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知识愈多愈反动”的说法固然不对，但“书读得愈多愈蠢”云云，在特定的条件下，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在我国戏曲舞台、话本小说与口头传说中，书呆子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所嘲笑，并非没有来由。书是教人学问、教人聪明、教人高尚的，为什么书会使某些人蠢起来呢？因为书与实践、与现实、与生活之间并非没有距离。人一辈子，许多知识是从书本上学的，还有许多知识和本领是无法或基本无法从书本上学到手的。例如：游泳、打球、太极拳、锄地、割麦、唱歌、跳舞、恋爱……

书是非常重要的，但书未必都很实在。书要比口头语言的传播精密得多、负责得多，但也常常经过了太多的过滤和修饰。此外，还有许多题目、题材尚未形成可以成书的原料与动机，因为有些事理太鄙俗、太丑恶，书本上不肯写。例如没有一本书教人们如何“走后门”，但事实上“走后门”的人却愈来愈多。

有些事理太高妙、太精微，许多艺术上的感觉、激情甚至技巧，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通过书本来传授——即使是烧一碟好菜，也不是光靠读菜谱能做得到的。还有些事理太重大、太根本，与之相比，书本的分量反而轻了。比如一种人生观、一种主义、一种信仰，往往是一个人全部经验的总结，全部人格的升华，全部知识的融汇，它来自生活这部大书的因素超过了某几本具体的书。

如果某几本具体的书起了关键作用，也是因为符合了该读者的生活经验与生活需求。例如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去参加革命，首先是因为，生活中的革命要求已经成熟，而这种革命要求已经酝酿、躁动在这位读者的心里、梦里、血管里、神经里。再比如说道德，至少在我们这里，还没有哪一本书告诉人们可以不道德，甚至教导人们如何不道德，亿亿万万的书都是教导人们要道德、要道德，但不道德的人和事仍然是层出不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书的局限性、书的作用的局限性。

当然，也还有许许多多的好书我们还没有读，或者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存在。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伪书、谬书、坏书，特别是许多陈陈相因的书。创造性的书难找，照抄或变相照抄的书易求。读书、抄书、注书，遂写出了书再供别人去抄去注，去改头换面，在书的圈子里循环，在书的圈子里自足自傲，被书封闭在一个缺少现实感也缺少生活气息的狭小天地里，最后连说话也都是书上的话、现成的话、“见×书第×页”的话，这很可爱、很高尚，但也很误事、很可怜，办大事时候就更麻烦。

年轻时我曾拜访求教过一些前辈学者，获益良多。但确实也碰到过这样的人，除了背书、引书、查书、解书以外，他回答不了你自己琢磨提出的任何疑问，他从不把书本知识与生活现实做任何比较和联系，他从来不发表任何原生（即出自他自己的头脑与经验的）、活泼、新鲜、独到的见解。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学问也可能成为鉴赏与创作的阻隔。已读过的书也可能会成为未读过的书的阅读领略的阻隔。经验与学问的积累、牵累、累赘，使人们终于丧失了直接去感觉、判断外在的物质世界的能力，甚至丧失了这方面的兴致。

例如，甲先生是那样的懂文学、懂文论与文学史，读过那么多文学读物，谈起文学来是那样如数家珍，但却为什么搞不成创作？因此，我个人觉得，只是喜爱文学的人，最好是去教文学、讲文学、论文学;而只有既喜欢文学，更热爱生活、执着生活，并且能够直接地、不借助于现成书本地从生活中获得灵感、启悟、经验与刺激，从生活中汲取智慧、情趣、形象与语言的人，才好去创造文学。

生活是文艺的唯一的源泉，文学本身并不能产生文学，只有生活才能产生文学。这些都是我的一贯信念。作家应该善于读书，更需要善于读生活实践的大书、社会的大书。作家的创造性得之于不见经传的知识、得之于生活这本大书的，要比得自康奈尔、哥伦比亚的图书馆的更多，也更重要。

正如曹雪芹的价值在《红楼梦》，不在于他的所谓“学历”“论文”和背景一样，《红楼梦》的价值，也不在于表达曹雪芹的“修养训练”“发展思想”“见解高明”，而在于它的原生性、独创性、生动性、丰富性、深刻性。

人们面对《红楼梦》的时候，就像面对宇宙、面对人生、面对民族的历史，就像遭遇一群活灵活现的活人，让你感到伟大、神秘、叹服和悲哀，让你可以从中发见、从中探求，从中获取不尽的人生体验与社会经验，甚至概括出不尽高明的与不甚高明的见解。（责任编辑/姚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