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惊涛

去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了“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的论断，并在此后多个场合强调要净化政治生态。这一系列精辟论述，振聋发聩，令人警醒。政治生态涉及与其相适应的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制度生态、官场生态和伦理生态等。其中，官场生态在整个政治生态系统中具有标本性的地位。通常情况下，人们看政治生态清新还是污浊，往往把视角对准的是官场生态的变化。生态，是一个自然地理学的名词。当生态上升到精神层面时，它就是一种文化。长期以来，正能量的官场文化基本上内化为官场显规则，上升为规范官员操守的法规、制度，而大量的负面官场文化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以强大的渗透力、影响力、感召力、吸引力，影响着官场上相当一部分的人员心理层面，对政治生态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当前，官场上腐败现象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如何以清正的官场文化净化政治生态，不仅是正本清源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当前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严肃担当的重大政治责任。为此，本刊特专访了历史学者、中国作协会员、时事评论员顾伯冲同志。

官场文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怎样演变形成的？

领导文萃：当今，官场文化成为了一个热词，继前些年描述曾国藩圆滑为官处世之道的历史小说《曾国藩》一时洛阳纸贵后，官场潜规则又为许多官员所推祟。您能否先谈谈官场文化到底是个啥东西？

顾伯冲：官场之人谈论官场文化，亦实属正常。因为，他们生活在现实的官场上，要想避开官场文化，就像人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那是不可能的。官场文化，实质上讲的是在一段时期内官场成员在从政活动中对发生在国家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等领域内的某些现象和行为的一种认知、态度和情感，并通过传递和归纳后逐渐形成为约束、引导、规范官员从政倾向和从政行为的思想意识、价值评价及心理习俗。它与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形成发展起来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积累，而一旦形成就会被固化起来，在相当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

文化有雅俗之分，风气有良莠之别。官场文化历来也是如此。我国两千多年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抱负和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传统秉性、气质和情怀，对中国式官场文化的构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两千多年来中国官场文化之中。但是，这种正能量的官场文化主要靠官员们自身的道德自律而不是靠制度来维系， 加之官场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不可避免地孕育了诸多负面的官场文化。诸如，左右逢源、明哲保身、老成谋国的官场哲学， 还有结党营私、徇私舞弊、贪污腐化、裙带关系等官场积弊，等等。

领导文萃：这种文化与其他政治文化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它有什么固有的特征？

顾伯冲：这个问题提得好。只有了解官场文化的特征，才能科学厘清它的本质。前面已经讲到，官场文化有正面与负面之分，但日常生活中，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官场文化，很大程度上指的是负面官场文化，因为正面的东西很多已经上升为制度规范。这里，我主要讲的是负面的官场文化的特征。

《易经》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官场文化作为形而上的“道”，具有本质的、内在的特点。一是隐秘性。相对于国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而言，官场文化隐藏在其背后，没有任何载体公开予以宣扬，也不可能拿到公开的台面上宣讲，一般是在暗中进行、私下交易、秘而不宣，平时不易被直接觉察，具有较强的隐秘性。然而，官场文化确实规范着相当一部分官员的从政行为，有些时候甚至比正式的显规则还要管用。二是从众性。对于官场的主体来说，官场文化作为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表现出符合于潜规则的行为方式，使大部分成员普遍存在着随大流的心理。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多数官员不愿意当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另类”，从而会使自身的行为、态度与意见同别人一致，进而产生一种“没有错”的安全感。三是病态性。官场文化在价值取向、是非评判、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游戏规则等方面，形成了大量的长期与社会正常逻辑不能取得一致的处世哲学，甚至是相悖相逆的。这些病态的人生逻辑充斥着官场，主导着中国的历史。难怪明代大儒顾炎武曾痛心疾首地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四是利己性。官场文化是许多官员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实践活动中通过不断的“试错”摸索，在反复的失败、碰壁和“尝到甜头”中适应并予以认同，逐步积累形成的。其中，一切以“能否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对各种“规则”进行取舍。五是坚韧性。官场文化是官僚体系发展长期积淀的产物，具有历史悠久的特点，不会机械地随着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改变而改变。

