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冯俏彬

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是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要优化供给侧环境与机制，释放潜力，托举经济质量，实现“升级”式增长

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状态而进入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新阶段，“新常态”之“新”已在经济下行中明朗化，而其“常”则还未实现，需要完成探底、在企稳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提升且尽可能长久的中高速增长平台。对此至为关键的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必须以实质性推进“攻坚克难”的全面改革来保障。十八届五中全会基于系统化表述的发展新理念，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指导方针。为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与优化、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与活力充分释放的相关问题，需要十分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把握改善其环境与机制的思路和要领。在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作用和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着力改善供给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特别是通过改进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构建、塑造和强化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增长状态合乎规律地由“高速”向“中高速”下调，仍在延伸中的弥合“二元经济”过程，将继续释放出巨量需求，但适应和满足需求的供给机制，其动力结构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前期支持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低廉劳动力等比较优势，需要向“全要素生产率”转型求得替代物;原来中国作为低起点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正需要从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爬升;近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亦出现变化，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崭露生机，东北区域经济危机因素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基础优势的西部省市则异军突起。

简言之，中国经济的供给升级客观需要和结构性分化过程，正趋于明显。相应于这番情景，必须看到，过去侧重总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可用空间已经显著收窄。在“新常态”下，投资尤其是政府常规投资的边际收益率持续下降，国际需求低迷且不确定性增强，国内需求方面，家电、汽车、住房等大宗“耐用品”已基本走完“排浪式消费”的历程，正在向个性化、多元化和对接“服务型消费”方向转化，结构性的优化细分成为发展潮流和经济成长的新支撑因素。因此，基于总量调控的需求管理已远不足以“包打天下”。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由不平衡向较平衡状态作调整，以及由被动的高代价平衡向积极主动较低代价的平衡作调整，势在必行。而且变不均衡为均衡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释放潜力、激发活力、合成动力、打造“升级版”的过程，客观上需要特别发挥供给侧管理的结构调整作用，即力求在短板上增加有效供给。

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是关键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供给端改革。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总量规模在全球排名上升到第二位，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以前的不足2%升至10%以上。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近年来，中国人均GDP继续上升，2011年和2012年分别超过5000美元和6000美元，2013年和2014年分别为 6767美元和7485美元。此种巨大规模经济体的长期高速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罕见。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基本路线指导下，在总供给管理角度（制度供给和结构调整）开创性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极大地释放了供给潜力。

2. 中国经济仍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呼唤实质性的供给端改革创新举措。已有经济理论认为，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主要有五个：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国际经验表明，各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三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两项的贡献更大，并且极其关键。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为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与民主法治化发展过程中，由五大要素动力源合乎规律的优化重构而成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释放经济社会潜力，增强经济增长活力。

（1）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为代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向工业领域的巨量转移，是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贡献因素之一。但据学界测算，在2011年前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2012年后社会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每年净减少数百万人，以低廉劳动“无限供给”为特征的劳动力转移及劳动适龄人口充裕状况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和支持，已现颓势。近年各地不断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明显上升，就是明证。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结构已明显老龄化。在未来不到10年间，中国将步入超老龄化社会，速度之快超过日本。通观全球人口与国力变化史，人口基数与结构的变化对国力、国运长远而言带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执行的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稍感欣慰的是，放开二胎政策已开始实施。

（2）土地制度僵化落后，自然资源粗放、低效耗用。中国土地及相关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供给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十分明显。随着城镇化发展，大量邻近城市的农村土地（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等）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城市发展用地，这本是城市化题中的应有之义。但是，由于现行土地管理制度过于僵化，未能形成与时俱进的供给机制，引发诸多社会冲突与群体性事件，以及“小产权房”等棘手难题。除土地之外，在其它各类自然资源方面，也存在着比价关系严重扭曲、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缺失、以及政府发展经济急切而强烈的动机之下的粗放、低效使用等问题，并造成近年来各方面有深切感知的、公众意见十分强烈的各类水体、土壤、大气污染以及资源能源挥霍式耗用等严重后果。

（3）金融压抑明显，对实体经济的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支持不足。无论是从国内储蓄还是外汇储备上看，中国似乎都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但从资本的使用效率上看，从实体经济得到融资支持的程度上看，中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又可居世界之冠。一是利率市场化到现在仍未走过“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关键性路程。二是金融市场主体“大小不均”，主体的国有比重过大而民资外资比重过低、超级银行占比过大而中小型金融机构占比过小。三是资本市场结构不合理，主板市场占比过大而创业板、新三板、场外股权交易市场还严重不足。四是除银行间投融资体系高利差抬高融资成本之外，设租寻租、“红顶中介”等，又将创业创新活动的综合融资成本抬得更高。这些导致长期以来对经济增长贡献可观、特别是对就业贡献最大的广大中小微企业，得不到较充分的融资供给，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突破天花板”得不到投融资供给机制的有力支撑，“三农”领域的金融支持也始终盘桓于政策倡导层面而实质性进展十分缓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面临的实质性融资门槛仍然比较高。

（4）教育体制扭曲、僵化，科技创新驱动力弱。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应当而且必须强化创新驱动，已成为各方共识。但从进展看，科技研发的创新活力和相关人才的培养、供给机制，被行政化、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种种违反科研规律的不当制度机制所遏制。虽然一方面中国科研人员的论文发表数、专利申请数快速增长、已名列世界前茅，然而另一方面科技成果向产业、市场的转化率不到10%。究其原因，相当重要的前置环节——教育领域，即人才培养体系中，由于严重的行政化、应试教育化等而窒息创造性人才的生长，形成“钱学森之问”这样的难解之题;具有支撑意义的基础科研领域中，激发科技人员潜心研究的体制机制不到位;应用研究中，一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明显滞后，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三是支持保障机制落后，四是狭窄的部门利益形成“条块分割”式创新阻碍和资源条件共享壁垒。

