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巍 吴思

当前的国际经济状况用“脆弱”一词来形容比较恰当。尽管世界经济出现了回暖的势头，但仍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并不一定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如果中国经济转型和银行业改革同步进行，转型可能会更加顺利

全球经济：复杂且脆弱

中国经济报告：请问你如何看待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全球经济，你会选哪一个？脆弱、复苏，还是其他？你对2016年的全球经济有何期待？

道格拉斯·雷迪克：我认为你所描述的三个词都跟2016年经济形势相关。我对2016年的全球经济感到乐观。也就是说，全球经济会随着复苏而走强。但全面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区域间不平衡，仍然存在下滑的可能，特别是考虑到所面临的多重“尾部风险”，用“脆弱”这个词来形容更加合适。

美国经济状况相较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已经有所好转。就业稳健增长至美联储官员认为的符合充分就业的区间内，美联储再隔十年首次加息。2015年平均每月新增20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稳定在经济更能承受的5%的水平。有人担心就业质量的问题，认为劳动参与率不高，仍有大量临时劳动力不愿意转变为全职劳动力，但这并不能说明经济没有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通胀依然温和，并且美联储一直努力降低潜在的压力。经济增长保持在2%—3%的区间，尽管不像很多国家那么强劲，但相对其他发达国家是不错的。预计2016年美国将维持这一增长态势，特别是在能源价格下降的背景下，美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中国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保持了较快增长。很多分析师认为中国官方发布的6.9%左右的增长速度被夸大了，但我更倾向于相信官方和IMF的数据。我认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名义增长率，而是增长结构转型。几个月前我在中国对其创新水平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技术和电子商务领域的创新。这些或大或小的私人企业将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动力。我比较担心那些习惯了中国传统增长模式的企业，尤其是在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受益的国有企业。

新兴市场在2016年整体面临诸多风险。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和欧洲的低利率环境和低增长水平，导致大量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出。随着周期的变化，特别是美国进入加息周期，新兴市场资本外流的压力更大。一些国家可能在2016年面临货币贬值、通胀、增速放缓和政治不稳定等诸多问题。

欧洲仍然维持缓慢增长。我预计欧洲央行将出台措施稳定欧元区，但不同国家推动改革的程度和步伐会不同。欧洲难民危机和经济增长同样值得关注，应该制定全面的经济改革计划。我认为2016年欧洲经济会有周期性好转，但一些国家的银行部门情况却不乐观，新的欧洲央行单一监管机制仍在探索如何建立泛欧银行监管框架。太过强势的监管可能会抑制信贷供给，这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作用。

霍米·哈拉斯：关于2016年经济形势的判断存在两个明显的极端。悲观的观点包括：新兴经济体的表现会继续让人失望，强势美元将对新兴经济体带来严峻影响，地缘政治压力加大，以及一系列国家存在的政治风险，如肯尼亚薄弱的政府治理和恐怖主义威胁、南非不断加剧的社会冲突和投资者信心减弱、巴西的腐败丑闻、俄罗斯在低油价形势下面临的国内和区域紧张局势等。乐观的观点包括：油价保持低位、“伊斯兰国”将被打败、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影响非常小、粮食价格保持低位甚至会进一步下降、OECD成员国会接纳一部分难民、石油出口国将推动经济改革，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将签署和平协议等。因此，从这些观点来看，2016年的全球经济至少应该说是复杂的。

万军：一些国际组织对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比较乐观，因为全球经济中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美国经济复苏的态势较为明显，投资、消费稳健回升，就业指标已经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通胀情况也基本符合预期;国际能源价格的暴跌和欧洲央行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欧洲各国的经济环境，拉动了制造业扩张和居民消费，使欧洲经济出现了弱复苏;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持续的日元贬值也推动了日本经济的缓慢回升。但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较为明显的探底回升态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仍然处在结构调整的阵痛之中，总体经济增速仍将放缓。

但正如道格拉斯·雷迪克先生所指出的，当前的国际经济状况用“脆弱”一词来形容比较恰当。尽管世界经济出现了回暖的势头，但仍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低迷;美联储加息和美元升值导致的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下跌，都可能会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地缘政治冲突也给全球经济稳定增长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导致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依然不够稳固，甚至存在着持续停滞的可能。因此，对短期内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也不能太过乐观。

