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

随着陆铿的辞世，有人慨然评论道：陆铿一死，“报人”一词，在中国就成绝响了

著名报人陆铿（字大声，19190—2008），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出生于云南保山的一个世家大族，因为对新闻事业的热爱，还不到20岁就成为《仰光日报》的特约记者。后来他在萧乾的建议下，进入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班深造，1940年毕业后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是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1944年冬，他作为战地记者远赴欧洲，先后采访了纳粹元帅戈林、北洋总理陆徵祥等著名人物。二战结束后，他回到南京担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

抗战之前，中国的进口商品百分之八十由外国洋行控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权贵横行、腐败成风。由于外国洋行衰落失势，进口物品大都掌握在“四大家族”的手中，如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建业公司、宋美龄的大弟宋子良开设的孚中实业公司。这些人长期居住在美国，与美国厂商达成默契，战后成为这些厂家在中国的代理商，独资抢占中国的商业阵地，大量进口奢侈品，利用官价与黑市价之间的巨大差额，大量套取外汇，赢得巨额私利。当时为了解决通货膨胀而开放黄金市场，不但无效，反而导致疯抢黄金，加剧通货膨胀的飞速上涨，让当年国民政府外汇存底从九亿多美元锐减到一亿多美元。知名学者傅斯年曾撰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引发广泛反响。对此，蒋介石下令财政部和经济部联合彻查案情，但调查结果却迟迟不予公布。直到1947年7月29日，身为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的陆铿在他所供职的南京《中央日报》上披露调查结果，才又石破天惊，掀起了另一轮揭腐巨浪。

据陆铿回忆，对这一事件，当年国民参政会在南京开会时，参政员曾纷纷追问该案调查结果，财政部长俞鸿钧却支支吾吾、闪烁其词，表示要请示最高当局才能公布，结果引起参政会一片反感。当时在旁采访的陆铿对此也强烈不满，后来便嘱托同事透过特殊管道从经济部官员那里秘密取得了调查报告。由于当时没有复印机，陆铿就分发给多名记者分头抄写，作为新闻发排。文中指出宋家的孚中公司与孔家的扬子公司，于1946年3月到11月之间，藉政治特权向中央银行结汇三亿余美元，而当时的外汇存底仅有五亿美元。他们并且违反进出口条例，大量进口奢侈品，牟取私利。消息一经刊出，舆论大哗，群情沸腾。有人甚至要求蒋介石应该以唐玄宗舍弃杨玉环为榜样，处死宋美龄以谢天下。

据陆铿所知，宋美龄当时人就在上海，是从英文报刊上看到了这篇报道，不禁恼羞成怒，当即打电话给蒋介石，用上海话骂“阿屎臭！”，意即丢人现眼了，被自家人的报纸给攻击了！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在官邸召开会议。他问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什么会把调查报告泄露给记者，并指示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和中央日报社社长陶希圣彻底追查消息来源。那天下午，俞鸿钧派机要秘书黄苗子（即后来的著名漫画家）到中央日报社来找陆铿，但没有任何收获。在此之前，李惟果也在电话中向陆铿询问消息来源，陆回答说：“……新闻记者有保守消息来源秘密的义务。” 当天夜里，《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找陆铿谈话，仍然一无所得。陶甚至警告说：“人，只有一个脑袋，没有两个脑袋！”陆铿则强硬回答：“我知道人只有一个脑袋，但是这个脑袋是可以不要的！”无奈之下，7月31日的《中央日报》以“孚中扬子等公司结购外汇之实数”为题发表文章称：“本报记载各该公司结购外汇之数目，有数处漏列小数点，以致各报转载时，亦将小数点漏列。” 一起涉及三亿多美元的贪腐大案，经过陶希圣处理，便成了只有300多万美元小事。

这件事之后，陆铿一直有坐牢的准备。8月上旬的一个早上，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来到他家，陆铿以为要送自己入狱，没想到却被带到蒋介石官邸。见面之后，蒋介石还是追问他消息的来源，陆没有直接回答蒋的问话，而是慷慨陈词，痛陈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在经济面临重大危机，通货膨胀极为严重的情况下，政府高官不管百姓死活，只顾大量敛财，实在是死有余辜。他说在前线采访时，前方的战士连喝水的水壶都没有，后方的豪门权贵却夜夜笙歌，穷奢极欲。他还顺便给蒋介石戴了一顶高帽子，“我为什么要用党的机关报来揭发要员的丑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国民党不同流合污，蒋总裁大公无私，因为他们都是你的亲戚嘛！”最后还表示愿意接受处分。没想到蒋介石却站起来说：“我什么人也不处分，我是什么人也不处分！”一场危机就此急转直下，逢凶化吉。陆铿事后认为，此事之所以不了了之，一方面因为引发了国际舆论的瞩目，蒋介石不好动手，只有谨慎处理;二是因为蒋先前怀疑陆铿牵涉党派纷争，与他见面后，才排除了这方面的怀疑。

陆铿所引发的另一场文字风波，发生在蒋家王朝风雨飘摇、行将崩溃的1949年。据台湾著名政论家、《北洋军阀史话》作者丁中江（19170—2004年）回忆，民国三十八（1949）年春，陆铿与丁中江、沈宗琳（后任中央社总编辑）、漆敬尧等人在广州创办《天地新闻日报》。当此之际，解放军已饮马长江，南京国民政府仓皇“迁都”广州。这张报纸不仅言论犀利，揭露真相，甚至还准确预测出解放军渡江地点，结果被“国府”当局以“通匪”之嫌，将社长陆铿和总编辑董品祯扣押入监狱，报纸也被查封。当时，于右任是这家报社的名誉董事长。1948年，于右任竞选国民政府副总统时，陆铿还当过他的竞选发言人，在讲台上与竞选对手李宗仁的发言人程思远对垒，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此时，于右任刚随南京政府迁来广州，听到陆铿被捕的消息后，大为震怒。后来还是他与阎锡山同时出面，为案情转圜斡旋。两个月后，陆铿与董品祯被保释，陆铿还当上了阎锡山内阁的新闻发言人。陆铿出狱之日，于右任甚至不顾众人的劝阻，要亲自去监狱门外接他，后来因为座驾坏了，才告作罢。当晚，于右任邀请这家报馆员工到一家小馆共餐。于老兴致勃勃，还为陆铿一行讲述他当年在上海办《民吁报》而坐牢的经过。这两个月的监狱生活使得陆铿有了“坐过国民党的牢”的政治资历。半年后的1949年12月9日，正值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之际，陆铿却乘飞机飞抵昆明来接他妻子去香港。在当时政权鼎革、江山易手的情况下，由于陆铿与阎锡山“内阁”的密切关系，新政权便以陆铿曾“代表阎锡山接管云南”为由，将其逮捕。此后，陆铿在牢房中共计度过了22年的光阴，直到1975年中共全部释放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在押人员，陆铿才再获自由。

作为记者，陆铿认为，新闻记者最重求真，讲真话才是记者之价值所在。1982年，平素多病、已经步履蹒跚的蒋经国表示要竞选连任总统，陆铿则公开发表文章说蒋经国身体不好，不适合连任，结果引发蒋经国不满。台湾的情治机关将其列为“中华民国政府不欢迎的人”，直至1990年，才将这条禁令解除。所以，随着八年前陆铿的辞世，有人慨然评论道：陆铿一死，“报人”一词，在中国就成绝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