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斯玥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

“革命”：人之存在方式的基本形式
——彼得洛维奇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拓展与深化

关斯玥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马克思革命理论内涵的丰富性长期被20世纪东西方国家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状况所遮蔽，同时又以两种方式被误解，故其革命思想的广泛性、丰富性、整体性和深刻性一直未被揭示出来。彼得洛维奇通过回归本真的马克思，以实践哲学为基础，解蔽马克思革命理论中被忽视的广泛性、丰富性、整体性和深刻性，彰显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内在活力，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革命理论进行了创造性拓展和深化。他对“革命”概念进行本体论和哲学人本学的诠释，为我们理解马克思革命理论作出积极尝试，同时赋予马克思革命理论以当代的意义和价值，为技术理性统治下的人类思索如何摆脱各种异化状态和生存危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革命；彼得洛维奇；马克思；人之存在方式

谈及“革命”，不同的人会在脑海中生成与之相关的不同画面：或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白色恐怖、红色硝烟；或是在以和平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当代社会中发生的局部冲突及个别国家的政权更迭；或是现代科技促动之下人类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迅猛发展，即“科技革命”。之所以如此，是缘于“革命”概念内涵的丰富性。但因受制于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对“革命”的理解往往偏执于某个方面。尤其是对于马克思的“革命”概念和革命理论，人们往往由于过分强调其思想中的某个方面而忽视或无视其思想的整体性和丰富性，进而将“革命”视为当代社会中的“异类”而否定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南斯拉夫实践派重要代表人物彼得洛维奇在继承马克思“革命”概念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拓展和深化，揭示出马克思革命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赋予马克思革命理论以当代意义和价值，为我们开启了一个理解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新视野。

一、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及其误读

马克思理解和追求的“革命”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人自身，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全方位、多维度的。但对马克思“革命”概念和革命理论的阐发一直存在很大误区，对20世纪东西方社会运动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很有必要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指明以往对它的理解误区。

(一)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三重维度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包含多层理论内蕴，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三个相互联系、互为依托的不同维度。

第一，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社会维度。这主要表现在他把“革命”视为总体性的社会革命。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政治解放因其自身的限度而不等于人类解放，但它是通往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德意志意识形态》又提到：“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527这里“革命化”的对象是包括政治领域在内的现存世界，而不限于政治领域。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中，马克思又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明确指出，社会革命是生产关系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生的变革。可见，他倡导的社会革命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正如他所言：“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在这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1]655

第二，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价值维度。无论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以暴力的方式进行的、纯粹的政治革命，还是以经济、政治、文化等为对象的社会革命，最终都是为了改变人的存在方式，使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实现人自身的变革，这是马克思革命活动的终极目标和最高价值诉求，它贯穿马克思思想始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设想正是人的类本质失而复得的过程，体现了人从异化状态向自由状态的转变。“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185。这里马克思虽未明确使用“革命”“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等语，但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革命运动和革命理论的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其实质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人摆脱异化状态，真正占有人的本质，从而建立起“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人在生存方式上的彻底变革。

第三，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实践维度。这主要指马克思针对不同国家，在完成社会革命、实现人自身转变问题上所设计的具体的革命形式和革命策略。其设计发生过两个方面的转变，即：在革命形式上，从主张“暴力革命是唯一的革命形式”转变为“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的方式并存”；在革命策略上，从主张革命“同时发生”转变为“一国发生”。革命形式方面，19世纪40年代，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资本主义自身调节矛盾的能力又极为弱小，故而马克思断言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唯一的革命形式，如《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然而，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及随后资产阶级通过民主和议会的形式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逐步加强，令马克思重新审视之前所提出的暴力革命观点，指出由于制度、传统和习惯的不同，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有可能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实现社会革命。革命策略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提出了共产主义“同时发生”论。在其作者看来，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普遍交往的扩大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538-539。然而，马克思晚年通过对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考察，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针对东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以上三重维度中，实践维度的革命理论是社会维度的革命和价值维度的革命的现实基础，价值维度的革命，即人之存在方式的转变，则是实践维度的革命理论和社会维度的革命理论的最高价值旨归。离开了最高价值的指引，革命活动便可能因失去终极目标而发生蜕变；反之，没有具体的革命形式和革命策略，作为整体的社会革命便丧失了实现的可能性，而人自身的变革也就会成为一纸空谈。可见，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彼此联系、彼此交融、缺一不可，共同构筑了马克思丰富的革命理论。

