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德君

(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1620)



城市文化创新的界面、廊道与维度〔*〕

○ 秦德君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201620)

城市文化创新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现阶段中国城市文化创新面临的主要困境是“有技术，没文化”，城市表面的华丽，掩饰了内在文化的缺失。推进城市文化创新的界面有三种：一是人文界面，它是城市的“知识世界”，是城市的灵魂；二是物理界面，它是城市内外的“自然界”；三是相交界面，它是人文与物理界面的相交地带。城市文化创新要超越形式美的追求而重于城市内涵的开发。其廊道一是城市故事；二是城市传奇；三是城市性格，这是开展城市文化创新的现实抓手。整体上，城市文化创新面临五个方面的突破：体制结构维度、政治哲学维度、民间主体维度、文化个性维度、审美趣味维度。在这五个维度上推进城市文化创新更能医治当下中国城市文化的贫乏、枯燥和困顿，实现城市文化的优质创新。

文化创新；文化界面；城市文化构成；文化创新维度

城市作为一种人类文明形态，本身就是创新之果。历史上大面积的城市和城市群落形成后，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城市又成为人类各方面创新的中心地带。

按照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十三五”完成之年即2020年，我国将迈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我国宣布“2020建成创新型国家”，〔1〕“创新型国家”是一个全球性概念，有着公认的严格评价标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创新”为其首。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与各方的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2〕城市文化创新是城市发展的灵魂，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现阶段，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呈现出来的普遍问题是有技术、没文化；有形态、缺灵魂；甚至城市越华丽，文化越缺失。如何切实推进文化创新，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建设普遍面临的问题。

一、城市文化界面：错落的三重奏

界面是一种事物的结构分界。在城市文化系统中，“界面”是城市文化的不同面颊。事实上城市文化有着相当复杂的构成，其架构、成分、表现方式繁复错综，呈现不同的文化品相。文化界面的“间界关系”则构成了文化相界。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化创新是个复杂的命题，不是搞涂涂抹抹的表面文章，它是文化质地上的扬厉、蓄养和革新。城市文化创新首先应在不同的界面中展开：

1.人文界面

这是城市文化的第一界面，它是城市的“知识世界”。语言、艺术作品(比如北京京剧、上海沪剧、陕西秦腔)、宗教、科学、技术以及习俗、生活习性等都构成了这一斑驳的文化界面。人类作为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与物种群的生成体构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通常被称作群落。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非物质文化方面已有长足的发展。〔3〕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1952年)中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4〕人文界面构成了城市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城市文化的灵魂。

2.物理界面

这是城市文化的第二界面，它是城市内外的“自然界”。山川风物、季风气候、物化遗存、城市形貌等构成了其表现形态。正如法国地理学家菲利普·潘什梅尔指出的：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或劳动中心。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器物文化已构成了人类文化最早的物理界面。南京明孝陵、中山陵、十里秦淮河、总统府等遗存界定了南京这座城市独有的沧桑和蕴藉；西安兵马俑、古城墙、秦始皇陵则熔铸了西安这座古城的古朴和深厚。北京故宫、天坛、长城标识了北京城现代化亦难消融的深厚历史感；上海外滩、南京路旧建筑群、古老石库门则约定了上海的城市特质和风韵；而一个美丽西湖就成为杭州古今的符号，熔铸了它的明丽、弱美和婉约。

3.相交界面

这是城市文化的第三界面，它是城市文化系统中人文界面与物理界面的交互地带。这一相交界面包括人文界面和物理界面的相关内容，组成了城市文化集丛(cultural complex)。作为一种文化界面,城市文化集丛以某些文化特质为核心存在于城市时空中。其中不同文化特质围绕中心特质对整体发挥功用。城市文化相交界面反映了城市文化内容的相互渗透和交互。

