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朋

项飙关于“知青时代终结”的文章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这篇文章是因王汉生的早逝而引发的一篇议论当下中国文化世代交替之大作，而在项飙之前，我与王汉生有过一段虽不长却印象深刻的合作。上世纪80年代中，我参与组织了世界银行第一个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的跨学科、跨单位的合作研究项目，王汉生是该团队中最忘我的成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也就是说，对王汉生人格和气质共同的赏识和怀念，令我这个“准知青”学者，与素不相识的后知青学者项飙之间有了一种精神和情感的联系。第二个原因，就是项飙宣告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终结”，实际上是代表后知青时代的学者，向中国学者，尤其是向知青世代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高度挑战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理解和总结知青世代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如何来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文化世代交替？这个问题之所以具有高度的挑战性，不仅是因为它本身的难度，也是因为中国正面对重构内部秩序和参与重构世界秩序的巨大挑战，而驱动我写作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理解和总结知青世代的文化遗产，关系到中国将如何面对内部和世界秩序重建的历史性挑战。

“农发组”与中国改革：知青世代的贡献与局限

我知道，我的这个假设看上去恰恰印证了项飙的批评，那就是知青世代的学者太把自己和自己的经验当回事了，总是“要建立超越多样经验的统一思想体系”。我同意，许多知青学者都有这种近乎本能的冲动，并且对中国学术乃至公共政治的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我的这个假设并非完全出于知青学者的思维惯性，而是基于这样的认知：知青学者总想建立“统一思想体系”的倾向，并不完全来自他们的集体经验，而是有更深的历史和文化根源。简单说，这种倾向与中国“大一统”的治理传统有深刻联系。而事实上，知青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恰恰是他们的“插队”经验具有相当丰富的多样性和地方性。上世纪80年代，也正是这些多样的地方性经验，帮助不少知青学者克服了“大一统”的潜意识，让他们为改革的突破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我作为“农发组”最早的成员，有直接的个人经验。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革命严重打乱了知识阶层世代交替的自然秩序，在1980年代以来的30年中，知青世代承载了高度浓缩的文化传承与历史开拓的使命。对这一代人中的“成功”人士而言，他们无疑是极为幸运的，但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他们的幸运有可能带来极大的不幸。这是因为，知青世代的文化精英有幸成为中国历史上跨文化经验最丰富的一代，并正在成为中国第一代具有全球话语权的文化精英，但他们乃至整个世界都不曾料到这种格局的到来。

这一格局的巨大挑战就在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崛起令知青世代面临的历史责任远超过了他们的生命经验和文化积淀，因为这个过程不仅系统地瓦解了中国的内部秩序，也冲击到了整个世界秩序的稳定，中国正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治理难题和治理危机。正是这样的认知，让我把总结知青世代的文化遗产与中国崛起的挑战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了。

“文革”后的中国，竟能够释放出如此巨大的经济爆发力，是任何人事前都不可能想到的。要讲清楚背后的机理，非常不容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文革”后中国的改革能实现突破，与“老革命”和“红卫兵”（或知青）两个世代的合作有关，而这种合作又与他们“文革”中被迫对自己的革命激情带来的苦果反思有关，也与这种激情实现了某种超越有关。

项飙文中提到了曾积极卷入80年代改革的“那班人”，很多都来自知青为主体的“农发组”，而“农发组”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政治发生的一个“异数”。这个小概率事件能发生的具体契机就是，坚持“文革路线”的势力虽然失势，但在“文革”中失势的中共元老和老干部要想全面回到权力中心，不仅需要一番权力博弈，更要有能力面对已经非常紧迫的治理挑战。回过头看，挑战旧权力的新领导集团如果不能解决当时的“三农”问题，仅仅靠平反冤假错案，中国的局面未必能走上正轨，因为农民和农村的普遍贫困以及农产品的极度短缺，不仅会拖累整个城市和工业的发展，而且会引发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知青回城大潮带来的就业压力，完全可能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索。但是，当时的中央官僚系统不仅对解决“三农”问题一筹莫展，而且也得不到刚恢复权力的中共元老们的充分信任。

“农发组”成功推动了“包产到户”

