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萃茂，曾　熙

(赣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诗意的坚守与自由的追求
——格非《春尽江南》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意义

○ 李萃茂，曾熙

(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西赣州341000)

在新时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失去了坚守信念与理想、对人性之恶与时代之弊进行批判、对诗意人生与自由生命进行礼赞的启蒙者的光辉形象，呈现出来的是在无边欲望世界中的迷失与堕落，在功利与浮躁的世界中失去了坚守诗意与追寻自由的能力，他们在整体上成为外在世界的俘虏与囚徒。格非则在《春尽江南》中塑造了一种抗拒外在世界的欲望与堕落，从内在心灵世界寻找力量，在琐碎日常生活中追寻人生的诗意与生命的自由，虽身处边缘却对现实社会坚持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当代文学史中，这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知识分子形象；诗意；自由；《春尽江南》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作为具有独立人格、批判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知识阶层，本应成为社会良知与理性的代名词，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却呈现出异常复杂的一面，这种复杂性在现代文学中得到了充分表现。鲁迅笔下的“狂人”、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丁玲笔下的陆萍、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等等，他们表现出不同的精神气质。而在当代文学中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形象是缺席的，或者说都是以反面人物形象出现在各种文学文本中。新时期以来，出现了一些知识分子形象，比如王蒙笔下的钟亦诚、丛维熙笔下的范汉儒、谌容笔下的陆文婷，等等，他们表现出相同的精神气质，从他们身上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他们以“高大”的形象站立在读者面前，给读者以心灵的感动和震撼。但这种“高大”很快便消失，他们逐渐消隐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变得卑微平庸。知识分子的这种形象开始出现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而在兴起于19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中则得以集中表现，比如刘震云笔下的小林、池莉笔下的庄建非，等等。而在王朔笔下，知识分子则成为被嘲笑挖苦的对象，揭示他们的清高、虚伪、自我膨胀等缺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以贾平凹的《废都》为标志，知识分子形象基本上被“欲望的旗帜”所裹挟，而他们的结局则或背叛、或出走、或死亡。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形象谱系中，格非的《春尽江南》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有着怎样的新特征？本文将把它放在新时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背景中下进行考察，并分析其意义。

一

如果说1980年代前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知识分子依然秉承着启蒙立场，坚守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承担着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的重任，扮演着精英的角色，比如《布礼》中的钟亦诚、《灵与肉》中的章永璘、《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范汉儒等，他们虽然在生活中历经磨难，但磨难只是他们自我完成的背景，他们都是以一种光辉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但随后不久发表的《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精英形象受到极大的挑战。这是知识分子的时代镜像，因为精神乌托邦的瓦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生命个体在这个变动时代的生存境况势必在小说中得到反映。1990年代尽管也有秉承理想主义的写作者，对精神堕落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这些知识分子形象主要表现在张承志与张炜的作品中，比如张承志《心灵史》作为一个知识群体的七个教主，那种强烈的“为人民”的忧患意识在他们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张炜《家族》中的宁珂为了理想，历经艰难困苦，付出巨大牺牲，表现出一种自我牺牲精神与英雄主义气概，其姊妹篇《柏慧》中的叙述人也是为了心中的理想而执着寻找。但这类知识分子形象寥落星辰，随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这类知识分子形象几乎没有，也许在一个物质的时代，他们必定是孤独寂寞的。

他们不仅是孤独的，而且还受到质疑和嘲弄，前者可以在刘心武的《风过耳》中看到痕迹，曾经以《班主任》闻名于世的刘心武在《风过耳》中描绘了一幅知识分子道德与人格整体滑坡的图画，比如作为文化部副局长的宫自悦纯粹是个“高级混混”。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也体现了这一点，父亲无法在祖父留下的士人气质及刚强人格中挽救生活的危机。后者则集中体现在王朔的小说中，《顽主》中的作家宝康，《一点正经也没有》中的方言，《你不是一个俗人》中的关汉雄老师，崇高、庄严、价值等精英知识分子的形象被彻底消解，他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虚伪、油滑、低俗的卑微形象，并受到作者无情的嘲弄与挖苦。而他们的精英形象被消解后的苦闷、无奈及在庸常中沉沦的形象则在同一时期的“新写实”小说中得到更集中的体现。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的四企图唤起猫子等普通市民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但周围人对其嗤之以鼻。方方《风景》中杨朗的母亲(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她对二哥的启蒙遭到自己丈夫的嘲笑。而在刘震云《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池莉《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非，方方《行云流水》中的高人云、《无处逃遁》中的严航等，在他们身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价值理念向世俗物欲屈服，内在精神追求已变得无足轻重，在生活中处于疲惫困顿、失意受挫的状态之中。而在苏童两篇主人公都叫杨泊的小说《离婚指南》《已婚男人杨泊》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人公不愿同流合污，坚持自己的理想与原则，但他们却一个成了别人眼中的疯子，一个跳楼自杀。在一个物质利益高于一切的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对人文理想的坚守是何其艰难。这些不多的坚守者也大多处于社会的边缘，王心丽《凯斯酒吧》中的丁建中，在不断的人生变化中从没有停止对人生意义的追问，虽然几经周折后他赚了钱，开了酒吧，物质上很富有，但因为他的追问而放弃当今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进行自我放逐，以一种抵抗的姿态拒绝任何社会意识形态，做一个城市边缘的游离者。与之类似的还有张炜《外省书》中的史珂。而在朱文《水土不服》中的青年诗人康生、《小羊皮纽扣》《五毛钱的旅行》《去赵国的邯郸》中的小丁，他们古典的价值观无法面对这个世界，却又找不到新的价值观，想要追求却不知如何追求，不知何去何从，在城市的边缘漂泊，类似于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成为新时代的“零余者”。

