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幻象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境遇

2016-03-01邓远萍郭咔咔

学术交流 2016年3期

关键词：齐泽克幻象意识形态

邓远萍，郭咔咔

(1.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1189；2.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齐泽克幻象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境遇

邓远萍1，郭咔咔2

(1.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1189；2.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摘要]在齐泽克的幻象意识形态视域中，主体经历了从“分裂”到“缝合”的转变过程。首先，实在界维度的主体表明了意识形态的生成条件。在实在界的场域中，“分裂的主体”作为应答而存在，表明了原初主体中的空无和匮乏，从而为意识形态的生成和出场提供了可能。其次，符号界维度的主体表明了意识形态的操控机制。正是基于对实在界创伤的遮蔽，幻象意识形态通过主人能指的回溯性效果，在符号界的场域中，实现了对主体的“崇高缝合”，这其实是主体走向了主体化的过程。最后，意识形态还借助辅助支撑系统，使得主体进一步蜕变。这就是客观化的信仰和自反性的认同，使得幻象的主体化进程最终走向了主体的意识形态性内化，主体最终被意识形态彻底捕获。

[关键词]齐泽克；主体；幻象；意识形态

主体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功能体现和载体，一直是意识形态论的基本论域。阿尔都塞认为，“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了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1]。基于此，主体可以看作“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而在对幻象意识形态的分析中，齐泽克也始终将主体作为核心范畴。其主体分析遵循了这样一条路径：从实在界的、前本体论的“世界之夜”的主体，向日常生活的经验世界的逻各斯主体转移，最终在意识形态的幻象中恢复“理性之光”，实现从“自然人”到“文化人”的替换。因此，通过对幻象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境遇的剖析，我们能够发现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作用过程和辅助系统，从而彰显齐泽克主体批判的理论旨趣。

一、“实在界的应答”：“分裂的主体”与意识形态的生成

前意识形态阶段的主体样态，是意识形态进行主体建构的原因和条件。在齐泽克看来，这就是“分裂的主体”的存在，主体的分裂的历史先于意识形态生成的逻辑，这实际上是齐泽克通过拉康，特别是拉康传统中的实在界(the Real)理论而介入当代资本主义，从而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的结果。

在拉康那里，作为回溯性存在，实在界总体上表明的是前意识形态阶段“自然人”的生存境况。关于实在界的存在层面及其所处位置，齐泽克认为，拉康的思想实际上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20世纪50年代，拉康认为，与符号界(象征界，the Symbolic)相比，实在界处于前符号性的位置，但实在界的硬核不会停留于符号秩序，而总是要回归其界域。与实在界相比，符号界是我们随后进入的，接着推导出想象界(the Imaginary)，因为想象界可以由结构效应——即符号化网络而得出。但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拉康的晚期思想中，实在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以符号网络效果的作用取代了想象界的位置。这就意味着，无论实在界是否在社会现实中真正存在或发生，从它对符号网络发挥作用的效果而言，它都是存在的。

从实在界和符号界的关系来看，实在界只能是一种回溯性存在，是“事后”性建构。根据精神分析理论，个体自诞生后，首先进入的是镜像阶段(6—18个月大)，这个时候即意味着想象界的开端。但随后，经过俄狄浦斯情结，个体与母亲的共存和一体状况受到了“以父之名”的符号秩序的阉割，“生物人”开始“去自然化”，语言能指的出场使得个体接受符号秩序，同时又保留了一些未能被符号化的剩余，这就造成了某种创伤。这种境况的结果就是，“主体丧失了直接现实，以词代物，语言以意义补偿我们，主体成为能指链上的砝码，但是符号永远有空隙和裂缝存在”[2]144，这些裂缝通过无意识的口误、梦等征兆而体现出来。个体的原初创伤属于实在界，因此，实在界是通过符号化过程中的例外、剩余等硬核而揭示出来的。

