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思想全面向碎片化退守的时代，如果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感受到席卷与改造一切的力量，大约就是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新经济了。

与互联网有关的议题充斥着公共空间。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互联网本身构成了公共空间，它已经不仅是一个技术概念，而同时是组织方式、利益主体与附着其上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它高效、庞大，精通动员组织之道，犹如一个悬浮于不同文化与地域之上的新帝国。从快播庭审中进退失据的公诉方与振振有词的被告人，再到百度贴吧被售卖事件所激起的广泛批评，这两起事件虽然各自激起了全然不同的社会情绪，但其中真正的被诉者，与其说是个别跨越道德底线的公司，恐怕更是自无秩序状态中脱胎的互联网帝国本身。当此一帝国不再满足于占领那些自身所开掘出的经济处女地，而是主动去改造和征服社会政治生活时，势必要面临着无尽的争议与冲突。

从诞生伊始，互联网技术就被赋予消除一切障碍、打破一切隔阂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伴随着“连接一切”的口号的，是互联网组织——包括互联网企业和被互联网技术所组织起来的公众——与旧的商业世界之间的大量冲突，表现为大量难以界定的违法侵权。正如胡凌文章所指出的，这种冲突是生产方式的差异带来的必然结果。主流舆论中的互联网中心主义者与习惯了“免费午餐”的互联网使用者，对这种冲突操持着当年福山般的乐观主义论调，他们相信互联网所唤起的全新生产力注定终结专制和低效的旧经济。然而现实世界所正在发生的故事却是，借助着零边际成本的信息技术，重新组织起各类传统商业领域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已经无法只继续充当一个中立的技术工具，而是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这与其成长所依赖的自由资本的逐利本性实质上互相冲突。因此，这表面上是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的冲突，实质却是新世界的内在冲突。

当这一冲突触及作为传统政治核心枢纽的政府时，其所带来的隐忧自然更加深重。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与治理能力来源于对统治区域内各类“数据”的统计与认证，而中国互联网商业模式崛起的秘诀更在于数据：以免费服务换取用户数据，再依据数据巩固用户粘性，最终通过垄断实现资本获利。李谦文章揭示出了在中国数据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所秉持的政治逻辑与互联网所操持的经济逻辑，这看似完全相悖的两大逻辑内在具备的统一性;甚至经济逻辑已经置换了政治逻辑，成为中国数据开放的主线。因此，对于在过去三十年中形成了一套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锦标赛体制的政府来讲，将政府数据与互联网数据经济相结合，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各地政府竞相进行政府数据公开计划的内在动力。

这不由让人怀疑，主导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辉煌的技术官僚理性，是否能灵活而公正地应对本应讲求正义、透明与社会发展原则的政府数据开放？以数据开放为中心的政企合作若不能克服互联网帝国的内在冲突，恐怕势必为其所克服。正如近来中国互联网巨头在危机公关中所操持的责任话语，它表面上强调公司的监管责任，实质上却试图以此来遮蔽互联网公司所应当担负的更广泛的公众责任。

究竟何种力量才能够解决正在生长的互联网帝国的内在问题，担纲这一责任的应是怎样的政治主体？王洪文章描述了在“网民”这一简单称谓背后，对网络时代新政治主体的构建过程：高蹈的“网络公民”理想与不自知的消费者，以及大量正在被商业力量所链接，其话语却无法进入公共空间的社会底层。时下互联网正在经历资本寒冬，新一轮的兼并重组正在展开。制衡的力量究竟来源于外部还是生长于帝国内部，依然是一个有待观察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