中国经济报告：高盛之前预计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8%，但是现在将这一数字降到了2.4%。你认可这一调整么？美国经济复苏的障碍何在？

道格拉斯·雷迪克：我对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保持乐观，在无尾部风险的环境下，没有必要向下调整经济增速预期。随着全球能源市场持续低迷，美国作为主要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将更多从能源价格下降中获益。一部分投资者和企业可能会感到痛苦，但总体上看，强劲的就业增长、低通胀和低能源价格是利好美国经济的。

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地缘冲突引发的全球风险和市场自身的风险两方面。美国近期高收益债券市场的动荡提醒我们，这类高风险投资可能带来高额损失，特别是过去几年能源领域的投机，现在能源价格只有当时的三分之一了，损失不可避免。此外，2016年美国将迎来总统选举，虽然政治选举和经济活动的直接关系有限，但市场有可能会出人意料。

中国经济报告：2015年12月，美联储近10年来首次加息。美联储加息将对其他经济体产生怎样的影响？

道格拉斯·雷迪克：这项加息决策在美联储议息会议上获得几乎一致性的通过。尽管过去对于美国经济复苏是否取得实质进展一直存在分歧，现在关注的焦点则是未来加息步伐。一些人认为美联储急于摆脱零利率以回归正常货币政策框架，但未来加息节奏会更慢更谨慎。另一部分人认为货币政策周期已经出现转变，2016—2017年将继续加息。我的观点介于这两者之间，即美联储将在2016年再度加息几次，但次数不会太多，以免过于影响经济复苏。美联储的官方表态也显示了“鸽派”态度，但他们发布的利率预期点阵图中暗示了一些互相矛盾的信息。

美联储加息周期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没有成功实施改革的新兴市场国家将面临资本大量外流的风险。美联储加息前不久，一些国家还在抱怨美国高度宽松的政策导致它们的货币升值，这些国家现在正面临长期货币贬值、投资者集中撤离的风险。对于成功推动改革、增长动力多元化的国家来说，则不用太过担心美联储加息的影响;而对于自认为依靠本国经济增长而非高利率因素来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国家，可能会失望地发现自身经济模式并非想象的那么具有吸引力和可持续。

和通常的观点一样，我也认为美联储加息周期将导致美元走强。但我不认为强势美元会过头。很多因素会驱动货币价格和汇率发生变化，美元也存在交易区间，超过一定水平，市场可能不会再成交。同样，其他货币对美元汇率也可能存在浮动范围，走弱的幅度不会太大。

任韬：美联储加息一事已经在落地前被过分炒作，其实对美国经济影响并不大。货币政策仍将极其宽松。如后续没有剧烈的经济变动或金融动荡，此次加息将恢复部分因长时间等待美联储这一动作而衰退的市场信心。

海外市场受此次加息影响较大。资本将持续退出新兴市场，寻求重回美国以求更好的投资安全性。某些新兴市场将提高利率以作回应，这也将增加去杠杆化周期以及大批公司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能源及矿业公司风险最大。

美元牛市可能将结束。通常情况下，货币市场的价格动向总是比美国加息政策先行一步。在美国过去的三个紧缩周期内，美元在第一次加息前就已升值，而后随着美联储的动作逐步减弱。在流言四起的时候买入，在政策落地时卖出。然而这一次，由于美国的加息，欧元区及日本将维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因此，美元牛市还能再持续6个月，直到2016年中期;然后美元将逐步衰弱，新兴市场前景改善，日本和欧元区将相继结束QE，日元和欧元都能从他们的经常账户盈余中获益。

也许人们会认为在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里，部分公司会因为对杠杆原理的过度使用而面临违约。但是，垃圾债券引发的压力并不会激发一场更大规模的流动性危机或经济衰退。垃圾债券只占公司债券市场很小一部分，违约的风险将主要存于能源及矿业公司。如果出现了违约风险蔓延迹象，美联储将可能推迟接下来的加息计划，甚至做出相反的决定。

中国经济报告：近期欧洲经济疲软对全球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欧洲主要面临哪些问题？

道格拉斯·雷迪克：欧洲相对疲软的增长仍然是一大问题，对美国和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对新兴市场的影响。欧洲的经济治理模式相较于美国更倾向于增量改革，这使得欧洲复苏进程更加缓慢。欧元区从设立开始就并非一个最优的机制，货币统一而财政政策和政治制度不统一，注定了这一机制需要调整。虽然现在这些政治和制度上的基本缺陷还不足以引发危机，但问题已经暴露并且被试图掩盖。

