个麻雀中只剩下一只，孤苦伶仃的悲凉景象，因此笔者采用补译的方法，“The old cat caught one of the two sparrows, only one left, lonely and helpless.”，用“lonely and helpless”将原文文字中没有出现，但有明显暗示的意境还原出来。

拟人和拟物同属比拟，黄梅戏唱段《夫妻双双把家还》在中国家喻户晓，其中有两句歌词，“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第二句就是拟人，笔者将其译为“Birds in the trees sport happily in pairs, green hills and clear waters show us a happy smile”。最后两句歌词“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既是比喻，又是拟物，“You and I, like a pair of birds, always fly wing to wing in the human world”。陕北民歌《想你哩》中有这样几句歌词：“口唇皮皮想你哩，头发梢梢想你哩，眼睛仁仁想你哩，舌头尖尖想你哩”，“I miss you on my two lips, I miss you on my hair tips, I miss you on my eyeballs, I miss you on the tip of my tongue”(王宏印译),每一句都被拟人化，生动俏皮，更深刻地表达出姑娘对情郎的思念之情。这些例子都可以直译，而且保留原文的修辞格，充分传达了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内涵。

4. 方言土语和文化因素

民歌是民间文化与艺术最真实的写照，因此民歌中必然会有大量来自民间的方言土语，这些语言往往具有鲜明的文化色彩和地方特色，在翻译时应充分考虑具体的语境、译语读者的接受程度、思维习惯等因素，既要做到文化传真，也要达到艺术审美的效果。

为了避免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交流和理解障碍，译者要尊重译语文化的主流价值观，设法找到两种文化之间的互文性关联，即采用归化的策略进行翻译。在陕北民歌《连心肉》中，“你是我哥哥的连心肉”，“连心肉”在中国文化中用来形容值得疼爱的人，笔者将其译为“the apple of my eye”，即“掌上明珠”之意，不同的表述却是异曲同工，完全符合译语受众的审美特质和文化内涵。《揽工调》中“真是一个(呀)丧(呀)丧门神。You are simply a black cat, aren’t you?”(王宏印译)，“丧门神”指专管死丧哭泣的凶神，比喻给人带来晦气的不祥之人，这在中国的鬼神、宗教文化中非常独特，译者采用归化策略以“a black cat”取而代之，在西方文化中黑猫是不祥的兆头，会给人带来厄运，将原文的文化内涵与韵味充分展现出来。

民歌中所包含的一些民俗文化由于其独特的语言形式和丰富的内涵，在翻译的过程中可能无法完全实现两种语言间的功能对等或者互文性关联，可以引导译语读者走进源语文化，即采用异化的策略，这是最能展现源语文化风采、保留民歌韵味的方法。比如“秧歌”，它是中国广泛流传且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舞蹈形式，译为“Yangge”或者“Yangge dance”；“阳婆婆”，是陕北特有的说法，指太阳，译为“The Granny sun”，使人倍感亲切，更能体现太阳的慈祥温暖和主人翁愉悦的心情；熟悉陕北文化的人都知道“蓝花花”并不是一种花，在民间传说中，她是一个聪慧、漂亮、勇敢追求爱情的姑娘，译为“Blue Flower”或者“Blue Blossom”，这种异化不仅让译语读者明确其含义，而且使人产生一种画面联想，既保留了民歌的韵味，也实现了审美再现。

四、 结语

民歌翻译的历史悠久，背景深厚，在传递语言信息与民俗文化内涵等方面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功能对等理论与翻译美学为探索源语与译语的语言规律、语用功能、审美构成、认知心理等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民歌翻译实践中直译、意译、音译、补译、归化、异化等方法、策略的取舍以及和意、音、形等美学要素的价值体现均围绕功能对等的原则。翻译后的作品能否为译语读者所接受是关键的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它所传达的文化与人文精神、译词与音乐的契合，而且决定译者最终能否成就一份优秀的翻译作品并广为传唱，经久不衰。

[1] Catford, John.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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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薛范. 歌曲翻译的探索与实践[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31-35.

[6] 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2：45-48.

[7] 焦琳. 当代中国翻译美学研究[J].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9)：104-105.

[8] 缑斌. 由逆而顺，走向读者、演唱者与听众——以受众为目标的民歌翻译策略研究[J].交响，2013,(2):111-119.

[9] 许渊冲. 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81.

[责任编辑 石晓博]

Aesthetics Study on f Folk Song Translation Based on Functional Equivalence

DU Li-ping

(DepartmentofBasicCourses,Xi’anConservatoryofMusic,Xi’an710061)

Translation of folk songs has attracted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recently, which can be approached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linguistics, music, aesthetic, folklore, and sociology, anthropology, and other fields. This paper attempted to explore folk song translation with abundant examples in the context of aesthetics and functional equivalence.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folk song translation were presented, and aesthetic value of the folksongs was demonstrated.

folk song translation; functional equivalence; aesthetic translation; principle and strategy

2016-06-21

杜丽萍(1972—)，女，西安音乐学院基础部副教授，文艺学硕士，主要从事音乐文献翻译研究。

J652.2

A

1008-777X(2016)06-008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