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建辉

(1.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2.闽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学术批评·

关于苏联模式及其评价的追问与思考〔*〕
——与周新城先生商榷

○林建辉1，2

(1.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广州510275；2.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漳州363000)

近年来，周新城先生反复宣扬“三七开”的论调，不断为苏联模式及其历史的失败辩护，其主要观点和逻辑似是而非。苏联模式是具体体制，不是基本原则，并不代表社会主义本身。苏联模式存在重大弊病且日益僵化，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最终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三七开”的评价既不符合苏联模式的整体实际，也无法解释其迅速、全面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评价苏联模式的成败得失，应当以人为本，坚持具体的实践标准，而不是抽象的制度标准。苏联剧变的主因和根源在于苏联模式的失败，而不是所谓的高层叛变。“以苏为鉴”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苏联模式；苏联剧变；评价；科学社会主义；“以苏为鉴”

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先生接连发表了《必须科学地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能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加强社会主义信念教育必须厘清的几个理论问题》等一系列论文，针对苏联模式及其评价问题密集发声，体现了一名老党员、老教授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可贵坚守。但是，从学理上讲，这些论文有一个共同的基调，即借“科学评价”之名，避重就轻、罔顾事实，试图以“三七开”论定，不断为苏联模式及其历史的失败辩护。这不但在理论上混淆了是非，不利于人们真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而且在实践中可能干扰改革开放，不利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外，周先生的论文中还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和逻辑。

一、何为苏联模式：基本原则还是具体体制？

研究或讨论的前提是对基本概念有个明晰的界定。通常情况下，苏联模式也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或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那么，何为苏联模式呢？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是狭义的理解，认为苏联模式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采用的具体体制和方法手段，不包括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等本质层面的内容。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是：“‘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形成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1〕。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多数的研究者，主要持这种理解。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2〕；“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3〕邓小平破解了将苏联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传统观念，把社会主义模式界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并暗示“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应当多样化，强调中国再也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因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被中止之后“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因为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4〕，因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模式“带来很多问题”。为了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邓小平还区分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并旗帜鲜明地主张坚持和发展基本制度、从根本上改革具体体制。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5〕；“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6〕邓小平对苏联模式及我国照搬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大大深化、发展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

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进程。在论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他充分肯定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并明确概括了苏联模式的形成、内涵及其弊端和后果：“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了实行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不尊重经济规律等，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7〕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国家的体制、制度、所走的道路、所面临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乃至相同之处，“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8〕习近平把苏联模式界定为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认为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后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并提醒国人要警惕苏联的前车之鉴。这与邓小平的相关论述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表明我们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有学者总结道：苏联模式“指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意为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搞法’。中国对‘苏联模式’的评价是很负面的，但并不否定苏联要搞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正确的、符合历史趋势的”〔9〕。这样的概括是准确的，符合政界、学界的主流认识。从狭义上理解苏联模式，有助于我们撇开某些纠葛，更精准地研究苏联体制及其实践。

第二种是广义的理解，认为苏联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目标、原则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制度、体制的综合体。周新城先生即倾向这种理解。他多次强调：“所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指的是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道路，包括所建立的社会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所实行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具体的方针、政策等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最根本的内容”——“用我们常用的话来说，也就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10〕周先生对苏联模式的定义有三点不足。一是混淆了列宁和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的不同方针政策。比如，列宁纠正“左”的错误，实行新经济政策，注重党内民主等；斯大林则打断新经济政策，强力推行集体化、工业化和大清洗，破坏民主法制，实行个人集权、个人崇拜等。如前文所述，邓小平和习近平都明确肯定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列宁和斯大林也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比如，在当代俄罗斯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平台——《抉择》杂志上，来自不同国家的作者们对列宁有好感，“斯大林主义则遭到无情的批判”〔11〕。二是将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混为一谈。实际上，前者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核，后者是实现前者的制度设计，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比如，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但苏共一党专政、个人集权的制度设计显然并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不能简单地将其与“四项基本原则”相提并论。而且由于严重的体制弊病，苏联模式下的“基本制度”也存在明显的异化。三是将苏联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为一谈。苏联模式是日益封闭僵化、最终走向失败的传统模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重大突破，是新时期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典范。周先生为苏联模式贴上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标签，将其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他反对深刻反思或否定苏联模式，而坚持基本肯定、局部否定的“三七开”评价。也有人基于同样的逻辑，提过类似的观点：“斯大林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原则”〔12〕。

按照周先生等人的定义和逻辑，苏联模式俨然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政治正确”的化身，即便有严重弊端，也要投鼠忌器，不能轻易否定和彻底改革。这种思维定势要么拒斥改革，要么把改革限定于原有体制内的修修补补。一旦改革举措有较大的突破，即便其顺应民心、成效显著，也会被某些人扣上“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其实，这种思维造成的干扰，人们并不陌生。在吴敬琏眼里，这种没有经过彻底清理的“苏联式的意识形态”障碍“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至今位居中国改革面临的四大阻力之首。〔13〕

概念界定的差异，是导致人们对苏联模式的评价存在分歧的缘由之一。正确的理解应当是：社会主义是“道”，是目标、方向和原则，具有根本性、一般性和相对稳定性，而苏联模式是“术”，是手段、道路和方法，具有派生性、特殊性和灵活多变性。换言之，社会主义模式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本身。因此，“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持某种社会主义模式；抛弃某种社会主义模式，也不等于抛弃社会主义；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14〕笔者认为，无论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初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坚持和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正确主流就是深刻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大力推进理论创新、道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维护苏联模式的理论观点即便出于无心甚至好心，也容易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或墨守成规者抵制改革的帮手。

