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增民

（华中科技大学 历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4）

[秦汉文史研究]

韩非子君臣论新诠

夏增民

（华中科技大学 历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4）

韩非子在围绕最高统治者的理论建构中，关注的并不是统治者本人的个人权力，他更多思考的是如何保证整个国家不至衰败的问题，这就需要一个拥有较大专制权力的君主，而且君主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执政能力和人格魅力。与此同时，韩非子同样也认为，作为君主的辅助者，人臣也须具备一定的政治态度和治理能力，如“公”“忠”“能”“朴”等，不过这些服从性的素质特征，明显地反映出韩非子政治思想中君主在政治体系内的主体地位和人臣对君主的依从关系。

韩非子；君臣关系；政治思想史

从整体上说，韩非子的思想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很多结论几近共识。然而这并不是说相关问题再也没有探讨的余地，就政治思想史的各个分支内容而言，似仍有深耕的必要，比如韩非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论题即是其一。君臣关系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它关涉到的是政治实施理论和政治权术理论，[1]法家的“法”“术”“势”三大命题，都与此大有关系。

韩非子的君臣论，在众多通论性质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鲜有提及。①刘泽华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在《韩非子政治思想》一节仅提及“君利中心说”与“势、法、术与君主绝对专制主义”，并没有专门论及君臣关系。较早专门论述韩非子君臣关系的是宋秀丽的《韩非论君臣关系》，文中指出，在韩非子理论中，君臣是一对不能分离的矛盾体，君

臣以利相结合；韩非君主理论的核心所在为防止政变——大臣篡位。[2]后来，陈琛作《〈韩非子〉之君臣关系浅论》，从君和臣的角色、君制臣、臣犯上、君臣和谐等五个方面比较了韩非子与管子、商鞅、荀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他认为，韩非子所论述的君臣关系是：君“抱法”“处势”“用术”，使臣依法行事，尽效其力，臣也要绝对忠君，无有二心，最终达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的效用。[3]而更为详实的研究乃属刘革强的学位论文《论韩非的君臣关系思想》，他从韩非子君臣关系思想的时代背景、思想基础入手，讨论了韩非子思想中以君主为核心，君主与臣民相对立的政治结构以及通过势、术、法的有机结合达到政权的稳固和国家富强的实现手段。[4]另外，高旭的《论韩非的君臣观》[5]和刘珊珊的《从韩非的君臣观中看〈韩非子〉的治吏思想》[6]也从不同的角度论及韩非子的君臣关系理论。

毋庸置疑，这些研究都丰富了我们对韩非子君臣关系的认识，然而论者多关注君臣关系本身的探讨，对于韩非子所要求的君、臣应具备的职能权限、素质特征等却少有论及，而这恰恰是君臣关系理论的前提和出发点之一。因此，笔者对《韩非子》重新进行文本分析，希望能进一步了解到韩非子对君臣关系论述的思维逻辑。

韩非子的政治价值观，就是要充分保证君主的权力，君与国一体，由君尊而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7]正是基于此，韩非子把法、术、势都当作是解决和协调君主与臣下关系问题的手段。除此之外，韩非子也在强调法、术、势基础上探讨了君主与人臣的素质特征和行为规范。

1 君主应该具备的素质

韩非子认为治国不易，君主应该具备政治和思想上的独有素质。《韩非子·十过》列举了君主的十种过错，提醒为政者重视，即“一曰行小忠”，“二曰顾小利”，“三曰行僻自用，无礼诸侯”，“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五曰贪愎喜利”，“六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七曰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八曰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8]59当然，如上文所言，这一切都可以用“法”“术”“势”来破解。那么，除了立法、固势以及那些必须掌握的繁密的术治原则，①韩非子总结了很多术治原则，比如虚静、因循、参合刑名等等。参见柴永昌《韩非子“术论”及其渊源考辨》（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亦可参见贺培姗《试论韩非子思想中的“术”》（吉林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君主还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呢？

1.1 持大体

《韩非子》中有《大体篇》。“大体”是韩非子从道家老子学派那里移借过来的概念，即是老子之“道”的发展。其云：“古之全大体者……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由此可见，“全大体”在于合乎“道”，能体“道”则能持大体，然后“因道全法”，由“道”生成整个社会运行的规则，并遵照执行不失，天下则安定。所以《韩非子·大体》云：“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澹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故使人无离法之罪，鱼无失水之祸。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其《大体》又云：“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上无忿怒之毒，下无伏怨之患，上下交扑，以道为舍。故长利积，大功立，名成于前，德垂于后，治之至也。”由此可见，“以道为舍”是社会大治的前提。对于君主本人，则“以道正己”，屡自省视，以达到“道”对人主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比如《韩非子·观行》即云：“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