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农发组”出现了，并得到了中共高层的支持。如项飙所言，农发组是有一定使命感的知青团体，这个团体以推动中国农村发展，增进农民权利为自己的使命，因而被一些人戏称为“农民党”。“农发组”很快就发现，虽然他们有“高层背景”，但中央官僚系统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排斥的“异物”。因此，从一开始，“农发组”就成了“地方主义者”，因为他们天然的政治同盟，就是各地那些因同情农民而遭到多年打压、“文革”后被重新启用的中共干部。农发组的这个政治逻辑与主张解放农民的中央领导人完全一致，从而使得“农发组”很快成为中央改革领导人和地方改革领导人之间能动的沟通者。

在一篇文章中，我对这段经验作过如下反思：

农发组不仅在改革之初有效地克服了“上下不通”的问题，而且成功地促进了领导层和官僚体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价值转型，也就是为克服“意识形态单调繁殖”的难题，作出了突破性贡献。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发展组在推动“包产到户”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个过程已有很多文献记录，但背后的机理没有讲透，甚至存在很多非常失真的浪漫化解读。中国当时的情况是，一些基层和地方领导存在强烈的改革冲动，但也有很多地方领导害怕改革会冲击现存秩序和既得利益。中央领导层一方面有很高的政治共识要改革，另一方面对改革也有重大的方向和策略分歧，这其实是当代中国的一种常态。在这种常态下，很容易理解的就是省级大员多数持机会主义态度，因为他们无法预知哪一边会赢。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改革领导人的困境就是，他们没有充分的信息来判断，改革究竟该如何走，能走多快，尤其是如何才能找到领导层中的不同派别能接受的那个边界，让他们不仅感受到尊重，而且有机会一同深化对全局和改革过程的认知，从而能够在领导层中维持一种积极和健康的政治张力和道德底线。发展组的贡献就在于，他们帮助当时的改革领导人解决了政治集权的中国改革决策过程的这个系统性难题，在改革的关键阶段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权力系统的认知能力和决策效率。

“农发组”对1980年代改革最直接的贡献是帮助中共改革领导人打开了“包产到户”这个潘多拉盒子。这一突破给另外两个重大改革，即“沿海开放”和“财政包干”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推动力，因为包产到户事实上引发了一场和平的社会革命，没有这场社会革命，另外两个改革是很容易收回的。正是这三支火箭捆绑发力，把中国经济推上了一个全新的轨道，否则我们今天恐怕没有机会讨论中国经济何时总量第一的问题。

作为过来人，我的体会是中国改革的突破和随后的经济崛起有相当的偶然性。无论“发展组”，还是“包产到户”，都很可能夭折，历史会因此大不一样。在我看来，后知青学者项飙习惯于从事后和局外人视角看这段历史，很容易忽视历史的偶然性，就如我们这一代看中共革命历史那样。因此，项飙对知青学者的发问和议论反映出来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缺少历史感，也就是缺少对历史和文化演化逻辑的理解。

这一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项飙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引发对实践的具体考察，引发的是理论热、文化热，意图用一种抽象代替另一个宏大体系”。这个观察并不准确，因为正是农发组自主地组织知青学者对“包产到户”实践的具体考察，产出了影响“包产到户”决策的“庙堂折子”。没有“包产到户”带来的农民解放和农业发展，理论热和文化热恐怕还来不及发生，就会被政治热替代。其次，正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在看清细节之前，很自然地需要借助抽象的想象来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和处境，这与部分知青学者同时进行具体的实践考察不仅没有冲突，而且有帮助。在当时政治去中心化的语境下，我并没有感到知青一代有谁想用一种抽象思想来统合别人，因为根本不可能。

至于“知青学者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独特的经验转化为理论资源？”，“为什么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经历尚未刺激出一系列新的思想？” 这两个问题就如同李约瑟发问“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科学”一样，虽然很吸引人，且能引发很多有价值的思考和研究，但从整个人类演化的历史逻辑看，李约瑟之问是个伪问题，或者是一个很容易产生误导的问题。人类本身就是一个演化奇迹，而科学的产生也没有必然性。因此，更有助于理解历史和文化演化逻辑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小概率事件竟然在西欧，尤其是在英国发生了，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令科学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别处发生？