二、对苏联模式的“三七开”评价是否符合实际？

周新城先生以毛泽东“提出了‘三七开’的著名论断”为依据，强调“三七开”——“这是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结论。”〔15〕他认为：“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角度看，我们必须肯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角度看……要作具体分析”，“把两个层次综合起来评价……‘三七开’是比较符合实际的。”〔16〕问题是，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了“三七开”的评价？这样的评价是否符合后来苏联模式弊端日益暴露、最终酿成苏东剧变的实际，是否符合今天人们对苏联模式的新认识？

在苏联国家建设的早期，苏联模式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苏联通过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工业，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虽然“苏联的工业化是畸形的，因而其工业社会也是畸形的”〔17〕，但那时候苏联模式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暴露，或者说还没有被充分认识，计划经济体制甚至被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也因此，苏联将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视为不容质疑的正统，并推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当时各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均不成熟，只能唯苏共马首是瞻，甚至将苏联模式奉为经典。1956年，苏共二十大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苏联模式的弊病被初步“揭了盖子”。但在当时很多人眼里，斯大林时代的个人迷信、大清洗、破坏民主法制等严重错误主要缘于斯大林个人品质，而不是体制问题。所以，毛泽东对苏联模式(包括对斯大林个人持“三七开”)的较高评价，一方面出于防止“修正主义”的策略考虑，另一方面也基本符合当时多数人的认知状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模式的弊病不断积累和暴露，加上苏共改革不力甚至拒斥改革(这也是苏联模式的严重病症之一)，其中的消极因素日益占居主导地位，利弊得失由最初的“三七开”逐步逆转成“倒三七开”，苏联模式最终“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18〕。而对一套体制设计而言，利弊得失“五五开”就不能算是成功的，更不必说是“倒三七开”了。

由于苏联的相对封闭和早期国家建设的初步成就，许多人曾对苏联模式产生好奇和向往。但是，苏联社会在斯大林时期开始的严重蜕变，让一些原本同情苏联、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充满期待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深感震惊和失望。其中一些人的敏锐观察和客观评价，对我们今天深入认识苏联模式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1935年和1936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安德列·纪德先后应邀访问苏联。罗兰留下尘封的《莫斯科日记》(作者要求50年之内不得发表)，纪德很快出版了《访苏归来》一书。这两位“亲苏”的进步作家既对苏联的新社会实验感到新鲜，又对种种不合理现象深感困惑。苏联民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对法制的蔑视和对基洛夫事件中上百名无辜者的陷害、东道主高尔基由政府提供的豪华别墅及其封建领主式的奢靡生活等，让罗兰深感惊讶和不安。罗兰认为：伟大的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身变成一种特殊阶级，达官贵人及其亲属们“过着一种特权阶层的生活。与此同时，人民却依然为得到面包与环境(我是指住房)而艰苦地奋斗着”〔19〕。纪德强烈感受到了当年苏联民众“对国外一无所知”“大众萎靡不振”、人们“战战兢兢”“唯唯诺诺”〔20〕，以及官僚阶层与普通民众生活的悬殊。纪德批评道：“现在本来有办法弥补等级差别，可是差异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日益加大”“我们看到社会阶层重新形成，甚至是阶级，一种贵族阶级”〔21〕，而且，“即便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思想也不会比这里更不自由”〔22〕。

30年代的莫斯科大清洗之后，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等人确信：苏联不存在任何司法公正和政治民主，它所建设的共产主义制度与法西斯制度一样都是恐怖和血腥的政治制度。美国左翼作家、美共党员伊斯曼则将30年代的苏联描述为俄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时期，并认为斯大林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样都采用暴政和愚民的“极权式”统治。〔23〕

1952年，访苏归来的英国哲学家伯林分析了苏联“变化无常的路线”，以“人为的辩证法”(包括制造持续的紧张、长期的战争动员状态、控制公共舆论、对全体人民实施极其严格的管束等)来概括斯大林的统治术。他明确指出：“这个体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这部庞大的机器可能受到各种困难和危险的困扰”“它还可能犯错、翻船或发生渐变或剧变”。〔24〕

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社会主义理想相差甚远，总体上看也并不算成功。特别是斯大林主导的大清洗、消灭富农、破坏民主法制、个人迷信、个人专权以及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外扩张等，严重影响了苏联经济政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声誉。正如曾任中国驻俄大使的李凤林所言：“应该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曾取得很大成就，在消灭失业、发展社会福利、实现免费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是，从总体上看，苏联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自由和民主只停留在纸面上，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25〕而作为过来人，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的评论更令人深思：“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26〕，“经济领域的行政计划体制和政治领域的共产党一统天下导致国家陷入了如此境地：大多数人已经不珍惜国家，这样的国家已经不为人民所需要。”〔27〕

事物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模式曾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正统模式，并在社会主义国家广泛推行。但时过境迁，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突显，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日益背离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识和期待，惯用的政治高压手段和意识形态宣传，也难以阻挡民心的丧失。苏东剧变以后，随着相关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苏联模式的真相及其成败得失更进一步为世人所看清。总体而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说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很多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这一点已为世界大多数社会主义理论家所肯定。”〔28〕然而，有些人仍停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维和认识，固守“三七开”的旧论。显然，“三七开”评价既不符合苏联模式的整体效果，也无法解释其迅速、全面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

在改革开放前后，邓小平曾结合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多次谈到苏联模式问题。1978年9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29〕1980年5月，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30〕1986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波兰领导人时谈到：“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31〕有学者认为，如果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再来谈苏联模式，“他会很不客气地颠倒一个字：也是很不成功的。”〔32〕