1.2 善任势

韩非子还提出，人主须“善任势”，他说：“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8]101又说：“因可势，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8]198这就要求君主在掌握了社会运行的规律即“持大体”或曰“体道”之后，遵顺其发展流变，化而用之。君主能体察“道”，而不为“道”所役，更应该是驭“道”而行。比如说，在谈到君主的地位时，韩非子就说：“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重则能使轻，静则能使躁。故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轻则失臣，躁则失君。主父之谓也。”[8]158他以轻、重、静、躁等极类同于道家思想的概念阐释了君主应该如何把持权力。

当然，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善于任势的，这个人应

该十足的聪明，而且拥有独立决策的能力。所以《韩非子·八经》说：“明主审公私之分，审利害之地，奸乃无所乘。”

2 人臣应该具备的行为规范

君主有自己的素质要求，那么人臣应该具备怎样的行为规范呢？如何才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呢？从《韩非子》全书来看，人臣如果从以下五个方面做到完善，则会树立一个良好的人臣形象。

2.1 公

法家自商鞅时代起，就奉行“尚公”的思想。[9]“公”，即对君主、国家利益的认同。“公室卑则忌直言，私行胜则少公功。”[8]292韩非子既然认为法的精神之一即在于“公”，那在现实政治中，就号召人臣尊公室，避私利。而普通百姓，也尽量打造成“公民”。“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8]36《韩非子·五蠹》云：“民之故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2.2 忠

何为忠臣？顺于君则为忠臣。《韩非子》首篇《初见秦》劈头即说：“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韩非子还说：“君之所以欲有贤臣者，国乱则治之，主卑则尊之……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8]466-468又说：“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8]106这与法家尊君的思想是保持一致的。《韩非子·有度》云：“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

要做到忠，就要反对朋党。“朋党相和，臣下得欲，则人主孤；群臣公举，下不相和，则人主明。”[8]292正如以前所述，臣下结党营私，必定损害君权。

2.3 能

韩非子虽名不尚贤，但为了提高行政能力和效率，人臣非得具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不可。然而，何为能者？他主要从是人臣对政务的态度上讲的。《韩非子·说疑》云：“夙兴夜寐，单身贱体，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职以事其君，进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劳；不难破家以便国，杀身以安主，以其主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为壑谷鬴洧之卑；主有明名广誉于国，而身不难受壑谷鬴洧之卑。如此臣者，虽当昏乱之主尚可致功，况于显明之主乎？此谓霸王之佐也。”

另外，“术”当然由人主所掌握，但人臣为了更好地为人主服务，也需要掌握部分的“术”。《韩非子·奸劫弑臣》云：“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因此看，“术”也是能臣所备的手段。

2.4 朴

同样，“朴”也是由商鞅先提出来，而被韩非子所进一步发扬的。“朴”，更多是对普通民众的要求。但是具有“朴”的质素的民众，却被当时社会作负面评价，被称为“失计之民”“朴陋之民”“寡能之民”“愚戆之民”“怯慑之民”“讇谗之民”。韩非子把这种现象叫做“六反”，并认为此“六民”恰恰是一个强国所需要的。他说：“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讇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在《诡使》中，韩非子也有类似的论述，其云：“惇慤纯信，用心怯言，则谓之窭。守法固、听令审，则谓之愚。敬上畏罪，则谓之怯。言时节，行中适，则谓之不肖。无二心私学，听吏从教者，则谓之陋。”在韩非子眼中，一个国家的民众都能做到以上诸点，其君必尊，其民必使，其国必强。

3 君臣的“交易”关系

韩非子既然把“君尊”作为自己的核心政治价值观，而他所极力主张的“术治”，其对象自不待言即是各级政府官吏，那么如何处理君臣关系，也是他重点考察的内容。

首先，韩非子认为，君臣之间并不像儒家想象的

那样，存在着温良恭俭让的关系，而是有着天然的矛盾和斗争。他借传说中黄帝的话说：“上下一日百战”，“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故先王贤佐尽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8]128-129

