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从《狄康卡近乡夜话》到《死魂灵》
——论果戈理作品中“人民性”的演化与深入

侯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在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史上，“人民性”是一个重要的批评概念和评价标准。对于什么是“人民性”普希金曾经有过详细的阐释，他指出，“人民性”不仅包括“民族性”(本民族外在的风俗、习惯和信仰)，而且还包括用人民的语言来创作，从人民的历史中选取素材，反映内在的民族精神和思想感情，同时要贴近广大民众的生活现实，描写人民的命运[1]。别林斯基在评价果戈理的作品时反复使用了“人民性”这一术语，他在1835 年写的《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一文中说:“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具有极高的人民性；然而, 我不想对它们的人民性过多议论, 因为人民性并非什么优点, 而是一部真正艺术作品的必要条件, 如果应该把人民性理解为对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风俗、习惯和天性的忠实描绘的话。”[2]显然，别林斯基所说的“人民性”主要指的其实是“民族性”。“民族性”是果戈理初登文坛的作品《狄康卡近乡夜话》(以下简称《夜话》)的主要特色，也是这部作品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随后的作品《米尔戈罗德》《彼得堡故事》和《死魂灵》中，伴随着作家观察视野和描写范围的扩大，其作品中的“人民性”也逐渐突破了单纯的“民族性”界限，获得了更为深刻和丰富的内容。

一

1831年，果戈理的中篇小说集《夜话》出版问世，紧接着1832年又出版了文集的第二部，作品散发着浓郁而淳朴的乌克兰民间生活气息，格调明快而幽默，立刻受到了广大读者和批评界的欢迎。甚至果戈理后来的反对者布尔加林也对这部作品十分欣赏，他在评论中写道：“果戈理君第一次露面就显出了非凡的天才，进入了我国优秀文学家的行列。他的中篇小说无疑是我国文学中具有民族性的优秀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最憨厚的幽默与对小俄罗斯真实的、诗意的描写，与温和的情感以及最生动、最有趣的故事结合在一起。”[3]30“在养蜂人鲁得·潘柯印行的这本故事集里，民族性是以完全相反的即自然的方式表现出来的。”[3]30

《夜话》的“民族性”源于作者本人对乌克兰民间生活、民间语言和民间风俗的熟悉和了解。果戈理为了写出这部作品，曾经请求家人告诉他各种乌克兰传说、服饰、习俗方面的信息，为他的作品提供素材。果戈理选择养蜂人鲁德·潘柯作为假托作者并非偶然，而是与乌克兰的民间习俗有着紧密的联系。养蜂人在民间传统中常常被看成具有巫医、巫师的地位(类似的职业还有铁匠、磨坊主、猎人、音乐家)，在农村从事这些职业的人通常被看成与魔鬼有交情。在《夜话》中潘柯起到的就是“这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中介人、联络人的作用。红毛潘柯讲述的故事充满了乌克兰民间文学的观念和主题，女巫、落水鬼、人鱼、约会的女妖……果戈理并不是单纯地使用这些主题，而是将古老的民间文学元素与乌克兰民间的傀儡戏元素结合在一起，使古老的文学主题具有了新的艺术魅力。例如，偷情的妻子是乌克兰民间文学中经常描写的主题，果戈理将这个主题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上滑稽可笑的傀儡戏元素，塑造了《圣诞节前夜》中同时与好几个人偷情的女巫索洛哈的形象。再比如，《五月之夜》中美人鱼猜谜语的场景是很多民间故事的典型情节，但是美人鱼给列夫卡提出的任务是在一群妖精中认出迫害自己的继母，这就使这一情节具有了另外的文学特色，因为按照民间文学的逻辑，魔鬼世界的代表要比人类具有更高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而果戈理在这个情景中却赋予人类超越魔鬼的力量。《夜话》中的小说虽然与民间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又超越了相似的主题在民间文学中的传统意义，因此，批评家В.А.乌沙科夫写道：“不久前出版的养蜂人鲁德·潘柯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美味的果实，这是真正的民族文学经过努力之后结出的智慧之果。”