领导文萃：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是怎么演进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它靠的是什么？

顾伯冲：中国官场文化滋生于特殊的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之下，存在于官场这一特殊领域当中，其演变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商代至春秋，是官场文化的孕育期。第二个阶段：从战国至西汉初期，是官场文化的雏形期。第三个阶段：从汉武帝时期至新中国建立，是官场文化的定型期。第四个阶段：新中国建立至今，是官场文化的转型期。

负面的官场文化能够在中国数千年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流行，有的时期甚至取代政治文化的主流，成为政治实践当中的强势规则，自然有其发展的厚黑土壤和认同资源。这里，我简要地介绍一下：一是皇权专制是它的政治基础。皇权专制作为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无所不包的权力的垄断制度，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所以，中国的官员从来都高高在上，受万民景仰地捧着，他们从来自置于人民之上，没有经历过谦卑的洗礼，不习惯接受民众的监督。由于利益交换在社会生活中无时不在，现实需要对官僚体系内成员的思想与行为进行约束与规范，官场文化的出现正是为这种需要提供了一种规则上的保障。二是小农意识是它的经济基础。中国前现代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所产生的后果，是对家族家庭的依赖以及与之相关的崇古、崇老、崇长心理。于是，在小农的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识中，有天、地，有王公和皇帝，唯独没有自身的地位。这就必然会形成特定的政治依附，即“跟人”的政治现象。小农与官僚是一对双胞胎。政治依附的结果就结成了大量的非正式利益群体和关系网络，官场文化正是在这些政治群体与网络的勾联中孕育而生的。三是权力崇拜是它的社会基础。自皇权体制诞生以来，中国皇权社会一直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特殊社会，一切以权力为中心，一切为权力服务。于是，人们想当官是很自然的，甚至奉行着权力至上的信仰，并且形成以这种信仰支配其心灵和行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红楼梦》中元春回家省亲，就连她的老祖母贾母都得跪拜相迎。社会公众对中国官场文化模式所持的无奈而默认，造成官场文化更多地以暗流方式长期生存和发展。

中国官场文化中糟粕味

最浓的有哪些？它对历史与现实的影响是什么？

领导文萃：文化这个概念是十分宽泛的。官场文化应当也是包罗了官场上所有思想意识、价值评价及心理习俗。那么，其中腐蚀性最强的有哪些？

顾伯冲：中国官场文化就像“历史幽灵”一样缠绕着皇权专制制度不放，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中国政治生态影响程度而言，以下十种尤为最烈：

（一）官本位文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人对这句话太熟悉了。读书为了什么？“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做官。整个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比如现在出现的“局级和尚”“处级尼姑”那样。于是，整个社会都以做官为最光彩的事情，表现出某种类似宗教般的虔诚和敬仰。200年前，英国驻华公使马戛尔尼说过：“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这话说得绝对了些，但的确有这样的历史与现实现象。

（二）圈子文化。“朝中有人好做官”“谁是谁的人”，这是官场上常听到的一些话。其实，这说的都是一个圈子问题。官场上的圈子，不是简单的感情联合体，而是权力、地位、名誉、关系、利益的结合体。圈内人彼此心照不宣，非圈内人话不投机、不相与谋、不予重用。一些人初入官场，就考虑自己能否加入某个圈子？自己的身份在圈子中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没有发展前途？自己能得到的眼前好处和长久利益是什么？于是，有人把圈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便有了“饭局事小，出局事大”的说法。

（三）等级文化。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只认衣冠不认人”等说法，讲的都是官场等级问题。等级在官场上甚为敏感，一切均以等级尊卑为规则。等级观念使一些官员不仅难与百姓为伍，而且官员内部之间级别的鸿沟很深，有的人“官一升，脸就变”。官场上的等级文化渗透到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在古代就连服饰上都有严格的制度，什么人、什么场合下穿戴何种服装、冠帽，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并以国家法律的条文形式来命名衣冠式别、颜色， 实现了“贵贱之别，望而知之”。