为何知青世代难以取得理论突破？

由这个问题提出的方法论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理论范式才有助于把握历史和文化演化的逻辑？对这个问题，我近年受到美国历史社会学家Charles Tilly的很大影响。他认为，大体上可以有三个范式选择，一个选择是意向论（dispositional model），有人译作素因论，也就是历史过程和文化演化主要可以用人的意向及观念变化来解释;第二个是系统论（systematic model），即主要从系统结构及其内部逻辑来解释，第三个就是关系机制或交易机制论（relational or transactional mechanism model）（见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及《信任与统治》）。Tilly认为，第三个范式有明显优势，而多年来主流范式是意向论，即强调观念的演化而不是关系的演化对理解历史过程的重要性。本文不可能对这个问题展开充分讨论，但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Tilly选择用交易机制范式解读历史与近年来一般演化理论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新演化理论就使用演化算法（evolution algorithm）概念来理解秩序演变，如果我们把交易机制或关系机制理解为演化算法，那么Tilly的主张体现了更一般的关于秩序演化的科学进展。

用这个范式来看李约瑟之问，至迟在墨家退出中国文明的智识舞台之后，中国文明就不可能内生出科学的知识系统，因为中国智识群体丧失了自主发展逻辑知识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催生科学的前提条件。墨家之所以能在诸子中把逻辑知识推进最远，并非因为他们恰好比别人“更喜欢”这样做，而是墨家智识群体比别的智识群体更自觉地建构平等的关系，而只有平等的交往和对话才会内生出发展逻辑知识的需求，差序关系则不然，因为逻辑知识对差序关系具有颠覆性。

当然，仅有逻辑知识还不足以催生科学。科学的发生还需要其他条件。基辛格就强调，世界上只有西方文明强调并追求客观的“真”，也就是只有西方文明的宇宙观能把经验视为“自为自主的范畴”，别的文明要学会这样做，不仅有知识壁垒，更有文化壁垒，这些壁垒不仅来自“传统的社会思想”，更来自现实的社会纽带和关系网络，要超越这些壁垒并非完全不可能，但绝对不容易。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

理解路径依赖机理的一个方法就是Tilly所强调的分析各种关系机制的历史演变。项飙文章的一个引人之处，就在于他注意到了知青学者的关系机制很特别。用Tilly的术语，就是知青学者有自己特殊的信任网络或建立信任网络的特殊方式，这种信任网络来自知青特殊的经历，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个极为封闭的政治体制中，毛泽东发动“文革”一方面神话了自己的权威，同时又给了红卫兵一代或知青一代一种特殊的政治交往“自由”。神话破灭后，大规模的疯狂的“自由”体验就不可避免地内生出普遍的反思。在“文革”高风险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内生的反思和反省过程催生了知青的“信任网络”，也就是一种必须把自己的未来祸福置于其他成员“失信失误和失败风险中”的社会网络（Tilly的定义）。知青“特别能聊”，不只是因为他们有闲暇，还因为他们的信任圈子有一定的政治互信，否则是很危险的。Tilly认为，理解信任网络与统治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是理解公共政治整合及其演变的一把钥匙。

回到项飙提出的问题，即知青学者为什么未能把独特的经验转化为理论资源。就我当年参加“农发组”的经验而言，不是不想，而是我们建构理论的知识和能力严重不足。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思想确实很“解放”，没有太大的意识形态和个人功利压力。更重要的是，知青中的思想活跃分子，已经形成了支持理论探讨的风气和“信任网络”，在“文革”结束后，这个网络不仅已经超越了同代人的“家庭出身”，而且跨越了世代。知青智识群体的信任网络得到了1949年以前活跃的知识和政治精英的幸存者们的支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不仅“老大学生”中涌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理论文章（金观涛、陈平），知青学者中也产生了如王小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这样受到国内外关注的理论文章。也就是说，当时并不缺乏把自己独特的经验转化为理论资源的冲动和尝试，而这些冲动和尝试也能得到相当的社会支持与政治保护，问题是中国的学术田园已荒芜多年。