(二)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解读之两大误区

作为一种内涵极为丰富的理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长期被人们错误地阐释。这不但使其狭窄化，更对20世纪东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状况和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误区之一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一些西方学者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片面理解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忽视其蕴含的观念、文化等意识形态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这种理解模式极易引起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由于没有意识到真正的革命应该是一种全方位、多维度的总体性革命，忽略了革命的终极目的和最高价值，而使革命有可能走向异化；二是使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研究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中显得不合时宜，人们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应当束之高阁的过时学说。

误区之二是以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理解。他们将马克思的“革命”范畴主要定位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的变革，例如卢卡奇的“意识革命”、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马尔库塞的“大拒绝”思想。诚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了马克思“革命”范畴的丰富性和广泛性，也看到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变革对社会革命的重要作用。但若没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宏观领域的变革相伴随，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微观革命也无法真正实现。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大多因为忽视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片面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革命，使革命丧失了现实的可行性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理想化的愿景。

二、彼得洛维奇对马克思革命思想的创造性阐发

较之片面强调马克思革命理论中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以及片面强调当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彼得洛维奇在实践哲学基础上对马克思“革命”概念作本体论和哲学人本学解读，强调革命不仅是暴力斗争和社会结构的宏观领域变革，还应包括人的存在方式的微观领域变革，并进一步将其视为人之存在的基本方式，从而创造性地拓宽和深化了马克思“革命”概念和革命理论的内涵。

(一)实践——革命观的哲学根基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所有理论皆以实践哲学为根基。他们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视为“Praxis”而非“Practice”，旨在强调实践范畴的本体论和哲学人本学内涵。在他们看来，实践是人所特有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的本质规定，是人之存在的本体论结构。彼得洛维奇在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将实践视为“人借以创造(制造、生产)和改变(形成)自己的历史世界和自身自由的、普遍性的、创造性的和自我创造的活动，是人所特有的使之根本区别于所有其他存在的活动”[3]。然而，并非所有形式的自由自觉活动都是革命，只有那些与人的存在方式相关的活动才被纳入“革命”范畴。而这种革命活动恰恰是实践的最高形式，其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使它成为人类诸多实践活动中最本质、最高级的实践活动。因此，彼德洛维奇认为，“革命思想”能比“实践哲学”更好地体现马克思思想的本质。这里，彼得洛维奇并非用“革命”概念取代“实践”概念，而是将前者视为后者的进一步阐发。

(二)革命的实质和“革命”概念的本质

彼得洛维奇通过对革命实质和“革命”概念的本质进行层级展开式的探讨，为人们展现出“革命”概念的丰富内涵，揭示出革命最深层的本质。

第一，不能将“革命”简单地理解为权力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纵然是进步阶级取代复辟阶级而掌握权力，如果不触动社会制度，也不能称为“革命”。彼得洛维奇强调，权力的转变必须与更高的社会制度的转变相伴才可以称为革命，而且这种变革社会制度的革命也有程度上的差别：一些革命是通过和平手段达到的，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深刻、最完整意义上的革命，它不是用一种更先进的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而是废除一切剥削”[4]142。

