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 翁一

可以从政治秩序、法制保障、私人产权保护、开放市场、币值稳定、金融自由、社会舆论七个方面改善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

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了解民营企业在当下中国的经营、生存与发展状况，理解民营企业家的所思所想，对于中国的改革与中国社会的未来颇为关键。民营企业分布行业广泛，所处的具体经营环境、状况、发展阶段各有不同，对民营企业的了解需要详细而深入。由于各种各样的顾虑，民营企业在某些方面不敢或不愿反映自己的真实状况和想法。

即便面对种种困难，出于对民营企业重要性的认知，笔者在2015年8月走访调查了浙江萧山、慈溪地区40家民营企业。

主要结论

民营企业面临的主要市场压力仍然来自于价格竞争，并由此产生了不正当的价格竞争行为，包括通过政府获得额外收益以及非正常的市场竞争手段。

正因为民营企业面临着较强的价格竞争压力，所以民企受到的通胀的负面影响较大，多数企业面对通胀时面临着提价压力，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融资困难不能获得通胀的好处。因此，政府的扩张货币政策有可能对民企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

另外，民企又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的较大负面影响。通胀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同时对民企经营造成负面影响，使得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两难。

除了市场竞争压力，民企面对的行政干预、行政垄断问题颇为严重。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力仍然较强，多半企业认为其经营受到了政策波动的较大负面影响。

几乎全部民营企业主认为现行《劳动合同法》并不能规范企业运作，只是造成了劳动成本增加以及人员流失。

大部分民营企业对国内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前景积极乐观，但相当部分的民营企业家希望或者已经开始着手移民，企业的规模越大，或经营者身价越高，其移民倾向越强烈。

几乎所有企业家并没有将参与政治视作人生价值的实现手段，但是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又同时认为能够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而参与政治非常重要，因为企业的经营生存受公权力影响很大。

企业家大都对生活还算满意，希望子女依照其愿望选择自己的职业，也有一部分企业家希望子女继承自己的事业，但是希望子女自主创业的比例则较低。

大部分企业家没有宗教信仰，在有宗教信仰的企业家中，信佛教的人数占绝大比例。

1.对货币通胀的担忧。对于较快速的通货膨胀，没有企业认为有正面影响（图1）。这一方面是由于民营企业融资能力较弱，无法在通胀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是由于民营企业仍然面对着市场上较激烈的价格竞争，通货膨胀意味着企业面临着较大的提价压力。

2.对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反应。如图2所反映的，经济增长放缓对民企的负面影响也较大。这意味着，决策者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也面临着两难，即一方面要防止经济下滑，一方面又要面对扩张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民企对劳动合同法规的评价。如图3所示表现出了民企对劳动合同法颇有微词。而且在访谈过程中，还有部分企业认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主并不公平，比如一些员工在操作器械时不够认真而出现了工伤事故，但是责任要由业主全部承担，甚至出现一些员工故意骗取工伤赔偿的情况。

4.民营企业经营对公权力的依附程度。由图4—图6可以看出，几乎所有企业经营者与企业家认为企业经营受到了公权力的影响，所以他们都认为能够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别重要。这个重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政治平台了解政治与经济走势，二是寻求权利保障与财产安全保障，三是表达政治主张并推动社会进步。但是企业家把参与政治视作实现自我价值的比例并不高，这说明他们并没有把参与政治作为追求目标，只是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才选择参与政治。

对民企现状的理论分析

上述样本分析，基本呈现了近年来浙江省民营企业所遇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问题，且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很大的共性。

“国进民退”尤其体现在公权力膨胀而不受约束，以及行政垄断日趋严重两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但同时又规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虽然民企可以对一些国企参股，但是对民企开放参股的国企数量有限，即便开放，也往往只是对一些限定的分支或者业务领域开放，且民企一般只是占少数股。上市国有控股公司对私人的开放也仍然是少数股份，国家自己控制多数股。如果民企参股行政垄断企业，也只是成为政府所授“市场权力”的依附者，而未参股者仍然面对行政垄断企业以及巨大的市场准入障碍。这种行政垄断，被哈耶克称为“政府强加的垄断”或者“划地为牢的垄断”，往往是无效率的。这种“划地为牢的垄断”与“基于更大效率的垄断”截然不同。后者的发生归因于企业实现了更大的效率。而且，根据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只要开放市场，这种垄断在长期不可持久，因为会有新的进入者来打破垄断，或者潜在进入者的威胁也会影响垄断者的定价。这种垄断长远看其实是利大于弊。

国有企业借助中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号召和自身所拥有的政府所授“市场权力”，仍然在不断蚕食民营企业，与民争利。地方政府和一些民企纷纷依附国企，恰恰与国企的“市场权力”有关。其根源是公权没有得到节制，资本没有得到解放。民企为了求生存，从不得不放弃其独立地位，转向依附公权力和国有企业。很多行政垄断企业的利润，其一大块是通过与民营企业“合作”而从民营企业所创造利润中分得的。这方面在石油行业非常明显。只要有行政垄断权力，国企就可以坐享其成。而且实际上行政垄断企业仍在继续做大。比如2014年底南北车合并以及2015年初中电投与国家核电宣布合并，这种合并只是做大行政垄断权力，没有解决所有人主体缺位问题和国企往往会存在的“X无效率”问题。这里“X无效率”相对于经济理论中设定的企业追求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效率目标，大型垄断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压力而处于难以降低成本的无效率状态。

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仍然不容乐观，在近年来总体上有所恶化，其根源是多方面的。除了民营企业自身原因之外，有着政策法规原因和市场原因。

