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晓莺, 叶华年,2

(1.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34；2.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寻找异质文化中的人类共性〔*〕
——从《大地》的恋土情结谈起

○景晓莺1, 叶华年1,2

(1.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200234；2.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200234)

小说《大地》中主人公王龙展示出了深厚的恋土情结，土地既给他提供了生存之本，也满足了他内心的精神需求。在守护土地的过程中，王龙得到了归属感和内心的安宁平和。恋土情结体现着和谐、仁爱的中国精神，同时作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共存于中美两国的社会传统和文学创作中。赛珍珠特殊的文化边缘人的身份和双焦透视的视角使她敏锐地发现了异质文化中人类的共性，以作品为媒介唤起美国读者的共鸣和面对灾难的勇气，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中国与美国文化的沟通与融合。

《大地》；恋土情结；中国精神；经济危机；双焦透视

一、前　言

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以长篇小说《大地》获得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认为这部作品“赋予了西方人某种中国精神”。这是一次关于人类共性的探寻，这些共性犹如中西方之间联系的纽带，为异质文化的交融提供了可能性。具体而言，《大地》所展示的中国农民深厚的恋土情结，并非在中国社会与中国神话、文学中独有，在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中亦源远流长，各类作品中对此都有令人荡气回肠或者发人深省的描写。因此，《大地》自1931年在美国出版后，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回响，其所呈现的中国精神唤起了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读者的共鸣，激发了他们面对灾难的勇气。

二、《大地》里的恋土情结

人类对土地的崇拜和依恋自古有之，几千年来，亘古不变。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来自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积累而成的集体经验，普遍存在于劳动人民的群体中，世世代代，薪火相传，不分肤色和民族。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农民对土地这种生死相依的依恋之情,我们称之为恋土情结。在小说《大地》中，主人公王龙的恋土情结可谓根深蒂固。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时间跨度为60多年。从青年农民王龙娶妻开始，一直写到他死后，第二部和第三部则分别以他的儿子和孙子为主人公，表现了时代的变迁和人物观念的变化。王龙出身于穷苦人家，在他看来，土地是“人的血肉”，“正是这块地，建成了他们的家，为他们提供食物，塑成了他们的神像”〔1〕。他和妻子阿兰一起在地里不知疲倦地劳作，享受着彼此的默契配合。“他依靠土地生活；他靠一滴滴汗水从土地得到粮食，从粮食得到银钱”〔2〕。日积月累，从土地上攒下了银钱。应该说，在土地问题上，王龙有相当强的预见性和决断力。当他听阿兰说黄家要卖地时，他认为黄家离唇亡齿寒的日子不远了，因为他准确地看出黄家几代兴旺靠的就是些田地。于是王龙毫不犹豫地买进了这块地，并下定决心要从黄家买进大量的土地。由于他和阿兰的吃苦耐劳，以及乱世中阿兰表现出来坚韧的生存能力和机灵，王龙终于在经历一系列磨难后实现了这一梦想。黄家逐渐破败萧条，王龙一家取而代之，住进了黄家大院。

王龙耕种土地，购买土地，也坚定地守护着他来之不易的土地。旱灾袭来时，穷人们到他家里哄抢粮食和家具。害怕过后，他想到“他们无法从我这里把土地拿去”〔3〕，这一想法像酒一样使他温暖舒适。当他的叔叔带人来买他的土地时，他愤怒地喊叫，不肯卖地。离乡背井时，他对自己说，“我还有地——我留下了地”〔4〕，土地给了他希望和念想，支撑着他苦熬着逃难的日子。为了回到他的土地上去，他甚至想过卖掉女儿。在城里发生的暴动中，王龙意外地获得了一大笔钱，阿兰也凭着她在黄家的生活经验和机智沉着得到了一大堆珠宝。因此他们得以返回故土并且买下了黄家祖坟以外的所有田地。

然而王龙对于土地的情愫并非始终如一，而是经历了融合——分裂——再融合的过程。穷小子时，王龙对女人的标准是父亲灌输给他的“三会”——会管家，会生孩子，会干田里活。对于外表，王龙觉得不麻不豁嘴就可以了。这是符合穷苦农民实际需求的择偶标准。阿兰完全符合上述标准，吃苦耐劳，贤惠孝顺，王龙感叹她是“一般很难找到”的女人。成为地主以后，经济上富足了，王龙思想上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一次洪灾来袭，不得不赋闲在家的王龙百无聊赖，觉得阿兰浑身上下都不好看，同地主妻子身份不相配。他“想干些什么事来享受一下男子汉的生活”〔5〕。于是他迷上了妓女荷花。后来干脆把她纳妾，买进家中，日日夜夜地陪着娇妾。贪图吃喝玩乐、寄生虫一样的荷花使王龙的恋土情结出现了断裂。即使水快要退了的时候，他都不肯费神考虑该种什么种子。“远离土地的王龙成了一个有欲无情、有肉无灵的‘肉人’，迷失了自我，生命呈一种异化状态”〔6〕。异化状态是王龙与土地分裂的结果。春种秋收是古老的农业传统，也是自然规律，意味着付出才有收获。王龙沉迷于情欲时，无暇打理庄稼事儿，与土地产生分裂隔阂，土地与其精神一样处于荒芜状态。