正是由拉康的实在界思想出发，齐泽克确立了前意识形态的主体内核，这就是分裂的主体(barred subject)。在齐泽克那里，“主体从自然状态进入了社会文化的象征秩序中，开始走上自我分裂与异化的征程”[3]，这一过程就是符号界对实在界的介入。在前意识形态阶段的“分裂的主体”，呈现出两种特性。其一，“分裂的主体”是“所指主体”，在实在界层面，是匮乏的体现。在符号界，以及现实社会中，由于实在界的硬核和创伤的存在，主体的符号化总是无法彻底进行，因为这种不可能性和匮乏，导致主体在符号网络中找不到与其相对应的能指，因此，也就没有完整的意义载体，即不可能是后结构主义主体观所认为的所指的主体(subject of signified)，而只能是拉康意义上的能指的主体(subject of signifier)。所指的主体和能指的主体表明了主体化之前的空位、匮乏，以及主体化过程中的增补结果。其二，以匮乏为内容，主体体现了根本的否定性。齐泽克认为，实在界是作为主体的发源地和“世界之夜”而存在的，而人在这种黑夜和空无中，实际上进入了主体的“零度状态”，从而在实在界的深渊中，主体呈现出“内在的疯狂”。正是由于实在界造就的空无和匮乏，主体的符号化过程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同时，实在界的不可能性也表明，作为能指的主体只能是绝对否定性的主体，它是在与实在界同构的意义上呈现出对于现实和符号界的根本否定性。每一次对主体命名，都会得到一个失败的结果，从否定走向不断的否定，“主体就是象征化失败的产物”[4]。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拉康的“分裂的主体”，不过是主体的实在界与符号界二象性的说明，是典型的“视差主体”：“视差由两个互不兼容的视角构成……透过第一个视角我们无法看到的事物，构成了空白，第二个视角填补了这个空白”[5]。视差表明的是一个视角下平行结构的出现——它既是符号化网络包裹实在界的空无，也是实在界被符号界排空的剩余和硬核。这种“视差”能够揭示出主体化之前的主体身份问题，即主体分裂的本质。齐泽克对这一能指主体和“分裂的主体”之身份的命名就是，主体是问题式主体，更重要的是，这种主体是一种回答，即实在界的应答。在齐泽克看来，当主体开始接受符号化网络的阉割时，他便受到意识形态的询唤(interpellation)，面对“大他者”(Other)的问题：“汝何所欲(Che vuoi)？”主体不可能对此进行回答，因为“大他者”的提问的根本目的，不是寻找答案，而是实现提问这种行为。提问行为本身，就是以质询的方式侵入主体的隐私，实现对他的盘问，暴露他的无能，割裂和羞辱被提问者，使其歇斯底里化。这就是齐泽克所说的“提问的淫秽性”。而对此提问进行回答的只能是实在界，实在界的应答即实在界接受符号秩序的剥离和阉割，从而留下不可能性的空隙，这就是(分裂的)主体。

作为实在界的应答，主体在符号网络中总是保留了实在界的创伤，而这种创伤最终指向了死亡驱力(death drive)。因此，主体有不断回归死亡的冲动。面对主体根本性的匮乏，弥补这种创伤，进而对“分裂的主体”进行整合，就成为意识形态的任务。意识形态的根本作用，就在于遮蔽这种创伤和不可能性的空场，使得非意识形态的主体概念过渡到意识形态性的主体化概念。尽管，由于实在界的存在，意识形态不可能完全屏蔽“大他者”的匮乏，但却提供了逃避创伤的出口。从实在界主体到符号界主体，亦即从“分裂的主体”到“缝合的主体”，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意味着主体放弃了自己的“一磅肉”，在主体化的进程中从符号界找寻到了自己的位置，从而沦为客体。

二、“主人能指”的建构：幻象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崇高缝合”

在符号界层面，主体是以主体化的形式显现为意识形态性的“缝合的主体”，这不过是符号界面对“实在界应答”的再次应答。在齐泽克看来，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采用了幻象的方式，从而作用于主体的行为，实现幻象的缝合效果。因此，“缝合的主体”的建构一方面首先在于幻象的性质和功能，另一方面还在于幻象的内在操纵机制和“缝合”过程。

