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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与突破:新时期背景下我国媒体对灾难性事件报道的变化

2016-02-28杨瑞瑞张梦宁

新闻研究导刊 2016年24期
关键词:灾难性爆炸案新闻报道

杨瑞瑞 张梦宁

(长春工业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转变与突破:新时期背景下我国媒体对灾难性事件报道的变化

杨瑞瑞 张梦宁

(长春工业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我国媒体的新闻报道经历了一个改革创新的变化过程,尤其是对于社会突发性新闻报道来说,其理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突破。从“5.12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再到“8.12天津塘沽爆炸案”等一连串的灾难性新闻事件中来看,我国媒体打破了传统的灾难性事件报道的模式,重视人文关怀,进一步彰显了国家形象。本文将从灾难性新闻报道内容上着重分析近10年来我国媒体的变化以及产生变化的原因。

灾难性报道;转变;突破

一、新时期背景下灾难新闻报道内容分析

(一)报道内容的变化

近年来,国内发生了不少灾难性事件,我国的媒体报道方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1978年,唐山地震发生,《人民日报》做出了《人定胜天》的报道;2003年,“非典”事件发生,主流媒体处于“失语”状态;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人民日报》逐渐转变报道风格,在报道主题上逐渐偏向灾情实况、政府积极行动、救援措施、哀悼与慰问以及民间行动与捐助这5种主题;2015年,天津塘沽爆炸案发生,主流媒体更是打破思维定势,注重平衡报道,讲求“度”的把握,不仅从文字、图片、视频以及表情符号中能看到新闻报道的变化,而且从微博大V以及各界明星对灾难的救助与捐款情况也能看到变化,这些变化都极大地提升了灾难性事件报道的影响。

(二)报道方式的变化

从1978年的唐山大地震到2015年的天津塘沽爆炸案,我国媒体的报道方式变得越来越人性化,信息更加透明化。唐山地震发生时,受众获得的信息大多来自报纸;汶川地震时,受众从电视上获得灾难信息;天津爆炸案时,受众更多是从微博、微信上获得灾难信息。天津塘沽爆炸案发生,央视新闻动用了无人机航拍爆炸中心现场,极大地提高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当天,新浪微博用户@小宝最爱旻旻于23:26发布了爆炸现场的视频,成为事件首发。之后,众多网友在微博、微信平台上传事故现场照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在信息发布中时效性不足的缺点。随后,微信朋友圈转发大量的微信截图“我爸就是你爸”等内容,在报道方式上许多知名微信公众平台,如“新闻传播”的微信公众号更是以事件为例编写文章,许多公众号多采用倒金字塔式和平铺直叙式的结构编写文章,带来了众多的转发量和点击量。

二、我国媒体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的转变与突破

(一)更加重视人文关怀

我国媒体突破了传统模式,在灾难性报道中更加注重人文情怀。以2003年的“非典”事件为例,我国媒体对灾难的严重程度以及死亡人数三缄其口,处于“失语”状态,严重侵犯了受众的知情权。如今,我国媒体对灾难性新闻报道发生了积极的转变,报道内容更偏向于对遇难者的关怀帮助,以及受难者的心理治疗、人民群众捐款集资抗灾、灾后重建等群众切实关心的问题,处处体现出我国媒体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情感。

(二)充分发挥新媒体的重要作用

网络时代的到来揭开了新媒体发展的重要篇章,当灾难性新闻发生后,群众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微博、网页等各种渠道第一时间了解相关信息,改变了传统媒体传播速度慢、传播渠道单一等问题。温州7.23动车事故和天津塘沽爆炸案的消息都是最先在微博上发出来的,并且在生活节奏较快的时代背景下,受众越来越倾向于依靠新媒体来获取信息。因此,新媒体已然成为灾难性事件报道中最主要的信息传播途径。

(三)有效保障舆论引导机制

党的十七大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随后政府陆续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文件,为灾难性事件报道以及新闻立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打破了政府以往对灾情限制性的报道规定。媒体逐渐掌握了舆论话语权,重视信息公开透明,新闻报道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与突破。

三、我国媒体转变与突破灾难性新闻报道模式的原因

(一)国家新闻政策体系的转变

时代在进步,国家政治意识在改变,我国的新闻政策体系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使新闻成了政府的“喉舌”和宣传平台,只允许在新闻中宣传社会主义的优势,缺乏新闻自由,读者参与度低。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新闻发言人制度得以进一步完善。新世纪以来,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和多元化的传播渠道让公众能在第一时间接收到外界信息。《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让新闻报道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推动了新闻自由化。

(二)公众主体意识的变化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各社会阶层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受众阶层越来越多样化,受众结构不断改变,引发了各种利益冲突,加剧了社会矛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成为媒体报道社会性突发事件的重要题材。在新时期,公众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和反映者,主体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公众开始转变为“权利的主体”和“市场的受众”,鉴于知情权和传播权,我国媒体也对公众的地位引起了高度重视。从汶川地震到天津塘沽爆炸案等灾难性事件中的信息传播来看,越来越多的受众参与到信息传播过程中,主体地位比较突出,我国媒体报道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与突破。

(三)国际传播环境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始全面融入世界市场,面临着外部生存环境的严峻挑战。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世界迈入信息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媒体如何在新闻报道中维护国家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进而如何树立社会主义中国新形象,成为一个艰巨任务。当“汶川地震”发生仅几分钟后,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第一条英文快讯,我国发生重大地震灾难的新闻随之传遍全球,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从中可以看出,在灾难性报道中,我国政府和媒体牢牢把握住了舆论引导权。因此,不同历史时期国际传播环境的差异,也是促使新闻报道方式转变的一个重大原因。

在信息全球化时代,灾难性事件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对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中突破了传统的报道模式,树立起创新报道理念,这种转变与突破是我国媒体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信号灯,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

[1] 宁燕.灾难性新闻中传播主体和传播行为承担之伦理规范[J].新闻世界,2009(06):85-88.

[2] 赵士林.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3.

G212

A

1674-8883(2016)24-01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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