让王龙从情欲的迷失状态中解脱出来的，还是来自土地的召唤，这是“比爱情更深沉的声音”，“这声音比他生活中的一切其他声音都响亮”〔7〕。王龙回到了土地，然而这不是与土地分裂后的简单回归。此前的融合状态里，土地是王龙的生活来源和积累财富的工具，是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现在，他在地里的劳动是“为了乐趣，不是他非做不可。他累了的时候，就躺到土地上睡一觉。土壤的养分渗透到他的肌肤里，他的创伤得到愈合”〔8〕。土地对于他，已经上升为精神的需求，仿佛土地是从他的血肉之躯延伸出来的一部分。从此以后，土地牢牢地占据了王龙的生命，须臾不可分离。年老时的王龙手里握着土就感到心满意足；听到儿子们商议着“把地卖掉”这句话会失声痛哭。他留给儿子们的遗言是“我们从庄稼地来……一定要回到庄稼去……你们守得住土地，你们就能活下去……谁也不能把你们的土地抢走……”〔9〕王龙遗留给孩子的，不仅是土地本身，更是对土地的血肉深情。

土地作为一个具象的存在，解决了农民的吃穿用度，甚至为他们实现了发财以致“出人头地”的梦想，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农民的土地占有欲望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欲望……这种欲望是恋土情结的物质依托……如果没有由生存需求所驱动的土地占有欲望，那么绝不会有农民的恋土情结”〔10〕。所以发家致富后的王龙依然离不开土地，只有在守护土地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成就感、归属感和内心的安宁平和。王龙这一形象呈现给读者的正是人与土地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可以说，这是一把开启人类共情之门的金钥匙。

三、恋土情结与中国精神

王龙是中国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代表，其恋土情结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精神的烙印：和谐、孝悌与宗族观念。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周公和孔子为奠基人的儒家文化。儒家崇尚和谐,是一个以追求和谐与实现和谐为价值目标的文化观念体系，包括“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系统思想、以及和谐生态意识、和谐人生态度等等，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物共生共存、和谐相处的根本原则和理念。 当我们从儒家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大地》时，我们发现，作品中王龙的恋土情结实际上不仅仅是表达着对于故乡、故土的眷恋，还有对故土的人的眷恋；既有父慈子孝，又有对宗族的观照。旱灾来临时，王龙一家饿得皮包骨头，最后被迫背井离乡，家里几乎卖空了，却留下了土地、耙子、锄头、犁。因为他们预计着早日返回故土，到那时还要依靠它们藉以养活全家。逃荒时他们扶老携幼，回乡时一家老小六口一个都不少。作为父亲，王龙对他的傻女儿百般怜爱；作为儿子，他无论贫贱富贵，始终与阿兰一起孝顺老人。在故乡的土地上，和谐、生命、人生，获得了最高意义上的实现。这种和谐，并不只是呈现在个人的小家庭里，看看王龙对待自私贪婪的叔叔婶婶的方式，就会发现，他虽然明知道他们不会归还，依然借钱给他们，同时无可奈何地对阿兰表示“谁让我们是一家子呢”；有钱之后，他虽心有不甘，还是把自己的房子借给他们和堂兄居住，以尽晚辈对上一辈的义务。这充分体现着宗族观念对王龙的影响。宗族观念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组织和社会团体，从原始社会至今，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中一个鲜明的特色。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法律可以被认为是家法与国法并存的“二元”法律结构。宗族制，缘于礼制，重视血缘(父系)，对经济落后时期的生产发展、家族财产的保全和继承以及礼仪道德的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关注到了这一现象，把中国称作“家族结构式的社会”。宗族维护家法，承担着教育功能。“子不教，父之过”，逃荒的日子里，王龙发现儿子偷窃，背着阿兰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第二部里，王龙的儿子王虎作了土匪后，不允许滥杀无辜，当手下去豹子的山寨抢掠时，他严禁侄子一同前往，以此维护王家宗室的体面和尊严。