苏联模式虽然在旗帜上坚持社会主义，在工业化和科教事业等某些方面也有不小的成就，但以牺牲民生、民主、自由、法治、外交等方面本应有的进步为代价。苏联模式总体上未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导致很多严重后果，最终被中国以改革开放、被苏东国家以改旗易帜的形式所摒弃。而至今仍固守苏联模式的极个别国家尤其是朝鲜，也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危境之中。综上所述，对狭义的、体制意义上的苏联模式，最宽松的评价也不能超过“五五开”，而三分成功、七分失败的“倒三七开”评价或许更符合其整体实际。

三、苏联模式下的“四项基本原则”名符其实吗？

周新城先生也承认苏联模式在体制层面存在诸多弊端，他坚持“三七开”评价的重要理由是：苏联模式“从根本性质层次来说……也就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33〕但值得深究的是，苏联模式下的“四项基本原则”或“基本制度”真的名副其实吗？真的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吗？

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例。斯大林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绝对化、简单化，并将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体制安排，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既否定了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和选择的多样性，把不同的探索都打成‘反马克思主义’，又漠视了人的主体性，把人仅仅当作斯大林所谓‘历史必然性’的工具。”〔34〕由于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实践中的急躁冒进，苏联不顾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急于向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打断了行之有效的新经济政策，并严重破坏民主法制，采用恐怖手段大量消灭异己，强化个人集权和个人迷信，确立了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僵化专制的思想文化体制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斯大林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也在理论层面上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早在1936年，斯大林宣布：“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35〕但是，这是前有大饥荒、后有大清洗的低劣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预见的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自由民主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忽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不切实际、一厢情愿地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是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特征。仅仅在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三年——1939年，斯大林就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并预计苏联将在10至15年内完成过渡。但后来的苏德战争迫使苏联暂时搁置计划。1952年，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再次把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为苏共的主要任务。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指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新时期，两年后又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目标。苏联模式下急于过渡的“左”倾路线严重脱离实际，不仅给自己，而且也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导致社会主义实践屡屡碰壁。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麦克莱伦曾明确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看似正统，但“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它是极其离经叛道的(extremely deviant)”〔36〕。

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为例。斯大林倡导“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很快就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到领袖专政，最后变成个人专政，个人独裁”〔37〕。在动辄强调“阶级斗争”和“对敌专政”的苏联社会，自由、平等、民主等科学社会主义所高扬的价值目标，显得稀有而脆弱。上至高层干部，下至普通民众，即便只因持有不同的政见，或被人捕风捉影地“告密”，就可能随时面临被拘捕、判刑、流放甚至秘密处决的命运。坚持党的领导呢？同样充斥着过度集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消极腐败、个人迷信、个人专断、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弊病。杜威曾把苏联的政治管理比作“一本密封的书”，认为苏共“压制信仰、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对一切反对者的残酷迫害和惩罚”“对领袖的一种拜占庭式的谄媚”等，都是“无可争论的事实”。〔38〕在生活必需品普遍短缺的时代，苏联模式下的官职等级名录制度、特定工资和“钱袋”制度、领导干部特别供给制度等特权制度，造就了“人民公仆名义下的共产主义贵族”〔39〕。苏维埃制度有名无实，国家重大决策，不经过苏维埃大会讨论，而由党内高层决定，甚至由领袖个人专断。在政治权利方面，虽然苏联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权利和自由，但由于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这些规定在落实上大打折扣。以选举权为例，不管是苏维埃代表还是党代表的选举，看似正式，其实更像走过场。以1937年苏联第一届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为例，官方确定的1143名候选人全部当选。由于采取等额选举，缺乏应有的竞争性和选择性，加上选举过程(从候选人的提名到选举结果的批准)受到上级组织的影响甚至控制，民众的选举权实际上被架空了。苏联在落实民众权利方面的形式主义，导致“民众对国家的发展、官员的任用、国家政策的制定没什么影响”〔40〕。其对应的结果就是党政机关与人民大众的日益隔阂、离心。这也是苏共丧权亡党时包括2000万党员在内的民众普遍冷漠视之、无人奋起挽救的重要原因。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没有搞清楚，苏联所理解和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其具体体制一样，难免存在严重弊病。遗憾的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习惯于歌功颂德，“长期无法认识苏联模式存在的弊端，而且把指出其弊端者当作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加以批判和清洗。”〔41〕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也尝试过改革，但基本上只是在原有体制内作些修补，而且改革进程时常中断，有时还出现倒退。因此，哈佛大学的苏联问题专家戈德曼，曾把苏联的改革称为“从来不是改革的改革”〔42〕。长期以来斯大林模式的僵化和迁延，最终导致苏联各种矛盾和危机积重难返。

周先生还主张把苏联模式“放到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考察”，肯定“它的根本性质是科学社会主义”〔43〕。但正如他自己所阐述的“社会主义曲折前进的规律”那样，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有时也会遇到障碍、误入歧途，或徘徊不前甚至受挫倒退等。而这些障碍和挫折等，恰恰是我们应当吸取教训的地方，若把它们也一概视同为科学社会主义本身，显然是荒谬的。实际上，苏联模式积弊深重，只存在50多年就终告失败，〔44〕恰恰证明它严重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