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关键是主权是否存在信用风险。希腊的例子说明国家信用也存在风险，国家也可能最终无法偿还其债务。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计划的时间不长，但成功维持了主权债务利差不再扩大，减轻了政府压力和借贷成本。但一些国家在关键的财政改革和银行系统改革方面仍处于初级阶段。欧盟新推出了挽救濒临破产银行的改革方案，以及2015年1月生效的《银行复苏和清算指令》（BRRD），将对银行融资和风险状况带来重大改变。这些改革非常必要，但也存在潜在风险。

中国经济报告：近几年，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你认为这是短期周期性调整还是长期趋势？

道格拉斯·雷迪克：金砖国家的简称一直让我很困扰。这个简称并不是指代一个较大的全球性新兴市场，而是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几个几乎完全不同的国家。中国经济正在转型，有可能维持6%以上的增长，印度也保持了强劲增长，尽管外国投资的机会有限;而巴西则身陷困境，面临经济负增长和改革停滞的问题;同样，俄罗斯受到石油、天然气价格走低和政治制裁的影响。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当前美国利率环境的变化将是国际投资者分化的催化剂，改革和投资环境将成为评判新兴市场国家优劣的标准。

万军：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持续低速增长，新兴经济体固有的结构性缺陷也逐渐显现。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使得新兴经济体不得不面临着财政赤字、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挑战。道格拉斯·雷迪克先生认为，新兴经济体各有特点，也各有难处，彼此分化日益明显，情况的确如此。根据彭博社的预测，2016年印度经济增长率将超过7%，为全球之冠;中国经济尽管减速，但仍将保持着7%左右的增速;俄罗斯、巴西等国家由于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经济将陷入衰退。

新兴经济体能否重新焕发活力，取决于它们能否顺利推动结构性改革，消除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建立更加平衡和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主动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当然，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2016年新兴经济体仍将承受转型之痛，总体增速仍将持续放缓。

中国经济报告：请问您如何评价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现状？商品繁荣的消退对经济有何影响？

万军：2014年以来，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在过去18个月里国际油价下跌了近60%，WTI和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跌破30美元。从需求端来看，随着中国等重要石油进口国的经济减速和美国能源自给率的提升，国际石油市场需求有所下降;从供给端来看，美国页岩油气产业的迅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石油市场的供给格局;OPEC国家在国际原油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出于维护市场份额的考虑，并未像过去一样采取限产保价的措施。随着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日趋明显，美元走强也使得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承压。由于2000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了一轮大幅上涨，在全球需求增长缓慢和美元升值的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仍然会表现疲软。

贡特拉姆·沃尔夫：从极低的全球实际利率可知，全球的需求依然疲软。经济主体已经意识到依靠新兴经济体恢复全球需求和增长有其局限之处。实际上，商品价格低迷表明，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缺乏坚实的基础。随着商品价格下降，巴西和俄罗斯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缺陷。

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全球经济主要面临着哪些风险？

贡特拉姆·沃尔夫：全球经济正面临一些明显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地缘政治。目前，地缘政治冲突的后果表现为持续增长的庞大的移民群体，以及一些军事冲突。

道格拉斯·雷迪克：我最担心的是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带来的尾部风险，一些不稳定区域的风险可能会破坏全球经济复苏。尾部风险虽然不太可能发生，但不等于概率为0，恐怖事件和地缘冲突可能导致恶性事件，从而对特定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实质性影响，甚至形成系统性危机。

霍米·哈拉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2015年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不佳是否主要受金砖国家、土耳其、印尼的影响，或者说这些国家出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当地政治问题，是否导致全球趋同性的下降。全球经济是否会继续保持趋同性发展，是2016年面临的关键问题。

此外，2016年亚洲可能成为唯一一个经济增长低于2015年的地区，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放缓。如果说2016年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走势较为明确，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短期走势则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再平衡和新秩序

中国经济报告：随着中国进入“新常态”，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道格拉斯·雷迪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并不一定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速放缓。通常来讲，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会逐渐减少，服务业和消费比重则逐渐增加。中国也正在这一转型进程中。这将对中国的国内外合作伙伴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些高度依赖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的国家将受到较大影响，而向中国出口消费品的国家则会更多受益。