《大地》第三部中，在王龙的孙子王源身上，我们又看到了对土地的依恋之情。他在国外学农回来后，分外热爱乡野泥土的芬芳。他传播农业技术，试验优质品种，把引导农民走向先进、过上幸福生活作为自己的使命，走上了科技救国之路。在王源身上，爱故乡、爱故土、爱宗族的情怀得到了进一步升华，读者看到了更为深沉广博的情感：对民族和国家的挚爱。

了解儒家文化关心人现世的幸福，注重人与人、人与物的和谐共生，我们便能了解作品中人物的恋土情结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孝悌、宗族情怀，而这些虚构的人物，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国精神，世世代代卑微而顽强地在劳作、生存中，传递着他们对土地、土地上的人以及土地所代表的民族与国家的眷恋与挚爱。

四、恋土情结——从中美社会传统到文学

从纵向的历史来看，恋土情结产生的原因不难理解，其表现也一直贯穿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于中外文化与文学的血脉里。在奴隶制与封建制社会里，商品经济不发达，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人们看天吃饭、靠地糊口，土地是立国生民之本，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兼并土地则是为数不多的发财暴富的途径之一。为了保护土地、争夺土地，自古以来，各民族内部、民族与民族之间战争不休。董志龙〔11〕指出，土地资源的贫困使农民在灾年时生活更为困窘，成为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如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清朝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包括“有田同耕”)。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的过程，则是一场规模浩大又血腥的土地兼并的过程，譬如秦始皇统一六国。战争会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战争始终存在，为了保卫土地或者兼并土地而进行的战争也是恋土情结的一个宏观方面的表现。

有人说，人生中，除了生与死之外，其他都是小事。生与死这两个微观人生最重要的主题同样与土地息息相关。首先看“生”。中国神话中有女娲造人的传说。《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讲得比较详细：“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絙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12〕。女娲用黄土和水，仿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一个个小泥人。她造了一批又一批，觉得太慢，于是用一根藤条，沾满泥浆，挥舞起来。泥浆洒在地上，都变成了人。“女娲造人”的神话与圣经中上帝造人的典故有异曲同工之妙。“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13〕。人来自于泥土，因此“土地是人的血肉”，这样的理念在中国神话和圣经经文中都得到了支持。万物凋谢之后归于尘土，“零落成泥碾作尘”，人也是如此。譬如“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思念与孤寂，或者“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英勇豪迈。一抔净土，用以埋葬逝者的遗体，留给后人无限的缅怀，并成为我们中国文化和精神的一部分。中国素来有“入土为安”之说，可见生命消逝后，“入土”，即让逝者回归泥土、与自然融为一体，是对亡魂的慰藉，对逝者最大的尊重。赛珍珠在《大地》中以平静的口吻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的房子有一天也要变成泥土，他们的肉体也要埋进土里。在这块土地上，每个人都有轮到自己的时候。”〔14〕在这里，死亡并不悲伤、可怕，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回家，回到大自然——我们地球人共同的家。

在美国文学中，恋土情结无疑是一个深沉而具有震撼力的主题。从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1900-1949)到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 ，1902-1968)，都在作品中对这一主题作了深刻挖掘。薇拉·凯瑟在其代表作《我的安东妮亚》(My Antonia, 1918)中，竭力赞美了看似荒芜实则充满生机的草原和生活于其间的与天作伴与地为友的早期移民，描写了拓荒者与土地之间的一种独特甚至神秘的关系：他们既征服土地，又依恋土地；既开拓土地，又开拓生活。土地赋予他们无尽的力量和勇气。通过土地，他们得以生存，孕育并收获了文明，实现了生命价值的完整统一。

《飘》(Gone with the Wind, 1936)中的主人公郝思嘉牢记着父亲的那句话：“世界上惟有土地与明天同在。”遇到挫折而痛苦悲伤时，给她最大抚慰与力量的是塔拉，回到塔拉，触摸着熟悉的泥土，她又是那个光彩照人坚强果敢的郝思嘉。小说结尾处，孑然一身无依无靠的郝思嘉虽然悲愤欲绝，仍然热切期盼着每一个崭新明天到来，她的信心来自于祖传下来的信念：世界之大，不及故园。

《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1939)中斯坦贝克透过农业危机的表象展示了土地这一隐含的主题。对于爸爸而言，失去了农场土地的生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乔德一家最终失去了土地和家园，过得是没有保障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人与土地、人与自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只能带来离散与放逐的恶果。

