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合

“党内夸刚正，人推黄克诚。奋斗仗精诚，最佩正气雄。”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黄克诚文武兼备，雄才大略；无私无畏，刚正不阿；清正廉洁，克勤克俭；严以律己，宽厚待人；历经坎坷，忠贞不渝，在党内军内和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就连比他年长9岁的毛泽东也亲切地称他为“黄老”。

高度近视的“千里眼”

从投身革命那天起，黄克诚就是一位双眼高度近视、戴着眼镜的军人。然而，他又是一位高瞻远瞩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对黄克诚，陈毅曾深表赞许地对新四军三师的干部们说过这样的话：“别看你们的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可他的眼睛可看得远，是‘千里眼！”而黄克诚得知后却谦虚地说：“我哪里有什么千里眼。我之所以有点儿观察力，主要得益于勤读书，勤思考，勤实践，借助党和人民给的另一副无形眼镜。”他还说：“有形眼镜只能解决观察事物的表象问题，无形眼镜才能解决观察事物的本质问题。”

黄克诚的远见卓识，既表现在指挥作战的深谋远虑上，又表现在善于全面把握军事斗争形势、着力解决带根本性的问题上。1945年9月，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得知东北日军被苏联红军消灭，而国民党军队远在后方。他认为这是我军进军东北的极好时机，便及时向中央发去了《我对目前形势和军事方针的意见》的电报，建议立即派部队进军东北。5天后，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分析，作出从各根据地抽调10万部队进军东北的决定。中央军委电令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3万人同时挺进东北。11月下旬，黄克诚率部进入辽南后，面临“七无”的困境：无党组织、无政权、无群众支持、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服装。他认真思考后，给毛泽东发电，提出迅速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意见。他的意见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12月28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为真理十次直言，又因直言而十次挨整

黄克诚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真理，终生不渝。他一生光明磊落，敢仗义执言，不盲从，不跟风，不趋炎附势。虽因此屡遭不公正对待，但始终无怨无悔。在此，仅举几例。

1930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了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提出要红军攻打武汉、组织长沙暴动。在三军团和湖南省委联席会上，时任支队政委的黄克诚坚决反对，他认为以弱小的红军去攻打大城市是不切实际的。为此，他受到严厉批判，被撤销了原本要他担任纵队政委的任命。

1931年夏，担任红三师政委的黄克诚被从反“围剿”前线召回，肃反委员会交给他一份“AB团”分子名单，要他照单抓人。黄克诚一看，名单上都是本师的基层干部。他据理力争，愿用脑袋担保这些人没有问题，结果遭到严厉训斥。回到部队后，黄克诚迅速让黑名单上的人员隐藏起来，使前来抓人的肃委会一次次扑空。半个月后，刚走下战场的几个人来不及隐藏就被抓走了，不久即被杀害。黄克诚痛心疾首地找肃委会质问：为何滥杀无辜？肃委会将黄克诚逮捕，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欲将他处决。彭德怀闻讯火速从前线赶回，要他们“刀下留人”。黄克诚幸免一死，却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

1942年，中共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为独揽党政军大权，采取不正当手段，把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排挤走。此后，饶漱石又多次在会上大谈陈毅的不是。时任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实在看不下去，批评饶漱石：“你这种做法很不光明磊落，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他襟怀坦白的批评，使得饶漱石哑口无言。1943年夏，饶漱石传达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关于《抢救失足者》的讲话，要在党内军内大抓特务。黄克诚感到这与中央苏区抓“AB团”如出一辙，便一边向上打报告表示反对，一边下令在本师不搞“抢救运动”。为此，他被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

1959年7月，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因对大跃进等“左”的错误提出不同意见，受到批判。黄克诚是会议期间被叫到庐山批彭的，但他却在会上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在这严重影响他政治命运的关头，有人提醒他只要与彭德怀划清界线，就可自保，他却回答：“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我一块儿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的事。”结果他与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一起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被撤销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残酷批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为真理十次直言，又因直言而十次挨整。但坚强的黄克诚像一棵迎风傲霜的青松，从不弯腰俯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应有的刚直品格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铮铮铁骨。

九上九下，几经沉浮，无怨无悔

在黄克诚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九上九下，几经沉浮，除了被错误批判、降职、撤职外，还曾经险些被杀头。但是，面对这一切，丝毫未动摇他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中途让他退出，剥夺了他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试想，这对一位时年60岁、功勋卓著的老领导而言，精神上是多么大的打击！可以说，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九上九下、九下九上者，只有黄克诚。在逆境中，他写下了一首七律：