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形象不是“零余者”，或者说不甘心做“零余者”，他们成为了物质时代的宠儿，在“欲望的旗帜”的裹挟下，在自我的放逐中沉沦，在欲望的迷宫中狂欢。贾平凹《废都》中以庄之蝶为首的西京四大文化名人，沉溺于金钱肉欲，丧失文化操守，在灵肉煎熬中走向毁灭。格非《欲望的旗帜》中的宋子矜、贾兰坡、老秦等教授们，借学术的幌子上演各色欲望的丑剧，知识分子的形而上世界坠入世俗欲望的深渊之中。阎真《沧浪之水》中的研究生池大为，由理想主义的坚持者变为现实主义的同流合污者，从权力的鄙弃者变为权力的依附者。张者《桃李》中以博导邵景文为代表的大小知识分子，为了金钱和美色使出浑身解数，他们彻底被欲望和金钱赶向消费市场。陈应松《魂不守舍》中的文学硕士、著名记者王开成名之后，沉醉于在几个女人之间周旋，昔日崇高的精神追求在金钱与肉欲面前彻底崩溃。何顿《生活无罪》中的教师何夫，见了一次发财的同学后便放弃自己的艺术理想而追随他，在金钱中沉沦。还有朱文《弟弟你好》《我爱美元》中的“弟弟”，莫怀戚《经典关系》中的东方云海，张抗抗《作女》中的卓尔，阎连科《风雅颂》中的李广智、赵茹萍，王家达《所谓作家》中的胡然，董立勃《米香》中的许明，邱华栋《教授》中的赵亮，汤吉夫《大学纪事》中的何季洲，史生荣《所谓教授》中的白明华，朱晓琳《大学之林》中的俞道丕，张炜《能不忆葵蜀》中的淳于，倪学礼《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中的金河、李冰河等教授，南翔《硕士点》《博士点》中的校长、教授们等等。在这些以高校知识分子题材为主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备受世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已经彻底堕落，为了权力、金钱和美色而不惜一切手段，在各种欲望的迷宫中完全迷失自己，不要说肩负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和人文关怀，就是连起码的道德和尊严也已经丧失，而大学校园作为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宁静神圣的象牙塔也成为了追逐各种欲望的喧嚣的名利场。

上述简单的梳理虽可能有遗漏，但在整体上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形象的面貌。从上文能够发现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虽表现出各自的特点，但在整体形象上则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精神状态，那就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失去了坚守信念与理想、对人性之恶与时代之弊进行批判、对诗意人生与自由生命进行礼赞的启蒙者的光辉形象，呈现出来的是在无边欲望世界中的迷失与堕落，在功利与浮躁的世界中失去了坚守诗意与追寻自由的能力，他们在整体上成为外在世界的俘虏与囚徒。而他们在作品中的结局无一例外都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或背叛或出走或死亡。〔1〕在这个多元的时代中，知识分子形象却表现出单一的一面，这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形象有没有新的可能？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提供了这种可能。

二

《春尽江南》是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其他两部为《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从2004年的《人面桃花》到2011年的《春尽江南》，格非以近十年的时间建构了他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象与思考。对知识分子精神心理的关注是格非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理想追求也是“乌托邦三部曲”最核心的内容。《人面桃花》讲述了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对理想社会的不息追寻。小说为我们设置了一个“花家舍”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居住在里面的陆侃、王观澄、张季元等实际上是集传统士大夫理想、革命者和绿林匪盗于一身的人物。陆秀米后来闯荡东洋，学习了近代社会知识与革命理念，试图全面解决教育、医疗、法律、道德、民生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最后只能在“不能承受之重”中走向解体与失败，陆秀米也死于无援的孤寂之中。《山河入梦》写的是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与实践，格非对历史作了某种象征性的展示，同时对“乌托邦”进行了深入探析。小说的男主人公、陆秀米的儿子谭功达解放后成为梅城县长，兴建水库、安装电灯、推行合作社等政府行为被格非转换为谭功达超越现实个体，探寻生命意义的步骤，以达到其“诗意栖居”的乌托邦梦想的实现。然谭功达是个生活和官场的异类，不懂交际、不懂官场与政治，身上具有士大夫的影子，最后失去权力，成为一个多余人。女主人公姚佩佩身上有敞亮明净的生命形式与超越世俗的理想追求，她寄托着作家的乌托邦期望，然而她最后却是生死未卜。《春尽江南》通过书写诗人谭端午与律师庞家玉这对渐入中年的夫妻的人生际遇来深入思考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深刻透视生命个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在这个剧变时代的命运。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前文所述的知识分子形象相比，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谭端午(谭功达的儿子)是位诗人，在80年代，“诗人”不仅仅是一种身份和荣耀，它还可能换来许多现实的东西，比如性、金钱。谭端午就是如此，还是学生的李秀蓉也就是后来的庞家玉因为谭端午的诗名，前来拜访他并向他献身，而谭端午却在李秀蓉发着高烧昏迷不醒的情况下不辞而别，还拿走了她所有的钱。这种类似小偷的行为，因为是诗人所为却显出另一种色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不仅不是一种冒犯，相反是一种友谊和亲密的象征。”〔2〕但这样的光辉很快便消失了：“可若若不知道的是，他为父亲感到骄傲的那些理由，在当今的社会中已经迅速地贬值。‘诗人’这个称号，已经变得多少有点让人难以启齿了。”〔3〕格非把知识分子命运的变化放置于日常的生活际遇之中，让他们的人生选择在日常中呈现。谭端午硕士毕业后因与导师决裂而几经周折到鹤浦地方志办公室上班，从此自我放逐，生活于社会的边缘，在一个恶性竞争的年代他全然置身事外。他的生活内容就是写诗(尽管羞于拿出去发表)，读《新五代史》，听古典音乐，与有限的几位朋友交往，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对事业与婚姻毫无激情。他的妻子庞家玉说他“正在这所小楼中一点一点地烂掉”，“全部的努力是成为一个无用的人”，〔4〕但他对妻子则以爱和温情来回报，哪怕她曾经背叛自己。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很差，连网球与薯片都混淆，去出租房子却把房产证落在中介处，从而导致自家房子被占，而面对房子被占的事实则毫无办法。尽管在生活中谭端午是个“无用”的人，但他远离世俗欲望的侵扰，守护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坚持“无用之为大用”的人生哲学，不被琐碎平庸的生活消磨掉内在的光芒。他对飞速发展的社会充满悲观与批判，比如对“牺牲”的阐述。他认为“牺牲”在现实环境中逐渐隐没，少有的牺牲者也得不到纪念、追悼、缅怀。甚至牺牲本身的意义和目的也承受着被时代消解的命运，在他看来，正因为今天的牺牲者没有任何价值，所以他们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牺牲者，牺牲于无意义。对充满着梦幻色彩的“乌托邦”他毫不关心乃至冷漠面对，在他心中，祖辈与父辈那种创造“大同世界”的伟大抱负已经烟消云散，甚至他对“乌托邦”这个词也异常反感。当他哥哥王元庆期待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大庇天下寒士”而投资建设“花家舍公社”，邀请谭端午加入他的队伍时，谭端午拒绝了。当绿珠希望在云南建造一座“香格里拉”而询问谭端午的意见，他则用福楼拜小说《布法与白居榭》来告诫她要对乌托邦思想保持警惕。无疑，谭端午身上寄托着作家的某种期待。