尽管《飘》和《愤怒的葡萄》的出版比《大地》稍晚，然而它们反映了相同的主题——人与土地的关系和情感，并且同《我的安东妮亚》一样分别描述了各自年代里的美国现实生活。《大地》在美国出版时的社会背景，可以在八年后问世的作品《愤怒的葡萄》中加以考量。当时，农民的土地被大公司没收，被迫西迁往加利福尼亚。这种逃荒的场景与《大地》中王龙一家背井离乡的情形多么相似。试想一下，当年的美国读者打开刚刚出版的小说，阅读中蓦然发现主人公正经历着与他一样的流离失所时，该是多么的百感交集！

可以明确的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们对土地都怀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人类历史中长期存在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全人类的美好愿望。对土地的依恋和回归是人的自然本性，给人以信心与平和；对土地的疏离和破坏则导致抛弃和磨难。因此笔者认为，土地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五、共同的恋土情结，沟通异质文化的桥梁

行文至此，有必要提及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的社会状况。《大地》于1931年在美国出版时，正值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时期(1929-1939年)。美国强迫压低所有农产品产地基本谷物的价格。1929年10月发生了令人恐慌的华尔街股市暴跌。1933年罗斯福总统就职时，美国货币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资本的短缺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工厂关闭，货物减少，运输业和造船业受到严重危害。那一时期美国失业人数高达1370万。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地》受到美国读者的欢迎是不难理解的。发生在遥远异国的灾难困顿与他们在经济危机中的处境何等相似。王龙与土地的暂时分裂以及他的儿子们对土地的疏离导致了人格的异化；而美国的工业文明带来的人与土地的分离与异化则带来离散与放逐的恶果。土地的召唤让不仅使王龙克服了逃荒路上的艰辛，重返故里，而且引领着一度迷失的他找回了自我，消解了爱情上的失意，愈合了内心的创伤，继续在土地上顽强奋斗。“在那种极其困难的年代，这样一本书的的确确给美国人心灵上一种安慰，精神上一种鼓励”〔15〕。五年后出版的《飘》中的郝思嘉是一个美丽坚强的经典女性形象，家传的“土地情结”使她一次次重新把生活的主动权夺回到自己手中。她与王龙一样，激励着经济衰退后期的美国人民艰难前行。

《大地》使西方人有机会以平等的姿态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体会到一些弥足珍贵的思想情感”，尤其是对土地的生死相依，并由这些情感把东西方的人们“作为整个人类在地球上连接在一起”〔16〕。赛珍珠用敏锐的目光发掘出人类广泛的共性，通过作品展示出来，从而“教会我们认识那些思想感情的品性，正是它们把我们芸芸众生在这个地球上联系到一起，你给了我们西方人某种中国心”(斯德哥尔摩天文台台长伯蒂尔·林布莱德在授奖仪式上的致词)〔17〕。相当多的美国人是通过《大地》开始了解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和生活于其间的人民，当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时，“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同情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全国性情感”〔18〕。这种情感付之于行动，成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巨大的人道主义援助。正如前文所说，共同的土地情结激发起认同感和精神的力量，“给处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的西方人以强烈的鼓舞”，“令成千上万处于经济萧条中的美国普通民众增添了克服经济危机的勇气和信心”〔19〕。

五、文化边缘人的身份与双焦透视的独特视角

赛珍珠在《大地》三部曲中选择了恋土情结这一具有普遍性的主题，对中国农民的生活作了“丰富而真实的史诗般描写”，这源于她文化边缘人的身份和由此形成的双焦透视的独特视角。

边缘人的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E.Park)于1928年提出来的，它是两种文化对抗中一种新的人格类型。边缘人是处于两种文化和两种社会的边缘的人，而这两种文化和两种社会从未完全渗透与交融〔20〕。赛珍珠是美国血统，在中国生活了40年，从小接受了中西双重文化的熏陶。早年的家庭教师孔先生给了她儒家思想和行为规范的教育，指导她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并学习写作、书法；母亲凯丽给了她英文和美国文化的启蒙教育，她的本科和硕士教育是在美国本土完成的。因此，她是帕克所指出的边缘人中的“文化混血儿”这一类型。“边缘人既是两个文化体系交流后的产物，又是新旧时代接触后的文化结晶，在边缘人身上不仅具有两种以上的文化期望和文化冲突，其角色行为也常常是困惑的、矛盾的、边际性的”〔21〕。