正因为君臣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异，所以臣下总是谋划自己的私利，这就构成国家经常处于危难的境地，“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是以奸臣者，召敌兵以内除，举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顾国患”。[8]241

在《韩非子·说疑》中，他列举了各种人臣对人主造成的危险。第一是“不令之民”，这一类人不听从人主指挥，而且不能为人主所用，他们“见利不喜，上虽厚赏无以劝之；临难不恐，上虽严刑无以威之”。第二是“胜君之民”，这一类人在能力、道德乃至在权势上超过了人主，从而争得了更多民众的拥护，他们“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则不行，则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第三是祸乱之民，这一类人“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第四是谄谀之臣，这一类人“思小利而忘法义，进则揜蔽贤良以阴闇其主，退则挠乱百官而为祸难；皆辅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说于主，虽破国杀众，不难为也”。

除此之外，韩非子还指出，“人臣有五奸”，“五奸”具体是指“有侈用财货赂以取誉者，有务庆赏赐予以移众者，有务朋党狥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务解免赦罪狱以事威者，有务奉下直曲、怪言、伟服、瑰称以眩民耳目者”。[8]409

当然，人臣对君主权威造成的潜在损害，也有君主自身的原因，比如君主“不明于用臣”，“无数以度臣”等等，韩非子说：“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国亡身死，不明于用臣也。无数以度其臣者，必以其众人之口断之。众之所誉，从而悦之；众之所非，从而憎之。故为人臣者，破家残賥，内构党与、外接巷族以为誉，从阴约结以相固也，虚相与爵禄以相劝也。”[8]405-406

又比如“人主有五壅”，即“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名，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8]29

解决的办法是要用“法”和“术”来克服。“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宝也；党与之具，臣之宝也。”[8]51如此，上述“五奸”问题就会得到有效的治理。“去此五者，则譟诈之人不敢北面谈立；文言多，实行寡而不当法者，不敢诬情以谈说。是以群臣居则修身，动则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诬事，此圣王之所以牧臣下也。”[8]409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韩非子从人性计利的角度上提出“君臣交易”的主张，而这似乎正是韩非子提出“君臣不两立”思想的初衷。正是因为强调“不两立”，才为两者的合作奠定基础。“不两立的关系不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关系。韩非子看到，人与人之间可以有互利的关系。”[10]当然，这种上与下的交易，其前提是君主的势尊。《韩非子·诡使》说：“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虽有不急矣。今利非无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听从，官非无法也而治不当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乱者何也？夫上之所贵与其所以为治相反也。”其中，“威”即刑罚，“名”即价值观的一致，而“利”即是以实际的现实利益使人臣为自己服务。

韩非子指出“臣主之利与相异”，异在何处？“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8]84主利与臣利的差异是使人主时刻保持尊崇地位存在极大的必要性。君主要使人臣甘心为自己竭诚尽力，不得不“设民所欲以求其功”，主动建立君臣间的交易关系。韩非子说：“设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庆赏信而刑罚必，故君举功于臣，而奸不用于上……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君有道，则臣尽力而奸不生；无道，则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8]352因此，“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8]459韩非子所主张的刑赏

相当与公平，正是基于这个考虑。其理想目标是：“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8]423然后，就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8]399

而且，由君主控制人臣的富贵之途，利出一孔，实现民为我所用。“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饥不寒，又不恶死，则无事上之意。意欲不宰于君，则不可使也。今生杀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尝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与鼷鼠同威；万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与监门同资。有土之君，说人不能利，恶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8]429

君主必须让所有人都知悉，“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禄，服上之名，焉得不服？”[8]317“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君明于此，则正赏罚而非仁下也；爵禄生于功，诛罚生于罪，臣明于此，则尽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则可以王矣。”[8]330这样，“明主者，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贤能之士进，则私门之请止矣”。[8]470

最后，“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同时，“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8]417

4 君臣上下秩序的维持

韩非子主张“君尊”，即维持君臣上下秩序的稳定，防止君主大权旁落，因此不惜以“术”缘“法”。他进一步区别了“贵臣”和“重臣”的区别，“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贵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听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国，迁官袭级，官爵受功，故有贵臣；言不度行，而有伪必诛，故无重臣也”。[8]430而在另一场合，他又提出防止大臣太贵。无论如如何，他是极力主张防止臣下威胁到君权的完整性的。他指出：“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所谓贵者，无法而擅行，操国柄而便私者也。所谓威者，擅权势而轻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势，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国者，千无一人。虎豹之所以能胜人执百兽者，以其爪牙也；当使虎豹失其爪牙，则人必制之矣。今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类也。”[8]469-470所以他主张不“逆上下之位”，不失“人臣之礼”，“为人臣者，君有过则谏，谏不听则轻爵禄以待之，此人臣之礼义也”。反之，则是行“大逆之术”。人主不察，则是有“失君道”。[8]355

