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匠

早年经历

杨宇霆，原名玉亭，字邻葛，一字凌阁，1885年农历七月二十日出生在辽宁省法库县（今沈阳市法库县）蛇山沟村，祖籍河北滦州戴家岭。他的祖父杨正荣于清同治年间从关里携眷逃荒到关外。其父名叫杨永昌，母亲张氏，以开大车店为生。

杨宇霆出生时，杨家的家境还算不错。由于父亲是靠劳动起家的，也没有什么文化，是以认为读书无用，因此杨宇霆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也并没有打算让他读书。后经人劝说，才勉强答应他上了一个私塾。

杨宇霆入学以后，他的启蒙老师高先生发现这个孩子聪颖过人，而且还刻苦好学，有过目成诵之才，怕误了他的前程，便将他介绍到了铁岭一个姓张的秀才那里就读。他很快就成为了张秀才的得意门生。张秀才经常带着他到铁岭龙首山银冈书院，以文会友。1904年初，杨宇霆在银冈书院听人说，科举制马上就要废除了，但由于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朝廷特别恩许再开一科考试，考试将在锦州举行。

杨宇霆很想参加考试，但这时他家已入了旗籍，按清制“旗不点元”，他没有报考资格。于是，他想尽办法，多方活动，终以金县一同姓考生的名义报名参加了考试。并一考就考中了，就这样他成为了清王朝最后一科秀才。转年春天，他又考入了奉天学堂高年级插班生，学校开设有数理化、英语等课程，他此前从未接触过，但毕业考试时，却名列前茅。毕业后，他又考入了奉天陆军学校，1906年被校方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常和于珍（后为东北军将军）、邢士廉（后为东北军师长）、熙洽（后为东北军吉林驻军参谋长）一起谈论国事，与孙中山、蒋介石、傅作义等都有书信来往。

科举时代，所有的读书人都要饱受寒窗之苦，但能脱颖而出者却寥若晨星，多数人都会倒在秀才这第一道门槛前，无计可施，终生戚戚焉。杨宇霆是幸运的。虽然这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它的无形价值还在，因为人们想到科举，就会想到囊萤映雪的清寒和头悬梁锥刺股的寂寞，就会想到靠使银子、找门路、打通关节一路攀升的丑陋。而对像杨宇霆这样的年轻人高看一眼。且杨宇霆又在日本学了现代军事科学，这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是新学中的显学，所以像他这样既有功名的底子，又能西学为用的人才，是当时所有政治集团所急需的热门人才。所以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辛亥革命前夕，杨宇霆从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八期毕业回到国内。即被派往长春陆军第三镇炮队任队官，不久就被调到东三省讲武堂任教官。民国成立后，他又被调到北京陆军部任一等科员。当年即被派回奉天，任东三省军械厂兵器科长，翌年升为厂长。后来，他的职务一路飞升，成为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奉军第三和第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安国军参谋总长、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而这个厂长的头衔始终都在。

对于杨宇霆的发迹，一般人都认为是由于张作霖的慧眼识珠，实际不是。1913年至1915年，杨从长春到沈阳，再由沈阳到北京，又由北京回沈阳，官运亨通，其实都有赖于徐树铮的赏识。徐比杨大四岁，也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当时徐是袁世凯政府的陆军总长，又与段琪瑞过从甚密。

据说有一天，还是27师师长的张作霖走在大街上，偶然看到一队兵丁正列队前进，军容整齐，兵丁个个精气神十足，就问部下：“这是谁的部队？”部下答日：“这是军械厂的杨厂长训练的卫队。”老张甚为赞许，当晚就把杨邀至家中，又见他谦恭有礼，谈吐不凡，很是赏识。不久，便让杨当了27师的师参谋长。杨到任以后，治军果有一套，很快就使27师的战斗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更得老张嘉许。