二、城市文化廊道：故事、传奇、城市性格

城市文化有其特定的存在形态或者说廊道。一个城市之所以“有文化”，乃是因其有特定的形态和廊道。推进城市文化创新凭藉的廊道主要有：

一是“故事”。“故事”是城市文化最动人、最显性的表达方式，也是城市文化特定的载体。故事构成了一个城市历史和现代的感性地带，融汇了城市的经历和变迁。一个没有“故事”的城市是枯燥乏味的。正如历史学家芒福德说的：城市早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惊喜的场所，那里就是一个剧院，人们既可以在舞台上展现自己，也能被别人所欣赏。“故事”包含了大大小小的事件，这些事件是这个城市所独有的。“城市不仅培育了艺术，其本身也是艺术，不仅创造了剧院，它自己就是剧院。”〔5〕

城市故事的价值在于铭记历史，记录变迁，形成人们口耳相传的文化记忆。城市故事是城市社会美学的浪漫云气。如洛阳不仅有牡丹花的国色天香，有逾5000年的灿烂文明史、4000多年建城史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重要的是，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洛阳充满了故事，道学始于此，儒学源于此，佛学起于此，经学兴于此，玄学传于此，理学兴于此。周公在这里制礼，老子在这里著述，孔子在这里问礼，班固在这里写了第一部断代史《汉书》，司马光在这里完成了《资治通鉴》。左思的《三都赋》使“洛阳纸贵”，曹植的《洛神赋》则使洛河充满了离绪惆怅的古典美丽。〔6〕至于“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还有程氏兄弟、邵雍、赵普、欧阳修以及100多名君王也曾在此指点江山……因此洛阳是中华文化最有历史感的丰富曲折的读本之一。洛河两岸，分布着夏都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等历史遗址。重要的是，城市故事通过对城市经历的叙述，展示了某种范围的独特文化形态。因其每一个故事都是城市对自身历程的存档和阐发，积淀着城市历史厚度，引导着城市观念和城市风格的定型和养成。

二是“传奇”。“传奇”有时也是故事，但比故事更具有色彩性、新奇性和易传播性。〔7〕作为城市文化的又一种载体，传奇是一个城市所经历的或壮丽、或悲壮、或奇幻的不平凡事件。世界上任何一座著名城市都有其动人心魄的传奇。一座没有传奇的城市是平淡无奇的。西湖断桥唐已建成，宋称保佑桥，元称段家桥，后在1941年又改建。一座平平常常的桥因有缠绵爱情传奇“白蛇传”发生于此，就成为杭州城的文化符号，“断桥残雪”也因此更有了看头。传奇作为一种城市文化记录方式，反映的是带有寓意的事件和市井坊间趣事逸闻，它对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传奇也包括一个城市某些方面的业绩功绩。比如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南方谈话——邓小平在深圳期间的所言所行，最后由《深圳特区报》以“东方风来满眼春”进行报道，由此引发中国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第二春”，极具传奇性。而深圳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本身也是一个传奇。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传奇是不可多得的。

三是“性格”。城市性格作为一种“城市方式”构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核。它是一个城市之所以为一个城市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特征。作为一种城市文化廊道，城市性格最能反映一个城市的差异化个性。“确定的性格”而不是游离的性格是任何一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城市个性作为复杂的文化结构系统，符号之一是城市形体。一座城市的物理形体(包括规模、经纬度、地区方位等)对城市社群有很大影响。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城市规模对公民性格产生影响。一个城市规模应适中，太大太小都不好，太小人们不易有进取心；太大则容易养成野心。有什么样的城市空间，就型塑出什么样的城市人。说上海人“精明不聪明”，为什么？因为上海的城市物理形体是一种精细形态，同时亦有强烈的工商结构。它和北京的大大咧咧不一样。“精明”两字，是在精精当当的街市和齐齐暂暂的弄堂门户里炼制出来的。

符号之二为历史特性。所谓“各行成习，积习成性”，一个城市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经历的风云际会对型塑城市个性影响甚大，投射下隐显不定的性格光谱。美国《时代》周刊曾评价成都“China’s China”，成都的“慢”性格与其山川地理和历史文化有关。《战国策·秦策一》说：“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古来天府之国，由于外部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甚小，满大街的茶馆咖座，袅袅茶香可以飘拂千百年。

