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雯++汤涌

大女”和“剩女”

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2015年中国人婚恋实况调查报告》：全国34省级行政区的初婚年龄都在27岁左右。

在2007年，剩女被中国教育部列为汉语新词之一，泛指“已经过了社会一般所认为的适婚年龄，但是仍然未结婚的女性，广义上是指27岁或以上的单身女性”。

尽管《现代汉语词典》扛住了收录“剩女”的呼声，认为对女性不够尊重，但在各种媒体上，“剩女”仍然被不加区别地使用，从来没有人对使用这样的词汇表示羞愧或者歉意。

2006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曾这样界定“剩女”的概念，即“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一群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大龄女青年”。

问题在于，并不是这样的人群都如此恨嫁。一批受过教育的女性，年龄大，器量格局也都很大，她们因为追求事事业或者不愿意委屈自己，短期内不想选择婚姻。她们不是小女人，而是自强自立的“大女”。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30-39岁男性中有1195.9万人处于非婚状态，而同年龄女性中只有582万人处于非婚状态，但“剩男”问题主要集中于农村，但“剩女”问题则主要集中于城市。而如果将男性和女性按照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学历分为甲、乙、丙、丁四个档次，按照中国人的婚配习惯，只会女就高男就低，人们倾向于认为“剩下”的甲女不应该如此挑剔。

为了娱乐效果，有的电视剧甚至直接用人妻和大女两个角色的对决来诠释“两条路线的斗争”。电视剧《二胎时代》的主角金灿灿毕业就结婚生女，四年后回到职场，发现主管是当年和自己争夺三好学生失败的同学，根据角色设定她不到27岁，但公司对她的评价是：“没有爱情滋润，内分泌失调，成了灭绝师太！”大女主管对人妻的评价也毫无客气，直指对方“孕傻”：“幸好我没结婚，不然就会像你一样没用，发票都不会贴！”电视剧的消费人群是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群，这些暗示带来的压力终将转移到他们的媳妇和女儿身上。

消费“剩女”是个富有商业价值的事业。《盛女大作战》《十周嫁出去》等讲述大龄女青年求爱历程的娱乐节目、《大女当嫁》《剩者为王》等影视作品都红红火火，在电视剧《咱们结婚吧》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台词：“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没有婚姻，爱情将死无葬身之地。”

在美国社会学家洪理达（Leta Hone Fincher）看来，这是中国媒体反复向“剩女”灌输性别歧视的信息。

在社会学家李银河看来，“剩女”这个词的出现本身就是缘于社会习俗的一种古老的恐慌。她在1980年代看到过一个数据，在中国终身不结婚的人数只占3.8%。这意味着，在中国的习俗里，96%的人必须结婚。而剩女一词的出现正是以“必须结婚”为前提的。

在1950到1970年代的中国，结婚可能是更理性的抉择，在分房时，已婚人士能获得更大的优势，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快递小哥送货上门，北方入冬的蜂窝煤和大白菜都意味着家庭不仅需要体力更好的男人，而且最好多生几个儿子。但时至今日，全世界的趋势都在变化。

“在匈牙利，只有12%的人选择结婚，所以结婚人群反倒是与众不同的。在北欧，单身都占人口的一半了，所以结婚的那一半是剩女呢，还是未婚的一半是剩女呢？所以这个词本身就很糟糕。”李银河对《博客天下》说。

“逼婚”

不仅是匈牙利和北欧，把结婚从“必需”改为“备选”的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全世界的潮流。

2007年，俄罗斯《新消息报》称：“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官员认为，欧洲的婚姻家庭出现了新趋势，初婚年龄平均推迟5岁。”

根据美国城市研究所在2014年出具的一份报告，1960年59%的美国18岁到29岁的成人已经成家，而如今，这一年龄段的结婚率已经降到了20%。同时，该报道预测，将有超过30%的“千禧一代”女性（在美国指1982年之后出生的人群）在40岁时仍然保持单身。

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在2015年年初调查发现，法国人结婚意愿已经降至二战后的最低点。而在日本，适婚女性的未婚率高达70%，30-34岁之间的女性的未婚率则是40%左右。

李银河发现，中国的单身人群也在扩大。1980年代，她在调查中发现，中国大城市的单身、独居家庭是2%，而到了200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12%。但即便如此，“在中国不结婚仍会很显眼”。

2014年春节期间，某著名婚恋网站刊登了一则具有“逼婚”嫌疑的广告。一个年轻姑娘面对年迈的外婆，被反复地问：“结婚了吧？”而后姑娘不堪承受心理重压，告诉自己“我不能再慢慢挑了”。在该婚恋网站婚配成功之后，姑娘走到正处于弥留之际的外婆面前说：“外婆，我结婚啦！”