四、评价苏联模式：以制度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5〕，并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6〕视为未来理想社会的根本原则。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以制度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是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若不以人为本，不顾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只看重片面的生产力增长以及在全球扩张中征服四方、瓜分世界的荣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何苦强烈批判并谋求推翻资本主义？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只强调苏联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业快速发展、一度能同美国争霸的“大国地位”，而忽略其民生、法治、社会、外交等其他方面的种种积弊，就轻易为苏联模式高唱赞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在经济社会领域，任何体制或模式都出自于人，其最终目的也应服务于人，服务于人的生存、解放和发展。评判一种体制或模式是否科学、合理、先进，不在于其自身宣扬的宗旨和目标如何“高大上”，关键在于其客观上是否以人为本，能否比通常的体制或模式更科学有效和全面持久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公正和谐的治理环境、保障并增进全体民众的权益和幸福。如果可以，则证明这种体制或模式是优良的、成功的，在现实中也必将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同、支持和发展。反之，则证明这种体制或模式是平庸的甚至失败的，在现实中也必将因为认同危机的积累而日渐式微。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中国道路)是成功的，而传统的苏联模式是不成功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先后形成了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模式两种不同的方案。“十月革命”后，俄国曾规划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并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结果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抗议。列宁敏锐地进行反思和纠正，他说：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47〕。1921年起，俄国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放松自由贸易，采取“新经济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但1929年之后，斯大林急于通过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过渡，采用行政手段乃至暴力手段取缔私人商业、消灭富农、推进全盘集体化，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的理论独断和强力操控下，到30年代末，苏联确立了高度集中、过度集权、僵化专制的斯大林模式。

可见，新经济政策吸纳了民众的呼声、兼顾了民众的利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适应苏联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而斯大林模式主要着眼于确立“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不顾苏联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和民众的意愿，教条地用理论裁剪现实，甚至不惜采用暴力手段压制不满、消除异己。1985年8月，邓小平曾谈到：“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48〕在这里，邓小平肯定新经济政策，而且指出了苏联模式的根本缺陷：一是并不符合真正的社会主义，二是僵化。

“大清洗”是苏联模式广受诟病的重点之一，虽然准确的受迫害人数至今成谜。周先生采信了1954年苏联内务部报给赫鲁晓夫的数字：在1921年到1954年的33年时间里，因反革命罪总共判处了377738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642980人。〔49〕但是，这些数据只统计了“反革命罪”而已。苏联官方曾公布：在1935-1940年间，按反苏活动罪共逮捕1920635人,其中688503人被枪决；俄联邦曾公布：在1917-1990年的整个苏联时代，按国事罪和类似条款共判刑3853900人，其中827995人被判极刑。马龙闪研究员考证后认为：苏俄官方公布的这些数据较为可靠，但还不包括被以“破坏集体财产罪”“破坏劳动纪律罪”“不能完成播种计划罪”〔50〕等种种罪名判刑的，被逮捕但未被判刑的，遭到批判、撤职、开除的，以及自杀身亡者等难以计数的其他类型的受迫害者。〔51〕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俄罗斯时代的平反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甚至断言：“苏维埃政权期间，全苏联因政治原因被杀害、死于监狱和劳改营的人数，达2000万-2500万之多”“战后年代因上班迟到和未完成劳动日定额被判刑者多达600万人”〔52〕。在大清洗的高潮阶段，仅1936-1938年间，苏共半数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众多的苏共元老、高层和中高级军官被处决。大清洗完成了苏共的政治大换血，结果是“斯大林的个人专政越来越坚不可摧”〔53〕。

面对这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受迫害者，周先生仍然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强调苏联模式的集权“是有一定道理的”“肃反是必要的”〔54〕，然后再轻描淡写地承认存在集权过多、肃反扩大化的现象，这种解释显然难以服众。在某些人眼里，手段似乎比目的更重要，只要苏联模式的“制度”能得以确保，“人的自由发展”倒可以弃之不顾，哪怕在和平年代以数十万、数百万人的尸体铺路，也是无可厚非的必要代价。这就是以制度为本而非以人为本的荒谬之处。

有学者评论道：苏联模式弊端最终导致苏共政权垮塌的历史证明：“即便共产主义理想再好，如果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实际制度运转的价值取向和人民群众利益背道而驰，并且严酷地打压人民群众的不同意见，那么这个制度迟早会成为虚假谎言。”〔55〕这就揭示了苏联模式丧失民心的根源——名不符实、背离人民。

五、苏联模式下的经济真搞得很好吗？

为了反驳“苏联经济没有搞好”的观点，周先生提出了两组数据——“1913年俄国疆域内的工业总产值只占美国的6.9%，到1985年已达到美国的80%”，“改革开放以前，从1952年到1978年26年时间里，我国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6.5%，而美国只有2%多一点”〔56〕。其实，仅仅以某个阶段的工业总产值或国民收入为例进行简单、片面的比较，难以证明苏联模式是优越的。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苏俄经济以工业化为主导，一方面大量汲取农业剩余，另一方面实行高积累低消费，而且把绝大多数的投资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在这种条件下，其工业总产值快速增长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并非意味着经济效率的同步提高)。而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欧美大国纷纷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下降，而服务业已占大头。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85年，美国GDP中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是2.1%、31.1%和66.8%，而俄罗斯的比重分别是11.9%、50.0%和38.2%，中国的比重分别是28.4%、43.1%和28.5%。以上产业结构说明，周先生所比较的俄、美、中三国，由于发展的起点和阶段不同，以同一时期的工业产值和经济发展速度进行简单对比，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好比拿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比谁长高得快，其可比性有限。况且，“经济增长要重在经济质量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57〕。大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较低阶段和经济基数较小的情况下，取得较快的增长速度相对容易些。从历史上看，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等国，在各自的工业化阶段也都经历过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在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过长达二三十年不等的“黄金时期”。在亚洲，日本和“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上个世纪下半期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最突出成就之一”〔58〕。如果将当年的俄罗斯、中国，与起点和发展阶段更接近一些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二战中同样受到重创的日本、西德等相比，情况会怎样呢？想必周先生是心中有数的。

