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洁 毛智慧

汉英身体名量词的认知聚焦方式

□冯 洁 毛智慧

本文基于隐喻和转喻理论，立足量词语料库，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聚焦考察汉英身体名词作量词的认知机制及其搭配原则的异同。研究发现：第一，汉英身体名量词都存在隐喻性和转喻性的认知聚焦方式；第二，汉英身体名量词的隐喻性认知聚焦方式主要有外聚焦和单聚焦两种；第三，汉英身体名量词的转喻性认知聚焦方式主要表现为部分聚焦和容器聚焦两种。

身体名量词 认知聚焦方式 隐喻构建 转喻构建

一、引言

在汉英两种语言中，以身体名词作量词这一现象都十分常见且颇具异曲同工之妙。正如中国古语“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西方哲语“人是万物的尺度”，自然界是人化了的自然界，人作为认知主体在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而人体词就是人类认知世界的起点（刘志成，2004）。根据体验主义哲学观，世界上所有语言的数量表达方式，其认知基础都是人类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互动（张媛、刘振前，2011：1）。正如Denny（1976：125）所言：“名词与外部世界的事物密切相关，而量词则跟人与世界交往的方式关系紧密。”本文的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人体部位名词或人体器官类名词，还包括一些动物的身体部位或器官。

二、认知隐喻、认知转喻及其认知聚焦方式

认知语言学不同于传统修辞学把隐喻和转喻作为两种修辞手段，而是把两者视作重要的思维方式（Lakoff & Johnson，1980）。束定芳（2004）指出，隐喻涉及两个不同领域事物之间的关系，而转喻常常涉及同一个认知领域的事物之间的关系。Lakoff & Johnson采用“target domain”和“source domain”分别定义隐喻中的“域”，说明这两个领域互动关系方向性是单一的，因此，把两个领域间的这种带方向性的互动称为“mapping”，即映射。隐喻是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一种跨域映射。无论从修辞角度还是认知领域，转喻研究一直限于隐喻之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学者发现转喻的作用愈发重要，转喻甚至比隐喻的地位更为基础（朱建新、左广明，2012）。转喻是一种概念映射，是人们自发地、无意识地利用两事物相邻的常规关系的认知过程。（Lakoff & Turner，1989：118）

王文斌（2006：1-3）在其《施喻者的认知聚焦方式》一文中提出隐喻性认知聚焦方式。他认为，在隐喻构建过程中的跨心理空间映射主要在于施喻者对源域和目标域中彼此相容焦点的选择。汉英身体名量词中的隐喻聚焦方式是为了激活量词所修饰事物的某种属性并使其得到凸显。而Langacker（1991）认为凸显原则是解释转喻的理论依据。属性自身特征越明显、越凸显，越容易成为人们注意力的焦点（毛智慧、许鸿敏，2014：45）。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转喻中也存在认知聚焦方式。隐喻是一种始源域和目标域中彼此相似点的聚焦方式，转喻则是同一认知域中始源域和目标域间邻近性或凸显性的聚焦方式。（陈佳玲、毛智慧，2015：109）

三、汉英身体名量词的隐喻性认知聚焦方式

王文斌（2006：1）把隐喻构建过程中的认知聚焦方式分成6种形式：外聚焦、内聚焦、交叉聚焦、单聚焦、多聚焦和零聚焦。我们发现，汉英身体名量词的隐喻性聚焦方式主要有外聚焦和单聚焦两种。

（一）外聚焦

外聚焦，是指施喻者在施喻时将认知的焦点聚焦于目标域的外在特征上，再将始源域和某一与之对应的特征映射到目标域上（王文斌，2006：2）。这里需要引入“凸显”——知觉心理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凸显的事物或事物属性总是引人注意的。一般情况下，“视角化是客观事物得以凸显的前提”（王文斌，2008：259）。人们往往通过直观的视觉作用把焦点放在事物的外表，凭借主观思维和直觉在两种不同的事物间搭建起一座桥梁，这种聚焦方式在汉英中的体现实例比比皆是。例如，“只剩下一牙西瓜那么丁点”意在形容事物非常小，“几牙西瓜”这一表述是施喻者将认知焦点聚焦于几块形状较小的“西瓜”的外在特征上，再根据一颗“牙”在口腔中所占比例将其作为始源域，把“小”这一与之对应的特征映射到目标域上。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此类聚焦方式观察部分语料：汉语“一眉新月、两口铁锅、三面红旗、两三眼井、三四眼窑、几头大蒜”和英语“a hand of bananas，a head of cabbage，an ear of corn，a tongue of flame，a nail of light，a hair of chance”等，可发现汉语中的身体名量词多为“口、眉、眼、牙、面、头”等固定量词，结构“数词＋身体名量词＋所修饰名词”中的数词可随意转换，所修饰名词也因此皆为具体、可数；而英语表量结构中的身体名量词较汉语而言并不封闭，所修饰名词既可为可数的个体名词“banana”，亦可为不可数的物质名词“corn”或抽象名词“chance”等，修饰不可数名词的结构中只能用定冠词“a/an”。另外，外形特征的映射在英语表量结构中的作用尤其显著，如“body”（涵盖我们所讨论的身体全部）：“a body of water”（一片水域）“a large body of armed men”（一大批武装人员）“a body of knowledge/evidence/opinion”（“a body of”指大量的某物），都是将始源域“body”视觉面积上的“大”映射到目标域上。由上可知：汉语中的隐喻性外聚焦类身体名量词多为口口相传已规范化的死喻，而英语因其所修饰名词的多样性（即上所及个体、物质、抽象名词），使得身体量词小到头发丝“hair”，大到全身而喻的“body”，显得较丰富、新奇。