（四）发财文化。“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话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当官”与“发财”之间的“关巧”与“机心”，就在于把手中的权力变作自己的摇钱树。《官场现形记》中就有一句话诠释了这种现象：“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最好。”于是，做官被看成是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将公共权力异化为旱涝保收的“自留地”。在发财文化蔓延的官场环境中，竟然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怪现象：做一个贪官、捞官，有时更能够保官、升官。

（五）伪善文化。“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诈仁犹自王”。这也是官场流行的一些话，意思是说的与做的不是一码事。这是伪善现象的生动表现，实质就是口蜜腹剑。许多官员带着面具，所有的言行都出于利益的权衡，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情谊难以滋生和维系，告密、阴谋、算计，每天勾心斗角是官场的日常生活，脚下使绊，使你防不胜防;暗中倾轧，令你旦夕祸福。他们完全不要脸面，没有道德底线，不守游戏规则，什么丑恶的事都敢公开做出来，有时候集“伪君子”与“真小人”于一身。

（六）庸吏文化。“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这些都是官场上“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的庸吏文化的生动写照。在这种官风陋习之下，出现了许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员。他们往往模棱圆滑，以不得罪人为原则，形如行尸走肉，即便对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感到不满， 但是为了明哲保身， 往往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为甚者，一切以既得利益为重， 江山社稷稳定与否好像与他从不搭界，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 甘当庸官和懒官，毫无行政效率可言。

（七）绑架文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进圈子就别想进班子”。这些话语都是对官场上绑架文化的最好诠释。正是这种绑架文化，使那些原本想做清官、好官的人最后也被无可奈何地卷入了浊流。如果谁不成为“同道”，就被视作“异类”而寸步难行，或被孤立，或得不到重用和升迁，甚至遭到排挤打击甚至逆淘汰出局。于是，一些清廉正直的官员往往因自己对盛行的官场文化的鄙夷与规避显得不合群、不识时务，很难在官场立足，甚至对官场充满恐惧。

（八）奴才文化。“多磕头，少说话”“男儿膝下有黄金”。这虽然是一句句骗己的语言，但道出官场上一副副奴性的嘴脸。这种“奴性”催生出来的现象常常是看人下菜碟，对“主子”前呼后拥，溜须拍马，指鹿为马，而对待百姓则蛮横无赖，为所欲为。这些人最大的本事是善于揣摩“主子”心理，最大的特点是惯于“跟风”“抢跑”。有时，这些奴才心里也是苦不堪言，过着极其扭曲的生活，整天好似一个活生生的演员。

（九）享乐文化。“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些话语都是官场上享乐文化的一种折射。官场上，一些人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花费大量钱财和社会资源追求过分享受，犹如古人所说的“暴殄天物”“害虐丞民”。他们在精神状态上，意志消沉，萎靡懈怠，不思进取，把个人的感官快乐和实际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这享乐文化的影响下，一些出身贫寒之家的官员，一旦当了官，很快就会由俭变奢。

（十）荫子文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 官场上的许多人对这些话虽不会直接表白出来，却扎扎实实地按照这样的信条去做的。中国自古就有着浓烈的宗法传统，讲求宗族血亲之内的彼此关照、互相提携，上自帝王下至百姓，概莫能外。在庸常的官场上，有人一旦发迹，就成为全家族炫耀的对象，其本人也就开始考虑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些什么。“官至极品、朝野震慑”，可封妻荫子。于是，裙带风随之盛行。

领导文萃：古人说，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您刚才列举的这些官场文化中的糟粕对官员队伍的污染肯定是很大的，继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肯定也是很大的。对于这点，您能具体谈谈吗？