相较于名义增长水平，我更关注增长的质量。中国政策制定者目前已表现出对气候变化等议题的关注，意味着当前政策的转向。能够帮助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国家和企业，将有可能受益更多。

贡特拉姆·沃尔夫：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资本存量大幅增加，增速自然会放慢。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从投资/储蓄主导型增长，向消费主导型增长转变。这种转型非常艰难。打个比方，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庞大的建筑业部门的生产力，很难转移到其他部门。西班牙之前就发生了类似的问题。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扩大对于发展消费主导型经济非常紧要，中国需要更多中产阶级。

中国经济报告：IMF总裁拉加德曾说，中国需要继续推动经济再平衡，但同时也要确保金融稳定。中国如何在转型过程中避免经济硬着陆？

道格拉斯·雷迪克：我最担心的是中国的银行继续沿用过去的标准发放企业贷款，而不是看投资回报和信用风险。如果中国经济转型和银行业改革同步进行，转型可能会更加顺利，否则银行仍旧会贷款给传统经济部门以支持低效率企业。

我的建议是，政策制定者应充分认识到，没有万能的经济法则可以使“鱼和熊掌”兼得，过去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市场扭曲越小，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当然，这并不是说市场应该脱离监管，这有可能导致危险的系统性后果。但从历史经验来看，政策制定者应该限制对市场的干预，避免短期内修补了市场，而长期却造成了扭曲。

任韬：中国的消费者拯救了2015年的经济。但是，我们对中国“双速经济”的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工业所面临的问题已经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持续增长的压力。工资增长的放缓将对消费产生大于最近金融市场出现的波动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整体经济在2016年需要回归传统的驱动力，从而得以持续扩展。更火热的房地产市场也许能给到一些帮助，但是政府仍需加速工业结构调整，并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阿里、腾讯等中国互联网企业能够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吗？

万军：中国经济正在进行艰难的结构转型，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是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中国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产业发展非常迅速，这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向传统产业部门渗透而产生的溢出效应，将显著提升传统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传统产业内部的优化升级，其积极意义可能并不亚于产业间的升级。

道格拉斯·雷迪克：我认为阿里和腾讯都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成功案例，它们的崛起也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力量。但这些企业的国际扩张仍存在一些障碍，不仅仅是语言障碍，还有物流成本、网络安全等。美国的科技产业仍然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短期内也很难被超越。但我相信以这些网络巨头为代表的中国式创新会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经济报告：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道格拉斯·雷迪克：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这一步在实际操作中很简单，但对于中国融入世界金融和贸易体系来说具有重大意义。SDR相关的很多改革，尤其是更加透明化、市场化的改革，有助于促进中国和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加入SDR可以推动这些改革的进程。

任韬：人民币成功加入SDR意义重大，哪怕象征性的意味居多，这仍可看作是其迈向建立全球储备货币的一大步。确保人民币得以加入一直是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目标之一，他们试图借助降低人民币对美元的依赖性来推进中国金融改革。加入SDR对人民币的价值影响不大。资本外流趋于减缓，国内需求坚挺等迹象表明人民币下行压力有所缓和。虽然有可能吸引多国央行增持人民币资产，但增持规模有限，所以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也有待商榷。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评价过去一年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方面的表现？2016年中国应重点关注什么？

道格拉斯·雷迪克：我很认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我认为这个项目的实际实施效果甚至被低估了。在过去的一年，“一带一路”的进展明显。但这项计划显然是跨年度的长期计划，不可能短期内就看到令人激动的效果，最终“一带一路”可能是多赢的结果。但考虑到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的庞大规模，最好对实际操作难度给予足够的重视。

贡特拉姆·沃尔夫：我支持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政策的制定。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都应该致力于大大促进亚洲经济稳定和繁荣。清晰透明的规则并落实这些规则非常重要。

中国经济报告：TPP谈判已经在 2015 年 10 月结束，美欧之间的TTIP谈判也在积极进展中。中国应如何应对？

贡特拉姆·沃尔夫：决定全球贸易模式的关键因素是全球经济发展。我认为中国在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贸易协定对贸易流通有积极影响，同时将减少与非协定国家的贸易。TPP可能对中国和欧盟都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有可能大大促进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