符号之三是精神品质。它构成城市的知性差异，给人以开放型、凝重型、婉约型、浪漫型，抑或“知性”“商性”“山性”“水性”“柔性”“刚性”等直觉认知；还有城市温度梯阶，诸如给人以暖色、温色、中色、冷色……等等的不同感受。苏州温婉古典之“范型”，不仅来源于它古色隽秀的古典园林，“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有灵泉之致”，更来源于其历史深处的人文气质——尽管今日苏州同样经历着“现代化”刚性逻辑的折损。

城市性格，既是城市文化的孕育之果，又是对城市文化的诠释。由来的精神品质，造成一座城市风格的迥异。比如“深圳速度”“深圳观念”等，就是构成“深圳性格”并作为创新先锋城市的要素之一。民国时期上海为什么风情？因为那时上海文化是生活的，生活是文化的。无论旗袍的曲线，石库门的古朴，还是南京路的时尚，骨子里都透着“风情”两字。今天上海发展极快，早已淹没了“风情”两字。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各地，但世界各地城市对全球化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在一些城市，人们热情拥抱全球化；在另一些城市，全球化则被节制。〔8〕在“齐一化”的强劲趋势中如何凸现城市性格，这是一个严峻的文化命题。有一种说法，中国“最大气”城市是北京，“最伤感”城市是南京，“最粗放”城市是沈阳，“最女性”城市是杭州，这是一种粗放说法，缺乏精确的文化特质揭示，很难成为认知一座城市的确定符号。每一个城市都应当有其在独特经历基础上形成的性格，脱离文化基因传承的城市必定是缺乏魅力的。

三、城市文化创新：五个维度

城市文化的构成逻辑是，城市文化特质构成文化集丛，城市文化集丛构成一定形态的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如何立足于中国城市实际，从哪些方位上推进文化创新？〔9〕进一步的问题是：今天很多打着“文化”名号的文化建设是不是合乎文化创新的内在要求？推进城市文化创新，不能不作为，也不能乱作为。总体上，文化创新的实施和推进应依据以下五个维度展开：

1.体制结构维度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谈到“创新”时强调：“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体制架构。”“形成促进创新体制架构”是城市文化创新的第一要义。没有好的体制架构，任何社会创新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如果一个城市文化创新不佳，首先要检视的，是其体制架构是否合乎文化创新的要求？对于一个社会，体制架构营建了某种结构，从而影响整体社会系统。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架构，有其质的规定性：

第一，它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性的。能容纳和吸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好的东西为我所用，虚怀若谷，上善若水。只有通过这种开放性结构，城市文化各构成要素才能形成系统整体，实现城市文化创新的系统性效能。

第二，它是文化的而不是文盲的。城市文化创新，最有文化品质的态度，不是“打造”的工匠思维，而是养成尊重文化习性的“酿造”习惯。构成人类文化的东西都不是刻意炮制之果，而是由创新作为内生动力促发的一步步拾阶而上。以“文盲”行为刻意打造文化，本质上是反文化的。

第三，它是服务性的而不是管制性的。任何繁杂不已的管制“利维坦”一定是文化创新的大敌，不利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文化有自己刚性的逻辑，不会臣服于人的意志和操纵”。文化创新犹如一棵树，只有在宽松的阳光雨露中才能蓬勃生长。管制是“管”不出文化的，只有良好的服务才能促进城市文化发展，不仅能激发民间的创新冲动，构筑起让人们“放手创新发明”的政策法治环境，还能让人们在创新成本与创新收益之间，实现正比。

2.政治哲学维度

促进包括城市文化创新在内的任何创新，需要基于一种政治哲学和思想方法，即以何种思维方式来认知文化和文化创新？从文化生态学观点看，应从人、自然、社会的各种变量交互中研究和把握城市文化创新，特别是把握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及社会价值观念对城市文化创新的影响。