作为诗人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谭端午没有按照读者的阅读期待尝试着重回社会中心，也没有在边缘的处境中自暴自弃而走向堕落，而是在边缘的世界里对急剧变幻的时代风云进行冷静观察，对消费时代的复杂人性进行深刻审视，坚守着自己的诗意生活，保持着心灵世界的最大自由。何为诗意？海德格尔认为诗意是作为人存在的内在的尺度，是一种把人从非人性的、隐蔽、异化的生存空间中超脱出来的，使人性得以健全发展的力量。〔5〕谭端午执着地坚持着这种“作为人的内在尺度”，不为欲望的世界所俘虏，在理想世界与现实人生之间，他保持着内敛的怀疑精神与深刻的批判立场，在“边缘”的生活境地，以“自我疏离”的人生姿态进行坚守与反抗，把自己从“非人性的、隐蔽、异化”的生存空间中超脱出来。这种“超脱”为他冷静地审视现实提供了一个相对清澈澄明的视域。小说有一个细节极具意味，那就是端午不断地阅读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在一个浮躁与欲望四处弥漫的时代，谭端午之所以钟情于这本“衰世之书”，并对书中那些身处乱世的普通大众生发出无限同情，这是因为他看出我们所处时代因为“诗意”的缺乏而导致精神世界的荒芜。每个人不仅处在一定的时代大环境中，也处于各种人生困境之中，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谭端午不断地阅读《新五代史》，既是他与时代对话的一种方式，也是他突破自我局限，走向“诗意地栖居”、追寻心灵自由的象征。小说里还有另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细节，那就是小说中的“睡莲”意象的使用，“睡莲”在小说中一共出现十四次，在这十四次中，七次描写招隐寺的睡莲，这七次中又有六次是刻画二十年前的，一次描写二十年后。其中，对二十年前招隐寺那个夜晚的不断书写与描绘，以及对当时的睡莲不厌其烦的描写，是小说里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小说还以诗歌《睡莲》结尾：“仿佛/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化石般的寂静/开放在秘密的水塘/呼吸的重量/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6〕这是作家的情感寄托与生活希冀，是一种对美好人性的追忆、对高洁品质的追求，也是对诗意人生的坚守。时代的浮杂和各种人生困境是外在的非人性的异化力量，它们会将人推向不可知的人生非正常化的生存深渊，前文所述的许多知识分子形象就是这样进入人生的深渊。小说中的“睡莲”，在谭端午看来具有了一种超越的力量，它能召唤正常人性的回归，能使欲望化的生命得以超越而实现“诗意地栖居”，从而使个体生命从外在的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心灵的敞开与自由。因此，“睡莲”在小说中也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不管是《新五代史》还是“睡莲”，都是谭端午对当下知识分子人生困境的一种深入思考。在他看来，任何乌托邦理想在尘嚣甚上的功利主义时代都是空想，只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正如王元庆的“花家舍”成了“销金窟”，绿珠的“香格里拉”成了一出闹剧。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在这浮躁、功利、欲望的社会语境中势必被消解，乌托邦理想无法在现实大地上生根、开花与结果，只能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怀。如此，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这样的时代环境与人生困境？或者说在一个极度丰富而又极度贫乏的年代“诗人何为”？诗人谭端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在缺乏诗意、人性被异化的生存空间中坚守虽然边缘但却“诗意”的生活方式。在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生活方式是对“非诗意”现实的一种对抗，并且这种对抗背后蕴含着对美好人性归复的呼唤(阅读《新五代史》可作如是观)，由此，使被异化的人性得以回归，从而实现“诗意地栖居”，抵达心灵自由的境地。因此，谭端午对诗意的坚守与对自由的追求，是一种选择与思考，也是一种批判与反抗，他为知识分子在一个“非诗”时代如何坚守“诗意”而实现生命自由，同时，通过对自我生命自由的实现来与“缺乏诗意”的时代进行对话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与谭端午不同的是，庞家玉是个世俗生活的强者，她对时代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拒绝谭端午给她在《鹤浦文艺》谋的差事，“她已经摸到了时代跳动隐秘的脉搏，认定和那些早已被宣布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经过高人指点和刻苦自学，她如愿取得了律师执照，与人合伙，在大西路上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7〕虽然她是因为诗嫁给谭端午，但变化的现实使她早把诗遗忘，因为喜欢诗的是李秀蓉：“‘秀蓉’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早已远去、湮灭。它已经变得像史前社会一样的古老，难以辨识。而‘庞家玉’的时代，则使时间的进程失去了应有的光辉，让生命变成了没有多大意义的煎熬。”〔8〕这是谭端午的思考。而对庞家玉来说，她认识到了前者，但没有理解后者。她对谭端午的“不思进取”非常不满：“难道你就心甘情愿，这样一天天地烂掉？像老冯那样？”为家庭的富足、为事业的发展、为儿子的进取，她殚精竭力，是一个社会认同的成功人士。她曾经出轨，但很快便斩断婚外情的欲念，没有让其泛滥成灾。庞家玉不停地奔跑，希望达成心中的一切愿望。但她也有无能为力之时，当房子被占，因为占居者复杂的社会关系，身为有名律师的她最后还是需要借助黑社会的力量，这是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无力与无奈。她最后身患绝症，悄然离家出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离开这个世界，带着对儿子、对谭端午的眷恋。这种“离开”同样也具有深长的意味，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庞家玉对自己那种被欲望所囚禁的“非诗意”生活的一种反思？她的患病无疑是一种隐喻，格非通过这个人物的命运来暗示我们，知识分子要摆脱“绝症”一样的人生困境，寻找与坚守“诗意”的人性净土、理性地反思被“非诗意”世界所异化的生存空间、追求“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是获得“健康”生命与抵达自由境地的重要方式。此外，围绕谭端午与庞家玉身边的知识分子形象还有徐吉士、冯延鹤、绿珠等，他们虽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但他们的形象也异常鲜明，尤其是衣食无忧、喜欢诗歌，却患有抑郁症的绿珠。他们或赶着时代的潮流，或被时代所遗忘，或被时代所挤压，但我们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前文所述的那种欲望的狂欢，他们只是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或追随现实或淡漠现实或远离现实，时代的潮流裹挟着他们，但他们身上没有呈现出堕落与疯狂。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格非对知识分子坚守诗意的生活方式、摆脱被异化与被囚禁的人生状态，从而抵达生命自由的期待。