因此，明于君臣之“分”，是重要的政治要求，是正常的政治秩序。“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夺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众之所夺也；辞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8]382正如《韩非子·有度》所说：“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

“分”，则是保持君臣秩序不变，上下各司其职，不做越权的事。“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上下易用，国故不治。”[8]44-45天下大治不是人主一人之事，而君臣共同的努力，“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于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8]364

在处理君臣关系的问题上，人主需做到“明”，人主对秩序的稳定负有主要的责任。“臣之忠诈，在君所行也。君明而严则群臣忠，君懦而闇则群臣诈。知微之谓明，无赦之谓严。”[8]283

5 结语

综上所述，韩非子眼中的君主不仅仅是通过暴力的手段，运用权势和权术来维护和加强统治的基础，他还是一个认识了“道”、掌握了“道”，并善于将“道”化为己用的人，即所谓“持大体”，“善任势”。这就把“天”的权力人间化并赋予到了君主身上，把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单纯地从对“天”“天意”的敬畏转化为对“君主”个人的敬畏。这其实是韩非子对君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一个统治者的君位都不应该简单从父兄那里程序化地继承，然后“尸位素餐”，而是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执政能力，甚至是人格魅力。在这方面，服膺韩非子学说的秦始皇可称是典范，他平时处理政务，“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11]258统一以后，又五次巡行郡县，最后病故于道上。

韩非子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分析君主的基本素质和职能的，他关注的并不是君主本身和君主的个人权力，而是如何保证整个国家在国与国的竞争中不至衰败的问题。不过，要达到这个目标，在韩非

子看来，非保障君主权力不可。总括起来，其思想的逻辑进路即是尊君、集权而强国。[7]

先秦法家有一个共同的统治策略，那就是君主要善于化群臣之智为自己之智，化群臣之力为自己之力，韩非子也不例外。这就要求为人臣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态度和行政能力，正如上文所言，韩非子主张人臣须“公”“忠”“能”“朴”，这些素质特征基本上都是服从性的：“公”“忠”尤指对君主的忠诚，而“朴”则是指在君主面前人臣的自甘退让和表现出来的人格驽钝，“能”当然是人臣“货与帝王家”的资本。由此可见，韩非子政治思想中君主在政治体系中占有主体地位。这样看来，韩非子所主张的君臣之间的“交易”关系和“君尊臣卑”政治秩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J].天津社会科学，1985（2）：84-89.

[2]宋秀丽.韩非论君臣关系[J].贵州大学学报，1993（3）：23-28.

[3]陈琛.《韩非子》之君臣关系浅论[J].贵州文史丛刊，2003（3）：10-14.

[4]刘革强.论韩非的君臣关系思想[D].兰州：兰州大学，2011.

[5]高旭.论韩非的君臣观[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6（6）：41-43.

[6]刘珊珊.从韩非的君臣观中看《韩非子》的治吏思想[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3）：55-56.

[7]夏增民.论韩非子的政治价值观[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5）：4-9.

[8]韩非.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1998.

[9]夏增民.《商君书》的“尚公”思想与整体主义政治观[M]//秦文化论丛：第1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88-93.

[10]周炽成.从不两立到双赢：论韩非子的政治哲学[J].哲学研究，2009（12）：41-46.

[1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The New Explan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Emperor and His Followers by Han Feizi

XIA Zengm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Hubei,China)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supreme ruler,Han Feizi focused on how to avoid the whole country’s decline instead of the personal power of the ruler,which required an autocratic monarch who must have a certain political quality,ruling ability and personality charm.At the same time, Han Feizi also believed that as the assistant of the monarch,ministers must also have a certain political attitude and governance capacity,such as the“public-orientedness”,“loyalty to the monarch”,“ability”and“submissiveness”.However,these obedience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manifest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sovereign and the submissive relationship of ministers to the monarch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Han Feizi;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his followers;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ology

K231

A

1672-2914（2016）05-0001-06

2016-07-28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6AA012）。

夏增民（1972—），男，河北曲阳县人，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