第二，旨在消除一切剥削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实现不能仅靠社会结构的变革，还应该改变人本身，使人的存在方式发生转变。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革命的主体。“没有人的变革，社会结构的改造是不可能的，社会的改造和新人的创造只有作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才有可能”，“完整意义上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通过创造真正的人类社会和人道的人来废除自我异化”。[4]142-143这里，彼得洛维奇指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应该包括社会结构的变革和人自身的变革。现实中，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历程并未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使人摆脱异化的生存状态，可见单纯政治和经济上的革命并不必然带来人的自由和解放。社会结构的变革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并且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才能达到其变革的目的，即真正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社会结构的变革与人自身的变革不可分，后者是前者实现的重要保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真正的共产主义是使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过上真正的类生活。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摆脱了异化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里，彼得洛维奇将马克思革命观中最为深层的革命思想表述得更为明晰。

第三，革命不仅要变革人的存在方式，而且它就是人之存在本身。彼得洛维奇指出：“革命不仅是一种存在形式向另一种更高的存在形式的过渡，不仅是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断裂和飞跃，而且是最高的存在形式，即在其完整性上的存在本身。”[4]143这里他对马克思革命观作了一种创造性阐释，把“革命”概念提升为一个本体论和哲学人本学概念，认为革命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形式，这样，革命活动从一种人的对象化活动内化到人日常生活中，成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在他看来，革命只要与人的问题相关，就必然与存在相关，因为人的问题与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于是他指出：“革命所以能使人进入一种更高的生活形式，正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人在其中发现、创造和实现了新的潜能的创造力旺盛的时代。……革命已经是一种更高的存在形式，是一种把人当做人的创造性活动。”[4]150这种意义上的“革命”，一方面是一个不断进行着的、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动态的开放过程，另一方面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逐步摆脱自我异化、实现自身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历史过程。在此意义上讲，革命过程就是人通过实践活动不断确证自己、实现自己的动态发展过程，也是人通过实践活动批判现存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过程。这样的革命体现了人所拥有的强烈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三)作为哲学范畴的“革命”

由于把“革命”界定为人之存在的基本形式，所以在谈到革命的本质时，彼得洛维奇强调，“革命”不是社会科学的范畴，而是一个哲学范畴，因为革命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实质是人的存在本身。因此，不能通过任何实证化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革命。彼得洛维奇认为，必须将革命与哲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哲学角度讲，哲学不囿于一般性领域，它要首先关注和研究人们的现实生活，而这就是革命。从革命角度讲，革命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一般现象，真正的革命应该是使人实现最高的生存方式，即自由自觉的、富于创造性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真正理解革命，就不能停留在某种特殊的、具体的、单一的社会科学中，相反，“只有那种不划分为各个哲学学科，并且不同社会科学及社会实践相分离的哲学，才能完全理解革命现象”[5]284。因此，彼得洛维奇指出：“革命思想肯定哲学的存在，并使哲学具体化(成为哲学中本质的东西)。它远不是非哲学的东西，在许多方面它比以往的任何哲学都更为哲学。正因为如此，它就不能仅仅是哲学的东西。”[5]284

三、彼得洛维奇革命思想的理论特质

通过上述对革命实质和“革命”概念本质的简要梳理，我们发现，虽然彼得洛维奇自称其革命思想是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解读，但这种解读并非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创造性地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因此，彼得洛维奇的革命思想具有以下特质：

其一，“革命”概念的总体性特征。彼得洛维奇在充分理解马克思革命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将“革命”概念视为一个总体性概念。这种总体性主要体现于他将宏观领域的革命与微观领域的革命相结合，将人的对象化世界的变革与人自身的转变相结合。在他看来，革命活动不仅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宏观领域，还应涵盖文化、意识形态和人之存在方式等微观领域，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革命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此外，对于个体而言，“革命”已然开始从一种人的对象化活动逐渐内化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这是一种从“向外”到“向内”的转变。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一旦固化为特定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便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这些领域的革命固然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完成，但人们通过这种革命活动更多改变的是人自身以外的“社会”和“环境”。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坚守革命的终极目标和最高价值，革命便可能走向异化。