顾伯冲：好的。中国的封建社会通常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称帝开始算起，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共持续了2132年。与西欧相比，中国跨入封建时代的门槛早了近700年，可走出这一门槛却晚了近400年，在封建的天朝梦境里整整多昏睡了1100年，以致于现在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科技、法制方面，仍不遗余力地跑步跟进。出现这样的局面，虽然不能全部归咎于官场文化，但深层次地来透视，它的确给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每临一个封建社会王朝的末年，常常是官场文化的盛行之际。就拿享乐文化而言，奢靡之风是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比如，宋朝的腐败也是很出名的。当年，宋徽宗大兴苑囿，专务游乐，与高俅等一帮市井无赖混迹于球场，重用蔡京、童贯等一群奸臣，搞得民怨沸腾。上行下效，民间吃喝玩乐也跟着盛行。据史载，当时汴京有“正店”72家，“脚店”“分荣”不计其数。正店即大型酒店。这种酒店建筑雄伟壮观，装饰富丽堂皇，环境优美典雅，主要为上层顾客服务，基本上集中在城市里。脚店在规模上不如正店，是中下层人士出入的地方。据《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记载：“卖贵细下酒，迎接中贵饮食”。南宋王朝临安一隅，奢靡腐化成风，竞相吃喝玩乐，沦陷之都汴京的各种餐馆老板都赶来开设，造就出京城临安的畸形繁荣。“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确实是当时真实的写照。到南宋末年，临安已发展成124万余人的当时世界级大都市，其繁华程度十倍于汴京。临安的著名酒楼，《武林旧事》一书中就记述了29家，如和乐楼、和丰楼、中和楼、春风楼、太和楼、丰乐楼等。奢靡之风为何如此盛行？一是“向上看齐”的冲动，在等级制下，官大了各种享受自然也多了，小官跟着效仿。二是官僚的权力不受约束，每位主政官员在自己地盘上的权力几乎是不受约束的。三是攀比心理作祟，许多官员并不考虑自己贡献如何，首先考虑到的是同级官员谁条件最好，谁最会享乐，就想法向他看齐。四是从众心理发酵。如果整个社会变得“人非才举，政由贿出”，即使正直的人为了生存、为了免祸，也难免违心地去送礼，去奉迎。因此说，负面、消极的官场文化能够大行其道，甚至直接浮出水面，正是一个王朝末年的背景。纵观中国历史，这些负面官场文化对历史进程带来的影响是：

一是法治化进程停滞不前。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我们只能悲哀地发现，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官场文化几乎成了显规则，因而没有真正的法制，虽然有很多的天子、朝臣重法，也修了不少律令条文，但实际上不过是种以法律形式损害大多数老百姓的条文，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法制。从原始部族的“家长制” 、儒家的 “礼治”， 其所奉行的“法制”都有一个共同点：极端地维护封建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所以也就从来没能实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社会公正和司法公正。

二是权力私有化概念日趋固化。特权的本质就是权力私有化，而官场文化产生的一个根源，正是在于权力私有化。反之，官场文化又使权力私有化不断固化，并且成为权钱交易得以盛行的催化剂。这样，导致了中国阶层划分可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这样的体制不会有公平可言，也很难激发出社会进步发展的活力。

三是人本思想屡遭践踏。中国官场文化中等级制度非常明显，而等级思想和话语霸权意识恰恰是人本思想的劲敌。在一个缺乏人本思想的体制范本、制度体系和机制模式下，专制和恣意就成为主角，法治的内涵被掏空，科学发展的真义也被深深埋没。无人本思想的官僚必然无视社会成员的生命尊严、个体发展，而一个没有尊重生命、确保个体发展条件的国家和民族是谈不上整体发展与进步的。

四是官民对立意识始终难以消除。一些地方官员无论在工作场合还是生活场合高高在上，自我展现、自我吹嘘、唯我是尊的表情举动，随处可见。政府如果不能善待民众，不能有效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反而侵犯他们的生存空间，那么两者之间的鸿沟就会不断扩大。当双方缺乏信任、无法相互包容的时候，任何一件小事都会被放大，并被无限上纲，历史上周期性的王朝更替由此而产生。