另外，周先生所说的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6.5%，而美国只有2%多一点”，除了比较的方法不够严谨外，还与多数人的感受并不一致，或者说这种较高增长率并未带来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步提高。邓小平曾多次谈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社会状况：“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59〕，“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实际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80〕，“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61〕邓小平的描述是不是比周先生列举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答案是显然的。另有数字为证，195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曾占世界的5.2%，到了1978年，已降至1.8%；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印度，只有日本的1/20，美国的1/30，科技发展水平落后发达国家40年左右。〔62〕

贫穷、缓慢发展乃至停滞状态，这不仅是当年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而且也是其他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其背后的原因，正是苏联模式的束缚和耽误。更具体地说，就是苏联模式下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耽误。这种体制的主要表现和后果是：以指令性计划取代市场机制，政企职责不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活动受政府严加管制，创业机会缺乏，民众的主体性、创造性受到严重压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日益衰弱，而且容易滋生腐败现象。计划经济国家短期内可以通过行政力量推动经济增长，但终将由于效率低下和后劲不足而陷入困境。就中国而言，正由于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才得以摆脱之前的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奇迹”。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和斯梅尔塞曾经指出：苏联把大部分经济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人为地导致经济与政体的不分，其经济增长最终将受到抑制。〔63〕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即便在投资比例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苏东国家曾经引以为豪的工业增长速度，也很快呈下降态势。以1950年、1960年和1970年为例，这三年苏联的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3.9%、26.8%和29.5%，但对应的工业增长幅度却分别为13.2%、10.4%和8.5%；东欧的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波兰、匈牙利等国家也同样出现投入产出效益明显下降的局面。〔64〕

苏联在70年间生产力也在不断提高，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另外，为了与美国争霸，保持军费数额与美国相当，苏联的军费开支在其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远远高于欧美。与此同时，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待遇不能适时提高，对劳动报酬制度日益不满，“从60年代后半期以后，苏联每年都有罢工事件发生”。〔65〕与相对突出的重工业化成就相比，苏联的农业和轻工业长期不受重视，加上农业集体化对生产力的破坏，直到斯大林去世的1953年，苏联粮食产量一直未超过8000万吨，而1913年俄国的粮食产量却有8600万吨。苏联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和经济效率的普遍低下，导致民生事业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苏联公民消费的货物，不到美国的1/3，甚至不到1/4。”〔66〕在苏联的大部分时期，由于体制的僵化和物资的匮乏，普通民众排着长队购物成了街头常见的景象。许多经济学家也因此把“短缺”视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普遍特征。可以说，“没有把经济搞上去，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67〕，这是苏联模式失去民心的关键因素。

六、苏联剧变是苏共高层叛变的结果吗？

在坚持“叛变论”的学者当中，周新城先生算是资深者。自1989年以来，他一直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反社会主义者”“是隐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配合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需要的叛徒。”〔68〕除此之外，周先生还将戈尔巴乔夫视为“政治骗子、理论骗子”〔69〕。当然，还有人比周先生更进一步，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后斯大林时代苏共整体的背叛——“苏共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70〕。

问题是，如果周先生等人坚持的“叛变论”或“骗局论”真能成立，那么，更大的悖论出现了：像戈尔巴乔夫这样连中国人也不难辨认的共产主义“叛徒”“骗子”，为何能步步高升并顺利当选苏共和苏联最高领导人？为何他主导的改革纲领能在党内通过并得到民众的欢迎？为何他的改革和“叛变”没有被党和人民所阻止？难道大多数苏共党员和苏联民众也都是“叛徒”或“傻瓜”？为什么同样采用苏联模式的东欧国家执政党也纷纷“叛变”？一个由执政党创立的体制模式，竟然很快让执政党高层甚至整体蜕化变质、丧失地位，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不反思苏联模式本身，不可能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即便把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高层视为苏联的“掘墓人”，也别忘了——他们正是苏联模式培育的“可靠接班人”中的精英！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不能把历史的发展变迁归结为唯心主义的个人意志。在剖析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和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就批判过这种错误，他特别强调：“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71〕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高层的叛变，是典型的唯心史观。其要害是拿个体作为历史的挡箭牌，回避对体制问题的审视。邓小平曾深刻指出：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相比，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72〕因此，苏东国家“改变颜色”的根源在于制度，尤其是政治体制问题。苏东剧变的实质不是高层领导的叛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一种僵化体制的失败”〔73〕。

高放、黄宗良、陆南泉等一批研究苏联问题的资深学者，都明确反对“叛变论”，而着重从制度、体制层面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病，并呼吁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高放教授是苏共党史专家，他曾把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称为“三代新沙皇”，认为“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是沙皇专制的翻版，而且“斯大林还加深了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干部层层任命制、官员特权制等等”。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斯大林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过度集权的体制不但没有改革,反而更加严重……社会潜在的危机四伏”，“这就为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灭亡铺平了道路。”〔74〕黄宗良教授1991年时亲历了苏联剧变，他认为“苏联剧变最核心的原因是政治问题，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弊端引发的”〔75〕，“即使把责任集中到戈尔巴乔夫这个人身上，也必须十分仔细地研究产生这么个人、产生其思想、主义、路线、政策的原因”〔76〕。留苏归国的陆南泉研究员也认为：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77〕，“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是20世纪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78〕。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曾以亲历者的身份，沉痛反思苏联历史。他认为，长期存在的计划经济、教条主义和权力垄断是导致苏联剧变的主要根源，而“苏共之所以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79〕