果戈理在《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中曾经写道：“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萨拉凡，而是于民族精神本身。”[4]果戈理认为，民族性就在于用民族的精神来掩盖民族的“萨拉凡”——民族的外衣，但是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方面“萨拉凡”本身就是民族性的一个部分，是民族性不可分割的整体。果戈理曾经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希望您给我描写一下农村教堂执事的全部装束，从上衣到靴子，要写出名称，那些最土生土长的、最古老的、变化最小的小俄罗斯人是怎样叫它们的；同样，还有我们的农村姑娘穿的衣服的名称，直到最后一条丝带，以及现在已婚妇女和农民服饰的名称。”[5]43于是，灯笼裤、格布裙、蓝色短袄、羊皮帽圈、花布便帽……种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便出现在了作品中，成为乌克兰“民族性”的直接载体。与“萨拉凡”起同样作用的还有乌克兰的民间美食，果酱、疙瘩汤、小麦面包、面饼、甜馅饺子……在养蜂人亲切自然的讲述中，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美食与乌克兰古老的文学主题交织在一起，这不同层面内容的结合共同成就了《夜话》新鲜而质朴的“民族性”。

二

1835年，果戈理的《小品集》和《米尔戈罗德》出版。在这两本文集中作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对乌克兰乡村生活的浪漫主义描绘，而是深入到了乌克兰民族斗争的历史、彼得堡穷苦人的世界当中，从历史和当下两个方面丰富了作品中“人民性”的内容 ，进一步接近普希金所概括的“人民性”的本质。

收录在《米尔戈罗德》中的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从乌克兰民族斗争的历史中选材，讲述了乌克兰哥萨克为自由、信仰和荣誉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果戈理充满激情地表达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主人公塔拉斯为了自己的祖国不惜亲手处决了卖国投敌的小儿子安德烈。在他的心目中，祖国、正义和战友之谊要远胜于以血缘为基础的骨肉亲情。他对自己的战友们说，“没有什么比伙伴精神更神圣的了！父亲爱自己的孩子，母亲爱自己的孩子，孩子爱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可是，弟兄们，野兽也爱自己的孩子，我们的伙伴精神不同于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够在精神上而不是在血统上亲人般地联系在一切。”[6]这种兄弟情谊是作品中“人民性”的另一层内容，表达了乌克兰人民之间血肉相联的关系，它所呈现的已经不是乌克兰民族的外貌，而是其内在的精神信仰和思想感情。在作品的结尾处，塔拉斯被俘之后被敌人绑在树上，脚下燃起熊熊烈火，敌人想就这样烧死他，但是老英雄在生死关头临危不惧，他眺望着远处的战斗，用尽最后的力气指挥自己的队伍离开。作者通过以塔拉斯为代表的英雄形象歌颂了乌克兰人民在战斗中表现出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反映了乌克兰人民在对敌斗争中的残酷命运。“果戈理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感到自己是人民的歌手，是编写颂扬自己人民的儿子们的民歌的里拉琴歌手”[7]。别林斯基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中称赞这部作品是对16世纪小俄罗斯生活的真实描绘，“是整个民族生活的伟大叙事诗中的一个片断、一个插曲”。果戈理不仅忠实地再现了乌克兰哥萨克纵情豪饮、勇敢无畏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真实地表现了人民的心灵，正是这一点使作品具有了深刻的“人民性”，从而成为乌克兰民族的史诗。