（二）单聚焦

单聚焦，是指隐喻表达中仅出现始源域，不出现目标域，即施喻者在施喻时仅将焦点投放于始源域，而目标域的焦点是隐形的，从表面看是单方面的聚焦（王文斌，2006：2）。本文的探究对象仅是量词结构，并不涉及表量结构所存在的句子或上下文。因此，笔者将量衡类的身体名量词归于单聚焦。量衡类身体名量词，即将身体部位作为度量的手段，便于丈量且熟谙其意。中国周代便以人体器官为依据制定长度单位，如“尺、寻、常、仞”（毛智慧、许鸿敏，2014：48）。早于华夏文明的古埃及文明中，主要长度单位是腕尺，是指自肘到中指尖的距离。小一些的单位有：掌尺，它等于1/7腕尺；指尺，它等于1/4掌尺。古印度亦有度量长度单位“肘”，据《俱舍论》卷十二载，七麦为指节，三节为一指，横布二十四指为肘。

现代汉语中，仍有“一人高”“两肩宽”“一肘长”“一拳头大小”“一膝盖深”等表达。单从表面看，结构中只出现了“人、肩、肘、拳头、膝盖”这些身体部位作为始源域，施喻者将焦点主要集中在人们熟知的、可观性极高的身体部位，目标域需要搜索句子才会显现。英语国家中，英尺“foot”就是古代及现代以人脚长度为依据的长度计量单位。13世纪初期，英国因尚无统一标准的尺度所带来的民事纠纷使皇室大为苦恼，最后约翰王在地上踩了一脚，庄严宣布以其脚印长度作为丈量标准。英王穿着鞋，一英尺大约是30厘米，而后才规定了30.48厘米的标准长度。由此可见，聚焦于始源域身体部位的认知思维不会限制于文化、地理及语言。汉英在此聚焦方式下的认知出发点可谓一致，只是具体表征（身体部位代表的量度）因地域的实际差异有所不同。

四、汉英身体名量词的转喻性认知聚焦方式

如果说隐喻是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投射，那么转喻往往是在同一认知域中用一个凸显的事物来代替另一事物，比如部分与整体、容器与其功能或内容之间的互为代替关系（赵艳芳，2001：116）。转喻根植于我们的基本经验中，构成日常思考和活动方式的基本手段。Radden & Kovecses（1999）认为语言的本质就是基于转喻。本文基于Ungerer & Schmid（1996：116）列出的转喻的九种表达式，发现汉英身体名量词的转喻性认知聚焦方式符合部分转喻整体、容器转喻内容这两种认知模式，因此将其分为部分聚焦和容器聚焦，而容器聚焦依据转喻中的临近性又可分为空间聚焦和因果聚焦。

（一）部分聚焦

部分聚焦，是指施喻者将认知视角聚焦在事物相对较凸显的部位上，从而激活其他不凸显的部位乃至激活本体（陈佳玲、毛智慧，2015：110）。我们讨论的身体部位量词中，“头”作为生命体的主要象征不足为奇，汉语中有“一头猪/牛/羊/驴/象/鲸/豹子/老虎/狮子”等；英语中有“a/two/…head of cattle/sheep”等，但实例不多，主要是由于英语是一种单复数标记型语言，且上述英语表量结构之所以成立，究其根本在于“cattle”“sheep”是集体名词，其中“head”单复数同形。不难发现，“头”“head”作为量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目标域中的动物多为家养牲畜，人们畜牧时用“头”来计数较直观；二是动物个头体型相对较大。这两种解释都说明了凸显在转喻性部分聚焦中的决定性作用。