客观而言，在危机四伏的关头，戈尔巴乔夫主导的改革顺应了民心和时代潮流，但在方法和策略等方面存在失误。改革的失控，很大程度上也是病急乱投医或猛药治沉疴带来的严重副作用。苏联的“亡党亡国”，在根源和主因方面只能归结于苏联模式之弊，由最初的讳疾忌医，到后来的久拖不决，直至后期病入膏肓，最终连同共和国联盟体制一道，在变革和动荡中被历史所埋藏。即便换个比戈尔巴乔夫更高明的“医生”，也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同样回天乏力，二是最终妙手回春。若能妙手回春，扶苏联大厦之将倾，自然是功莫大焉。但前提必定是消除苏联模式弊端这个最大的病灶，否则也只能苟延残喘、难以持久。因此，无论苏联是走向成功的“巨变”(如中国)还是失控的“剧变”(如自身)，苏联模式都是医治和改革的对象，其最终命运都是相似的——逐渐被历史和人民所废弃。只不过，中国的“巨变”举世瞩目，而苏联的“剧变”令人唏嘘。

总之，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只是苏联剧变的导火线，偏离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的苏联模式才是威力巨大的炸药包！没有炸药包，就不需要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排爆员”，更不可能导致苏联“亡党亡国”。只要炸药包存在，即使没有这个特定的导火线，其他方面的风吹草动也可能引爆大危机。退一步来讲，如果苏联模式具备优良的结构弹性、运行机制和制衡功能，它就不可能脱离人民而成为某个人或某些人肆意操纵的工具，戈尔巴乔夫等人就是蓄意“叛变”，也不可能轻易得逞。

七、人们因为苏东剧变才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

周先生认为：“人们主要是因为苏东剧变才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怀疑的”〔80〕。这并不符合事实和逻辑，属于因果倒置。实际上，苏东国家人民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质疑和不满由来已久。而且，正是这种质疑和不满的持续积累，构成了苏东剧变的社会心理基础。

斯大林时期，苏联通过行政命令，并借助强制和暴力手段推进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导致党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仅1930年第一季度，全苏就发生了2200多起骚乱，大约有80万人参加。〔81〕“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不仅同国外缺少人员交往，连国外的书刊资料、科学文献也被严加封锁。在“二战”后期，数百万苏联红军打到德国、奥地利等，在同当地居民和欧美盟军的接触中，他们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了苏联与欧洲其他国家生活水平的差距。回国后的许多军人说：“我们到过国外的几百万士兵，都看到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大家都这样说，哪里也没有比我们国家生活更糟的地方了。”〔82〕在苏联，有些人出于对现状的强烈不满，甚至期望苏德战争有相反的结果——“如果法西斯战胜我们，也许会更好些，那我们早就生活在文明社会里。”〔83〕这样的牢骚表明：部分民众对苏联社会失望至极，以致于认为苏联比法西斯德国更差劲、更野蛮！

早在1953年，东德就发生了反对斯大林模式的“6·17”工人起义。30万工人参加罢工，提出了不能降低定额工资、不能降低生活费用、举行自由选举、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取消对人民的监视等9点要求。后来，由于苏联驻军参与镇压，造成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

柏林墙是东德人民厌弃苏联模式的历史见证。在东欧剧变之前，东德是东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曾被赫鲁晓夫赞誉为“社会主义的橱窗”。尽管如此，东德当年的人均GDP仅为西德的1/4，职工收入为西德的1/3，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从1945年到1961年，总人口1664万的东德竟然有350万人逃往西德。”〔84〕为了阻止愈演愈烈的“逃亡潮”，1961年东德政府修建了柏林墙，并配备了齐全的设施和森严的警戒。但是，恐怖的高墙也未能阻挡人们对西德的向往，“从1961年到1980年，又有近20万人成功逃亡，但也有许多人‘越狱’失败，喋血高墙，演成无数惨剧。”〔85〕

不知道面对这段历史时，周先生有何感想？是执着地认为苏联模式很成功、很美好，指责苏东人民理想信念淡薄、患上了“革命低潮综合症”〔86〕，还是应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认真反思苏联模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苏东剧变的原因很复杂，但根源在于苏联模式不得人心。由于经济体制高度集中、政治体制过度集权、文化体制僵化专制等重大弊端长期得不到有效克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存在明显异化，导致各种矛盾和危机积重难返，人民群众日益失望。从主观因素来看，苏东剧变是人民对苏联模式优越性的怀疑和对现实社会状况的不满长期积累的结果，而绝不是怀疑或不满的原因和起点。

应当说明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大多数人至今并不怀疑其崇高性和优越性。周先生所说的“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怀疑”，更确切地说是指对苏联模式优越性的怀疑。而苏联模式之所以广受诟病，并以失败告终，正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联模式的失败，是民心向背的反映，也是马克思主义捍卫自身科学性的惩戒方式。

八、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辨析

第一，关于苏联模式与卫国战争胜利的关系问题。为苏联模式辩护的人，常常把苏联取得卫国战争胜利作为重要论据。周先生也是如此。笔者认为，苏联模式对苏军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非起到主要作用，更不是决定性作用。其中有些方面反而起到负面作用，比如波及军队的大清洗、严重的物资匮乏等。设想一下，“如果按照新经济政策思想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壮大，苏联抵御外国入侵的实力只能是越来越强。”〔87〕苏联卫国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在战争初期严重失利，英国和美国的大力援助(包括18303架战机、2万辆坦克和32万吨用于制造飞机的铝材料，还有大量的航空汽油等)增强了苏联人的信心。〔88〕后来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中国抗战对日军的牵制等，也对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中，苏联军民能最终取胜，关键在于它是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较量，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都有利于苏联。就像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敌我力量悬殊、大片国土沦陷的条件下，在全面抗战的第二年，毛泽东就在《论持久战》中科学地预见了持久抗战、中国必胜的战争结局。对于抗日战争，我们可以从统一战线、战略战术、民族精神、国际主义等多方面进行经验总结。但显而易见的是，不能把抗战的胜利主要归因于当时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或党国体制。同样道理，试图以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论证苏联模式的优越性，还缺乏足够的逻辑依据。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才是“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89〕