这个以亲情为绑架的残忍“逼婚”故事生动地描绘了现在很多中国家庭在春节期间的微妙气氛。

BBC在2013年的报道中说：“在中国各地民众纷纷准备团圆过春节之际，对于数以万计的未婚人士来说，这个节日可能是‘忍受多于享受。”2015年2月，5名女青年高举“妈，过年别逼婚”的标语现身上海闹市区，抗议家人和亲友的逼婚行为。

出国或者去外地工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北上广深等发达城市可能是大龄女青年的最好庇护所。

2014年出版的《中国剩女调查》曾这样分析：“阻挡父母催婚的最佳屏障是受访者与父母之间的人身距离。”

离开原生家庭所在区域的大龄青年，和父母的人身关系相对不再密切，因此父母只能借助通讯工具以及零星的团聚机会进行催婚，这并不会造成持续性的心理压迫。但到了春节合家团圆的时刻，父母的催婚意志就会越发强烈。

正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观点“家庭是权力机制实施的最终场所”，长辈们以“年龄、生育、家庭与社会责任”等理由催促女性结婚，已经成为很多女性的困扰。

2016年的春节可能会比往年更加难过，就在刚过去的2015年，中国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这意味着外地靠事业心躲避逼婚的大女，可能会面临着兄弟姐妹（有些人还有）或者表亲们已经生下二胎或者正在怀孕状态，还有中国家庭的经典教材：“别人家的孩子”的结婚生育进度。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有专家提议把中国内地女性的法定婚龄调整为18岁，避免加剧人口老化的趋势。

无独有偶，在美国，女性也曾面临着“被催婚”的困境。美国作家多利·勒瓦克曾在《心慌的岁月》中说：“女性从26岁起就开始不断面临被逼婚的压力，尤其是在感恩节。”

为了帮助逼婚受害者，英国外交部和内政部于2005年联合成立了“逼婚处”（Forced Marriage Unit），而受保护对象主要是2000万左右的亚裔移民。英国内政部部长杰里米·布朗曾经公开表示：“强迫婚姻是一种毁灭形式的虐待，是我们当今社会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但在中国，传统婚恋观依然占据着大一统的地位。

“西方的个人本位就是个人的快乐放在第一位，而中国的家族主义本位就是家庭价值放在第一位。所以不管你个人感受如何，你先传宗接代，这个价值特别被看重。”李银河告诉《博客天下》。

摆动

社会学家Michael C.K 在1977年发表的《The economic of family formation》论文中用实证方法论证过婚龄和城市化的关系，最终得出结论：教育以及生活在大城市对两性结婚年龄都有负向影响，不过其对女性推迟婚姻的影响大于男性。

在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在1980年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上，“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被提出。1980年—在这前后出生的未婚女性是目前大女们的主力人群。

如果说城市化是推迟女性结婚年龄的重要因素，那么在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眼中，“剩女”的困境则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有关联。

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说：“‘剩女困境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有关联。物质财富的增长使女性的独立性增强，但政治承诺的自由、平等并没有‘降生到操作层面，外加传统婚配观与西方价值观对适龄女性的拉扯，三方面综合作用才产生了‘剩女群体。”

现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变迁的时代，而大女们所承担的压力正是不同社会价值观在同一场域内发生冲突的结果。

洪理达在著作《《剩女：性别不平等在中国的复活》（Leftover Women：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中曾判断“剩女”的父母“对于性别角色的认知通常已经过时”。

对家里有哥哥、弟弟又重男轻女的大女家庭，大龄未婚的女儿很可能成为一个可供剥削和搜刮的对象。嫂子、弟媳的加入可能意味着更复杂的多边关系。

最激烈的恩怨解决方式就是“上天涯”，网络论坛上解决婆媳、母女、夫妻的恩怨已经不是新鲜事，一呼百应，舆论往往会站在女性这一边。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逐渐提升、职业空间的不断拓展以及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不断影响，当代女性的个性和自我意识都在这个曾经的男权社会不断苏醒，女性不再依附男性获得生活保障，对于婚姻的紧迫性开始降低、对自我的精神需求开始明显提升。

然而她们对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的怀疑、颠覆与重构，显得阻挠重重，尤其是那些出生在三四线城市最终在大城市生活的女性，价值观的对抗会更为明显。

“她家庭给她的传统的那一套更厉害，逼迫更严格。”李银河分析道。她也认为“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城市，这种冲突也会越厉害，那些焦虑的大龄女青年就会无所适从”。

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4亿。而对于“剩女”困境，李银河预测这将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夹在传统和完全现代化中间的这代人会更加焦虑，在彻底实现现代化和完全个人本位之前，人们会一直受到两种观念的拉锯。”

“如果是遵从传统价值观，她们早就结婚了，而如果真正选择了现代价值观，也就不会焦虑，而痛苦的来源则是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来回摆动。”李银河说。

（曹畅、张弘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