“文化建设”成为当下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汇之一，可是为什么林林总总投入巨大的“文化建设”收益甚少，为什么形式色色的“文化建设”本身缺乏文化？急功近利的“文化大跃进”，形形色色的文化理性主义、功利主义，政绩取向的文化“短平快”的打造工程，正大面积破坏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化。而今天中国城市的大拆大建对城市文化根脉、城市文化内核破坏得太厉害了，使得中国现代化面临了多重困惑：一是中国城市还剩下多少文化？第二是为什么以“文化”之名的假文化、逆文化、反文化行为层面不穷，以至于人们已见怪不怪？三是什么才是一个城市文化建设的合理形态？

城市文化创新不能搞伤筋动骨的宏大叙事，不能搞地动山摇的“重新安排河山”。企图依靠领导和政府部门炮制出一个“文化城市”，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现代乌托邦。文化因子是延承的，文化的创新和变革需要很长的历史时间才能完成。无论哪个民族，文化都是一座既定的高山。我们要建立“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审慎态度和“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以“无为”之道临治天下，以无为达有为，无为而无不为，才能实现民众的文化福祉。

3.民间主体维度

从创新的内生逻辑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无论经济、科技、文化、制度，真正的动力都发韧于民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泽东语)，这两句话，在文化领域尤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文化创新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创新主体，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必须回归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立场上。

人类在漫长的前文字时代已有了文化，〔10〕由工具、武器、化石、器皿、雕刻、图画以及饰物和纹饰等组成，它们是劳动和生活的创造。文化的本质属性和土壤是草根，“民间”才是城市文化创新的辽阔疆场。真正的文化创新主体是民间、公众、社群。政府部门在文化创新上的职责是放松管制，营建宽松的创新公共空间，提供促进创新竞争的政策规制，鼓励人们在文化领域内进行各种探索、试错、发明、创造；而不是包揽一切，以行政行为代替文化创造和创新。只有真正把民间民众确立为创新主体并鼓励人们进行多元文化创造，城市文化创新才可能回归于它的正确轨道上。

4.文化个性维度

当下中国城市最大的文化问题是缺乏文化个性，千城一面，百城同风，这是中国城市文化灾难性的一个趋向。今天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都是那样一种格局，很少看到有个性、由一地历史文化DNA生成的东西。城市每个角落都那样理性、那样人化、那样缺少耦合性、那样缺少历史的风雨感。

一个没有个性的城市是谈不上文化的，更遑论文化创新了。梁漱溟先生指出：“文化之形成，既非一元的，非机械的，因此所有各处文化便各有其个性。”他还指出：“任何一处文化，都自具个性，惟个性之强度则不等耳。”〔11〕城市文化个性是在岁月风雨中打磨出来的。正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的：“一切城邦既然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也该是自然的产物”，这种“自然的产物”是各种历史元素、各种社会元素耦合、天人合一博弈的结果。无视城市文化历史积淀的一面、风雨雕塑的一面，就必然是拔苗助长。如果没有独特性、历史熔铸的个性，所谓城市就成了没有灵魂的砖瓦石木的物质堆积。

文化特质(cultural trait)是组成文化的最小单位，城市文化是由个性元素来衡量的。因此城市文化创新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尊重和发现城市文化个性，不搞大一统。必须恪守尊重城市文化个性的法则，倡导城市生态的自然哲学，依循城市内在的生命律动，审慎地锦上添花。说到底，城市演绎的是“天道”而非“人道”。

应当明确的是，作为文明积淀之物和人的物理空间的城市，本质上应是“自然秩序”作用的结果，是历史风雨雕塑的结果。人的智慧不过是起了“画龙点睛”和“添加”作用而已，它不可能操纵城市生命的运行。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产物，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变量。受山脉、河流、海洋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民族的居住地、环境、先前的社会观念、现实生活流行的观念以及社会、社区的特殊格局和发展态势等，都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场合和情境。因此，文化采借(cultural borrowing)是对外来文化元素和文化集丛的必要的创造性借鉴，当然它绝非是简单地对包括如欧美城市在内的其他城市文化形态的模仿和照抄照搬。

