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英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影视系，湖南 长沙 410081）

论当前我国环境新闻报道的问题与对策

雷 英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影视系，湖南 长沙 410081）

近几年来，随着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和社会环境问题的日渐突出，我国环境新闻报道也渐渐多了起来。由于环境新闻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近年来环境新闻报道也备受关注。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环境新闻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简述了环境新闻的概念和特点，以及我国环境新闻的发展历程。提出了在当前环境下，新闻报道面临和存在的各种问题与应对的改革举策。

环境新闻；雾霾；问题与对策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来说，环境保护问题（包括凸显的雾霾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它关系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环境新闻报道也许是他们了解雾霾的唯一途径。因此，环境新闻报道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环境风险、改善人们对环保问题的认知大有裨益。本文拟就环境新闻在国内外的产生、发展的历程以及我国环境新闻报道的形成、发展状况，探讨我国环境新闻报道面临的问题和改革举措。

一、环境新闻的演进历程

美国是全球公认的环境新闻的诞生地，1850～1920年间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标志着环境新闻的开始。在这场运动期间，许多的环保主义者、作家和记者以创建美国国家公园和保护土地、矿产资源、野生动物、森林为主要内容，发表了大量的揭露性环境报道或评论文章，成为环境新闻诞生的助推器。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环境新闻才日渐走向成熟和理性。其标志在于1968年厄灵克发表的《人口炸弹》、1971年柯莫纳发表的《终止循环》和1964年卡森发表的《寂静的春天》这三部环境调查性报告。其中，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最终直接推动了联邦政府出台一系列环境保护法案。

环境新闻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环境新闻记者、犹他州州立大学教授麦可•佛罗梅（Michael Frome）在1998年提出。他认为“（环境新闻学）是一种有目的、为公众而写的、以严谨准确的数据为基础的，反映环境问题的新闻；它要求记者理解传播的目的和性质，具有研究能力和简洁的语言；它不仅仅回答谁、何事、何时、何地、为何，还要有一种广阔和综合的眼光纵揽全局。”［1］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环境新闻机构、环境记者组织、环境新闻教育机构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在美国成立，这也成为这一时期美国环境新闻实践的主要特色。

环境新闻具有专业性与科学性，而且与自然科学密切相连。环境新闻同时具有广泛性与复杂性、冲突性与激烈性。从事环境报道的记者，需要拥有深厚的知识背景才能挖掘事件本质，新闻报道才会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从信源、传者、受众几个层面看，环境新闻报道基本上是伴随着上述几种特性而进行的。因此，在选定报道选题时，注意受众敏感的神经，在采写过程中，要注意平衡报道，以免歪曲事实。

我国环境新闻及其学科的发展滞后于西方，在实践方面受西方影响较大，比较注重环境新闻报道的揭露性和批判性。对于环境新闻的概念定义，较有影响的观点是：“环境新闻就是为了避免环境风险，在制定决策过程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种有目的、为公众而写的，以充分准确的材料为依托、反映环境问题的媒体信息（学者王积龙定义）。”［2］而业界则将环境新闻定义为：“以环境问题报道为核心内容，但是报道的基调应该以揭露环境问题为主，要把环境灾难呈现给公众，以引起公众对环境恶化的警觉，同时树立人文关怀，彰显环境新闻报道背后的人文精神（以记者李景平为代表）。”［3］

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环境新闻的理论传入中国。我国的环境新闻报道也表现出了较强的揭露作用，很少见到“正面宣传”。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揭露性具有强大的监督作用，对于政府的环境治理和环境风险信息公开有积极的推动作用。1984年，《中国环境报》创刊，标志着我国环境新闻类专业报刊的出现，也代表了我国环境新闻报道的开端。而此时，我国的环境问题也日渐凸显，环境新闻报道在我国也逐渐多了起来。由于当时的环境问题大多是工业污染，因而80年代中期的环境新闻多以揭露工业污染为主，普遍关注工业“三废”问题。该时期有关环境新闻方面引人瞩目的事件有两件。一是1986年，中国环境记者协会成立；二是1987年，《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大兴安岭火灾系列”（《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报道。此系列报道引起了强烈反响，首次将自然灾害归因到了体制问题，也首次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给予了强烈关注，推动着社会舆论，也启发了民众的环境意识。然而，这一时期毕竟处于我国环境新闻报道的起步阶段，我国的环境文学与环境新闻相混合，没有独立分化出来，有关环境新闻的研究凤毛麟角。