第二，关于苏联模式与国家面貌的变化问题。周先生说：“苏联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根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如果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怎么能够把‘老牛破车的俄国’变成一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90〕人们同样可以反问：在与苏联同时代的70多年间，世界上有哪几个主要国家不发生巨变呢？德国战败后国家分裂，国民生产总值不到战前的一半。日本战败后一片废墟，严重的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遍及全国。但是，短短二十多年里，西德、日本快速发展，并先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包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也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即便是许多贫弱的第三世界国家，也都实现了较大的发展。另外，研发核武器，除了技术和投入外，更多受到安全局势和外交战略的影响。目前拥有核武器的既有欧美发达国家，也有亚洲发展中国家，与国家实力和国家体制并无必然联系。包括同样深受苏联模式影响、至今封闭落后的朝鲜，不也在积极研发甚至拥有了“原子武器”？人们也还可以反问：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良好，那么戈尔巴乔夫有必要冒着吃力不讨好、甚至身败名裂的风险力推改革吗？如果苏联模式不是病入膏肓、难以为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能得到党内外的普遍赞同吗？另外，苏联模式和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两个有联系但明显不同的概念。说苏联模式总体上是僵化的、失败的，并不等于说它一无是处，更不等于说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不值一提。因为实践的成效如何，除了体制模式外，还受到民众力量、资源条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前所述，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某些方面也曾取得突出的成就，但问题太多、代价太大。苏联模式就像一辆不合时宜的老爷车，虽然也可以运输、载客，甚至还具有某种审美价值，但由于能耗大、效率低、不安全、不舒适，最终只能被改造或被淘汰。

第三，关于苏联模式失败与否的判断问题。苏联模式的失败，伴随着苏联的垮台，在1991年就已成为历史事实。但周先生却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制度角度看，基本上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尽管列举起来弊病甚多，但从整体上看，不能说是失败的。”〔91〕周先生对苏联模式成败的判断，主要基于制度而非实践，主要基于价值而非事实，颇有点“窃书不算偷”的味道。何为失败？通常指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或者输给对方。以考试为例，没有达到合格线、录取线或预期的成绩，都可以称为失败，绝非考了零分才叫失败。在以往的宣传中，苏联标榜自己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在国家建设中积弊重重，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半途崩溃，在苏东剧变后苏联模式又被消除殆尽。无论从哪方面看，苏联模式都很难称得上“成功”。想必周先生也看到了这种尴尬，他又提出：“对前人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应有的郑重态度。”〔92〕但以他一贯坚持的“叛徒论”来看，他显然不会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误也同样“宽容”。周先生的“宽容”颇似对苏联模式的“眷恋”和“抚慰”：虽然离预期的目标还很远，但你努力过，就是好样的、成功的！其言外之意还包括：只要宣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即便出现重大失误和弊病，以及数百万甚至更多的无辜生命在大清洗和大饥荒中消逝，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其实，不管是科学发明，还是社会发展，几乎不可能一蹴而就。“第一次”和“实验”这两个词，往往都跟不成熟、不完善乃至不成功联系在一起。正如邓小平所言：“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93〕而周先生一方面主张把苏联模式看作“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另一方面又罔顾历史事实和发展规律，要别人也轻易地把它认定为“成功”，这实在令人费解。

第四，关于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周先生说：“切忌从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出发来评价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社会主义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随着出现新的形势、新的问题，需要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方针、政策。有许多事情，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不尽合理的，然而就当时的具体条件而言，却是必要的。”〔94〕这三句话乍看似乎有道理，其实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第一，实践和认识永无止境——否则社会主义社会何以“不断变化、发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95〕一味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评价历史，即便对愚昧落后和消极现象，比如曾给中国古代妇女带来严重束缚和伤害的“缠足”，比如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比如苏联模式下的个人迷信、大清洗、禁锢知识分子等，也往往只能得出“存在即合理”的暧昧结论，这样就很难做到与时俱进、发展真理。第二，既然“随着出现新的形势、新的问题，需要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方针等，那么，是依据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来调整，还是依据当初的条件来调整？在调整的时候，岂不是意味着：即便在过去是合理的体制、方针等，现在也被看作是不合时宜了？无论对历史上的“左”倾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还是对中苏大论战中“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的评价，无一不是从后来的条件和认识出发的。而苏联模式在其形成、发展的半个多世纪里，不能实现有效的、不断的调整，最终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不就是因为思维僵化的结果吗？第三，同样道理，有许多事情，包括制定、实施苏联模式，就当时的具体条件和认识水平而言，可能是必要的，但用后来的或现在的眼光来看，却是不合情理、弊大于利、应当抛弃的。更何况，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包括苏东人民、西方学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要等在内的人们，都早已感受或发现了苏联模式的重大弊病。

九、结语：以苏为鉴 开创未来

实现崇高的目标，需要良善的体制。苏联模式积弊深重，未能有效承载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由此决定了苏联的最终败亡。苏联的兴衰成败，就在历史的转瞬之间，其命运令人感慨。今天，我们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病和苏联剧变的教训，正是为了以史为鉴、少走弯路。建设社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是光明的、可敬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标和历史发展的潮流，但必须找到正确的道路、建立优良的体制。不切实际、缺乏民心、成效低下、代价高昂的体制或模式应当坚决革新，这是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两者并不矛盾。但是，在苏联模式终告失败已经2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创和发展已经30多年的今天，仍有一些人抱残守缺，不断为苏联模式及其历史的失败辩护，甚至混淆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将苏联模式视同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动辄给反思苏联模式的人扣上“反对社会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其实，这样做非但没有必要性和说服力，而且有害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苏联剧变令人深思，改革开放启迪未来。从短期来看，苏联剧变是一次巨大的挫折。但从长远来看，它教育了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为人们变革、摆脱苏联模式提供了深刻的警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辟、坚持和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突破苏联模式的伟大成果。恩格斯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96〕邓小平也曾深有感触地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97〕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继续坚持“以苏为鉴”，进一步破除旧体制、旧思维的束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实现新的跨越和发展！

