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凡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电视剧《红高粱》的传播学解读

黎凡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莫言作为当前我国的著名作家，其代表作《红高粱》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而最近国产电视剧《红高粱》的热播又重新掀起了一股“莫言热”。本文试图借用传播学视角，通过受众使用与满足理论、符号及意象的替代理论对该剧的流行作原因分析，对剧中所折射出的自由茁壮的红高粱精神作出解读，并结合产业化背景粗略思考国产同类型电视剧的不足。

关键词：红高粱；使用与满足；符号与意象；

在莫言小说《红高粱》的传播经典化过程中，张艺谋于1987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对原著《红高粱》来说，其效能不可小觑。具体来说，电影《红高粱》一方面使莫言及其小说《红高粱》被中国广大观众知晓，提升了作家作品的社会知名度，为其小说的经典化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这又使莫言及其小说《红高粱》走出了国门，赢得了世界关注，莫言正是凭借电影《红高粱》，引起了西方文学界的关注，其人其文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这为《红高粱》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石。[1]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是引发了莫言作品追捧的热潮。其代表作红高粱被张艺谋导演改编为电影后于近日又被改编为电视剧。该剧开播前便备受瞩目，播出后更是好评如潮，在电视屏幕上掀起一阵红色旋风，北京、山东两家卫视收视分别取得了1.15和1.09的收视成绩，而山东卫视全国网同时破一，实现首日双网破一，与此同时，在网络上也引起了热议，微博关键词山东卫视红高粱搜索量四千多万，进入热门话题总榜前五位，电视排行榜第一位，也成了微信朋友圈里大家热议的话题。电视剧《红高粱》在与国内一些热播电视剧和在美剧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取得了优异收视成绩实在难能可贵，本文除对其进行一些传播学解读外，还拟就国产电视剧的现状和发展问题从文化产业角度作一些思考。

1 受众使用与满足

1.1 鲜明的人物特色及性格，对受众故事性追求的满足

电视剧开头，就以一个打更着在城中巡逻喊着“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平安……”话音未落额头上就被滴到了挂在城楼上的尸体的鲜血，奠定了高密城之“乱”的整体基调，吊足了观众胃口，而后面出现的小说开头以“我”为第一人称的倒叙，说“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介绍人物，也让观众伴随着口述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战火纷飞却又激情燃烧的年代。

该剧对人物的描写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注重人物的原生态个性，从而让观众体会民间特有的文化。这一原生态个性很多通过“性的冲动与占有”进行表现。周迅饰演的九儿是20世纪初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的东北乡破落地主家19岁的女儿，她有着如花的容貌和火一样的性格，被贪财的父亲卖给了得麻风病的酒坊主儿子单扁郎，东北乡的杠子头于占鳌喜欢九儿，错手杀了单家父子，在高粱地里霸占了九儿，和九儿开始了一段不为世人接受的爱情，并有了两个孩子，九儿在经历了种种难言的苦难后也在单家酿酒师傅罗汉的帮助下，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干练的高粱酒坊女掌柜。于占鳌则组成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旋于土匪和政府之间，而在日军到来之际，为了民族大义，于占鳌和各方势力停止内斗，共同抗日，九儿最终将日寇引入高粱地，引爆了酒坊，与敌人同归于尽。那是一个封建保守，女性意识受到抑制的年代，九儿这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在那个年代确实能称上一个了不起的奇女子。戴九莲和余占鳌是《红高粱》中两个具有红高粱精神的典型，虽身处乱世，但面对战火纷飞、日寇侵袭的危难关头，两人却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出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对苦难现实的抗争，捍卫家园与爱情，彰显生命的强度，是有着红高粱血统的鲜活英雄形象。作者在描写了“我爷爷”与“我奶奶”肉欲与心灵的双重结合以及对传统的挑战的同时，也描写了其在民族大义面前，敢于用个人力量为民族进行斗争的精神，同时也表现了“我奶奶”在人生遇到阻碍时拿得起、放得下的良好品德。总之，她用行动来表达了对民族的热爱，彰显了自由茁壮的生命状态下的个人魅力。而“我爷爷”也是一个善良、忠诚、有责任心的具有光彩照人形象的人物[2]。