首先是政策法规原因：一是从法律和政策规定上看，民营企业的地位仍然比国有企业要低，私营经济的地位也比公有制经济的地位要低。二是民营企业的法律安全问题有所加重，比如政府在煤矿业的结构调整是以牺牲私营煤矿业主的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导致一些外地企业在中西部的经营遭遇“关门打狗”。三是货币与信贷政策传导有问题，信贷控制和金融抑制严重，大量增发货币，只是金融资产在金融部门流转，没有流向实体经济，造成民营企业融资难。最近股市动荡恰恰说明股市吸纳了大量的政府资金、民间资金和银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和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相对有限，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四是产业结构调整迟缓，造成当前产业转型和升级压力巨大。五是过去很长时间的人民币汇率大幅上调影响到大量东部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出口，不久之前汇率下调暂时改变不了这一格局。六是劳动合同法的推行、社保法规和环境法规的强化实施提高了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成本。七是国企和行政垄断力量近年来越来越显强势，限制了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八是民营企业税费负担总体上比较重。九是很多地方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对企业经营的各种名目的侵扰增多，甚至危及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其次是市场原因：一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外需减少。二是欧美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较多，反倾销等措施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出口造成一定冲击。三是国内经济增长趋缓，沿海地区民营企业所谓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竞争性行业工业产品价格总体上趋于下降，原材料、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上升，由此引发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危机。四是总体经济下行，企业之间“三角债”问题严重，在许多地区部分企业资金链紧张或者断裂，经营困难。五是很多企业需要产业转移或者产业升级，但面临技术、项目与资金匹配瓶颈。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加剧了其转型难度。

近年来，旨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可以说层出不穷。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三十六条”，但是实际鲜有落实。2012年国务院各部门出台了落实“新三十六条”细则。紧接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提出了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具体要求，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有所加大。比如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但是很多其他方面的市场准入改革推进比较慢，一些政策条例可操作性仍然很差，比如消除市场进入壁垒方面。由于国有行政垄断企业占据很多产业链的上游，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有放开，民营企业就难以真正进入;即便进入了，也最终会碰壁。虽然各地政府在遵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行行政审批负面清单，但是由于政府职能改革仍然没有真正到位，不在清单上的新的审批环节容易冒出，从而倾向于抵消负面清单对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积极作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即“PPP”的推进也因为政府职能没有得到真正转型而难有实质性推进。而且在存在严重腐败的地区，“PPP”也是最容易发生权钱交易的领域。

中国民营企业的金融市场准入虽然有所改善，但是金融抑制仍然严重。民营企业组建或者参与组建资本市场机构的门槛较高，审批要求过于严格。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但是试点速度较为缓慢，比如2014年全国只有五家民营银行作为改革试点得以设立。民营企业虽然可以参与组建村镇银行，但是村镇银行的发起单位必须为商业银行。因此在参与组建村镇银行方面，民营企业没有主动权。民营企业可以组建小额贷款公司，但小额贷款公司属于只贷不存的准正规金融机构，主要依赖股东的资本金，只能从最多两家金融机构融入最多占其净资本50%的资金（深圳目前为200%）。在股票市场，对于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主板和中小企业板的门槛都偏高。对于部分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创业板的门槛相对较低，因而有着较大的吸引力，截至2015年8月31日有489只股票上市。

改善民企经营环境的思路与对策

以普适的方式建立和维持一个竞争秩序，这需要推行和遵循构成这一竞争秩序的七项原则：市场化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每个人为其投入和行为负责），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过去中国改革成功，其实是选择性地、有意无意地接近这种竞争秩序的结果。现在若要进入富国俱乐部，则需要比以前做得更好，这就需要以普适性的方式替代选择性的方式来塑造公正的竞争秩序。

如果按照这一思路，政府需要实现从管治到治理的职能转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兹从下述七个方面提出一些改善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对策。

政治秩序：维护政治稳定应该建立在维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基础上。目前主要是通过反腐来提升政府廉洁度，还需要同时强化反腐的制度化和自动化，以此节制和约束公权，防微杜渐。

法制保障：最大的法制保障就是法治。法治要体现哈耶克意义上“法律下的自由原则”。需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与发明。

私人产权保护：需要真正提升民营企业的地位，推行国企改革，使民营企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和主导力量。只有这样，竞争秩序才能发挥作用。

开放市场：引入政府之间的可诉性，强化对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以此推动消除区域间贸易屏障。否则民营企业只能在被划定的竞争性领域运作。

币值稳定：汇率波动对东部企业经营的影响最大。就长期而言，汇率稳定即外部币值稳定取决于内部币值稳定，即国内物价稳定。货币政策应该遵循单一政策目标，即以维持物价稳定为目标。币值稳定的人民币可以与浮动汇率制相结合。汇率的稳定取决于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和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稳定。

金融自由：从调查结果看，中国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非常严重。减少融资缺口的唯一方法就是扩大金融自由度。这里包括明晰金融机构的产权，开放金融市场。应该以核准制替代审批制，来放开民营金融机构准入限制。资本市场需要去行政化，也需要开放市场。资本市场监管需要按规则取向，将监管作为一种服务，聚焦于反欺诈，重视消费者保护和投资者的产权保护;同时，通过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的监管规则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杜绝股市监管上的行政裁量。

社会舆论：民营企业感觉社会舆论的影响比较正面，也在某种程度享有话语权。但是由于体制问题和正统意识形态的影响，“舆论杀人”和话语权被剥夺的潜在威胁仍然存在。仇富现象和“剥削论”不时冒头。这需要开放言论空间和多元化公民教育，磨练政府官员和民众自身的判断力，由此形成自己的判断。此外，其他抹黑民营企业家形象的说法也存在，比如一些人指责一些民营企业家的伦理问题。但是，这样的伦理问题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员，甚至适用于政府官员。单说一些民营企业家的伦理问题是一种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