进入90年代，一大批栏目，如《家园》《绿色家园》《环境聚焦》《绿经济》《人与自然》《绿色报告》纷纷开播，我国的环境新闻渐渐与环境文学分化开来，突破了只关注“三废”治理、环境卫生的界限，将视野扩大到了生态系统这个宏观层面上。媒体的环境观念更加专业，视角更加多元，监督、引导的作用更加强大，走上了环境新闻独立化的道路。就在这一时期，有诸多著名报道问世，如记者、作家陈桂棣推出了《淮河的警告》，曝光淮河流域的工业污染状况和农民癌症高发的现象，影响颇大。1993年，在全国人大的力推下，“中华环保世纪行”出击——28家在京媒体开展了专题环境报道，还多次深入其他地区揭露环境污染问题。与环境新闻的奋勇发展相适应，这一时期不断增多的还有环境新闻的研究，研究学科涉及各个领域，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展。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环境新闻开始进入了发展和研究的多发时期。这一时期的理论专著主要有王莉丽的《绿媒体：中国环保传播研究》以及王积龙的《抗争与绿化：环境新闻在西方的起源、理论与实践》。此外，随着各大高校为学生开设环境新闻学课程，环境新闻学在我国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这一时期我国环境新闻报道大多从某一突发环境事故或群体事件出发，向其他空间延伸拓展，如公共卫生疫情（如“非典”、禽流感）、食品安全丑闻（如瘦肉精、地沟油）、生命健康威胁（如三鹿奶粉事件）等多个方面。据统计，2013年《南方都市报》发表的有关雾霆的报道共有85篇。可见，雾霆新闻在2013年出现频率之高，这离不开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整治措施。新闻记者不仅要发挥社会整合与守望的作用，还要发挥重要的鞭策作用。

环境新闻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风险性，美国所有关于环境新闻的定义都有反映“环境问题”的共识。“环境问题”指的是环境在工业社会中受到的伤害，而确定了风险，环境新闻的新闻价值就得到确定。风险性的确定是环境新闻的核心新闻价值，原因在于风险是环境新闻用来分析各类环境问题的基本要素。对于环境新闻来说，利用科学知识确定风险，这是化解风险的关键一步，然后怎样化解风险也是新闻价值的重要因素。此外，按照贝克与其后的社会学家的观点，“不可能超出风险在特定状态下的具体化之外来理解风险，不管这种状态是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流行的”，正因如此，我们在探讨环境报道风险性新闻价值时离不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当前我国环境新闻的传播状况及面临的困境

近几年，随着媒介融合，环境新闻报道的渠道区分已不太明显。有关环境新闻报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报道数量增长态势明显，媒体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环境意识。

第二，媒体会以每年的生态环境主题日为契机，形成一波环境新闻报道高潮。

第三，我国媒体的环境新闻报道呈现出较强的“运动型”模式，即随上面的政策运动而定，有则多报，无则冷处理。除了环境新闻报道是揭露环境问题的新闻节目形式外，纪录片也成为另一种较好的呈现方式。较著名的纪录片有：《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第十一个小时》（The 11th hour）、《愚昧年代》（The age of stupid）、《垃圾围城》、《水问》、《塑料成瘾》（Addicted to plastic）。此外，还有许多影视作品也是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如宫崎骏的《风之谷》、有关温室效应的灾难片《后天》、内地热映的《狼图腾》等都是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动物的内容，他们通过不同的视角、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居住的地球。

其中，反映环境问题的纪实专题节目，如央视8集纪录片《水问》自2012年播出以来便引起业界广泛的关注。下面，以《水问》作为案例从传播学角度解读当前我国环境新闻报道的传播状况。

从传播内容来看，8集系列纪录片《水问》分别从危机、饮水、生态、利用、分配、治理、节水、文明8个方面回答有关水的问题。该片集纪实性、论辩性和文献性创作风格于一体，通过大量的深入走访、调查，选择我国大江南北水资源“匮乏、污染”的典型城市和乡村为拍摄对象，结合专家、学者的访谈，向我们揭示了我国水资源面临的严峻困境及未来解决问题的途径。《水问》选题的把握十分准确、数据来源十分权威并且充满了人文关怀。在选题上，遵循了重要性（选题与受众的切身利益密切联系并对国计民生产生重大影响）、接近性（“同呼吸，共命运”“甘肃黄土高原缺水，大上海缺好水”密切关乎受众的切身利益，在心理上具有接近性）、适时性（准确设置切入议题的时间点，可以使传播效果最大化）。

《水问》的传播效果逐渐由传统电视媒体向新媒体客户端外溢，如QQ、博客、微信等客户端纷纷转载相关视频并附有大量的留言和评价。

据“可信度效果”的理论，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获取受众的信任是传播者改进传播效果的前提条件。《水问》达到了可信度的传播。

整个纪录片分别从8个方面回答了受众欲知而未知的3个问题——“中国的水资源匮乏以及污染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究竟面临怎样的严峻状况”以及“我们该怎么办”。

“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是在特定需要动机的基础上来接触和使用媒介的。《水问》是对人们生存环境的调查，帮助受众获得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满足了受众对于水资源环境监测的心理需求，因而能够迅速引起受众关注。在媒体、官方、公众对“水问题”关注达到顶峰时推出这个调查，可以在议程设置上与公众议题、政府议题重合，形成议程设置的共振，使议题在社会上的传播效果最大化。

该片对水问题的数据来源十分权威。在纪录片中，引用大量实际调查和权威专家的说法、结论，在展示数据时也采用了十分严谨的数据引用格式，并在每个数据的右上角标明了数据来源，让整个调查更具说服力。另外，该片充满了人文关怀。所谓的人文精神就是要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心人的生理需求，对个人、社会甚至整个人类命运的发展高度负责。在报道的内容和形式上都以人为中心，符合受众的接受心理。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的媒体环境很适合进行环境新闻报道，我们更应该考虑的问题是怎样报道才能引起好的反响，使报道真正有助于环境改革。