1.2 对当下男性观众婚恋情爱心理的满足

在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门当户对和条件般配仍然在婚姻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导致很多人在伴侣的选择上追求看上去般配的伴侣。剧中戴九莲作为父亲戴老三的“商品”卖给麻风病公子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牺牲品，她与于占鳌的相识出自偶然，从心理排斥到身体接受再到生命的交织相融，从高粱地里的另类婚外情苟合到独自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都让观众感受到虽被封建传统束缚，但依旧美好、真实的气质。而于占鳌作为一个杀人的土匪，却在当时的背景下敢于为自己抗争，是最圣洁也最龌龊的农民心态的反映。让一些男性观众在观剧过程中感受到作品内容外折射出的血性男儿特质和敢于追求爱情的勇气。

1.3 对当下女性观众独立自主心理的满足

电视剧中，周迅饰演的戴九莲所处时代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是一个有着浓厚重男轻女烙印的时代。戴九莲的父亲戴老三是一个吃喝毒赌样样都沾的市井小人形象，为了钱粮竟然卖掉了戴九莲的母亲去青楼，后来又卖掉了祖宅换赌博的钱，并多次动着卖掉女儿戴九莲的念头，想法设法让其与大户人家的儿子麻风病人成亲，全然不顾女儿的安危和幸福，但其在泯灭的良知中却对儿子保持着一丝丝亲情，时刻体现着浓重的封建残余思想。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目睹母亲自杀，无家可归的戴九莲迅速成熟起来，学会依靠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当上了肖家的二少奶奶，与蛮不讲理的二位叔叔和刁难自己的大少奶奶，斗智斗勇，成功坐稳了单家二少奶奶的位置，并自己带大了两个孩子，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彰显了女性独立自主积极向上的魅力，有助于促进广大女性观众女权主义觉醒。尤其在当下，依旧以男权主导的商业社会政治与情色仍然是茶余饭后最惬意的消遣品，这种独立自主抗争式的女权主义觉醒充满着正能量。

1.4 对观众抗日情怀的满足

抗日电视剧的流行，与当下的国际形势不无关系，尤其在近几年主流媒体新闻报导中，中日关系一度出现紧张态势，《亮剑》《苍狼》《红色》等电视剧和电影的播出也源于此背景。虽然身处和平年代，但观众在观看过程中通过对剧中人物的情感投射，满足了爱国情怀，增加了爱国之情。作品中折射出一种特殊的红高粱精神，而这种精神最大的特征就是红高粱式的自由茁壮成长，鲜活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一壮美的地理背景下，交织着纯真和浪漫，表现着爱恨和悲壮，更表现为对原始生命力量的热爱与崇拜，彰显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生命状态。电视剧《红高粱》中鲜明的人物形象，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时代背景都很容易让观众移情于剧情之中，感受那个战火纷飞却又敢爱敢恨的世界，满足视觉和听觉享受。

2 符号意象互动

荣格说：“每个意象中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意象要做到以“象”传“意”，就必然要以符号形式表现出来，意象的产生过程中，创作者受到客观物象刺激后，在头脑中形成感象，然后通过思维将这一物化过程传达出去，继而成为可感的“象”，即用某种介质将脑中的意象记录下来。记录和表达意象的符号，就叫意象符号，这个过程就是从物象到感象再到意象符号的生产过程。红高粱剧中战火纷飞，土匪横行的高密，民间小工业作坊勤劳人民的维持生计，这些意象并不只是对当时客观事物外在形态的描述，而是指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日寇侵袭前的中国，帝制被废除不久，延续了几千年的机制体系断裂，而封建残余尚留，体现在剧中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而高密这个北方县城只是当时社会集体形象的一个缩影，显得如此没落萧条。而有大片高粱地的高密又具备一些得天独厚的原始意象。原始意象又称“原型”,承载着种族记忆或集体无意识。莫言的成功就在于他找到了积淀着民族祖先生命经验的原型或原始意象——红高粱/高粱酒，这是莫言与祖先的精神联系，红高粱这个意象就是自然生命的象征，是生命之火，是欲的燃烧，也有生殖崇拜之意。高粱酒，即酒神精神的象征，是诗一般沉醉、升腾、勃发的意志生命本体的象征。[3]这些生命特征与原始意象的结合，深深地融入了电视剧的脉络框架中，展现了包括酒坊工人在内的劳苦大众的生命状态，与其他同类型的电视剧相比，彰显了红高粱这部剧独特的生命力。

