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遗憾我是个女的。我很遗憾别人发觉了龙应台是个女性。

在编辑、记者、读者、作家发现我是个女性之前，我被当作一个正常的“人”看待。

他们会很冷静地读我的文章，然后写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厌恶我的人，会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欣赏我的人，也会毫不保留地把赞美倾慕我的话写了寄来。

然而，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人发现了躲在这个阳刚的名字背后的竟然是个女人！

突然之间，我不再是教授，而是女教授；不再是作家，而是女作家；不再是博士，而是女博士。总而言之，被人发现正身之后，我就不再是个“人”，而是个“女人”了。

本来称我“教授”的大学生，突然改口称我“小姐”。本来想跟我打一场硬笔仗的作家，颓然掷笔长叹：唉！对方原来是个女的！本来要骂我“刻薄”、“激烈”的人，现在理所当然地改口骂“妓女”。本来想写信来表示欣赏的人，突然犹豫起来：会不会被人误会？最奇妙的，莫过于记者。在我还是个“人”的时候，访问的内容往往平淡无奇：你为什么写“野火”？批评家必须具备什么条件？目前教育的最大症结在哪里？等等。到我变成“女人”后，访问的内容突然活泼生动起来：你结婚了吗？先生是哪里人？在哪里坠入的情网？他在做什么？他对你文章看法如何？他高不高兴太太出名？陪不陪你买菜？你们有几个毛毛？长了几颗牙齿？还打算生几个？用什么避孕方式？一天换几次尿布？谁换？你的文学批评干不干扰卧房生活？你如何一面教书、写文章，一面照顾丈夫？你买什么牌子的尿布？在被“发现”以前，有人赞美我的文章思考缜密、条理清晰。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思考不缜密、条理不清晰的人本就不该选择学术的道路。头脑清楚只是所谓“学人”的基本条件罢了，就像鸭子非有一身的羽毛不可，不然怎么能算鸭子！可是，被“发觉”之后，我连这个基本的条件都在一夕之间变成了稀奇的东西，作为一个女人，你怎么会写出这么理性的文章？你有没有感性的一面？你究竟为什么会有那样清晰的思路？你是不是个女强人？你是不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女人也能理性思考所以才写这么强劲阳刚的文章的？你的家庭是怎么教育你的，你会变成这个样子？父母兄弟、街坊邻居看得惯你吗？你的丈夫能忍受你吗？

我其实从来也不曾故意隐瞒自己的性别，只因为旅居国外多年，此地几乎没有人认识我。而“龙应台”三个字又十分的男性化。那么，别人又是怎么发觉龙应台是女的呢？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中午，电话铃响……

“请问龙教授在不在？”一个很雄壮的男人声音。

“我就是，您是哪一位？”

“啊！”对方突然就没了声音。等了半晌，我正想挂断，他又说话了，结结巴巴的：“你，是个——”我很同情他的受惊，赶忙把声音放得更轻柔一点：“对不起，是啊！很抱歉哪！”他长长地嘘了口气，又沉吟了半天，才犹疑地说：“我是大男人出版社的负责人——怎么电话里传来了香味？”我赶忙解释：“厨房里正在煎猪脑……”“哦，是这样的，龙——小姐，我打电话来是想征得您的同意，将您一篇大作编入我们今年的最佳散文选，不过，现在既然知道您是，是个女的，我就想把那篇大作收在敝社下个月要出版的‘我见犹怜——女作家心心相印散文集里吧，不知您是否同意？”‘让我考虑一下好吗？”‘好，那我就不打扰了。抱歉妨碍您煎猪脑了……”“啊，没关系！”我打断了他，“是我先生在煎猪脑，我刚刚在修理马桶……”“啊——”他又半天没有声音，最后才找出话来：“再见，龙小姐。”

就这样，第二天“龙应台是个女的”的消息就上了花边新闻。从此我不再能自鸣得意地以为我的文章好。一天，一位作家（我说“作家”，当然指的是男作家，但不必在“作家”之前再加个“男”字）对我说：“你现在名气大噪，知道为什么吗？”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当然是因为我文章写得好！”

“得了，”他打断我道，并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文章好？只是因为你是个女的！”我顿时觉得心灵很受伤，挣扎着反问他道：“拿出证据来！”他斜眼睨着我，从头看到脚，阴恻恻地一笑：“怎么，你不是女的？”我低下头来看自己，六个月大的肚围，已经看不到脚指头了。我只得叹了口气道：“是的，我是个女的，我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