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1916年，张作霖顺势而起，赶走了奉天总督段芝贵，自任总督。杨宇霆亦被提拔为督军署参谋长。不过也有人认为，老张之所以重用杨，固有老张爱惜杨是个人才的原因，但老张更看中的则是杨与徐的关系，以为通过杨和北京中央政府搭上关系，谋求他主政东北的“合法性”。1916年，杨被老张委以督军署参谋长时，正是徐任国务院秘书长之时。

如鱼得水

此后，杨宇霆便作为张作霖最为倚重的“智囊”出现在东北的官场，人称“小诸葛”。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能够遇到老张，就如诸葛亮遇到刘备一样，如鱼得水。而他对老张也是知恩图报、忠心耿耿，为奉系，乃至整个东北的发展贡献了自己毕生的才学。

杨宇霆入幕督军署后，做成的第一件大事就与徐树铮有关。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辞去民国大总统职务，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段与冯向来不和，被迫辞去总理职务，作为段的心腹，徐开始为段的复出四处活动，多方串联，集合各方势力来压冯国璋。1918年，徐到东北游说张作霖支持段，杨从他那里得知，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从日本贷款四千万元购买了一批枪械，即给他出主意说，如果能把这批枪械搞到手，作为给老张的见面礼，老张必会答应挺段。徐经过一番运作，终于从日本人那里搞到了领取这批军械的提货单。这件事是在极其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连老张都没有察觉，事成后，杨将此事汇报给他时，惊得他目瞪口呆，深为这位年仅33岁的年轻军官的韬略所折服了。老张马上派张景惠带兵去秦皇岛，将这批军械领回。就是因为有了这批军械，奉军扩编为七个混成旅，由原来的两三万人增至二十万人。

杨宇霆入幕督军署后，做成的第二件大事是整顿旧军，建立新军。张作霖的老班底大都是和他一起起事的绿林好汉，如张作相、汤玉麟、吴俊升、张景惠等人，这些人骑马放枪、打家劫舍都是行家里手，但要让他们指挥几万人的现代化军队作战，个个都力不从心。第一次直奉战争，张景惠率五万大军，任平汉线西路总指挥，张作相率五万人，任津浦线东路总指挥，十万大军出关，结果因指挥失灵，仅七天就大败而归。有了这个教训，老张授权杨宇霆整顿旧军，杨以现代军事理论为指导对奉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造，使整个奉军的面貌焕然一新。第二次直奉战争，杨任总参谋长，统一协调指挥，奉军所向披靡，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占领了北京、山东、江苏、安徽、上海、南京。至此，整个长江以北地区均在老张的控制之下。

又，在发展东北地区的经济和各项事业上，杨宇霆所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因为老张识字不多，处理公务大都只是口头上说说，但政府的工作，离不开公文，于是，要和公文打交道的事，几乎都由杨所包办。有些事，杨并没有请示老张，就独自办了，老张也不怪罪。张的放手，也给了杨施展其才华的机会，当时政府的很多的法律、法规，都是由杨牵头制定的，特别是在用人方面，老张受杨的影响颇深，十分重视从外国留学回来的理工和经济人才，放手让他们搞建设，现在沈阳的许多大工厂还都是那个时候创办的，这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功于杨宇霆，但杨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另外，杨宇霆还协助老张办成了几件大事：一是建立了东北海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三是修筑战备公路，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权属归日本所有，修战备公路，可以使交通运输不受日本人的挟制，一旦与日本人开战，可以用公路与日军周旋；四是督办奉天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部队。他的这些举措，使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大增，使早已对我国东三省垂涎三尺的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他还在日本人向张作霖提出要在东北实行“杂居”时，认为这和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的第十六条没有本质区别，是以力主不予答应。经过数度交锋，日本人深感杨“不易对付”。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日本人才想除去杨宇霆。

一时之间，东北的军政事务，杨宇霆均可左右。而张作霖对杨的宠信也异于常人，甚至将个人的私章也交给了他。就算杨怀有二心，他也能容忍。直皖战争时，张作霖支持段祺瑞，成立了奉军总司令部，老张亲任司令，徐树铮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长。但杨却与徐合谋，暗地里在洛阳、信阳等地，成立了四个旅。老张知道后，十分生气，当即罢了他俩的官。杨不敢回东北，赋闲在北京。