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在探索改革战略和路径的过程中，我和“农发组”的成员意识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问题，尽管我们知其理论重要性，但不知如何表达、如何分析。比如，在王汉生也参与的那个研究乡镇企业的项目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中国企业产权，或“所有制”高度等级化这个重要现象。现在我知道，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单位社会的形成机理，也就是当代中国群群权界、群己权界的界定机制及运作机制，包括单位社会的秩序如何再生产，如何适应新的内外环境变化和冲击这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与理解知青世代独特的经验直接相关，也与理解“文革”和改革、理解这两个历史过程之间的关联直接相关。

虽然我当时没有能力明确提出这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但并没有妨碍我发现了维系单位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单位社会等级化的社会赋权（social entitlements）与经济权利（economic rights取Barzel的定义，见他的书《国家理论》）之间存在某种纵向可交易性或替代性。也就是说，所有制等级高的企业，虽然享有更多的资源和福利特权，却必须放弃更多的自主权，反过来，等级低的企业，虽然从国家得到的资源少，福利也低，却享有相对较大的自主权和市场空间。维系单位社会等级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所有制”升级或“下放”的集体和个人的社会流动机制。我后来认识到，这是当代中国能够从“领袖操纵的革命转向中央操控的市场化”一个重要的制度基础。

在总结中国乡镇企业的一个国际研究项目的研讨会上，董辅和捷克经济学家Jan Svejnar都对我的发现给予高度评价。我还记得Svejnar说，如果他事先知道这个发现，会完全改变他的分析。但是，三十年后，我至今认为是重要的这个发现并没有发展成为有影响力的理论，这就不能完全用知青学者的知识和理论能力不足来解释了，而是涉及了90年代以来越来越起主导作用的另外一个制约，那就是中国知识人在拥抱西方文明时遭遇的诱惑、压迫和误导，这个制约深刻地影响了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知识生产。

治权与产权：科斯理论在中国

知青世代的学者受惠于邓小平的许多历史性决策，其中之一就是开放大规模海外留学。留学的集体及个人经验无疑是知青世代文化遗产的一大来源。同代人中，我可能是赶上留学这班车的最后一位，1992年春，当我开始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的时候已近45岁了。这段独特的个人经验给我提供了理解知青世代文化遗产的特殊视角。

知青一代多具有经世情怀

很多知青学者尤其是国家公派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受到了西方学者，包括很多一流学者的真情关照。几十年冷战隔绝后恢复交往，这既是人之常情，也自觉不自觉地寄托了西方对这些来自红色中国的客人和文化使者的期待。虽然细节早已淡忘，但我还能回忆起25年前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访问学者时的氛围。我不仅能经常参加像史华慈、孔飞力这样名家的学术报告和交流，还有机会与费正清做一对一的深谈。尽管那时我的学术底子很薄，但这些“大牌”学者毫无架子地与我交流，令我受益极深。费正清问我如何想象中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构造，虽然我当时无以对答，但费正清之问成为多年来驱动我思考和研究中国最核心的问题。

但是，随着交往的深入和“常态化”，文化摩擦和利益考量也就不可避免地渗入其中。由于西方的全面强势，中国学者若得到西方学界的承认，就有机会在中国获得名利和话语权，由这个诱惑带来的各种机会主义（包括西方学界的机会主义），我以为是比项飙所说的“传统社会思想”更有力地影响到了中国学者对中国经验的理论思考。由于篇幅的关系，也由于大家对此都有足够的观察和体验，本文不想对这个问题议论过多。我想强调的是，仅靠道德批评不可能理解更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中国有钱了也不可能解决，反而会搞的更加扭曲。这些我们都已经看到并还要继续看到。

中国学者拥抱西方文明过程中产生的压迫感，带来了情感因素对我们理论思维的干扰。这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交往不可避免的现象，它既可以是非常个人化的体验，也可以无形地通过潜意识对整个学术界发生集体作用。这个因素可以强烈地放大其他因素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双方的地位差距很大或地位发生显著变化的时候。在我看来，项飙强调的“传统社会思想”因素，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学者理论思维的影响，恐怕还不如马克思的影响大，但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实力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长期的压迫感开始全面释放。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项飙指出的“传统社会思想”才成了一个真问题。本文不准备对压迫感这个问题展开议论，但强调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当然，压迫感的影响未必一定是负面的，它可以成为推动中国学者独立的和本土化的理论思维一个重要的动力之源，但前提是，你要对真实的经验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同时还要能清醒地认识西方误导后发国家知识生产的认知来源。