正是幻象本身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它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形式。就意识形态的功能学层面来看，幻象的功能体现在：

其一，幻象作为一种符号界的应答，具有遮蔽功能。作为符号界的应答，幻象并不是在“问题和对话”中出现，而是一种应对“实在界的应答”的方式。实在界的应答表明了“大他者”的匮乏，必须对主体进行隐瞒和屏蔽，这就需要符号界应对。因此，主体被符号界所作的规训和整合，以及意识形态的生成，首要的是消除“大他者”的不一致性，给主体提供一个透视现实世界的框架，“我们透过这个框架体验世界，并把世界体验为具有一致性和意义的事物”[6]150，从而造就一种“体验”的完满性。

其二，幻象具有塑造社会现实的功能。在齐泽克看来，当幻象屏蔽“大他者”的不一致性后，幻象就为主体提供了从深层创伤逃离的出口，这就是社会现实。由于实在和现实的分野，幻象的功能并不是让主体逃离现实，而是以无意识的方式提供了社会现实从而遮蔽创伤。现实背后是由幻象所支撑的，这就是意识形态物质化的作用，在此意义上，作为幻象的意识形态直接就是社会存在。

其三，幻象通过对主体欲望的不断延宕来发挥“欲望的脚本”的功能。幻象不仅为主体提供了现实，而且在社会现实中教会了主体“如何去欲望”。通过制造和引导主体的欲望，从而避免“大他者”的欲望，实现对实在界和死亡驱力的防御。“在幻象——场景中，不是实现欲望、‘满足’欲望，而是建构欲望——我们通过幻象学着‘如何去欲望’”[6]144。这种幻象建构的欲望遵循的是拉康式的换喻(转喻)规则：主体的欲望在幻象中从一个欲望导向另一个欲望，从而造就了根本性的欲望的不可能。

正是由于幻象的上述作用，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新形式通过幻象来凸显，就不足为奇了。既然如此，幻象又是如何发挥作用进而整合和建构主体的呢？在齐泽克看来，“缝合的主体”的生成涉及幻象意识形态的缝合点(quilting point)、主人能指与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的关系。通过找寻缝合点的点位确立主人能指，而主人能指的最终缝合，则是依托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从而占据原质和创伤的空位来实现的。

第一，幻象意识形态的缝合机制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和出发点，是要确立缝合点的位置。在齐泽克看来，缝合点是对主体的符号化和意识形态建构的首要点位。主体一旦进入先验的符号界和幻象现实中，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众多的符指链，主体周围散布着各种“漂浮的能指”，这些自由的能指在符号场域随意滑动，不断对主体发挥影响。在齐泽克看来，防止漂浮的能指自由滑动，从而表达出意义，依赖于缝合点的作用：“把众多漂浮的能指、原意识形态因素‘缝合’在一起，阻止它们滑动，把它们的意义固定下来”[6]107。那么，缝合点是如何界定的呢？这就涉及主人能指。主人能指是占据了缝合点位置的能指。每一个具体的能指，和符指等价链的其他能指一样，处于共时的关系。而当一个能指以回溯的方式决定整个等价链的意义时，其实际上就发挥了主人能指的效果。这就意味着，主人能指是一种效果能指。正如拉康对语词的意义分析一样，每一个句子的表达，总是由最后的一个单词的出场而回溯性地决定了整个句子的意义，“句子只能通过它最后一个词才完成它的意义。每个词都为其他词的结构所预设，并且相反地由其追溯作用而规定了它们的意义”[7]。因此，主人能指的首要特点，就是其回溯性地缝合其他意识形态元素。