同年发表的《小品集》收录了果戈理的三篇小说，即《肖像》《涅瓦大街》和《狂人日记》。在这几篇作品中果戈理通过对京城贫穷小人物的悲苦命运的描述表达了自己对彼得堡生活的印象。彼得堡曾经是少年果戈理心中的理想之城。他在1827年从涅仁中学写给母亲的家信中写道：“在梦中或醒着，我都向往彼得堡，与之连在一起的，是为国家服务。”[5]10但是当他真正在彼得堡生活之后，却发现京城的浮华绚烂不仅和一个穷人毫无关系，而且还会令人产生强烈的压迫感。他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这里的生活还不完全是猪狗般地、一天只吃一餐菜汤和稀粥的生活，但是远比以前所想的要贵……这一切都迫使我只能过沙漠般的日子……”[5]38“为了挣到仅够支付一年房租和饭费的这点钱，我就必须出卖自己的健康和宝贵的时间吗？真不像话，这像什么？”[5]47在这三篇作品中果戈理对身处彼得堡底层社会的小人物给予了深刻的同情，同时对压迫人的现实环境、彼得堡唯利是图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小说《肖像》《涅瓦大街》和《狂人日记》的主人公都是彼得堡地地道道的穷人，作者作为一个与笔下的小人物们境遇相似的彼得堡穷人，与底层人民具有深刻的情感上的共鸣，他已经不是以旁观者的态度来描述小人物的命运，而是站在平等的立场上记录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这种倾向在后来的小说《外套》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杜勃罗留波夫在论述“人民性”时指出：“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 还需更多的东西: 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 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 丢弃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 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8]184果戈理正是从情感上进一步接近了人民，抛弃了贵族阶级固有的偏见。在《外套》中，果戈理明确地表达了“人人平等”的思想。小官吏巴施马奇金是个勤勤恳恳的抄写员，由于身份卑微，同事们总是欺负他、嘲笑他，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他才会弱弱地反抗一句：“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你们干吗欺负我呢？”在这无力的哀求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突然刺痛了一个年轻的同事，“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最快乐的时刻，他脑海中常常浮现出一个矮小的、秃顶的官员的形象，耳边响起那小官员刺人心脾的话：‘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你们干吗欺负我呢？’在这两句刺人心脾的话里还能听出另外一句话：‘我可是你的兄弟。’”[9]文学研究者指出，“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有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即作家在写到受苦的民众时，自己仿佛就是那底层被侮辱被损害的劳苦大众；写在官场底层苦苦挣扎的小公务员，作者仿佛就变成了一个受欺压的小公务员；写那些失业、无以养家、整日酗酒的落魄小市民时，作者仿佛就是那小市民本人；写心高气傲、决心用智慧向生活挑战的年轻人时，作者又好像完全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作者仿佛是自己笔下所有人物的代言人或者辩护人。”[10]这种现象正是发端于果戈理的《外套》，这种设身处地的感受来自于俄罗斯文化中固有的众生平等、众人皆为兄弟姐妹的基督教精神。

三

在果戈理的史诗作品《死魂灵》中，“人民性”的内涵又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在这篇作品中果戈理提出了具有全民意义的问题，而且他对底层人民的态度已经不仅仅是同情，而是将俄罗斯社会的基石——农民同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对立起来，赞美了俄罗斯农民身上蕴含的智慧和力量。

“死魂灵”一词是一个双关语，它的字面意义是指那些已经死去的农奴，另一层含义指的是那些虽然还活在世上、但是灵魂已经死去的人们。主人公乞乞科夫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想从地主手里购买这些虽然已经死去、但是在名册里尚未注销的农民，然后作为自己的财产抵押出去从而骗得大笔贷款。作品围绕乞乞科夫收购死魂灵的行动，描写了五个性格各异的地主形象，同时揭露了外省官场空虚腐化、掠夺人民的本质。头脑简单的玛尼洛夫，愚蠢可笑的地主婆科罗博奇卡，到处惹是生非的诺兹德廖夫，精明而冷酷的索巴凯维奇，吝啬的守财奴普柳什金，表面温文尔雅、却又一副强盗心肠的省长大人……这些腐朽堕落的地主和官僚正是上层统治阶级的缩影。在小说中，果戈理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对上层阶级的讽刺性描写，而是敏锐地提出了发展中的俄罗斯所面临的金钱权力问题，这是潜入人类社会并对人的心灵与道德产生威胁的魔鬼。苏联文艺学家季莫菲耶夫在《论人民性的概念》一文中指出，“人民性的第一个条件是作品中提出有全民意义的问题”[11]。小说《死魂灵》所提出的问题完全符合这一要求。果戈理以艺术家的老辣目光指出了金钱在社会中日益崛起的权力意志，新型的冒险家正在形成，那就是乞乞科夫这一类型的人物，他代表了为了谋取财富而不择手段的新兴资产阶级。果戈理同时代的批评家舍维廖夫在评论中写道：“我们每个人身上没有奇奇科夫的任何影子吗？发财的欲望是非常有传染性的，在等级众多的当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几乎都可以找到几个奇奇科夫。一句话，如果比较深刻和仔细进行观察的话，我们最终会得出结论，说奇奇科夫到处都是，他在当代全部人类之中泛滥，目前是奇奇科夫丰收，他们像蘑菇一样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不断繁衍生长，奇奇科夫是真正的‘当代英雄’。”[3]94果戈理所塑造的地主形象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全民性意义，这些高度概括的典型形象真实地再现了俄罗斯统治阶层的生活现实，赫尔岑在读过这篇小说之后写道：“我们周围的活死人们共同的活的追求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大家在青年时期过后不都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去过果戈理笔下那些主人公们所过的生活中的一种吗？有的人可能像马尼洛夫那么头脑迟钝，终日遐想。另一些人可能像诺兹德廖夫一样打架闹事，还有的人可能成为普柳什金，等等。”[3]134