注释：

〔1〕本书编写组：《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党员干部读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2〕〔30〕〔59〕〔72〕〔9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0、312、313、333、312页。

〔3〕〔4〕〔5〕〔6〕〔31〕〔48〕〔60〕〔61〕〔93〕〔9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139、370、237、178、139、237、264、367、291页。

〔7〕〔18〕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页。

〔8〕黄苇町：《执政党建设仍需“去苏联特色”》，《人民论坛》2013年第25期。

〔9〕肖枫：《不要把“苏联模式”当作“筐”——相关的理论混乱和认识误区必须清理》，《科学社会主义》2014年第2期。

〔10〕〔43〕〔49〕〔54〕〔90〕〔94〕《居安思危》课题组：《不能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与左凤荣教授商榷》，《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7期。

〔11〕〔俄〕B.Γ.布洛夫：《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俄罗斯》，《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期。

〔12〕刘书林：《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3期。

〔13〕吴敬琏：《改革面临四大阻力》，“爱思想网”，2015年12月30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5808.html。

〔14〕杨春贵：《杨春贵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第209页。

〔15〕周新城：《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6期。

〔16〕〔33〕周新城：《必须科学地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百年潮》2011年第12期。

〔17〕胡键：《理解中国的改革》，学林出版社，2015年，第75页。

〔19〕〔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袁俊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2页。

〔20〕〔21〕〔22〕〔法〕安德列·纪德：《纪德文集》，徐和瑾、马振骋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906、909、915页。

〔23〕王培利、刘疆：《美国将苏联视为“极权主义”国家的原因探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4〕〔英〕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潘永强、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18页。

〔25〕李凤林：《序二》，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5页。

〔26〕《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页。

〔27〕《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57页。

〔28〕陈学明：《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2页。

〔29〕《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8页。

〔32〕李永忠：《反腐核心在摒弃“苏联式”权力结构》，《记者观察》2014年第12期。

〔34〕陈锡喜：《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话语还是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的辨析》，《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

〔35〕《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8页。

〔36〕David Mclellan，Democracy:A View from the West，《第二届中外实践哲学对话论文集》，广州，2015年，第4页。

〔37〕戴隆斌等：《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96页。

〔38〕〔美〕杜威：《自由与文化》，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6-78页。

〔39〕姚联合：《人民公仆名义下的共产主义贵族苏共干部特权制度》，《文史参考》2010年第15期。

〔40〕左凤荣：《苏共:形式主义害死党》，《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6月26日。

〔41〕郝遥：《苏联模式与中国的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2期。

〔42〕〔美〕马歇尔·戈德曼：《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会失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页。

〔44〕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后期，苏联模式在苏东国家存续了50多年。而中国自50年代起照搬苏联模式，不过20多年，就导致全局性的危机，难以为继。1978年以后，中国转向改革开放。

〔45〕〔46〕〔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422、566页。

〔4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0页。

〔50〕苏联政府对劳动群众的严苛管制，从这些罪名和刑罚中也可见一斑。

〔51〕马龙闪：《苏联“大清洗”受迫害人数再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52〕〔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97-198页。

〔53〕〔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周穗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55〕蔡霞：《左转倒退正是歪曲共产主义理想》，“爱思想网”，2015年9月25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2510.html。

〔56〕〔80〕〔86〕〔91〕〔92〕周新城：《加强社会主义信念教育必须厘清的几个理论问题》，《思想教育研究》2013年第1期。

〔57〕厉以宁：《“新常态”有经济结构合理化之意》，《新京报》，2014年11月18日。

〔58〕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62〕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3年，第94页。

〔63〕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塞：《经济与社会》，刘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73-74页。

〔64〕〔德〕迪特·森哈斯：《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梅俊杰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47页。

〔65〕黄立茀：《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中)，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139-1140页。

〔66〕〔英〕艾萨克·多依彻：《斯大林政治传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86-687页。

〔67〕高强：《理想·信念·信仰：共产主义新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第83页。

〔68〕周新城：《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近20年的思考》，《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5期。

〔69〕周新城：《关于苏联演变的争论》，《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3期。

〔70〕李慎明：《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73〕陈先达：《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光明日报》，2016年3月2日。

〔74〕高放：《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代新沙皇》，《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5期。

〔75〕〔76〕黄宗良：《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2、43页。

〔77〕〔87〕陆南泉、李建民：《关于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模式与苏联剧变原因问题的看法——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2期。

〔78〕陆南泉：《斯大林模式是怎样形成的？》，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323页。

〔79〕〔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修订版)，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16页。

〔81〕姜长斌等：《读懂斯大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

〔82〕马龙闪：《苏联模式与“中国道路”的探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5页。

〔83〕王坚红：《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眼中的苏联解体》，《科学社会主义》1995年第6期。

〔84〕〔85〕金雁：《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88〕左凤荣：《大国合作谱写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凯歌》，《学习时报》，2015年9月3日。

〔89〕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5日。

〔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1页。

〔责任编辑：嘉耀〕

林建辉(1979—)，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理论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本文系2014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批准号：2014C083)、2014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A类社科)重点项目(批准号：JAS14184)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