《春尽江南》是一则时代寓言，这是格非对自己曾经精心建构的“乌托邦”的理解，我们从他的《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中可以看出他对“乌托邦”的渴求，尽管也带着反思，但在《春尽江南》中，他已经对“乌托邦”彻底放弃。春天是江南最美的时节，失去春天的江南会是什么？当王元庆充满理想色彩的“花家舍公社”被张有德的“伊甸园”(合法而隐蔽的销金窟)所取代，而王元庆也住进了自己修建的精神病医院，这意味着理想“乌托邦”的彻底终结，这是作家对当下社会深入洞察后的选择，也是作家对知识分子在欲望化时代保持正常的人性、寻找“诗意栖居”的生存空间与生活方式，从而保持自由的灵魂，与时代展开对话的希冀。

三、结　语

不可否认，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文化的转型，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启蒙形象已逐渐隐退，他们从社会中心走向时代边缘，在角色扮演与价值定位上陷入一种迷茫、焦虑、困惑的状态。他们失去了真实的自我，只是以表演的姿态面对世界。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许，在当下，以一种空疏抽象的精神姿态追求一种农业文明时代的“乌托邦”已经显得可疑，正如有的论者在对张炜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评价时所说：“张炜笔下的知识分子流于虚假，他试图以自己构筑的农业理想来对抗现代文明的扩张，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个虚假的精神姿态而已(估计连张炜自己也很难相信它在现实社会中会是有效的)。”〔9〕但一位清醒的知识分子则能够在边缘化地位中找到重塑自我形象的契机，因为身处边缘反而能给知识分子带来相对自由广阔的精神空间，能使他们冷静地观察这个时代的生与死。 而“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必须随时保持一种‘自救’意识，永远与现存的社会保持一段距离，保持一种自我生成的批判向度，这恐怕正是知识分子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所在。”〔10〕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大部分小说没有把清醒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出来，塑造的只是一些“迷失”与“堕落”的“知识者”形象，尽管他们也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但绝不应该是全部。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更需要塑造出“清醒的知识分子形象”，因为他们是使这个疯狂的年代保持清醒和理性的重要力量。他们在这个“非诗意”的世界中、在这个被欲望所囚禁的被异化的生活里，冷静地进行反思、批判与坚守、找寻，反思、批判“非诗意”的生存空间，坚守“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找寻没有被异化的、正常健康的人性，从而实现个体生命的自由。这需要我们的作家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少些“潮流性”，多些“超越性”，深入理解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仔细探讨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同时，拥有清醒的价值立场和审美判断。就这一点来说，格非在《春尽江南》中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尤其是诗人谭端午的形象，那种身处边缘而秉承诗意坚守与自由追求的姿态、反抗被异化的“非诗意”的生活方式，对现实社会坚持批判立场的形象，在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形象处于“迷失”或“堕落”之时，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学史意义。

注释：

〔1〕孟繁华：《21世纪初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

〔2〕〔3〕〔4〕〔6〕〔7〕〔8〕格非：《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61、44、374、6、28页。

〔5〕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7页。

〔9〕谢有顺：《文学的路标》，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10〕丁帆：《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文艺争鸣》1995年第5期。

〔责任编辑：书缘〕

〔论点摘编〕

本栏目论点选自我国人文社科期刊及高等院校名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一个多元系统

李张容撰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元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个体、组织和群众等构成的多元化主体系统，其中，知识分子、理论家和党的领袖是个体主体，中国共产党是组织主体，人民群众是群众主体。从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主体大体上经历了由知识分子主体到理论家主体再到领袖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是从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发展而来并从政党中脱颖而出成为政党主体的。从地位和作用来看，中国共产党、党的领袖、知识分子、理论家、人民群众分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发挥着主导主体、核心主体、基本主体、骨干主体和基础主体的作用，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当然要继续发挥主导和领导核心作用，与此同时，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也必须得到充分发挥，形成各类主体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机制，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摘自《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必须扎根于现实生活

郑第腾飞、张灯撰文《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活维度》指出，现实生活是马克思主义赖以产生、存在、发展的基地，也是实现其根本使命和价值诉求的最终落脚点。马克思主义应深刻扎根于现实生活，从根本上扭转与现实生活相疏离的倾向。第一，马克思主义必须时刻凸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现实生活的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赖以实现的真正力量源泉；第二，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契合时代的生活主题，面向现实生活，并且超越、引领现实生活；第三，马克思主义必须从特定的现实生活逻辑出发，深刻介入生活全过程；第四，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塑造生活语言入手，切实构建大众话语体系。总之，生活维度是从根本上扭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相疏离的倾向，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形态、学术形态与大众形态有机统一的完整理解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必须俯下身来，自觉以现实生活为原本，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深刻介入大众的生活境遇，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解构和引导现实生活的强大生命力。

摘自《东南学术》2016年第2期

维护信用体系是P2P平台控制的核心

秦岭、柏凌撰文《P2P平台信用异化模式的风险与法律评价》指出，纵观国内P2P平台的问题，信用缺失是产生金融诈骗、企业跑路、市场坍塌的主要原因。在诚信经济建设持续开发的年代，互联网金融不能走得太快。其交易的无边界性与虚拟性，对法规和监管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因此维护信用体系是P2P平台控制的核心，P2P平台犯罪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当更大程度地构建于行为人不披露、违规披露、错误披露与交易行为相关信息的事实基础之上，控制平台信息披露严重违法有可能摧毁信用体系的金融风险。在长期以来积累的过程中，扭曲信用传递的模式虽然可以迎来短暂的繁荣，却不可避免遭遇报复性的金融塌陷。因此，一方面对于急功近利的增信和信用扩张行为，需要行政监管和刑法规制共同规制和约束，防范P2P平台低质量地野蛮增长和风险积累；另一方面要形成相关规定激励和引导P2P平台或者其他机构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实现平台之间以及平台与银行、公共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充分挖掘平台共享信息，探索基于互联网金融的信用评估模式，逐渐取代基于担保的资金端和资产端的连通，尽量为各种层次的融资渠道打破信息不对称的顾虑。