第二，在幻象意识形态的缝合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乃是主人能指的“刚性指示符”特性。在齐泽克看来，主人能指处于所指的空位，即没有所指的能指，是一个纯粹的概念空场。这就意味着主人能指的意义并不由其所指来决定，而是符号界的空位。为了进行说明，齐泽克利用了反描述主义的方法。在描述主义看来，能指和所指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指改变时，能指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在反描述主义看来，这种一一对应，只发生在“原初命名”阶段，经此之后，即使描述对象的内涵和所指发生变化，能指(名称)依然就原来的客体进行指涉，起到了“刚性指示符”的作用。这种“刚性指示符”的作用就在于，主人能指确保了能指链的一致性，各种所指通过主人能指将自身识别出来，各种具体能指的意义得到了解释。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其实都是在对主人能指进行争夺，以确立其合法性身份。因此，作为一个空能指和符号界的剩余，主人能指的“刚性”实际上具有实在界的不可能性的内核的维度，主人能指占据的空位实际上正是符号界的内在匮乏点。

第三，幻象意识形态缝合主体的最终保证，就是通过“崇高客体”确立主人能指的外部支撑。就符号界和“大他者”的领域来说，主人能指是主体缝合的主要形式；而就意识形态进程来说，缝合的完成还需要意识形态建构的“崇高客体”来最终支撑。具体来讲，崇高客体的属性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属性，是崇高客体的位置。在齐泽克看来，主人能指的“刚性”所显示的对实在界内核的占据，实际上也表明，只有上升到原质的地位，才有可能实现意识形态对主体的最后缝合。崇高客体的第一个属性就在于，它指的是“被抬到(不可能的——实在界的)原质层面的客体”[6]258。幻象意识形态的缝合既然要面对实在界的创伤，只能制造实在界的客体进行修补和掩饰。因此，崇高客体直接占据了实在界的不可能性的地位，并在意识形态中与主人能指叠合，从而发挥了主人能指的作用。

正是由于其位置属性，崇高客体能够为主体的欲望提供选择，这就是它的第二种属性。崇高客体的欲望属性在于，“它其实并不是主体欲望的一种实际存在的客体，而只是制造主体欲望的幻觉性的定在”[8]，它其实在欲望公式中起到了对象a(object petit a)的作用，是主体欲望的客体——原因。崇高客体通过它的实在界属性，作用于主体的欲望，来避免主体直面根本性欲望的深渊，从而不断地延迟了死亡驱力的追逐。

崇高客体的第三个属性在于占据了原质和欲望点位的崇高客体必须与主体保持距离。就幻象意识形态来说，主体与崇高客体不能过于接近，崇高客体“如果过于接近，它就会丧失它的崇高特性，成为平常的庸俗客体”[9]，这样，幻象意识形态也就荡然无存。崇高客体作为引起主体欲望不断生成的客体，使主体欲望的实现永远停留在下一个欲望的满足之中。因此，崇高客体体现了意识形态的移情功能：通过不断的欲望幻象的转换，来遮蔽根本性空隙。这样一来，主体的最终境况就是“成为其本身”的不可能，“他从不能完全地实现自身，他只能作为同物所保持的一段空无的距离而外持(ex-sist)着”[10]234。因此，借助于崇高客体的原质维度、欲望维度和移情维度，我们可知，正是通过崇高客体的作用，幻象最终遮蔽了“大他者”中的空无，牵引着主体的欲望，使得主体进入整个符号界的意识形态领域。

综上可见，幻象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所造就的“缝合的主体”的结果表明，原本分裂的主体以主体自反性的异己性——主体化而完成，通过主体化，意识形态找到了躲避主体内在的匮乏和空无的路径。在意识形态的运作下，我们可以看出，“主体化最终是一种对主体的防御机制”[10]242。正是据此，齐泽克认为，这就是主体从“精神”走向“头盖骨”的“颅相学”路径。然而，缝合主体的生成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效果和操控进程的结束，幻象的缝合作用并不局限于在符号网络的场域中对主体发挥外部的影响，即不仅仅完成意识形态对主体的缝合，更重要的是主体本身对意识形态的内化。在齐泽克看来，主体的内化构成了幻象意识形态的辅助支撑，而认同和信仰是其主要方式。