三、环境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如前文所述，环境新闻报道具有科学性、广泛性等特点。如果记者没有相关的知识背景，没能对个体事件进行科学而准确的判断，将会使报道出现重大偏差。要培养高素质、专业的记者队伍，加强教育是关键。教育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个长期的过程。不断对新闻细化、分科，培养专业性人才将有利于未来解决这一问题。就总体而言，我国环境新闻报道仍然存在一些弊病，如面对一些重大议题时，报道往往流于表面，简单叙述一下最近有何等现象、政府出台了哪些新政就结束了，另外跟风现象严重……

新闻记者要坚持走基层，对于重大议题，如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植树节”等，要充分发挥报道策划的作用。环境新闻是具有持久性的，因此，要注意常做常新。至于跟风这一点，环境新闻虽然具有普适性，紧随热点没有错，但要注意与地方特点相结合，保证受众的接近性心理十分重要。上述两点都不难做到，只是需要记者、编辑多加注意，不懈怠。

就受众而言，环境新闻报道的关注点往往聚焦重大事件，而忽视了一些细小却可以预测其未来走势的事件，有时会出现“失声”现象，如疫情的初发阶段。就报道形式而言，往往过于陈旧、僵硬，缺乏创新，只是冷冰冰地摆数字、讲道理，一遍遍报道重复的议题等。解决这类问题需要注意两个字——平衡。新闻所关注的宽泛意义上的受众，不能由于环境新闻的科学性而过度注意精英群体，而忽视了平民群体。记者是社会的瞭望者，要时刻保持新闻敏感度，平衡各个受众群体的报道。对于报道角度也要把握好“度”，不要让报道流于表面。深度报道要注意编写形式的变化，给受众带来愉悦的阅读体验。

前文提及环境新闻具有激烈性，它的产生过程多伴随博弈。从两个相对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如果媒体无法保持独立性，环境新闻很可能成为一种软性宣传；另一方面，利益集团的压迫会压缩媒体的发挥空间，使得记者的专业性得不到发挥。要解决这类问题也需要相对的两方互相监督。新闻是一种记录，环境新闻的报道有利于利益集团察觉隐患，避免发生更重大的事故。而利益集团的存在也利于提醒记者们写作需要守实、论证要严谨、报道要平衡。

环境问题关乎各个利益群体，而环境新闻报道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这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所以，记者在完成稿件的过程中要恪守“美国人奥克斯（Adolf Ochs）提出的‘高尚的新闻政策’‘独立公正的评论’和‘正确详尽的新闻资料’三大目标”，［4］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它将是记者对抗利益集团时自保的利器。

从报道题材而言，环境新闻报道的题材趋于一致，媒体往往会选择有重大冲突的题材进行报道，并把环境报道等同于“揭黑”报道，这种带有主观预判的做法是欠考虑的。无论是不是环境新闻，只要是新闻，写作时就要遵守平衡的原则，它是保证新闻真实性的要点。所以，在进行环境新闻报道时，不能过分强调人类活动对于环境的破坏作用，而应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事件的对错给予平衡的展示，同时客观地展示政府的治理状况。

本文认为，环境问题的涉及面牵连甚广，在新闻报道时虽然可以报道具有跨区域性质的环境问题，但也不要忽视地方性的环境问题。这里的地方性环境问题不是指一些特殊的个案，而是指范围相对缩小的环境问题。报道这类新闻，可以加强受众心理的接近性和该报道的传播效果。记者在采写时可以紧随国家政策或重大议题，从小处着眼，探究问题的本质，这比一板一眼地列数据或年复一年的相同报道要好得多。

今后的环境新闻报道可以把对环境的常规关注与深度报道结合起来。此外，环境新闻报道要注重贴近民生。只有受众对环境问题有目共睹，才能更明确地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才能保护环境。我国致力于建设生态文明的和谐社会，而媒体作为社会的瞭望者有责任参与和传播生态文明，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客观、真实、公正地报道环境问题，培养受众的媒介素养、提高受众的参与意识，共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1］ Michael Frome，Creen Ink .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Journalism（preface）［M］.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98：1-12.

［2］ 王积龙.抗争与绿化——环境新闻在西方的起源、理论与实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4-15.

［3］ 陈华明.中国环境新闻学发展现状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4）：211-212.

［4］ 吴瑛，胡滨斌.新闻专业主义及其制度保障——陈杰人事件给我们的启示［J］.新闻记者，2003（10）：8-9.

［5］ 唐海江.试析当前环境报道中的舆论引导［J］.新闻知识，1999（11）：6-7.

［6］ 戚攻，刘卫红.论“回应度”及其研究范式［J］.理论学刊，2007（6）：70-74.

G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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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8883（2016）24-0050-02

雷英（1970—），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讲师，目前从事影视美学、新闻传播等方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