摘自《学术探索》2016年第4期

政策托底需要政策体系的良性发育与运作

李越美撰文《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社会政策如何托底》指出，社会政策托底首先关涉理念原则的选取，即我们从底线公平还是底线需求的角度来看待托底，从补救性还是发展性来实施托底等问题。不同理念原则的选取导致不同的政策方向，不同的项目及底线水平选取，从而导致不同的托底效果，因此这是一个首要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其次，社会政策托底有赖于社会政策场域整体性系统性的发展。这意味着要把两张网织好，一是社会政策体系的整体设计，各制度之间的功能定位关联配合，堵塞制度漏洞杜绝制度间的矛盾冲突。在这之中需要做好不同项目优先次序、轻重缓急以及短期长期不同发展时期的设计规划。二是具体项目自身系统规范化专业化的发展。我国社会政策亟需顶层设计，顶层制度设计意味着高屋建瓴、高瞻远瞩，意味着每一项社会政策有各自明确的价值理念、功能定位及目标，而不是拾遗补缺被动地承接各种社会问题，同时，需要政策体系良性发育均衡协调运转。

摘自《东岳论丛》2016年第4期

维护学术自由的关键在制度建设

湛中乐、王春蕾撰文《大学治理中的学术委员会制度建设》指出，学术是一种独立的、至高的价值，而非一种工具。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委员会制度始终作为学术权力运行链条中的“附属品”而存在，缺乏自身的真正价值，“刺破”我国学术委员会制度的神秘“面纱”殊为不易。而实现学术权力所依靠的力量主要不是强制力，而是学术人员所具有的对某一学科、某些学术领域深入探求，以及所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和渊博的知识。因此，只有建立一种能够保证学术人员切实有效行使学术权力的制度，才能改变当前的大学权力格局，维护大学的学术本质，真正维护学术自由，增加学术繁荣。随着《学术委员会规程》的出台和《高等教育法》的修改，越来越多的大学将制定出一部符合本校实际、彰显学术权力的学术委员会章程。作为一种普适性的高校治理机制，学术委员会制度必将在未来的高校法治建设中大放异彩，走向成熟。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重叠共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杨建军、闫仕杰撰文《罗尔斯〈正义论〉政治哲学思想误读批判与构建》指出，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借助“无知之幕”的原初状态假设，为我们设计了一套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即“正义原则”。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根基的罗尔斯正义理论是通过“原初状态”的建构程序来制定的，是以“秩序良好社会”为其实现形态的社会改造理论，在当今中国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这是由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决定的。罗尔斯的契约主义正义原则对于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罗尔斯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和价值，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诸种矛盾的反映和解决矛盾的期望。当前，中国社会有形成某种“重叠共识”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在公共领域中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使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充分实现，在公民社会中全面加强公民监督机制，形成三维制衡的动态体系，从而实现社会动力机制和社会和谐机制的内在统一，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社会公正问题。

摘自《求索》2016年第3期

应把法治视为全球治理一以贯之的原则

何志鹏撰文《全球治理的中国话语》指出，以规则为基础、以规则为程序准绳的法治，不仅是当今全球治理的主导模式、是世界的共同话语，而且也是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标尺。具有明确可预期性的法治不仅是小国、中等国家的语言和诉求，也是大国的语言和期待。因此，中国就必须很好地掌握法治的话语，并通过这样的话语体系向外表达，这样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律治理的模式，在内容方面，正在经历以实体规则为导向到以程序规则为导向的转换；在功能方面，正在经历防御型立法到防御型与进取型立法相结合的转换；在价值方面，则经历从“公共利益为导向”到“以私人利益为导向”与“公共利益为导向”相结合的转换；在具体实施方面，面临着从“政府主导型”模式到“政府主导型”与“私人驱动型”相结合的模式的进程。随着我国的日益崛起，既有的国际法观念也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充实、更新与发展。21世纪的中国，需要真正有全球性视野和理论与制度创新的、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法治文化。中国留给世界文化的应当不仅仅是它的悠久历史和古典诗篇，更应当是丰富多彩的思想与文明。为此，中国需要对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更新主权观念，以适应全球治理时代的国际形势，发挥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应有的作用。

摘自《厦门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罗尔斯正义学说的宗教根源

王劲嵛撰文《上帝与正义：罗尔斯政治哲学建构中的宗教问题》指出，在罗尔斯建构其政治哲学的过程中，宗教均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重要影响，而这一维度长久以来都被人忽视了。通过对罗尔斯政治哲学与宗教之关系的思想史考察，能够推进我们对这位以一己之力振兴当代政治哲学之关键人物的理解。罗尔斯所表现出的政治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复杂与紧张，有助于纠正汉语学界一直以来忽略西方宗教传统的倾向，更为深入完整地了解西方学术的脉络和框架。同时，在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凸显了社会正义之重要性，揭示罗尔斯正义学说之宗教根源，以增进汉语学界对正义问题的研究和探索。特别是，转型时期的中国同样面对着宗教信仰与政治认同之间的紧张，具有宗教色彩的民族问题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提出了政治忠诚和政治团结的挑战，极端情况下甚至引发暴力冲突。因此，如何妥当地处理宗教问题、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的紧张，是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罗尔斯为此问题所做的理论努力及其成败得失，对汉语学界建构出适合自身的理论体系和解决方案，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社会治理须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

李雪萍、陈艾撰文《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贫困治理》指出，推进贫困治理的过程中，“大国长期发展的视野”是战略选择的基调。我国的贫困治理是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是大国平衡发展，贫困治理理念及政策设计应具有“大国长期发展的视野”。首先，贫困治理不能仅仅是国家(政府)所为，也许“举国体制”方可更显成效。其次，贫困理论应在全国范围内，长远而深入地处理一系列关系，例如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关系，就地扶贫与异地扶贫的关系，减贫以提高贫弱群体的收入为主还是能力为主还是社会资本建构为主的关系，城镇化与贫困的关系等等。再次，贫困治理规划及其设计不应是短期的、行业的，而应是长期的、整体的。多维贫困情势下，需要多主体参与，并通过多维资本互动及操作中的多项目综合实施，来推进贫困治理。多主体参与中，现已有的模式可以继续，如定点扶贫、行业扶贫等等，除此之外，需要强化的是金融扶贫机制、社会企业参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等等。扶贫主体的能力建设中，需要强化扶贫决策能力、管理能力、执行能力以及贫困社区、贫困人口的可能能力等。多元贫困治理主体的建构还需强化国际与国内的合作。贫困既是区域性的，又是个人性(家庭性)的，无论是贫困的瞄准还是具体实施，都应是区域性与个体性的结合，即精准扶贫。