文化边缘人的身份使赛珍珠具有独特的客观性，能够站在中立的角度对多元文化进行综合审视，以俯视的姿态来体验和处理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双焦透视”。她对蒋介石就有着客观的认识，认为其政府充满贪官污吏，不是人民的政府。1927年的南京事件中，侨民和传教士寓所遭受攻击，然而赛珍珠却客观地评价认为这是重要的爱国运动，“对中国人而言，这也是一种波士顿倾茶事件——一种可怕的独立宣言，它告诉世人，中国人从此不再害怕外国人”〔22〕。正是基于客观性，“赛珍珠才写下了《大地》，向世界客观地介绍中国，并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23〕。

赛珍珠长期在两国之间行走的经历和双重的教育背景使她的文化身份超越了“非此即彼”的模式，具有“既是此又是彼、既非此又非彼”的看似矛盾的杂合特点。因此，赛珍珠对异质文化的共性和碰撞有痛苦深刻的体认和深入的思考，异质文化间的宗教和政治的冲突并没有使赛珍珠碰壁气馁，她执着地在中西方文化之间寻找沟通的途径和桥梁，从而实现多元文化的融合，达到“天下一家”的理想境界。在这一过程中，她内心的两个冲突分裂的部分——“美国的自我”和“中国的自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靠拢、弥合，并日趋完整与和谐。

正是赛珍珠这样一个文化边缘人，通过她独特的双焦透视，捕捉到了中美两个异质文化中的共性之一——恋土情结。她巧妙地把这种情结融入到中国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的场景中，不疾不徐地用美国人的语言把这个史诗般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故事也许不够深刻，讲述关于农民的故事，只是写了“一点浮面的情形”，没有深入揭示他们贫穷困苦的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写中国的小说，“总是中国人做来, 才可以见真相”〔24〕。对于这个评价的看法，个人以为需要考虑写作的目的和读者群的问题。鲁迅先生的创作旨在批判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唤醒民众奋起反抗。所以他把农民的麻木和愚昧刻画得入木三分；赛珍珠的作品是向西方的读者介绍中国，认为土地与农民的和谐共生是田园诗般的美好图景。“在异国形象的传递和接受的过程中，并不是形象越真实，效果越好，读者的期待视野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25〕。顾钧认为，赛珍珠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更符合当时美国读者的接受水平。翻看作品，其中的中国社会状况与当时的美国社会现状确有很多相似之处，环境与价值体系的相似使读者倾向于认同作品的内容和艺术性，与主人公产生共情。因此，写作目的与读者群体不同，评价体系若停留在一个层面上，笔者以为有失公允，而《大地》这部作品的价值也会因此遭到贬损。

恋土情结既是中国精神的展现，也是人类、尤其是中国与美国人民共同的情感。《大地》客观地表现了当时社会境况下中国农民的艰难生活，并以恋土情结为纽带牵引出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情感和智慧的认同与理解，鼓舞着美国人以顽强的意志力忍受灾难、渡过危机。中国人的节俭、勤劳，与泥土的接近，以及他们仁爱的儒家理念、炙热的中国精神，都在美国人的心中引起深刻的回响。对土地的热爱这一人类共同的情感通过作者的视角选择和读者的阅读达成了异质文化的融合，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大地》是一部文学作品，而它引起的反响和收获，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

注释：

〔1〕〔2〕〔3〕〔4〕〔5〕〔7〕〔8〕〔9〕〔14〕〔美〕赛珍珠：《大地》三部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8、21、45、53、101、19、127、210、18页。

〔6〕肖慧荣：《赛珍珠笔下的“恋土情结”》，《抚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4期，第65-68页。

〔10〕周水涛：《对恋土情结的文化沉思——评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当代文坛》2003年第5期。

〔11〕董志龙：《资本农民——土地流转与农民的保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11页。

〔12〕李昉：《太平御览》卷七八，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13〕《圣经·创世纪》，2:7。

〔15〕〔17〕金玲：《〈大地〉三部曲的跨文化解读》，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29、26页。

〔16〕Elizabeth Croll. Wise Daughters from Foreign Lands ——European Women Writers in China. London: Pandora, 1989，p.209.

〔18〕〔美〕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156页

〔19〕耿炜、丁亚明、裴伟：《文化人桥——赛珍珠》，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20〕Robert E. Park.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8,(33)，pp.881-893.

〔21〕陈敬：《赛珍珠与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与共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22〕〔美〕彼得·康：《赛珍珠传》，刘海平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第109-110页。

〔23〕仲鑫：《“异乡人”身份和“边缘人”人格的赛珍珠》，《镇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第55页。

〔24〕〔25〕顾钧：《如何理解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7期，第15、17页。

〔责任编辑：弘亭〕

景晓莺，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叶华年，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译者的文化身份与译者的职责——20世纪外籍代表译者英译中文著作之策略研究”(批准号：11YJC740101)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