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识形态概念界定及中西意识形态冲突

意识形态一词本为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德·特拉西所创,用以说明观念的学说和关于人的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全部科学。拿破仑认为意识形态是荒谬的诡辩术,是人们苦思冥想编造出来的理论和幻想。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将意识形态解释为虚假意识,主张把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区别。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提供的虚假意识,统治阶级依靠推行此种意义系统以促进自身的利益,并致力于推进这种意识形态,以使下层阶级将此误以为代表本身利益的观念而接受。

时至今日,意识形态已经如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生活的空间,而我们大多数时候却习焉不察。没有什么外在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即使我们自认为对意识形态已有了足够警惕。

意大利学者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是多种力量谈判妥协的产物,强调了对抗性的意识形态可以共生共存。葛兰西赋予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意义,使思想成为了物质性力量。统治阶级的霸权不是简单地通过暴力手段自上而下的灌输实施的,而是在一个争霸的过程来实现的,体现出一种动态的平衡。

在互联网联通全球的地球村时代,西方国家的媒体霸权更加明显。大众传媒一方面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利益,为其歌功颂德,灌输他们的政策思想,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维持自身所赖以生存的观众群,又使其他属于各个集团的、个体的观念充斥进来,社会中冲突与共识、统治与抗争在文化霸权之下进行最根本的运作。媒介不断炮制强大的具有霸权地位的意识,但同时亦允许较为弱势的多种多样的意识出现。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大做文章,不断找各种角度去攻击中国,媒体上经常出现西方学者不怀好意的论调,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大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非洲殖民论、中国威胁论等等。要么剑指,要么影射,要么捧杀,要么棒杀,要么遏制,要么围堵。中西方的意识形态领域冲突日益激烈。

二、西方媒体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的渗透和冲击

意识形态表现在文化和媒体领域,特别明显和直观。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苏联解体及西方敌对势力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颜色革命的成功,使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国家。西方敌对势力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外,更注重通过文化渗透和媒体的渗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的文化宣传,即利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长期思想渗透。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的覆盖式宣传。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总信息量的一百倍。这种直接的文化渗透规模大、成本低、覆盖面广,正如《华盛顿邮报》宣称的：西方世界在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如今,借助互联网,直接的文化宣传更获得了便捷、高效、广泛、强势的高科技平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个重要阵地。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向社会大众渗透西方的各种价值观。二战之前,西方敌对势力就注重文化输出与国家地缘战略的结合并用,二战之后更加重视通过全面的文化输出对他国施加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成为典型代表,甚至有媒体称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文化价值观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往往能达到无为而治、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第三种是以教育和学术交流为掩饰,向高层学者、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进行价值观渗透。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名目众多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布赖特基金会等,拉拢和利用高层社科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意在培养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通过他们的辐射作用传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社会大众。

面对西方媒体的渗透和冲击,我国的媒体一直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客观而言,我国的媒体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媒体对外传播的效果较弱。尽管我国有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电视台,通讯社等媒体。但这些媒体在海外的传播受众群体较小,影响力较弱。如央视,在全球近两百个国家落地,几乎覆盖全球七十亿人,但实际情况在海外受众仅有几千万。这几千万受众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华人。新华社,为全球顶尖通讯社之一,在全球拥有近一万家媒体客户。但实际情况是,这些媒体客户中,相当部分要么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媒体,要么是一些海外华人媒体,西方主流媒体很少。二是媒体对海外传播的受众研究较少。要取得好的传播效果,首先就要研究你的受众是哪些人,他们有什么喜好。而实际情况是,我国目前的对海外受众的研究还较少。目前仅有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美国,欧洲法德英等强国的研究。而对于广大的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相关的受众研究还几乎是空白。三是媒体对外传播的人才欠缺。对外传播,首要的是了解对方的社会和文化。了解这些的前提就是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而实际情况是,目前我国的对外传播的人才较为缺乏,没有人才储备,所谓对外传播就是一句空话。当然,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如历史因素的影响等。西方媒体的强势渗透和冲击,我国媒体存在的问题,都要求我国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已经刻不容缓。

三、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及具体路径

相对于以前传统媒体独享新闻报道信息发布的垄断权,新媒体环境下多舆论场可以说是颠覆性的。热点事件发生后,多个舆论场都在展开激烈的呈现事实真相的效率竞争,只有那些具有更高可信度和更好沟通能力的媒体才能获胜。

在新媒体时代多个舆论场的环境下,原有主流媒体定义的方式要进行修正。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朱春阳对多舆论场环境下的主流媒体给出了定义,他认为真正的主流媒体,应该是在真相呈现中具有更高可信度和沟通能力的媒体。一方面能够通过议程设置引导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另一个方面,也能够深入民间舆论场的核心地带,参与民间舆论场的政治沟通活动,消除误解,提供社会共识程度。朱春阳教授在文中谈及的舆论场只分为传统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而笔者认为完善的舆论场应该有4个,即传统媒体舆论场、民间舆论场、网络舆论场、境外舆论场,所以笔者在朱春阳教授给出定义的基础上,对主流媒体的定义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即主流媒体应该是,它一方面能够通过议程设置引导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够深入民间舆论场、网络舆论场的政治沟通活动,提高社会共识,同时对境外舆论场也能及时有效地进行应对和引导。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途径是媒介融合。传统媒体以正面宣传报道为能力结构主体,而新型媒体则侧重于聚焦社会问题。“媒介融合的本质是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融合,从而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为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案”。新型主流媒体的核心价值就在于降低媒介融合时产生的摩擦力,推动更高程度上达成共识,而不是激化冲突,加剧摩擦。也就是在社会新闻报道的过程中,更好地做到监督以及网络舆情的理性引导和牵引。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路径应采取如下举措：第一,重回新闻,做新闻冲突第一现场的沟通者。第二,积累用户池。第三,跻身主渠道,及时发布现场信息。第四,创新激励制度,激励产业创新。按照上述途径打造我国新型主流媒体,必将极大的提升我国主流媒体的自身竞争力和对外传播话语权,打赢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