撇开利益和情感的干扰，西方学术理论误导后发国家的理论思维和建构的一个最重要的认知来源，就是他们的文化视角不可避免有盲区。当他们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时，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个盲区，或者这个盲区所忽视的问题在当时的语境下确实不重要。但是，随着时过境迁，某个被忽视的问题有可能成为最不容忽视的问题。虽然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但在现实中，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干扰，尤其是穷国在理论认知方面很容易发生“后发劣势”，克服这个问题非常困难。赫希曼最早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杨小凯则把后发劣势问题过度政治化了。

我以科斯理论在中国的误导为例，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在张五常的引荐下，科斯理论对中国经济学人，包括知青世代和后知青世代的经济学人影响之大，西方经济学者中恐无人能出其右。除了张五常的个人影响力，我认为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斯理论为产权问题的去政治化分析提供了思路。由于产权问题是中国改革绕不开的核心难题，同时又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科斯理论把产权改革问题转化为降低交易成本问题或合约成本问题，就为改革的语言游戏扩大了理性沟通的空间。

但是，如何来测度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不是越低越好？这两个问题涉及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改革或产权改革会不会产生负的外部效应，也就是把成本转嫁给不在场的后代和其他社会？科斯理论隐含的假设是，公共政治过程自然能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但今天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确实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和全面的负面效应，严重的环境污染就是一个明证。有人会说，如果当初我们先搞私有化、法治和民主，就不会有今天的问题。

我不想争论当初这样做是否可能，因为这种争论很难对解决今天的问题有帮助。我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治理挑战，是不是像有些信奉科斯理论的人所主张的，可以通过彻底的土地私有化来解决，或者使治理难题走向收敛，而不是失控？在我看来，即使科斯本人也不相信问题如此简单，否则科斯早就把他的答案告诉他热心帮助的中国学人了，而不会在临终前失望地批评中国没有思想市场。

科斯理论回避了一个今天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就是治权和产权的关系问题。他当年回避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因为就西方内部而言，治权的地理边界以及调整规则已经相当稳定和成熟。今天的世界大不同了，不仅是中国，连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面临着治权的地理边界受到人口大规模流动和移民潮的挑战。

我对治权和产权关系的思考形成了这样一个命题，那就是当治权边界不清晰、不确定的时候，产权改革不会成功，或者说不可能增进共同体的整体福利，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连共同体的边界都不清楚，产权清晰可能吗？有意义吗？

由此又会引出一些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如何定义共同体？今天中国和世界的治理危机是怎么发生的？美国有学者认为，共同体与其他组织，比如科斯研究的企业，有一个本质区别，那就是共同体是无限合约的组织（organizations of unlimited contracts），企业等其他组织是有限合约组织。我的理解是，共同体承载繁衍后代、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因此成员间是无限的社会契约，而企业等其他组织的社会功能有限，成员间没有跨代的契约关系。自16世纪英国发明民族国家以来，西方对现代政治共同体的想象，即人民主权的共和制，逐渐为世界普遍接受。现代人对地域政治共同体的理解，有这样几个元素，一是地方自治，治权疆界明确;二是同一地域共同体的公民基本权利，包括政治和社会福利权利一律平等。

中共建国后，毛泽东推动激进的“平等价值试验”，试图建立全新的乌托邦共同体。单位社会就是人民公社试验失败的产物。单位社会有两大原则，一是城乡二元，城市居民在文化和社会福利方面享有全面特权;二是单位内尽量讲平等，但单位之间分等级。中国改革创造了很多令人意外的“奇迹”，其中之一就是，单位社会这样极不平等的权利安排，竟然能够支持中国经济“奇迹”般的高速增长。