五是“逆淘汰”现象屡遏不止。由于官场文化的作祟，封建官场很多时候全听着政治掌握者、垄断者的政客，社会成员身份固化也就成了个常态。官场“逆淘汰”，对于过关的草包，都是美不胜收的人生喜剧;对于被废的人才，则为彻头彻尾的毁人游戏。这种恶劣的官场生态，必然会造成迎合型官员多了，耿直型官员也会“看穿了”“学乖了”，形成不正常的官场“逆淘汰”现象。

领导文萃：那么，对我们的现实影响又是什么呢？

顾伯冲：负面的官场文化是官场多年习惯的积累，是众多恶习的积大成之作，至今还有一定的气候，并为相当一部分官员所接受、践行，且对我们的现实社会产生了诸多危害。这里，我简要概括一下，不一定说得很全。

一是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形成较大的冲击。在全社会培育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的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真知真信，带头践行。受官场文化的影响，现在一些官员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混淆不清，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摒弃什么，态度暧昧，立场摇摆。从官员个人角度看，核心价值观缺失会导致个体行为失范，并引发信仰危机。从社会角度看，官员群体核心价值观缺失会导致整体道德滑坡，加剧群体无理性。

二是市场经济体系先天发育不良。法治与现代市场经济一同产生，现代市场经济呼唤法治，拥抱法治。而官场文化实际上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它使公权变成了私权，导致不良官商的相互勾结，使得市场竞争的关键已不再是质量、效率、技术和服务，而变成了潜规则，谁不遵守潜规则就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甚至可能丧失参与竞争的资格。这种不规范的竞争势必严重损害优胜劣汰的市场正常竞争机制，妨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已有的一些制度形同虚设，最终会破坏公平、公正、有序的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市场经济秩序的紊乱。

三是社会风气受到极大污染。官风影响民风，民风影响世风。“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官场文化孕育出的怪象给全体国民树立了极坏的榜样，其影响逐渐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行业，将会使人们的思想不自觉地受到不良毒素的污染，使得各类潜规则普遍化和道德化，极大地助长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官本位思想等腐朽的道德观念的蔓延。在一个官场文化盛行的社会里，正义和德性将难以得到鼓励和张扬，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亦将因此变得十分脆弱。这是当今中国最可怕的一个事情。

四是滋生腐败的土壤难以铲除。官场文化助长了官场陋习，形成了腐败土壤。当前在我国一些地方的权力腐败问题相当严重，腐败行为还很猖獗，而且腐败已经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有向群体和集团蔓延的趋势。比如，去年全国两会上，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描述的“一坨一坨的”腐败问题，“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塌方”。腐败行为普遍化后，受“破窗”理论的指引，也会逐渐泛化形成一种社会行事规则，从而又加快了官场文化的蔓延。腐败行为只是一个结果、表征、现象，而官场文化是一种意识、一种机制，一旦相互形成整体，就具有更大的顽固性、危害性、波及力、影响力。

如何打造清正官场文化，

助力政治生态的净化？

领导文萃：当前，加大治理官场文化的力度，通过文化这个软实力推动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这方面，能否谈谈您的想法？

顾伯冲：这里，我们首先要把握好打造清正官场文化的原则。

一是坚持平等原则。官民平等虽然只是一个理论标准或者叫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实践意义。官场文化积淀下来的大量观念意识、大量潜规则、大量陋习陋规，与主流社会在价值取向、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游戏规则是相向而行的，根子在于官民不平等的恶习在作祟，不但影响着官场内部，也严重地腐蚀到了民间社会。改造官场文化，首要的是要树立官民平等理念，各级官员始终牢记“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的道理。只要官员思想上牢固树立这一观念，就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实践效果。

二是坚持民主原则。民主原则既是一种为官从政的理念，也是反对和防止官场文化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各级官员无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资格多老，都是人民的公仆。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表达人民群众的主张、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使官场文化失去遁身之地。