（5）政府职能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仍严重滞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获得的巨大增长和进步，与政府管理理念的改变、职能的调整、方式的转化、体制机制的不断优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职能的优化进程与制度变革的推进，已经大为滞后。一是关键功能不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功能应是维护公平正义和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但实际生活中，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受到过度垄断、设租寻租的困扰与损害，制售假冒伪劣等不良行径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监管和打击;应有的公共服务被管理部门与环节上的“权力最大化、责任最小化”之争和扯皮推诿所销蚀;应履行的政府社会发展管理规划职能，其形态与水平明显落后于时代要求，各方一再呼吁的把经济社会发展、国土开发整治、城乡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园区和主体功能区“多规合一”，始终未有实质性进展。二是关键和重点领域改革不到位，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人口战略调整等，大都慢于社会预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首先由政治局审查通过的财税配套改革方案，实施中已出现与时间表要求不匹配的明显迹象。三是政府支持经济发展手段方式陈旧，仍然习惯于以“政”代“经”，以“补贴”、“优惠”、“专项”等吃偏饭方式，代替扎实的市场环境打造与市场基础建设。四是政策机制的设计质量往往不高，效果还有待提升，如政府主推的棚改、医改、中心区域交通体系建设等，大方向正确但方案有纰漏、缺陷不少。

3. 新供给经济学首先是改革经济学：攻坚克难是改革的统领，“守正出奇”是改革的关键。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为成功实施赶超战略，在政府职能方面必然要有意识地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紧密结合，尤需做好供给管理。这既是基于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亦是基于当下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还基于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近年来在调控、管理经济方面一系列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应当注重制度供给，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中国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切实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新供给经济学的思维重点，首先强调从增加有效供给角度实施制度供给创新和结构优化，衔接从短期到中长期目标的运行调控。因而，供给管理的手段，既需注重充分尊重市场，又要理性地、“守正出奇”式地引导和建设市场;以经济手段为主，与深化改革优化制度供给紧密结合，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构造“又好又快”发展的持续动力源。

优化政策，助力供给侧

1. 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力资本战略。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的“放开两孩”政策出台后，还应当动态推进，后续优化举措。应该将以计划生育为手段的重点针对体制内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并进一步调整为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战略。促进人口流动、适当吸引移民也应当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

2. 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是被称为“财富之父”的根本资源，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供给管理的极重要内容。土地制度改革事关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需要积极审慎、长远谋划。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方面（涉及集体经营用地、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建议积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有关精神，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和途径;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制度，积极总结借鉴重庆等区域以“地票”制度处理远离城市中心区的农民在农地“占补平衡”框架下分享城镇化红利的经验。全面推动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流通、转让及租赁制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探索农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区域户有所居的多种实现形式。

3. 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针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全面推进金融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适当降低国家持股比例，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二是积极发展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三是在政策性融资机制创新中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开发性金融、农村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服务体系;四是依托存款保险制度积极发展一大批社区银行、村镇银行，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引入民间资本或将现行的民间放贷机构合法化，增加金融供给主体和金融产品，健全小型、微型企业融资体制，并引导小贷公司按“资本金融资、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原则发展，改进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五是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实现市场化定价;六是以显著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股权交易市场（三板），并推动“大资产管理公司”建设;七是提高金融业稳健性标准，积极稳妥地推进银行业实现第三版巴塞尔协议，防范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牢牢守住发生系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八是加强金融业监管，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九是做好准备，适时实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4. 通过改革，切实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结合当前企业的实际情况，应以“负面清单”原则，创造“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一是以自贸区为标杆，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门槛、减少准入控制;同时改革监管方式，优化服务，推动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标准化改革，建立覆盖所有法人、自然人的全国性信息信用系统，执行统一的市场监管规则，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交易成本。二是适度降低社保缴费率，同时加快推进实施基本养老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步伐;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可结合调入国资经营收益等机制。三是进一步清理收费，降低企业实际综合负担特别是税外负担。在深化财税改革厉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注重彻底切断行政审批与收费之间的利益关联，分类重建收费管理的体制机制，将“准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尽快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使用者付费”性质的收费、基金应加强成本核算与信息公开;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收费应打破垄断、增强竞争、压低负担水平;对“红顶中介”、设租寻租所强加的企业负担，更应结合反腐倡廉来彻底消除。

5. 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培育高水平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面对新一轮生产力革命的挑战，中国需要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领域靠原始、自主创新艰难前行，在中高端依靠全面开放和“拿来主义”、“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集成创新”结合，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完成从工业时代经济向与“第三次产业革命”接轨的“中国新经济”的转轨。可以预计，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高铁式重大装备制造业、生物产业和纳米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正在或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为力求主动，必须积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要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培育创新文化，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多元化支持从发展基础科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各个方面的自主创新，提升创新绩效。要充分遵从科研规律，以激励有力、制约到位、分配合理、管理科学的制度规范，调动全体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使科研投入的绩效水平得到提高。

发力供给端的以上举措，离不开中国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资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的支撑。第一，“结合式”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和“多规合一”制度建设。第二，继续深化财税改革，支持政府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第三，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的转置。第四，改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相关制度，打造“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第五，以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优化结构和调动潜能为大方向，积极理顺基础资源、能源产品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实施选择性“有效投资”和PPP机制创新。

总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达一个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关口，仅以短中期调控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当及时、全面引入以“固本培元”为主旨、以制度供给核心、以改革为统领的新供给管理方略，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共收疗效。为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打造有效动力机制的总体要求，亟应注重从供给侧入手，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从微观主体即创业、创新、创造的市场主体层面，释放经济社会的潜力、活力，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加快增长方式转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扫清和拓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