直皖战争后，老张的气儿也消了，马上又想到了杨宇霆，认为治理东北，还非有他辅佐不可，就把杨又请回了奉天，任东三省巡阅使、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奉天兵工厂督办，反倒比以前更受重用了，可以说是位同首辅。老张起自草莽，但他对王永江、杨宇霆等倚重之人却从来不说一句粗话。有一次，他和杨为一件事争论起来，话赶话，说了一句“妈了个巴子的”，杨不干了，立刻就说：“你骂谁？”老张马上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语儿，一不留心带出来了，可不是骂你！”后来胡适听说了这个事，还说“这个故事很美”。在电视剧《少帅》中，着重表现了以杨宇霆为代表的“士官派”和以郭松龄（上周我们已对郭松龄其人其事作为比较详细的说明，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为代表的“陆大派”的矛盾，而对杨之于奉系的作用没有太过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遗憾。

宇霆之死

1928年6月4日，日本人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年仅27岁的张学良接掌了东北的政局。但当时很多军政要人虽表面上拥戴他，而实际持观望态度，特别是一帮曾和老帅一起打天下的元老重臣，根本不拿少帅当回事，甚至居功自傲，尤以杨宇霆、常荫槐两人为最。老帅在世时，视杨、常为左右手，二人均掌握着东北的实权，且关系极为密切。老帅故去后，这二人经常飞扬跋扈，对张学良动辄予以训斥。每当张学良有事向杨询问，或提出一些主张时，杨常叫他：“你不懂，别瞎掺和，我会做决定。”

而那时候，张学良也的确是不争气，经常开着开着会就会犯毒瘾，丢下一班叔叔大爷回房扎针。有时早晨还爱赖床不起（其时，赵四小姐已来奉天当了他的“秘书”），让一干厅处长们在外面等。杨宇霆以天下为己任，自然是对这位“世侄”恨铁不成钢。一次，某官员求见张学良不得，只好找到杨。杨大怒道：“汉卿子承父业，如此下去，抽死得了。”随后便带着那位官员来到帅府，问卫兵：“汉卿何在？”卫兵答：“尚未起床。”杨怒气冲冲直接来到张学良的卧室外，一脚踹开房门，并大声嚷道：“快起来，有公事办。”张急忙披衣起床迎出，杨竟指着他的鼻子骂道：“老帅在世时，可不这样，你个混账东西，若是再这样下去，东北的事能干好吗？”张学良忍无可忍，破例回敬了一句：“我干不了你干！”

据当年在帅府听差的赵吉春回忆：杨宇霆明里暗里没少攻击张学良，当着奉系元老的面，经常痛心疾首地说：“小六子不是跳舞，就是抽大烟，东北前途，实堪忧虑啊！”当着张学良的面，又以长辈的口吻说：“汉卿！你这口烟给人的观感可不够好啊。”话语间总有“高高在上”的意思，这自然引起张学良的反感。

而此时，一直想除掉杨的日本人又趁机在社会上散布杨宇霆阴谋夺权的假消息，他们还送给了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把张学良比作日本战国时代的关白（其时日本最高军政长官）丰臣秀吉，将杨比作后来篡位的德川。暗示张学良，杨是他身边的隐患，要及早除掉。张学良又因为杨在“东北易帜”问题上处处与他意见相左，对杨不免动了杀心。但仍犹豫不决，据说在决定杀杨之前曾三次掷银元问卜。

杨宇霆遭至杀身之祸的直接导火索是：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为支持常荫槐扩充实力，掌管中长铁路。于当日下午五时许，和常一起携带事先拟好的文件到大帅府，请张学良签字。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欲成立东北铁路督办总署，任命常为总署督办。因为事先，杨并未就此事与张学良沟通过，张学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虽然老帅过去也有过从苏联人手中收回中长铁路的管理权之后，就成立一个铁路督办署的想法是尽人皆知的，张学良对此也并非不赞同，但他却并不想把这块权力交给常荫槐，尽管常是管理铁路的行家。其实他心里真正想的是不愿意让常的势力越做越大。可这个底儿又不能露。所以他只能找一些表面的东西兜圈子，比如说成立督办总署涉及到中长铁路收回的问题，事关外交，须先进行交涉，然后再作研究决定。杨、常二人则认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总署是中国的内政，苏联人无权干涉，即使将来要和苏联谈判，有这个机构，总比没有这个机构好。显然双方谁也不能说不服谁，于是就起了争执……