三、主体的认同与信仰：幻象意识形态的辅助支撑与内化逻辑

在齐泽克那里，如果说幻象意识形态的主体缝合作用是符号网络自身的功能并体现了主体的受动性的话，那么主体对意识形态的认同与信仰则体现了主体自身的能动性。前者表明的是意识形态的外在—内在化路径，而后者则遵循了相反的路径，即意识形态的内在—外在化路径。正是这种双重的路径确保了“缝合主体”在符号界的稳定性。

(一)主体对意识形态的信仰通过信仰的客观化来完成

在齐泽克看来，幻象意识形态背后的支撑机制，就是信仰。在他看来，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犬儒主义和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其之所以能够运作，都离不开信仰机制对幻象的支撑。在幻象意识形态中，信仰具备两个特点，即外在性与客观性。

就外在性来说，信仰是以外在行为起作用的。齐泽克对此进行了举例，比如拉萨街头藏民，通过转经筒，转动事先放在其中的经文，从而完成祈祷。在齐泽克看来，这就是典型的外在性的信仰，无论我内心怎么想，我信或者不信，客观性的行为表明我已经信了。在社会现实中，律令也是如此。齐泽克认为，法律的权威和意识形态性就在于，人们必须服从其外在性，不管人们的内心如何，在外在性上人们是绝对信仰的，这其实就保证了律令的意识形态性。

信仰机制的另一个特点是客观性。客观性与外在性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信仰的客观性意味着它与主体的信念或认同没有关系。比如，人们参加宗教皈依仪式或从事礼仪仪式等，信仰的作用就在于这种活动和仪式的客观性，而不顾及主观的感受。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实就是一种客观化的信仰，人们进入学校、公会、教堂等，也就进入了意识形态的符号化网络中，主体的这种外在的服从和遵守就是意识形态得以运作的保障。因为，在齐泽克看来，“唯一真实的‘服从’只能是‘外在’的服从，处于信念的服从不是真正的服从，因为这样的服从已经经过了我们的主体性的‘调停’”[6]35。

信仰的外在性和客观性表明，主体对意识形态的反应呈现出内在-外在化的特点。信仰本身不是认识层面的，而是行为和实践的层面，信仰不依靠主体的内在思维。这就意味着，信仰得以支撑幻象的时候，信仰本身呈现出无意识的形式，信仰的作用机制就类似于精神分析中的“超我”，它的位置永远高于主体自我的位置。投身于意识形态之中，信仰就已经以无意识的方式发挥功能：“我们就已经相信了什么，但又对此一无所知；我们的信仰已经物化在外在的仪式之中”[6]43。信仰的客观性和外在性的终极场域，就是社会现实，因为各种行为和实践、仪式和活动都是社会现实的内在组成，由此我们从信仰的外在性和客观性滑向了现实本身。主体最大的信仰，莫过于对现实本身的外在性和客观性的信仰，即“现实主义”的信念。而在齐泽克看来，这恰恰是幻象，这种现实不过是“幻象现实”罢了。

(二)主体对意识形态的认同通过认同的自反来实现

就幻象意识形态的认同形式来看，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同模式，即误认和非认同。这两种认同模式呈现了意识形态在认同层面的悖论：主体以其无意识的误认和有意识的非认同来抵抗意识形态，最终的结果恰恰被意识形态俘获，从而完成对意识形态的根本性认同。

误认是主体应对幻象意识形态的首要形式。实际上，在齐泽克看来，误认构成了主体的生存境遇，因为误认的结构先于主体存在的结构，符号秩序先于人的诞生。从主体的镜像阶段开始，就已经表明了误认的机制：“我”在镜子中显现，而这不过是符号化的结果，“小他者”(other)作用于“我”的形象。正是在误认的基础上，主体完成了镜像认同，从而建构了理想自我(ideal ego)。随着符号秩序的介入，主体从想象界的理想自我到符号界的自我理想(ego-ideal)的过渡，在意识形态的询唤中取得“大他者”的认同，这就是符号性认同。符号性认同的关键在于“大他者”幻化的“超我”机制的建立，通过“超我”完成主体对意识形态的自我臣服和规训。因此，这就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询唤理论的认同机制，通过误认，主体完成了主体化。在符号性认同的过程中，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符号性认同是个体对一个位置的无意识认同，即占据了这一位置的视角，化身于位置本身，变成了能指链的一环”[2]110。这就意味着误认的无意识维度。此外，在认同的层面上来看待信仰，我们会发现，主体的信仰其实也属于误认的层面。因此，误认成为当代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模式。

