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英

（湘潭日报社，湖南 湘潭 411100）

环境公害新闻的功能、困境与出路

廖 英

（湘潭日报社，湖南 湘潭 411100）

我国环境生态形势严峻，环境公害新闻应运而生。环境公害新闻舆论监督环境状况，促进了环境治理，伸张了环境正义。目前，环境公害新闻生产困难重重，有媒体的经济之困、记者专业知识之困、记者收集证据之困等。环境公害新闻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营造良好的环境文化氛围，政府购买环境新闻服务，记者提升环境科学知识，和环保非政府组织合作等。

环境公害新闻；功能；困境；出路

自1983年《中国环境报》诞生起，中国环境新闻正式登上大众传播舞台，并与时俱进。中国环境新闻经历了环境宣教新闻为基本内容阶段，发展到今天以环境宣教新闻为主并与环境公害新闻相结合的阶段。近年来，环境公害新闻随着国家加强环境治理而得到进一步重视，社会功能十分显著。但是环境公害新闻生产困难重重并陷入了困境。环境公害新闻如何摆脱困境，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一、环境公害新闻的社会功能

环境公害新闻，又称环境问题新闻，或称环境事件报道。它发挥了环境宣教新闻不一样的社会功能。它主要以批评报道或深度报道来呈现。我国的环境公害主要有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垃圾污染、滥伐森林、破坏植被等。环境公害新闻有如下社会功能：

（一）舆论监督环境状况

近年来，报纸等传统媒体环境宣教新闻成效显著。积极宣传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可持续的科学观，认真宣传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决策；宣传国家环境治理的中、长期规划；宣传党和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正面宣传深入人心，形成了社会共识。

然而，我国环境污染的形势依然严峻，环境污染的状况需要社会和媒体监督。特别是2014年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出台后，媒体舆论监督的责任更重。据中国环保部2015年发布报告称：2014年全年突发环境公害事件471件，绝大多数由报纸等传统媒体报道，有力地监督了环境状况。

环境公害新闻与环境宣教新闻是环境新闻的一体两翼，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

（二）环境公害新闻促进环境治理

2000年以来，报纸等媒体先后报道了松花江水污染、兰州自来水污染、汉江武汉段氨氮超标、湘江流域重污染区砷超标、桃源铅厂污染致居民患癌、多地雾霾围城、腾格里沙漠排污等。这些环境公害新闻，曝光了污染企业或单位破坏环境、危害社会的严重后果，使污染者受到惩处，使污染得到治理，使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并引起整个社会对水、空气、土壤等自然环境的关注，增强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

（三）伸张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从宏观上讲，就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配和环境代价分布应该是均衡的。就受害者层面来讲，实际上涉及环境权的问题，环境权是“免于环境污染以及受害后得到足够补偿的权利”。［1］许多环境公害新闻为受害者讨回了公道，受害者得到补偿，环境正义得到伸张。2007年，《中国青年报》记者郭建光发表的《沉陷的村庄》，报道了山西一个村庄因采煤塌陷，村民正常生活受到危害。记者为村民主持正义，村民得到补偿。2015年年底，由《财新周刊》《人民日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常州外国语学校的“毒地”事件，终由环保部的权威检测尘埃落定，环保部从该校污染土壤和填埋的固体废物中，检测出污染物总石油烃和苯类物质超标，为学校学生受空气污染出现的甲状腺结节等疾病找到病因，使学生得到救助治疗。［2］

二、环境公害新闻的困境

环境公害新闻是批评报道，和环境宣教新闻相比，它遇到的困难和阻力要大得多。

（一）媒体的经济之困

首先，环境公害新闻生产周期长，生产成本较高。主要是污染企业或单位对舆论监督的反弹，为自己辩护甚至抵赖，而记者调查时间长，搜集证据费时费力。一个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事件先后就搞了4个月，环保部检测报告出来后，校方还组织第三方出具否定的检测报告。可见，解决问题难度大，耗时、耗财、费力。

其次，污染企业往往是广告大户，因为环境公害报道失去广告支持，媒体减少收入，媒体不得不权衡得失。例如，金光集团在云南非法砍伐森林，绿色和平组织予以曝光，金光集团不惜花费重金公关当地媒体。结果，省外媒体批评金光非法毁林，而省内媒体宣传金光在华功劳。［3］