摘自《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建设法治中国需要国家、政府、社会三位一体同时推进

陈金钊撰文《“法治中国”所能解决的基本矛盾分析》指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同时推进”既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思考，也是解决当下社会基本矛盾的战略部署。法治中国建设以法治方式所能解决的或者能够纳入法律关系予以调整的问题为出发点，划定了法治战略的范围和领域。从法律方法论的角度看，要想贯彻法治战略就需要与以法律方法论为核心的战术思想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法治战略蓝图才能和具体的施工规划结合起来，才能完成法治这个系统工程。从法治本身的意义功能角度看，法治的要义包括依宪治国、保障私权、程序正义、司法独立与社会正义。法治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政治修辞。这一方面是人们对稳定秩序的追求，同时也是对新近创造的财富安全性的一种关心。人们渴望继续创造财富的机会，但是对改变现有利益格局的革命还有一定程度的恐惧。很多人对以往的阶级斗争还心有余悸，害怕已经得到的利益被以革命的方式重新分配。所以，人们渴望法律的变革，希望法律能够协调好公民基于权利而产生的纷争，把权力冲突压缩到最小的范围；希望法律程序能够遏制住权力的争斗，使权力的交替有序地进行；希望官民之间的权利与权力能够相互制约，使权力真正能够为人民服务。

摘自《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

我国应使用体现供给侧管理思路的稳健货币政策

贺京同、刘倩、贺坤撰文《市场化程度、供给侧管理与货币政策效果》指出，在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逐渐回落，与此同时通货、紧缩迹象也初露端倪。以往的以调控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已经难以适应宏观调控的要求，寻求适应新经济环境的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我们运用行为宏观经济学模型可以探寻经济环境中的市场化货币政策施行效果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市场化程度较高时，货币政策虽然能够有力地调控通货膨胀，但也失去了稳定产出的能力；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以调控产出为目标的货币政策不仅能够稳定产出波动，而且还能稳定通货膨胀波动。我国经济环境中的市场化水平与货币政策施行效果高度相关，当前我国市场化水平还不够高，货币政策应采取供给侧管理思路，在保持M2低位增长的同时，采用降低存贷款利率、定向增加信贷供给的方式达到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与释放有效供给能力的目的。

摘自《南开学报》2016年第2期

创新发展是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

段培君撰文《创新发展：影响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指出，发展方式的变革要求在动力结构上转向以“双引擎”中的创新引擎为重点，从以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向以知识要素为主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这一转变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目前的情形表明，中国的创新驱动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全要素生产率不高。通过供给侧的改革，形成新的供给引擎，催生创新型经济的新增长点，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不仅提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且带来创新型的新需求，对于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至关重要。这一变革具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即智能革命和能源革命的特征，是对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提升和超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工业4.0”的趋势是利用基于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智能革命和基于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等新能源使用的能源革命。其实质都是促使经济增长与不可再生资源要素的脱钩，实现发展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和生产力的大提高。所以，中国十三五时期提出的创新发展，顺应了从“工业3.0”到“工业4.0”的全球创新发展的大势，是历史性的变革诉求。

摘自《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保障农民权益是城镇化建设的核心

白晶、王小芳撰文《论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民权益保障》指出，国际上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从这个意义上，城镇化就是一条农民转型之路。考察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权益保障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是城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推进城镇化而剥夺农民土地权益，必然引起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没有农民土地权益的落实，城镇化就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没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一个国家如果在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发展比较平稳，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把城镇化作为一个富裕农民的过程来对待；如果城镇化变成了剥夺农民、损害农民利益的过程，其城镇化发展就不能持续，社会也很难安定。吸取国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的核心是维护和保障转型中农民的权益尤其是土地权益。

摘自《中州学刊》2016年第4期

空间开放度是衡量城市发展活力的维度

陈忠撰文《城市空间弹性：文化自觉与制度转换》指出，反思世界文明史、城市文明史，可以发现，不同文明体、不同城市之间、不同人类群体的相对均等、平衡发展是文明演进的一个强制性规律。当不同文明体之间、不同城市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程度差异较大时，必然产生文明冲突、社会冲突甚至战争。正基于此，经过历史选择、历史试错，人们日益把均衡、平等作为文明与城市发展的自觉价值追求，并以正义、公正、公平等范畴来标示这种价值追求。以人与人的总体平等、均衡为内容的公正、正义是文明演变的价值轴心，也是城市发展和城市制度的价值轴心。对当代中国而言，把城市正义、城市公正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路径，是推进城市规划、产权、管理制度的转换。从以顶层设计为主体的相对大一统的城市制度，向以充实发挥基层、社区、市民自治能力、自治权力的城市制度转换。一方面，城市是国家的财富、全民的财富；另一方面，城市又是居于其中的具体市民、群体的城市。实现城市的国家性与市民性的统一，使人们能够真正地共建、共享、共治城市，是中国城市制度的转换方向，也是逐渐解决空间区隔等问题的制度基础。

摘自《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教育公平的意义在于弱势群体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

杨敏、赵梓汝撰文《城市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问题研究》指出，随着大规模的“家庭化”人口流动，流动儿童随父母流入城市的比例大幅度增加。流动儿童因“身份”不属于城市而无法享受到与流入地儿童同等的教育权利和待遇，这种现状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看，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教育资源得到更合理和更公平的配置。这不仅要通过制度安排解决流动儿童制度上的“身份”归属，还要引导社会成员理解和接纳流动儿童，在承认“合理的差别”前提下，在“同城化”过程中不断推进“同城同待遇”，逐渐抹平流动儿童与流入地儿童在教育方面的差别待遇。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一环，它不仅仅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更是增进社会公平的重要领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但教育公平并不意味着教育的绝对平等，教育差距是永恒存在的，教育公平的意义在于诸如流动儿童的弱势群体平等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通过社会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中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会得到有效缓解，为最终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奠定良好的基础。

摘自《学术论坛》2016年第2期

大众应共享历史的书写权

钱茂伟撰文《由精英而大众：历史话语权的扩大》指出，历史书写由单元化到多元化，由精英独断而大众参与，人人参与式写作的出现，这是人类历史书写史上的一个大变化。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英雄与人民均有贡献，他们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角色不同而已。这种共同创造历史的观念，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既然承认世界是由精英与大众共同创造的，则大众与精英一样自然也共享历史的书写权。要求向公众开放历史解释权与历史书写权，正是公众史学的核心要求所在。在历史学两大任务中，历史书写是可以人人来做的，稍微简单的历史研究也是多数人可以参与的，不过高水平的研究仍得靠职业史家来承担。历史书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件少数人从事的事业，现在则是多数人可以从事的活动。由政府史官负责记录的政府历史，是传统的“小国家史”；由社会人员负责记录的社会历史，是现代的“大国家史”。政府史由史官来书写，精英史由精英来书写，大众史由大众来书写，各司其责，这是历史书写最基本的要求。人人有权参与史学解释与书写，这才是公众史学的要义所在。