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纱帽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诗中体现出来的，不是无奈与消极，而是一种无欲无求的从容与自信，以及无比坦荡开阔的胸怀。几经沉浮总不悔，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信党的伟大正确，同时也坚信党有能力修正一时的错误。

不计个人恩怨，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粉碎“四人帮”后，黄克诚得以平反。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又担任中纪委第二书记。此时，他已年届八旬，双目失明，但仍大刀阔斧地抓拨乱反正工作。对于一些受过错误处理的同志，他以极大的同情心，排除一切干扰，为他们平反昭雪。而对自己所受的委屈，他却格外大度，从不计较，就连庐山会议后被降的两级工资，也不要求恢复。他说，多少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我现在有吃有穿就行了。

20世纪80年代初，党内和社会上曾一度出现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黄克诚心里极不平静。他拖着病体，在一次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和地位，批评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用事和轻薄态度。讲话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黄克诚不计个人恩怨，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言行，赢得了全社会的敬佩。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敢在老虎口中拔牙”

如果把黄克诚的谦和大度当成软弱，那就大错特错了。对那种脱离群众、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黄克诚疾恶如仇，并坚持不懈地与之进行斗争。1982年，黄克诚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后，时常对纪检干事说：“我们干这种工作，一定要秉公执法，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敢在老虎口中拔牙。不管是谁，只要做了违背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我们都要坚决进行查处。”

有一次，总参谋部一位首长，为了欢迎部队相关领导，在京西宾馆设宴，花掉了400元公款。黄克诚得知后，立即派人调查。问题查清后，有关人员向黄克诚汇报说，请客之人是他的老部下，下不为例就是了。黄克诚一听，更恼火了：是自己的老部下，难道不应该管得更严吗？一个农民一年能挣几个钱！我们吃的、喝的，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创造出来的。这件事一定要严肃处理。

随后，黄克诚决定按照“谁出主意谁出钱”的原则，让那位老部下自己出400元钱付清饭费。这时，又有人提出了变通处理办法，说饭费一定要付清，但不要由一个人出那么多钱，而由所有吃饭的人共同分担。黄克诚毫不让步，进一步强调说：当前，我们党内所出现的不正之风，与许多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有直接关系，这是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用公款请客吃饭，就是在吃老百姓的血汗！岂能容忍这种现象蔓延！不要把这类问题看成一桩小事而轻易放过。在端正党风问题上，越是高级干部，越要从严要求，不然怎能服众？结果，那位老部下不仅自己出了饭钱，而且还作了深刻检查。黄克诚将此事予以通报，给全军高级干部一次深刻的教育。

“大手大脚挥霍国家钱财，那不是共产党人所为”

自1977年底担任中央军委顾问以来，黄克诚一直安居北京。他常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都是国家干部，吃穿用都由国家负担，这都是人民的血汗。游山玩水，大手大脚挥霍国家钱财，那不是共产党人所为，是国民党作风！”

在北京，他一直住在一栋很简陋的房子里。这栋房子是解放前留下来的，破旧不堪。管理人员多次劝黄克诚搬迁或者翻修住房。但黄克诚就是不答应，他说：“现在国家还很穷，群众住房更困难，在北京有许多家庭几代人同住一间房子。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起他们，不知要好多少倍。不搬迁、不翻修，照样可以住，还是把搬迁、翻修的钱节省下来，用在当用之处吧！”管理人员说服不了黄克诚，房子一直没有搬迁和翻修。

1985年5月，多病缠身的黄克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给中央写一份报告，请示退休。1985年底，中央同意了黄克诚的退休请求。然而，他的思想却发生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在人生走向终点的时候，黄克诚想到的不是如何挽留住自己的生命，而是如何节省国家的钱财、挽救别人的生命。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黄克诚开始拒绝治疗和用药。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你对党和人民曾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人民希望你能多活几年。对你进行治疗不是浪费，这是人民的心意啊！”黄克诚还是反复强调说：“人民的心意我领了，我这样一个油尽灯残的人，为人民做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花费人民的钱财来治病？！”

一辈子出生入死、呕心沥血的开国大将，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仍然全部装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唯独没有他自己。这是怎样一种高尚境界！每一位共产党人，都应学习黄克诚这种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坚持真理、清正廉洁的崇高品质。

（责编 / 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