其二，“革命”概念的本体论和哲学人本学内蕴。由于对“实践”概念的本体论和哲学人本学理解，彼得洛维奇将“革命”概念同样定位于本体论和哲学人本学视域，这是他革命理论的独特之处。本体论和哲学人本学视域下的“革命”已然成为人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和普遍生存样态，其特征便是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和开放性。通过这种生存方式和样态，人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在彼得洛维奇看来，这既是马克思革命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的价值归宿。而且，本体论和哲学人本学视域下的革命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件，而是一个内化到人生活世界中的永恒的、不断敞开的超越性过程。

其三，革命思想的文化批判指向。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大重要理论指向便是对现代社会中被资本逻辑裹挟的人的生存危机、文化困境进行反思和批判。因此，文化批判几乎成为20世纪西方各流派思想家的理论旨归。彼得洛维奇将“革命”概念诠释为人之生存方式的变革，进而将其视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这是对现代人生存危机和文化困境问题的一种积极的理论回应。这种革命理论改变了人们对“革命”概念的传统式理解，将革命活动视为现代社会中个体摆脱各种异化、实现自由的根本途径。

四、结语

诚然，彼得洛维奇的革命理论并非完美无瑕，它还存在许多尚未澄清的问题，例如作为变革人之存在方式的“革命”在当今东西方国家中何以可能等，但其在理论上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不容忽视。

其一，彼得洛维奇的革命理论超越了以往对马克思“革命”概念和革命理论的偏狭理解，拓宽了马克思“革命”范畴和革命理论的内涵，深入开掘出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深层内蕴。通过对马克思“革命”概念和革命思想的整体性考察，我们发现，“革命”无论是理解为以暴力或和平方式进行的政治革命，还是理解为转变社会经济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社会革命或者变革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其最终目的和最高价值诉求皆是人之存在方式的转变。这些思想其实都蕴含在马克思不同阶段的革命思想中。从《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两种解放”理论到晚年东方社会理论中“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马克思每个时期的革命思想都既包含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又包含人自身的解放。可以说，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转变人之存在方式的基本途径，而人之存在方式变革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最终目标和最高价值诉求。然而，以往对马克思“革命”概念和革命理论的片面解读不但使马克思革命理论狭隘化，而且在现实的变革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消极后果。彼得洛维奇以层级递进的方式为人们展现出马克思“革命”概念和革命理论的多层次性、多维度性，并揭示出马克思革命理论中深层的价值维度，即人之存在方式的转变。这为我们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革命理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模式。

其二，彼得洛维奇将“革命”视为包括政治革命在内的宏观领域的社会革命同微观领域的人之存在方式变革的有机结合，能够为现代人摆脱物化和异化的生存困境、文化危机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19世纪的无产阶级指明了未来发展和前进的方向。他们始终相信通过推翻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建立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消除了各种异化形式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然而，20世纪社会主义在苏联的现实历程显示，生活在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并未摆脱异化的命运。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法西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更唤起了人们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人类的未来将何去何从”的问题成为20世纪思想家们最深切的理论关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彼得洛维奇对“革命”概念的阐释，无论是对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对技术理性已成为统治力量的发达国家来说，其意义都是巨大的。由于“革命”已不再是表层的纯粹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还要求在深层次上改变人的存在方式，所以，这种“革命”概念直接与人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存在相关，具有了文化批判的理论内蕴。更为重要的是，彼得洛维奇将“革命”视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形式，更加突出强调了人之主体性的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这种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的个体存在是20世纪乃至今后人类摆脱各种异化现象和异化结构的根本所在。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

[3] 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9.

[4] [南斯拉夫]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G].郑一明，曲跃厚，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5] 衣俊卿，陈树林.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下)[G].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余明全〕

2016-11-21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实践维度的价值论演进路径研究”(2016BZX003)；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实践维度的规范合理性研究”(2017-ZDJH-092)

关斯玥(1984-)，女(满族)，黑龙江佳木斯人，讲师，博士，从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B543；D041

A

1000-8284(2016)12-0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