摘自《学术研究》2016年第4期

技术的进步提升了艺术的表现范畴

楚小庆撰文《技术进步对艺术创作形式与审美文化表现的影响》指出，技术进步对艺术的影响已拓展到艺术作品形式表现之外的广阔领域。技术对艺术创作形式变化的影响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分别是制作手段、材料载体、场景氛围和信息表达。技术制作是以艺术的呈现手段而存在的一个价值维度，技术情境是以营造艺术的氛围手段而存在的一个价值维度，技术信息是以艺术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媒介工具作用而存在的一个价值维度，三者分别发挥着制作呈现、渲染情景、传播信息的基础作用。技术对于艺术的影响，也逐渐呈现为声、光、色等非物质化手段，创作过程和作品呈现的去物质化趋势日益显著。而作品形式表现的虚拟化和非物质化趋势，促使艺术创作者和欣赏者共同在一个虚拟空间中沿时间轴线完成艺术作品，这已经影响了当下审美文化观念和创作发展的方向。技术化发展促使艺术以制作工艺为呈现手段，实现了从构思到物化的过程和以不同技术工具材料为基础的载体的演变，也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变化。信息工具性使艺术顺利介入现代生活，并以此发挥出社会媒介作用，实现引领作用、教化职能。技术进步影响了艺术语言的变化，最终演变为艺术观念的改变。

摘自《东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嘉耀〕

〔学界荐书〕

本栏目图书由本刊与相关权威机构共同推荐

梅然著：《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本书涵盖了德意志帝国的40余年历史，从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对外关系实践等多角度剖析了上述问题，强调了预防性战争思维的影响，也述及了当政者的政治性格的作用，本书较好体现了对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借鉴和辩析，并在多方面提供了有所新意或更中肯细致的看法，为当代中国对外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江平著：《依然谨慎的乐观：法治中国的历史与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本书是江平教授近年来关于推进司法改革，建构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与法治经济等重大问题的文集，所收文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作者的演讲、访谈、会议发言等言论汇编，阐述作者法治思想的核心观点，意在为未来中国的改革与良治社会的建立提供引导。

裴长洪、万广华主编：《中国城镇化：路径、驱动力与作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中国的城镇化举步维艰，如何改革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协调城乡区域发展，以及如何为十几亿人口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及基础设施，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理论、实践和政策等方面的创新与应对。本书围绕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城镇化与区域经济互动关系、城镇化与房地产等方面展开了理论和实证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学者从生态文明建设、城乡统筹、城镇化发展道路选择等角度对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了详细的诠释。

张岱年著：《中国国学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本书是国学大师张岱年的国学代表作，在中国人五千年的历程中爬梳剔抉，把国学的精华复活在当代人的面前，蕴含着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也浸透着一代国学大师的睿智灼见，是中国经典国学智慧与当今精神生活所需的融会贯通。让现代人既能找到作为中国人的根脉，又能看到中国文化及个人的出路；既理清了中西文化的异同，也架起了国学传统与现实生活的桥梁，使国学传统焕发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杜雁芸、刘杨钺主编：《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本书以科技发展为导向，战略思维为指引，理论创新为手段，积极探寻国家安全的规律、特点和发展趋势，通过对核安全、生化安全、外空安全、网络安全和军事技术交流等诸多领域的深入分析，试图揭开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互动关系的真实面纱，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国家安全理论创新打开新的思路。

郭云峰著：《实践与时间——对马克思时间概念的历史性解读》，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本书循着时间概念的线索对马克思的重要文本进行了解读，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时间概念的理解显示其哲学发展的不同水平。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出色分析中，他既揭示出时间之主体性的存在，也揭示出时间之客体维度的存在。通过辩证的分析，马克思深刻地展示了资本对劳动时间的剥夺以及它吊诡的文明与野蛮的特征，指明了产生时间异化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永恒时间和异化时间向自由时间的转变预示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到来。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对资本力量的限制和生产方式的革新是被束缚的时间之解放的关键。

卢汉桥、郑洁主编：《制度反腐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这是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提出的反腐倡廉的重要战略思想。深刻认识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中的重要性，切实加强制度建设，对于落实中央《工作规划》，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书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对制度反腐作了全方位的论述。

张云著：《可控的紧张：中日美之间的认知与误认知》，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由于中美日三边力量的变化，且三国都处于自我认同、国际定位的变动期，三边关系一定程度的紧张不可避免，也是正常现象。问题在于，如何使这种紧张可控，不至于发展为全面对抗。尽管谁都不愿意看到对抗，但三边关系在过去几年里动荡不迭，相互之间的“误认知”是主要动因。中美日需要相互了解对方的逻辑，理解每个国家的决策都是在国内政治的环境下做出的，并在此基础上相互适应，找到共存之道。

〔日〕寺地遵著：《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北宋政权崩解后，继起的南宋高宗政权既需要快速有效地清理内部诸政治势力，重建朝廷威权，也必须思考如何应对敌国压境的威胁。本书以“政治过程论”作为研究方法，细腻地描述了建炎元年(1127)至乾道元年(1165)间诸政治势力为掌握国家权力所进行的斗争，讨论的时空虽在南宋初期，然自北方避敌南下的高宗皇帝以至文武官僚为巩固自身权、利，彼此纵横捭阖间对南宋政权性质所造成的影响，恰为理解传统中国政权体制内的权力冲突、抗争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观察视角。

〔美〕康乃尔·韦斯特著：《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本书以爱默生作为出发点，着重介绍了包括詹姆斯、杜威等在内的美国实用主义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主要思想，并站在作者的黑人身份角度对美国的实用主义在社会层面的应用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并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见解。作者康乃尔·韦斯特的基本任务是划出美国实用主义的出现、发展及其最近复兴的地图。康奈尔·韦斯特是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大学教授1943班的成员，是富有影响的著作《种族问题》的作者。

〔日〕内藤湖南著：《东洋文化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内藤湖南是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本书共收录其十八篇演讲记录，内容庞杂丰富，从纸张、染织、版本史等具体的文化研究到宏观的东西洋文明批评，从上古文明到民国时事观察，从中国中世史到满洲史地，皆有所论列，较其《清朝史通论》《支那史学史》等严肃的专门史著作，本书可谓全方位体现了内藤史学的基本面貌，其中关于中国中世、近世的若干文章(如《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更是为京都学派的治学取径奠定了理论基础。

