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

过去招商引资吸引来的企业仅仅是把中国制造部分放在价值链的中低端，“引资购商”是替代招商引资的升级战略

近几年来，中国招商引资增速开始减慢。从本质上讲，招商引资吸引来的企业仅仅是把中国制造部分放在价值链的中低端，并没有把核心技术带入中国。当中国生产成本优势不再，缺乏忠诚度的外国企业便会迅速抛弃中国转往他处，而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能力的中国企业却还很难在世界市场上独自撑起中国制造这杆大旗。

“引资购商”是替代招商引资的升级战略，是指在政府的引导下，募集多方资本构建产业基金等资本容器，聚焦经济支柱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选择处于国际先进乃至顶尖水平的国外制造企业作为目标，发起控股并购或整体并购，将零配件和总装制造逐步转移或复制至中国，挟世界顶级品牌和技术以及中国制造成本优势，最终形成政府、投资者、企业和劳动者多方共赢的局面。

制造业招商引资没落的原因

1.成本优势削弱。招商引资对于外国企业来说，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广大的市场需求。所以在中国投产的大多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从事的是人力资本密集、核心技术空缺、产业链利润较低的环节。越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其对于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的敏感度越高，越容易转移。一旦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制造业便会“商”走“资”撤。

除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以外，中国房地产价格攀升、物流费用增加等因素也提高了外商企业在华生产成本，进而影响人才聚集和劳动力供给。特别是在国家间和地区间相互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高土地成本、高商务成本和高生活成本，既会影响新的、潜在的投资进入，又可能导致已经进入的投资者撤资或减少追加投资。

2.政府各项优惠政策力度下降。过去几年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部分政府为了吸引项目落户，在和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中胜出，采取了一系列过多过滥的优惠政策，扰乱了市场的秩序。《企业所得税法》《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对各地区政府的优惠政策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3.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目前不少地方处于“土地财政”依赖期，土地收入成为地方政府补充发展资金不足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对于工业扶持的热情和力度远远不如“卖地”的热情和力度，极大地影响了制造业的发展。

4.垄断利润掣肘外资企业进行产业升级。中国在招商引资初期，曾使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然而，跨国公司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利润，反而会牢牢把控核心科技，缺乏将技术引进至中国的动力，甚至还会使用专利保护等手段阻止技术溢出。所以，当中国的生产成本上升时，外商投资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其选择花费成本进行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还不如将生产链条在全球重新布局，将一部分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另一部分则回流本土。

5.缺乏一流的职业经理人队伍。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的绝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只是处于低端和中低端，由这些企业培养出的职业经理人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面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衰退，他们没有能力想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么多年的招商引资模式下，没有能够培养出一批一流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6.国内市场和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剧增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国内市场对于中低端消费品和资本品的需求总量基本已经稳定;而在高端领域，中国仍有巨大的需求潜力。这就使得：（1）由于中国市场需求的饱和以及竞争格局的稳定，国外中低端的中小企业已经无意进入中国;（2）针对中高端制造，中国有庞大的市场需求，但由于科技缺失，本国供给不足，只能从外国进口，而这些企业往往不肯将高端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基地设在中国。

“引资购商”的可行性

1.门类齐全的工业制造体系是“引资购商”的物质技术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全球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趋势，积极对外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制造业，重要工业品产量不断攀升，多种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成为名符其实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同时，载人深潜器、大型飞机、高铁装备等一些重大技术装备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已经有基础、有条件通过“引资购商”对接国际高端制造业。退回到20世纪90年代，“引资购商”战略是既不敢想，也不可为;而今天，“引资购商”已经完全具备了水到渠成的战略态势。

2.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为“引资购商”提供了必要的市场需求支撑。近年来，随着国内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城镇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规模快速扩大，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根据瑞士信贷银行2014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中国占全世界中产阶级比例为30%，人数已达到3亿人;到2019年，内地资产在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将翻一番，达到230万人。在消费品市场的带动下，中国主要生产资料产值和销量也纷居世界前列。这不仅为中国通过“引资购商”加速工业制造体系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的国内市场支持，也对国际资本和高端制造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3.巨大的外汇盈余和储备为“引资购商”奠定了雄厚的资本基础。中国通过长期国际收支顺差积累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外汇盈余和储备，为“引资购商”打下了雄厚的资本基础。与此同时，国际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正大举进入中国。国际资本是中国对外“引资购商”可以利用的力量，而通过“引资购商”，也可以将实施《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规划、建设世界制造业强国和发挥巨额外汇储备优势、提高外汇储备财务收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可谓是最为有效的外汇储备利用方式。

4.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为“引资购商”提供了机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国家和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企业经营业绩下滑，企业市值下降，为中国开展跨境并购提供了安全边际。另外，欧元、英镑、日元对美元汇率稳中有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对外“引资购商”的成本。因此，中国对欧洲和日本企业进行跨境并购，处于比较有利的时机。

5.中国在高端制造业的比较成本优势、广阔市场以及日益开放和融合的国内外资本市场是“引资购商”成功的保障。我们对一起“引资购商”是否成功的评价标准，就是年化平均投资收益能否达到15%以上。目前，高端制造业在中国仍具有明显的比较成本优势和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国外被并购企业不管是与中国国内同类企业进行重组整合，还是将其高端价值链及其高价值配套环节转移和复制到中国来，其全球销售收入和利润都具有倍增的潜力，这是“引资购商”在实体经济层面和资本运作层面取得成功的基础。此外，国内外资本市场日益开放和融合，为被并购企业跨国重组和上市打开了方便之门，对外商所投入的资金也具有足够安全的退出通道和获利空间，从而回报引资平台的投资者。