5.审美趣味维度

一座有文化的城市不是光怪陆离，不是华彩遍地。“文化的外衣”是素朴的，所谓“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乐不笑，至音不叫”〔12〕。审美趣味的普遍低俗化，城市成为“经济动物型”城市，人成为“经济动物型”人，缺乏灵动、趣味，是当下中国城市文化创新面临的又一个需要认真治理的大问题。

城市文化创新首先须合乎“正义”原则。赞成这样的看法，如果一个城市的“漂亮”，是建立在对强势者的谄媚和对弱势者的剥夺上，这种“漂亮”就来路不正。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怎样才是一个城市的“漂亮”？是千篇一律的街市吗？是高耸的玻璃幕墙楼宇吗？是现代化的钢筋水泥丛林却见不到人的灵魂的高级商务区吗？是充满人工意志痕迹的各种“文化工程”吗？

这样的“漂亮”不是漂亮，而是一座城市的平庸、乏味和无奈。花花哨哨、红红绿绿的东西可以娱乐，却很难成为文化。至于各大城市作为“文化建设”标签的似曾相识的音乐喷泉、市民广场、城市高架、时尚广告牌、标准化连锁店、符号化的商业模式、千篇一律的城市绿地、风格雷同的步行街以及各种“标志性建筑”，实际上都反映了当下中国城市文化上的贫乏、枯燥和困顿。

1933年伯克霍夫在《美学标准》一书中提出一个美学公式：M=O/C(M为平衡和统一的美学量度，以数值1表示；O为规则；C为复杂性)，M等于O与C之比，客体的O/C越接近1，则审美越和谐。一个城市美感的深度，实际上反映了城市社群的艺术观念。荣格曾提出审美和艺术创造取决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来自于人类心灵深处的某些陌生的东西。在欧洲，哪怕是一个极小的集镇，也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意趣。你能感到的是静静的历史之河、人文之脉的流淌，几缕炊烟，数堆干草，还有飘荡在风中的晚祷钟声。鲜亮的是头顶的蓝天和窗外的芳草，而不是本该质朴的城市砖瓦。

正如梁任公先生说的：“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城市文化创新应注重城市文化内质上的提升，把社群的审美趣味、精神操守的优化作为一条主线，避免城市文化建设上的功利、势利、趋利倾向。审美作为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审美愉悦来源于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当我们以低俗、世俗甚至恶俗的东西和趣味来推广时，各种短视、偏好、浮浅和“美丽的愚蠢”就不可避免地、物型化地出现在城市形体上。它不仅会充斥今天人们的生活，还会以物型存在的方式，干预和影响今后人们的生活。这是城市文化创新的大忌，是城市文化创新所应规避的。

注释：

〔1〕当时确定的目标，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从3%提升到6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从1.35%提到2.5%。2006年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对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具体布局。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型体系建设的意见》，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各地都出台了贯彻实施意见。

〔2〕见五中全会《公报》。

〔3〕比如，这时的群体生活比从前更有规律和具有更高程度的组织性。旧时代晚期的共同体中已有专业的艺人和熟练的匠人。参见〔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卷，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15页。

〔4〕《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409页。

〔5〕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2、194页。

〔6〕《洛神赋》悲怆迷丽的故事景象有着永久文化魅力。历朝历代，题咏的诗词歌赋不胜枚举。晋代书法家王献之、画家顾恺之把《洛神赋》形诸笔墨。南宋和元明时期，一些剧作家将《洛神赋》搬上舞台，如汪道昆的《陈思王悲生洛水》。

〔7〕把城市传奇与城市故事进行区分，是基于城市传奇比城市故事具有更强烈的传播特性。

〔8〕〔英〕彼德·纽曼、安迪·索恩利：《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刘晔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9〕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城市群”的构想是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第二个层级是“形成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地区等城市群”(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的建议》第三部分)。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的目标，这当中城市文化创新是其灵魂。

〔10〕在人类漫长历史中，前文字时代至少占了迄今人类历史的95%，约在公元前5000年才结束。

〔1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12〕《淮南子·卷十七说林》。

〔责任编辑：力昭〕

秦德君，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教授。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4立项课题“上海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制战略重点研究”(项目批准号：2014BKS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