如何理解这些奇迹后面的机理？用科斯理论来解释，就是中国大幅度地降低了各种交易成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降低了跨越城乡和地域的劳动交易成本。这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农民工”制度。这样做的结果，确实如科斯理论所预期的，迅速增加了财富，但也突破了科斯理论的边界。因为我的理解是，科斯讨论交易费用，关注的是企业边界问题，而不涉及共同体边界问题，而大规模使用来自其他地域共同体的劳动力，涉及了共同体的边界问题，也就是大规模使用非本地居民的劳工，不仅涉及了生产结构（科斯自己认为他关注的是这个问题），即物质再生产过程的劳动分工问题，也涉及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分工问题。科斯理论对中国经济学者的误导就表现为，这是一个无需面对的问题，因为科斯没有讨论。这当然不是科斯的责任。

科斯定理确立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

本文不准备讨论中国大规模使用农民工实现高速增长中的各种道德和不公平问题，不是因为这些问题不重要，而是要聚焦在中国以这种“模式”改变了世界大格局之后，给自己的内部秩序和世界秩序带来的挑战。

中国大规模使用异地劳工，包括大量使用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及其他非本土公民来推动高速增长，一方面获得了改变世界格局的经济成就，同时也彻底解构了单位社会的群群权界和群己权界。由此带来的挑战就是，如何来界定新的群群权界和群己权界？科斯理论并没有给我们答案，事实上，我认为科斯生前一直在期待中国学人给出自己的答案，遗憾的是，中国学人，包括知青学者和后知青学者，对此莫衷一是，远没有形成任何有行动意义的共识，这是中国的治理危机日益严重的一个认知方面的原因。

自由派中不乏这样的学者，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所谓的“中国特色”，要解决改革带来的治理难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学美国的联邦制。我的看法是，主张联邦制的人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挑战，那就是如何去说服中国如此众多害怕分裂，害怕动乱和害怕内战的同胞？如果他们做不到，联邦制就永远是空谈。

自由派中也有不少这样的学者，他们认为中央政治集权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完全可行的，因此无需地方自治。只要中央政府下决心彻底实行土地私有，彻底取消户籍制度，每个人想去哪里居住和工作就去那里，中国的一切治理难题都自然会迎刃而解。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本质上是回避中国如何实现从“官治”社会转向民治社会的难题，也就是转向自治社会的难题，而这个难题其实是无法回避的，因此，没有地方自治的自由市场经济，也完全是乡愿。

中国崛起已深刻改变世界秩序格局

自由派回答不了中国的治理难题，日益失序的中国社会自然就刺激了“左派”的想象力。但“左派”的想象力也回答不了当权者必需每天面对的现实挑战。中国的现实是，如果真回到毛泽东时代，很多人已经有能力选择用脚投票，离开中国，从而不仅危及国内秩序，而且对已经开始动荡的世界秩序带来更大冲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层的基本感觉就是，单位社会解构后的中国，已经很难有可以信任的社会力量可用，因为官僚阶层已经被降低权钱交易费用的种种“改革”所腐蚀，而民间的信任网络又没有与高层形成有效互动。于是，这导致中国陷入了一场两线作战的困境。一方面，必须持续保持反腐的高压以监督官僚系统，一方面也要警惕民间的各种信任网络。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所谓体制化现象，就与这种考量有直接关系。但这种格局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也会刺激更多人用脚投票，从而不仅危及中国的内部秩序，也威胁到世界秩序。

知青世代“社会学想象”的当代意义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项飙认为中国已经出现“社会学想象过剩”，主张后知青学者更从容地展开“人类学想象”，我以为是不现实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人类学想象，而在于不应该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我的理解是，一个国家的知识精英有没有社会学想象力，关系到这个国家有没有创造未来秩序的行动能力，而有没有人类学的想象力，则关系到有没有创造好秩序的智慧。中国其实不存在“社会学想象”过剩的问题，而是缺乏有集体行动意义的社会学想象，缺乏有现实感的社会学想象，更缺乏对人性有深刻理解的社会学想象。而这一点，与中国学者的知识不足有关，包括人类学知识不足有关。

在我看来，人类学的一大贡献，就是深化人类对自身，也就是对人性的认知。今天的世界又面临着类似当年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滥觞的世界秩序危机，造成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贫富悬殊和不公平，“左派”和右派的社会学想象力都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