茅家琦著：《历史与思想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本书为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先生多年来研究历史的各种心得,包括对研究历史的方法论的思考,探讨了思想与政治、文化、经济、战争、科技发展等方面的关系，尤其重点探讨了一下人文精神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非常值得广大的青年阅读，以提高自身修养，思考历史现实。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其抒怀咏古部分，尤可见其心胸和观点，非常值得一读。

〔责任编辑：嘉耀〕

〔学术信息〕

本栏目信息记录近两月来的重要学术事件

本刊讯2016年3月12日，第一届“中国外交政策与国际法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对外关系法：一项新议程”。本次会议旨在针对国际法，尤其中国国际法的重要基础性、前沿性理论议题，以及已经或潜在地影响中国国家和公民利益的重要国际法实践议题，开展定向研究，据此进一步提高国际法学科理论创新能力、法律服务能力，以及国际学术对话能力。

本刊讯2016年3月22日，“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本届年会以“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多位政界、工商界代表和智库学者云集博鳌，为亚洲与世界发展新愿景贡献智慧。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国际组织，自2001年成立起，致力于推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为本地区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本刊讯2016年3月26日，由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主办的“南大人文基金两岸论坛·新变局下的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会议就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变化、民进党的大陆政策以及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前景等议题展开研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为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为了两岸人民的福祉，蔡英文及民进党应该接受“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及其“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内涵。

本刊讯2016年3月27日，由南京大学主办的“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第三次专家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多名专家学者与会。“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旨在建立一个公益性、开放型的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同时也是国内中文学术出版研究、评价的重要协同创新平台，在学术界和出版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本刊讯2016年3月28日，由“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和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一带一路”年度报告2016》发布暨百人论坛专家峰会在京举行。《“一带一路”年度报告：从愿景到行动(2016)》由“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组织长期在“一带一路”领域研究的专家撰写，旨在提供最接地气的学术成果，深度剖析“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现实机遇，并对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与挑战提出务实建议。

本刊讯2016年4月2-3日，由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一届“逻辑与论辩”国际会议在浙江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涵盖了逻辑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等多学科领域，体现了跨学科的深入交流，也凸显了逻辑学本身的跨学科、工具性和应用性特点，不仅加强了逻辑学和其它学科领域之间的交叉研究，也加深了浙大语言与认知中心同国内外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在逻辑、认知等研究方向上的交流合作。

本刊讯2016年4月3日，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与会专家认为文化遗产保护是国际人文交流通用的语言共识，我国未来要承担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使命，形成引领性的发展模式，加强国内外的协同合作，同时还就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国高校战略联盟的成立达成共识。

本刊讯2016年4月9日，由北京市法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首都法学家论坛”在京召开。论坛以“习近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主题，旨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形成，弘扬法治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本刊讯2016年4月21日，“新常态、新科技、新金融——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杭州峰会”圆满举行。本论坛一直聚焦中国与世界、改革与政策、学术与实践三大层面问题，寻求中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探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经济结构、加快产业转换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断探索科技与金融相结合的道路，在金融业界、学界及传媒界引起极大反响和广泛关注。

本刊讯2016年4月22日至23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国际视野——文学与哲学的双重视域”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此次会议既有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也有从中国处境出发的对马克思文学批评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反思，还有更为具体的努力——结合中国传统“义理观”来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正义论”及其作用。与会中外学者的意见和观点在会议过程中多次碰撞，使得讨论热烈而集中，充分展示了会议的价值和意义。

本刊讯2016年4月22-24日，“首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珞珈论坛”在武汉大学召开，论坛以“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为主体，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讨。首次论坛学界响应积极，主题设计凸显问题意识，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肯定。

本刊讯2016年4月30日至5月2日，由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隆重召开。本次学术研讨会是首度在中国大陆地区召集两岸及海外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举行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认为，应该更加关注台湾原住民在当代的发展变迁，以此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多元主体共存提供经验借鉴。

本刊讯2016年5月1日由《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编辑部和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2016年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者围绕“五大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研讨交流。会议认为，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研究学习，加强对包括“五大发展理念”在内的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宣传阐释，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要通过研讨，深入理解阐释“五大发展理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有力的学理支撑。

本刊讯2016年5月7-8日，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以“经济发展新阶段、新常态与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理论、问题与政策”为主题，旨在促进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的交流、成长，进而促进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会议期间，代表们围绕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理论、经济思想、中国政策等多个角度展开讨论，他们认为，要打破对西方理论的盲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创新政治经济学，促进其发展，更好地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服务。

〔责任编辑：嘉耀〕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始建于1952年，原名为东北财经学院。1958年，东北财经学院与沈阳师范学院、沈阳俄文专科学校合并，组建辽宁大学。1959年，原东北财经学院的主体，即计统系与财政系，以及部门经济专业的一部分教师从辽宁大学迁出，与位于大连的辽宁商学院合并，成立辽宁财经学院。1985年更名为东北财经大学。2012年，东北财经大学成为财政部、教育部、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东北财经大学是一所突出经济学、管理学优势和特色，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财经大学。学校有全日制在校生近2万人，其中全日制本科生1万余人；硕士、博士研究生近6000人，教职工近2000人，其中专任教师近900人。在教师中，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1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3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人。

在现有各学科中，财政学、产业经济学、会计学是国家重点学科及教育部、财政部批准的“国家级特色重点学科”，数量经济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在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学校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统计学等传统优势学科均进入全国同类学科前13%的行列。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6个一级学科为辽宁省重点学科；6个一级学科入选辽宁省77个一流特色学科，其中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4个学科入选第一层次，占16个第一层次学科的四分之一，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入选第二层次。

东北财经大学有37个本科专业，79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0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5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此外，学校还有成人教育、网络教育两种非全日制普通本科教育形式，学校是首批教育部继续教育示范基地，网络教育学院是全国68个试点单位之一和10个首批评估单位之一。

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五个学科门类中，学校均具有教授职称评审权；在已设立的博士点中，学校均具有博士生导师遴选权。

学校现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辽宁省协同创新中心1个，省级以上重点研究机构及科研平台16个，校级科研机构33个，有辽宁省省级创新团队13个。出版社是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国家一级出版社。自2009以来，学校连续6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数量名列辽宁省高校前列。

东北财经大学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开始国际交流，学校已与世界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2所高等院校、7个国际机构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友好合作关系。

〔责任编辑：尧舜〕

李萃茂，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曾熙，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文艺学研究生。

〔读书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