此外，汉语中还有特色的规范化量词“羽”“腔”“口”“尾”，这些身体部位分别因可视度（如“一腔羊”）、功能性（如“五口人”）、动态性（如“几尾鱼”）的显著，轻而易举博取了施喻者的聚焦点（毛智慧、许鸿敏，2014：46）。如“一羽鸡”中，“羽”属于“鸡”的一部分，两者属于同一认知框架。施喻者在施喻时的特定情况下，将“羽”在认知上的“显著度”视作高于“鸡”整体本身，因而“羽”附带激活了“鸡”，其凸显性决定了部分聚焦的认知方式，视觉作用决定了其外聚焦的认知方式。这类聚焦在汉语中较英语更常见、更丰富。

（二）容器聚焦

容器聚焦，是指施喻者将认知视角聚焦在事物所依附的环境上。在“容器—内容”这一认知框架中，身体容器往往比内容凸显。需要注意的是，转喻是一个参考点现象决定了它的临近性（contiguity）而不是类似性（similarity）概念。由于汉英中身体名词作容器构建的量词十分普遍，笔者依据Ullmann（1962：218）的临近性三分法（空间临近性、时间临近性和因果临近性），将搜集到的容器聚焦语料按趋向性的强弱又分为空间聚焦和因果聚焦。

1.空间聚焦

所谓容器聚焦中的空间性临近，其实是指容器与内容唇齿相依的关系，这种临近性往往决定了内容物要是具体的物质。如“满眼泪水”中，“眼睛”和“泪水”不相类似，但二者不可分离，于是，难以定量的“泪水”经容器“眼睛”一承载而具体化。诸如此例，汉语中有“一头秀发、满脸皱纹、一口黄牙、一手老茧、一脚牛粪、满耳朵尖叫声、满肚子花花肠子……”，英语中有“a head of flowing hair，a mouthful of teeth，a skinful of bones，a mouthful of water，a bellyful of food，a chestful of medals，a fingerful of frosting……”不难发现，这些具体的内容可由身体容器产生，亦可以是外界事物的附着和充盈。正是内容为实物的前提使得施喻者聚焦于容器与内容的空间临近性。单从这一类的聚焦我们就能发现，容器聚焦中量词的使用都是为了表示“全是/尽是……”的概念。汉语中的表现是量词前为“一”“满”，而并非随意的数词，英语中则多为“身体名词＋ful”的形式。

2.因果聚焦

因果聚焦是施喻者心理空间映射的结果，聚焦点由于身体容器的联想包容性产生了这种因果联系。万事有因必有果，各身体部位产生的“因”结下了其作为量词时决定承载物的“果”。如汉语“满心欢喜”，“喜悦”之所以由“心”来承载，是因为施喻者明白万象由心生，喜怒由心定；“一脸欣喜”也是因为常人喜怒易形于色。英语中亦是如此，“a shouderful of responsibility”和汉语中的“一肩重任”一样，正是责任如重担，还需肩上扛，汉英文化都聚焦于肩膀负荷能力的“因”，才有了如此表达。由此可见，鉴于正常人类的身体构造是一样的，身体部位的功能一致性使因果聚焦在汉英中的表达十分类似，如“一腔怒火”和“a chestful of rage”、“一脸疲惫”和“a faceful of exhaust”“满腹愧疚”和“a skinful of guilt”等（注：“skin”作为体表组织充当量词时呈现为三维式的容纳类容器，意为“满满一皮囊，一肚子”）。

此外，“一身正气、满眼春色、一肚子心事、满嘴礼义廉耻、一腔热忱”“an eyeful of criticism，a skull of experience，a chestful of fun，a heartful of disappointment”等皆为因果聚焦下的产物，由语料我们可发现：相对于空间聚焦，因果聚焦方式的内容物趋向于抽象。实际上，抽象物质的典型特征是无边界的、不可数的，但人们可以通过转喻思维将它感知为有边界的、可数的，而因果聚焦正是起到了这种作用。所以，此类聚焦方式中的内容多为内在精神特质，富于情感色彩。

五、结语

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活动一般都是遵循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由熟悉到陌生等模式进行的（刘志成，2014）。人类是以自身去衡量和认知万物的——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因此，对汉英身体名量词的认知聚焦方式进行研究后，我们发现，汉英身体名量词都存在隐喻性和转喻性的认知聚焦方式，即汉英身体名量词的认知机制是基本一致的。隐喻性认知聚焦方式主要有外聚焦和单聚焦两种，转喻性认知聚焦方式主要表现为部分聚焦和容器聚焦，其中容器聚焦依据转喻的临近性又分为空间聚焦和因果聚焦。对比汉英两种语言，单就身体名量词而言，隐喻和转喻性的认知聚焦方式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且认知主要聚焦在身体部位的外在特征上。隐喻性外聚焦中，英语身体名量词较汉语丰富、灵活；转喻性部分聚焦中则是汉语较英语能产、生动；转喻性容器聚焦方式用法广泛，其因果聚焦颇具情感色彩。

（本文系宁波市重点学科“英语语言文学”、2014年度“外国语言文学”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JDW141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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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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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洁 毛智慧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31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