3 意思与意义

国产电视剧如何“走出去”一直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问题，归根到底“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核心价值的传播以及艺术上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跨文化传播目标。在当下抗战神剧、宫廷剧、穿越剧大行其道，充斥荧屏之际，电视剧红高粱的艺术价值内涵却给了我们一些全新的视听情感体验。宫廷类古装剧的类型大多表现权力和情感异化，勾心斗角大肆渲染人物的扭曲和阴暗，穿越剧很多也是逻辑混乱，剧情夸张，而大多抗战题材类的电视剧的模式给观众的感觉是正义与邪恶力量的强烈对比，进而塑造出一个近乎完美的爱国英雄的思维定势，剧中的一些“手撕鬼子”之类的特效以及对鬼子智商上的压制也往往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在《红高粱》中，这群人物是充满个性的，是贴有浓厚红高粱标签式的英雄，有着鲜活生命和人性共识，带有深深的成长于这片齐鲁大地的烙印，主角余占鳌是一个集正义感和野蛮原始为一体的热血男儿，敢作敢当，为了民族大义毅然而然走上了抗日之路。“他一辈子都没有弄清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虽然他在战争的巨轮上飞速旋转着，虽然他人性的光芒总是冲破冰冷的铁甲放射出来。但事实上，他的人生即使是能在某一瞬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这光芒也是寒冷的、弯曲的，掺杂着某种深刻的兽性因素。”[4]

虽然剧中倡导的是爱国主旋律，并且该剧对比当下同类型的抗战剧有着独特的优势和鲜明特色，但在剧中一些宣扬主流意识形态的痕迹过重，过于追求意义先行。比如，《红高粱》这部剧就是献礼抗战胜利70周年而拍摄的，在剧中，意义先行必然导致人为地创造意义，有些情节表演痕迹过重，属于为宣传爱国情感而进行的刻意表演，如在剧尾朱豪三县长深陷鬼子包围中，如此紧急的情形下，特写镜头下的朱县长字正腔圆犹如朗诵一般喊出了“让我留下来牵制敌人”，并对日本兵队长进行了一番教育式宣讲，情感上让受众有一种主观上的排斥。再比如，结尾戴九莲将鬼子引入高粱地的镜头，日本兵在高粱地中缓慢跟随着戴九莲，不迅速抓捕还被引入事先设计好的陷阱中，最后被炸飞与戴九莲同归于尽，显得不那么符合逻辑。在同类型的抗战剧中，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各种不可能做到的打鬼子镜头，以及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人物关系宣讲式的教育演说，都让这些观赏性大打折扣，今后如何在国产电视剧身上增加艺术创新，使情节更加紧凑，逻辑更加清晰，人物关系更加复杂，弱化表演痕迹，先有意思再有意义，改变策略，进行“隐性宣传”，打造核心竞争力，让观众真正做到从视听上的享受转到情感上的接收，既接受作品又受到正确的意识形态引导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宗刚,余琼．从边缘走向中心——莫言小说《红高粱》经典化的历史探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3)．

[2]曾心怡．莫言的《红高粱》解读[J]．青年文学家,2013(34)．

[3]邓芳．从生命意识到酒神精神---论红高粱家族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11)．

[4]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黎凡（1989-），男，汉族，皖江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艺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