（二）记者专业知识之困

环境公害新闻需要记者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然而，我国目前的环境新闻记者缺乏环境科学素养。这与我国高等教育中环境新闻专业缺位有关。在美国，有近百所大学设有环境新闻专业。环境新闻记者缺乏专业知识，一方面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还难以达到满意的效果。例如，在云南个旧锡矿对工人污染的公害报道中，由于记者缺乏专业知识而无法认定污染与工人患癌的直接关系，只能认定为慢性非正常死亡，报道缺乏战斗力。［4］另一方面，记者缺乏专业知识影响与专家的交流与沟通。专家不想和记者打交道，担心自己的见解主张因记者的专业知识缺乏在新闻呈现中走样。曾有记者为报道广州空气中各类物质污染指数问题，请教一位该领域中科学院著名专家，遭到婉言拒绝。［4］

（三）列举证据之困

环境公害新闻涉及搜集和列举证据，被批评企业只有在有力的证据面前才会承认污染事实。有的环境公害新闻因为举证困难或证据不足而难以服人。《南方都市报》深度采访部记者杨传敏反映，她从事多年重金属污染报道，发现此类新闻调查很难展开。例如，“血铅”问题在中国农村的矿产区非常普遍，但是多年以来报道很难深入下去，“血铅”问题还是大量存在。［4］

三、环境公害新闻的解困之道

环境公害新闻应受到政府、社会和媒体的重视，找到突围之路，得到长足发展。

（一）形成良好的环境文化氛围

环境文化是指一切有关人类知识、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环境的事物和相应的行为、心智状态的总和。［5］只有形成良好的环境文化氛围，环境公害行为才会为全社会特别是网络舆情所关注并受到舆论谴责，才能调动全体公民参与环境运动的积极性，环境记者才会获得更多的环境信息，获得环境正义感和环境道德话语权。

对于有污染的企业来说，在建设环境文化中要树立“波特假设”的理念。“波特假设”的核心思想是：加强环境治理，提高环境标准，不但不会降低企业的盈利水平，相反还会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它们的盈利水平，从而间接地促进社会进步。［6］

（二）政府应当购买环境新闻服务

要解决报纸等媒体环境公害报道经济之困，政府购买服务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当前，环境保护已列入各级政府考核目标并实行问责。如今的环境问题掩盖是掩盖不住的，政府的正确态度是如何及早发现本辖区内的环境污染，及早治理，不致造成大的社会影响。这一点可操控的环境公害报道正适应了政府的想法。所以，明智的政府愿意购买这种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可采取多种形式，如提供资金组织环保巡回检查，曝光排污企业；再如，政府出资与报纸合办栏目，既刊载环境宣教新闻，又进行环境公害报道；还可以对环境新闻进行阶段性评比，特别奖励环境公害新闻，以资鼓励。

（三）提升记者环境科学知识

提升记者的环境科学知识势在必行，其途径有三：一是参加环境科学知识培训班。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应适时邀请高校老师，吸收环保志愿者和媒体记者参加。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就多次开展了“环境记者沙龙”培训。二是向专家学习。环保组织绿家园从2000年起创立“环境记者沙龙”，每月邀请环境科学方面的专家，既解决实际问题，又从中获得知识。三是记者自学，边干边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学习并积累专业知识。

当然，高校开设环境新闻专业，培养环境新闻记者，这是解决环境记者专业知识缺乏的根本途径。

（四）和环保非政府组织合作

我国成立最早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即环保志愿者组织（NGO），是1991年成立的辽宁锦黑嘴鸥保护协会。之后，自然之友、绿家园等相继成立，到2004年全国NGO组织已逾3000家。这些志愿者活跃在全国各地，他们对企业排出的污水、排出的废气和对土地的污染进行取样，获得数据。当环境记者取证难时，可求助于相应的环保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也会非常乐意支持。他们也正希望与媒体合作，借助媒体力量以扩大社会影响。

此外，利用数据库整合数据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我国2007年公布《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各级环保行政管理部门按要求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全国100多个地市都公布了完整的数据。环保非政府组织IBE整合了这些数据，开发出“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两个数据库，向社会各界开放。环境记者也可将这其中的数据作为环境公害报道的证据。

［1］周海燕，黄佩映.环境新闻如何实现“环境正义”［J］.新闻记者，2011（8）：71-74.

［2］周海燕.环境公害报道：受害者叙事、议程设置与理性协商［J］.新闻记者，2016（5）：59-63.

［3］王积农.我国环境传播从业者职业动力、问题及其发展径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163-169.

［4］王积农.环境新闻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J］.新闻记者，2011（6）：76-79.

［5］张淑华，员怡寒.新媒体语境下的环境传播与媒体社会责任［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175-180.

［6］胡建兵.经济发展呼唤环保报道向纵深开拓［J］.新闻战线，2002（2）：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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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8883（2016）16-0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