三是坚持法制原则。要从根子上改造官场文化，必然要求完备法制，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法制工作，要实现科学立法，进一步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法制原则，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规范官场行为，尤其要分化官场潜规则，使有利于法治的机制和做法上升为刚性政策法规，增加权力行为的透明度;把那些破坏法治进程的潜规则列为禁止之列，让全社会能够感受权力运行的正当与合理。同时，要在全社会强化法治信仰，使法治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人们的信念和准则。

四是坚持人文原则。切实维护人的尊严与权利，真正把权力作为实现公平正义和照亮权利航船的灯塔。要使为官者更多地具有人文情怀，应当给下级官员和百姓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平等观念的礼遇。尤其在制定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时，要把人文关怀与人性化原则贯穿始终，在对外执法和对内管理方面也要充分体现人文原则。只要从制度、机制构建上符合人文要求，传统官场文化的弊端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和谐氛围就会凸现。

领导文萃：应当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顾伯冲：这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施策，久久为功，标本兼治。我们要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对症下药，以工程化的建设思路、运用路线图的方法，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锲而不舍地加以治理。

首先，要不断牢固世界观这个为官从政的基石。要引导各级官员特别是身处要位的官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就能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念、善恶观念、美丑观念、得失观念，就有了抵御负面官场文化侵蚀的“抗体”，使自己变得精神高尚、视野开阔、胸怀坦荡，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能做到淡泊名利、克己奉公，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权力观问题的核心是搞清楚权力的来源和归宿，即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只有对权力始终怀有敬畏之心、戒惧之心，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不因私情废公事，不为私利所困扰，才能使负面官场文化失去存在的市场，堵住其蔓延的渠道。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关键是要行动。

其次，对负面官场文化的生存进行釜底抽薪。压缩其生存空间，根本的是要提高其运行的成本，影响甚至改变其功能作用的途径与效果，从而降低官员们对负面官场文化的选择欲望。一是要推行阳光行政，使公共权力的运行置于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之下;二是要不断强化政策制度的约束力，既增加负面官场文化运行的风险成本，又拓展政策制度的作用空间;三是要通过政治、经济及社会等方面的改革，改变负面官场文化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控制其传播、扩散的主要途径，化解其不利影响。

再次，积极培育和发展正能量的官场文化。用正能量的官场文化替代负面官场文化的转换方式是一种诱导性的制度变迁方式，属于内生性的变迁。一种新的官场文化要上升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从政文化，必须通过广泛的大众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握了舆论传播工具，谁就拥有了官场文化的主动权。通过新闻播导、舆论渲染等方式，吸引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增加他们的关心和了解程度，从而灌输新的官场文化理念，从思想上铲除权力崇拜的社会土壤。

第四，扎牢规范各级官员从政行为的制度笼子。要深入总结多年来积累的实践经验，结合正在积极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各级官员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法规制度，让官员们清楚地知道党纪国法的条条杠杠，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从制度上压缩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空间。要真正让制度“笼子”姓“铁”，没有价钱可讲，没有私情可言。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加大执行力度、督查力度，确保制度规定成为必须依照、必须遵循的刚性约束，防止打折扣、搞变通，防止“破窗效应”。

第五，紧紧抓住科学用人导向这个关键环节。形成科学的选人用人导向，一个硬性的风标就是让那些政治过硬、素质优良、作风正派、德才兼备的优秀官员受到重用，让那些品劣才次、纪律不严、热衷于玩弄官场潜规则的人彻底失去市场，切实解决官员队伍“逆淘汰”的问题。这根本的要通过制度设计，完善权力配置和治理结构，加快推进国家“治吏”体系和“治吏”能力现代化，在法治的基础上完善权力配置和治理结构。同时，要加大对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整治力度，着力强化显规则、遏制潜规则，尽快实现干部工作的风清气正，使干部有全身谋事之心而无侧身谋人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