非认同成为意识形态认同的又一方式。就意识形态的误认机制来说，鉴于主体的认同并不存在于“知”的层面，因此，无论是镜像阶段的误认还是符号化的认同，都是以主体的“非知”而进行的认同，这就意味着还存在另一方意识形态未能掌控的机制，即意识层面的非认同。在齐泽克看来，根本不存在非认同，所有的“抵抗都是投降”，在现代社会中，“对权力所作的各种反抗都是由它们反对的那个矩阵产生的”[11]，这表明，非认同构成了意识形态误认机制的重要增补。就非认同而言，这种与意识形态的认同的矛盾，最初出现于意识形态询唤失败的地方。在齐泽克看来，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保证的阿尔都塞的“询唤”，实际上并不总是成功的，而幻象的出场实际上正是为了应对询唤失败的可能，从而将意识形态的非认同作为意识形态询唤的增补维度。“恰恰通过构造一个虚假的非认同的空间，一个离那些主体的社会存在的有效对应物有虚假距离的空间，意识形态才是有效的”[12]。齐泽克以“萨德是康德的真理”[6]96进行了说明。对于道德意识形态来说，作为道德的康德的作用，恰恰是通过不道德的萨德的维度发挥功能的。在康德失效的地方，便有了萨德的填补。同样，对于律法来说也是如此。公法实际上就是实在界的不可能性，其强制性的惩罚使得主体不能僭越；而在公法之外，还有“超我”律法起到了对公法的阴暗补充。任何对公法的擅闯和不认同，恰恰受到了超我律令的调节和支配。总之，各种形式的抵抗和非认同，反而在根本性的层面上符合了幻象意识形态的需要，主体这种表面上的“认同的自反”恰恰被意识形态秩序所俘获。

因此，作为主体应对幻象意识形态的两种主要形式，信仰和认同的机制表明，在符号化过程中，主体的任何抵抗都会落入意识形态的预设里，无意识维度的凸显使得幻象意识形态最终完成了对主体的彻底符号化。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辅助支撑体系中，传统“知性”意识形态的淡出，和意识形态的仪式、律法实践效果的显现，使得“后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不再与价值判断相联系”[13]，从而由传统意识形态走向“后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在齐泽克的幻象意识形态论中，主体遵循着从“分裂”到“缝合”的符号化过程。“分裂的主体”表明，在意识形态的主体建构意义上，正是由于回溯性的实在界的显现及原初“分裂”，才为意识形态对“大他者”中的匮乏和创伤的填补提供了可能。“缝合的主体”则表明，在幻象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意义上，意识形态主要作用于缝合点，依靠“主人能指”来建构“崇高客体”，从而得以完成。这样，符号秩序就获得了暂时的形式一致性。而主体在意识形态的缝合中，无论其对意识形态询唤采取何种方式，其信仰方式和认同行为最终都难以抵抗幻象意识形态的作用，从而被符号网络所俘获。至此，作为符号化的主体的确立，表明了主体一步步被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体系所吸纳，不断从生物性转向符号性，从自然性转向文化性。这也彰显了当代资本主义“后意识形态”境况下意识形态新的作用机制、功能和强大效力。正是这种主体本身的变迁机制和路径，能够使我们管窥当代资本主义中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的阻隔所造成的精神危机，以及后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从而彰显了齐泽克主体批判理论的积极意义。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齐泽克的主体分析过于强调文化和心理的维度，而无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层面的“现实的人”的见解，致使齐泽克在意识形态观上坚持精神分析和文化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因而远离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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