成功实施“引资购商”的政策建议

1.启蒙者的探索之路。“引资购商”的商业逻辑十分简单，但是没有广阔市场背景支撑的制造企业整体收购风险很大，能够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高端制造业的并购行为更是历史罕见。

当前海外并购极少涉及高端制造业，因为高端制造业存在规模大、管理难度高、运营风险大等特点，其最主要的症结在以下二点。

第一，自身管理能力和水平不够，无法掌控被收购企业，导致被收购企业经营恶化，甚至牵连到收购方本身。中国企业并购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不仅在于缺乏国际化管理经验，而且与被并购对象相比，管理水平与管理能力都没有优势。国外企业的股东如果有很高意愿出售企业，一定是该企业经营困难，这样的企业急需的是更高水平的管理团队。如果用“引资购商”方式并购这样的企业，却没有强势和高水平的管理团队进入，最终并购整合肯定不会成功。正是这种担心，而且也是真实的风险吓退了中国的海外高端制造业并购。

第二，并购海外高端制造业，收购金额巨大，导致很多企业缺乏有效筹资途径。大部分战略性、支柱性的海外高端制造业企业的市值少则十几亿、多则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金。面对这么庞大的收购资金，大部分中国制造业企业缺乏有效的筹资途径。以吉利收购沃尔沃轿车为例，吉利27亿美元筹资当中60%来自于政府支持甚至直接投入，否则以吉利区区229亿人民币的总资产，67.8亿人民币的净资产和高达70%以上的资产负债率根本筹措不到这么多资金。如果没有政府的引导资金以及在这个背景下的市场融资，仅由民企按照市场运作，以国内民企融资渠道的现状，上演蛇吞象的奇迹几乎不可能。

2.“引资购商”要求迅速培养国际化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通过“引资购商”收购国际一流高端制造企业，意味着收购方将同时接手被收购企业的企业实体、无形资产与市场，并实施有效重组和整合，以实现收购方的收购意图与战略部署。同时，世界领先的高端制造企业不仅是高端技术的聚集地，更是高端人才的聚集地，拥有成熟的管理体系与管理文化。这就要求收购方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具有高水平的国际视野和管理能力。中国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在如何通过并购整合进一步做大做强并融入国际社会方面还有很多课程需要学习。

3.高端制造业“引资购商”要求企业必须与政府合作。第一，“引资购商”必须与地方政府合作。“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的一项既定战略规划，也是各地方政府重要的工作指南。各地方政府官员在任期内，都希望实现本地的GDP、税收和就业高增长，因此具有强大积极性支持通过“引资购商”实施海外并购。以天津制造2025产业基金为例，我们预计如果地方政府投入100亿引导资金作为劣后资金，那么将能组建1000亿人民币规模的产业基金，然后运用这些资本购入目标企业，先将零配件和整体制造逐步搬入中国，进而在中国扩建总装生产，也可能是直接在天津复制被并购企业整个制造业部分，进一步实现中国产业升级。

这样，中国才可能拥有相关产业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并一举夺得全球市场定价权和行业规则制定权，迅速形成沿海地区的区域产业集群优势。我们估算1000亿元规模的产业基金十年后能够直接拉动GDP较现在增加2000亿，直接税收增加400亿元，还能间接拉动配套产业与社会服务业另外产生GDP2000亿元。如果同时考虑工业地产升值、税收，地方政府100亿引导资金一到两年就能通过税收、工业地产收回，从第三年就能开始盈利，杠杆作用非常显著。

第二，必须有中央政府支持，否则财力不够。由于高端制造业企业市场的价值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美元，没有中央政府对国家战略性产业投资的支持，单靠个别企业或者财团，“引资购商”也很难顺利实施。

放眼世界，新加坡、阿联酋等国家利用外汇储备建立国家主权基金不仅取得了不错的回报，增加了国民财富，还解决了长期出超对国内金融和商品市场的冲击。中国是一个工业大国，正值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显然中国的国家主权基金应该首先服务于“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当然应该成为“引资购商”的主要资金来源。

值此国家高端制造业产业升级之机，中央政府通过支持地方政府实施“引资购商”，有效发挥国家主权基金的作用，更能体现国家长远经济战略方面一贯的先导性。

第三，形成国策，上下一心。“资本优势”与“成本势差”是“引资购商”这一高端制造产业升级战略行之有效的两个前提与基础。“资本优势”来自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盈余和储备。“成本势差”来自于中外高端制造业成本差异。这两个优势如不及时利用，将会在未来的十年内消失。只有将“引资购商”纳入顶层形成国策，才能统一思想，强化认识，上下一心，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窗口期内再铸辉煌。

第四，通过民企抱团出海并购海外高端制造业绕开相关壁垒。在国内企业海外并购的大潮中，国有企业具有强大的资金实力、经营能力及有力的政府支持。然而鉴于国企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常使得海外并购具有极大的政治性风险和壁垒。民企的综合实力远不如国企，这就客观要求多家志同道合的民企抱团出海。如果地方政府能在后台鼎力相助，成功的概率可大幅提升。同时，多家民企抱团+产业基金的形式还能弱化背后的政府背景，化解高端产业并购中的政治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