在这篇以地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中，为数不多的下层人民形象与地主阶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死去的农奴在作品中复活了两次，“第一次是借助索巴凯维奇(他赋予他们他自己那结实的特性)，第二次是通过乞乞科夫(还有作者的抒情辅助)”[12]。索巴凯维奇说起自己那些死去的农奴简直赞不绝口：车匠米海耶夫专做带弹簧底盘的马车，做出的马车又漂亮又结实；木匠斯捷潘是个非常出色的庄稼汉，力气大得惊人；砌砖工米卢什金“不管什么样的房子，他都能给你砌一座漂亮的壁炉”[13]105；鞋匠马克西姆“动一动锥子，一双靴子就做好了，而且靴子做得保你满意”；庄稼汉叶列梅“一个人能顶所有人。他到莫斯科去做生意，光代役租他就交五百卢布”。尽管受到农奴制的压迫，但是农民并不是天生的奴隶。在乞乞科夫纵横驰骋的想象里表现了农民勇敢无畏、追求自由的精神。叶列梅·卡利亚金、流浪汉尼基塔、流浪汉安东……他们不堪忍受农奴主的剥削逃离了村子，远走他乡。“仆人波波夫，识得一些字。我想你大概不会持刀抢劫，而是一个文明的小偷。”[13]141“阿巴库姆·费罗夫！你小子怎么样啊？现在逃到哪儿去了？是不是逃到了伏尔加河上，喜欢逍遥自在，当上了纤夫？”[13]142“‘老是走不到’的格里戈里！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职业的马车夫，置办了三套马车和一辆席篷马车，从此离开了你的家乡，永远漂泊在外……”[14]141城里的地主们也对俄罗斯农民的聪明才智有着清醒的认识，“俄国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可以适应任何气候。你就是把他迁移到勘察加半岛去，只要给他一双暖和的手套，他立刻就拍一下手，拿起斧头去砍伐木头，给自己造出一座崭新的木屋来。”[13]159

杜勃罗留波夫认为，“果戈理在他比较优秀的作品中，虽然十分接近人民的观点，然而却是通过不自觉的、单纯的艺术感觉而达到的”[8]200。这种看法对果戈理来说未免有失公正。在《死魂灵》中，作者不仅通过笔下的人物间接地赞美了俄罗斯农民的美德，而且在作品的结尾处也深情地表达了自己对俄罗斯人民所抱有的信心。“啊，奇妙的三套马车！飞鸟般的三套马车！是什么人突发奇想发明了你？看来，只有机智勇敢的民族才可能发明你，只有在这庄严、辽阔、横跨半个世界的平坦的大地上，你才可能纵横驰骋，到处飞驶。”[13]250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是谁在驾驶着驰骋在俄罗斯大地上的三套马车？不是冒险家乞乞科夫，也不是灵魂已死的地主们，而是以乞乞科夫的车夫为代表的俄罗斯下层人民。作者将飞速发展的俄罗斯比喻成了奔驰的三套马车，同样，这驾马车的车夫也不是上层统治者，而是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美德与才智的广大人民。

综上所述，从《狄康卡近乡夜话》到《死魂灵》，果戈理作品中的“人民性”呈现出不断深入与发展的态势。在《夜话》中果戈理的“人民性”主要表现为对“民族性”的生动描写；在《塔拉斯·布尔巴》中果戈理已化身为人民的歌手，深入到了民族斗争的历史中，赞颂了乌克兰人民在斗争中表现出的勇敢和智慧；在《狂人日记》《外套》等以彼得堡穷人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中，果戈理丢弃了贵族阶级的固有偏见，对底层小人物给予了兄弟般的同情和友爱；在《死魂灵》中果戈理公开将地主与农民阶级对立起来，将承载着俄罗斯民族道德和力量的农民看成是俄罗斯未来的希望，并且提出了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全民性问题，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思想的发展和社会意识的觉醒。季莫菲耶夫曾指出“人民性是艺术性的最高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果戈理作品高超的艺术性正是以作品中的“人民性”为依托的。从《夜话》到《死魂灵》，在果戈理的艺术世界里始终贯穿着“人民性”的主题，正因为如此果戈理的作品才成为俄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历经数百年仍然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1]张铁夫.再论普希金的文学人民性思想[J].外国文学评论，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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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季莫菲也夫.论人民性的概念[J].语文学习,1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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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果戈理.死魂灵[M].郑海凌，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2016-04-19

侯丹(1976—)，女，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