关于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的过程，历来有各种传说。其中最为可信的，我想当以其时全程参与了这件事的时任奉天警务处长的高纪毅的回忆最为准确：

那天，他们（杨、常）走后，张学良立刻用电话召我进府，这时已是下午5点半钟。我进府后立刻被张召入内室，他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杨宇霆、常荫槐两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了能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实在太不像话了。现在他们已回去吃饭，一会儿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们二人处死，你带卫士去执行！”我接受命令后，又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以轻松的语气嘱咐我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人身边都带有手枪。”于是我配备了6名卫士，由我同张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另由刘多筌担任府内外警卫任务，只许进，不许出（刘当时仅知将有大事，但并不知道要处死杨宇霆、常荫槐。一切布置完毕，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杨、常来到，径入老虎厅就座。我同谭海率领6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对杨、常宣布道：“奉长官命令，因为你们两人妨碍统一，阻挠新政，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当即6名卫士分为两组。杨、常二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当夜就陈尸在老虎厅内……

翌日一大清早，张学良即通电全国，并在通电中，历数了杨、常二人的诸多罪恶，如操纵把持，一手遮天，破坏和平，危害国家，结党营私，任人唯亲，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等等，此前他亦曾多次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幡然悔悟，可他们却偏要一条道走到黑。所以他才不得不对他们下手，且彼二人“皆已俯首服罪”，已于昨日“按法执行”。但当张学良冷静下来之后，似乎又对此事感觉到了后悔，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于是，张学良又命人给杨、常两家各送去一万元的抚恤金，并亲自给在德国留学的杨宇霆的长子杨春元写去了一封慰问信，嘱咐他安心学习。除了优抚家属之外，他还亲自为杨宇霆写了一副挽联：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上联用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典故，下联用了周公旦诛管叔、蔡叔、霍叔的典故，表达了其复杂的情感。但他还在给杨夫人的信中，为自己的行为做了如下辩解：“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多方劝导，倩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不期骄乱成性，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如再发生郭（松龄）、王（永江）之变，或使东三省再起战祸，弟何以对国家对人民乎！然论及私交，言之痛心，至于泪下，弟昨今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耳。”

杨宇霆之死亦震惊了国人，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得到杨氏死讯后，大感突兀，并说：“杨宇霆绝非亲日者流，以智计深沉闻于世，故日人尤忌之，才略学术，均非平庸，本为国家干城之材，终为军阀制度之殉。”胡适后来亦说：“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又，史学家刘以芬也说：“夫以奉军席全盛之势，徒因内部派别之争，至于坠精锐、戕人才而不惜，及宇霆之死，而其势亦已疲矣。呜呼！此团结之所以可贵也。”他还分析了杨的死因：“奉系将领本分新旧两派，旧派主张巩固原有地盘，不必急图发展，新派则主张向外扩张势力，不宜困守一隅，而张作霖本人则赞成后者，旧派以张作相为首，及奉直大战，奉系战败，渐失势，由新派起而代之，新派外拥杨宇霆为首，内则又分士官派与大学（陆大）派，杨宇霆等属于前者，郭松龄等属于后者，前者为张作霖所器重，郭松龄则独为张学良所赏识，郭松龄后来反叛，事虽败，但却埋下了张学良日后杀杨宇霆的伏笔。”张学良晚年亦承认：“我跟杨宇霆弄得不大和的原因，就是因为郭松龄，杨宇霆是死在郭松龄的手里头，是死在与郭松龄的关系上。”

呜呼，一代风流人物，转瞬成为枯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