应该说，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人类对自身的认知已经有了革命性的突破。就在过去几十年，人类对整个宇宙和生命秩序的形成机理又有了全新的知识，对人类的起源和文化演化的脉络，也真正有了整体性的把握，因为人类的认知有了过去不敢想象的新手段。考古人类学家现在可以从一颗牙齿，知道一个史前人一生的营养和健康变化，以惊人的精确程度还原当时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状态。语言人类学可以在各种科学手段的支持下，找回已经无人会读的古文字读音规则。总之，人类对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几个古老的问题，已经有了非常扎实和全面的知识。这对于我们理解人类扩展合作秩序的能力和潜力，想象可欲亦可行的未来秩序，奠定了比马克思时代坚实得多的知识基础。

正是在这些关于人性的全新知识的基础上，现代的进步主义者早已放弃了马克思时代的那种幼稚的乐观主义，而对人类给自己带来的总体风险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气候变迁、大规模贫困以及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的全球性威胁，正在敦促人类迅速地扩展合作秩序的规模以应对这些挑战。

这个全球性挑战面对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国家间巨大的发展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大规模移民压力。中国经验与世界秩序的一个关联就在于，这个全球治理的难题，也是中国内部治理的难题。如果中国不能解决自己的这个治理难题，就会加剧世界秩序的困境，反过来，如果中国以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创新解决了这个难题，中国就有机会为建构新的世界秩序作出划时代的贡献。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成功还是失败，由于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已经获得的地位，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中国已经绑架了21世纪的世界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内部秩序的重建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将是同一个历史过程。那种以为中国只要不管别人的闲事，自己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的想法是完全脱离实际，也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中国和世界共同面临的治理挑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难题：如何既维持住地域共同体的边界稳定，又最大限度地从劳动“跨越边界”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中获益。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也是能够解决的难题。对中国来说，这已经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因为农民工制度在帮助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治理难题。

那么，中国面临的这个挑战与知青世代的文化遗产是什么关系？与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世代交替又是什么关系？首先是，这个危机很紧迫，搞得不好后果会很严重。虽然我们已经老了，但我们完全可能不仅看得到，而且会直接承受中国治理失败的严重后果。对此，我们有双重责任，一重是，我们对造成今天的治理危机有责任，一重是，我们对解决今天的危机也有责任，因为我们还有行动能力，还有各种资源，其中包括我们的经验和信任网络。

其次，我认为，知青世代的文化遗产对于应对今日中国治理危机的挑战，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项飙注意到了“老知青”世代正在退出国家机构的舞台，但他忽视了另外一个现实，一个“新知青”世代已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这个新知青世代与老知青世代有相似之处。我指的“新知青”当然不是指项飙这一代，而是指1999年大学扩招以后的这一代大学毕业的“知青”。

大学扩招的主意是一位老知青根据西方的“需求端经济学”提出来的，它被决策者以机会主义的态度采纳和实施，改变了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和他们家庭的命运。因为许多人的教育投资没有买到期望的社会上升机会，也没有买到有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很多毕业生不得不面对与农民工竞争就业机会的现实。坦率地说，我对他们几乎是毫无所知，但我相信，他们中间很多人会像当年的知青一样，有一种想“翻转”这个世界的冲动，这种冲动可以是非常破坏性的，也可以转化成非常建设性的。应用Tilly的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会建构什么样的信任网络，这种信任网络有没有可能与公共政治实现整合。

老知青世代的文化遗产，特别是他们的信任网络，有可能对新知青的信任网络，乃至对更多的社会信任网络施加积极影响，从而提高整个中国社会的“有机性”，化解中国的治理危机。

我的这个判断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老知青的信任网络有力地支持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这个信任网络至今还有活力。当然，这个可能性未必成为现实，但我们必须尽力让它成为现实。因为正如项飙在他《跨越边界的社区》书中所说的，“这是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大显身手的时代，社会运行的重要逻辑恐怕已不是‘经长期共同生活’而积淀下来的结构，而是人们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策略（还有‘社会学想象’——笔者）而进行的‘建构’”。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更无退路。

谨以此文纪念我和项飙在另一个世界的共同朋友，王汉生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