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英　春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12)



台湾文学期刊《现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研究

徐英春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12)

摘要:在重男轻女的传统社会中，中国女性一向缺少应有的社会地位，而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女性们，不仅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人格尊严可言。台湾文学期刊《现代文学》塑造了一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缺少家庭庇护，遭遇亲情背弃；缺少一技之长，身心都遭受社会各方面的压迫和欺凌；情感路途曲折、坎坷，曾经拥有的希望幻灭，虽然努力挣扎却无法摆脱厄运，最终只能随波逐流，在不幸中继续沉沦下去。

关键词:台湾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女性文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学期刊《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创刊于1960年3月，公开发行了13年，共出版51期，于1973年因经济原因第一次停刊。1977年得到经济支持复刊，出版了22期之后，于1984年第二次停刊。该刊除刊发诸多优秀的原创性的小说之外，还系统地、大量地介绍了西方现代艺术学派和文学潮流。如卡夫卡、劳伦斯、福克纳、加缪、伍尔芙、乔伊斯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中国大陆广泛推介的西方现代派作家都曾以评介专号的形式被郑重介绍过；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李昂、施叔青等一大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重量级作家都是从这个刊物起步并成长起来的。该刊对于整个台湾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刊发了一批描写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人形象的文学作品。陈映真的《将军族》、王桢和的《快乐的人》、延荣洲的《那船》、何文振的《脱衣舞娘》、白先勇的《孤恋花》、叔闲的《春香旧事》都是以社会底层的女性为主人公进行文学叙事的。

“文学创作与作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密不可分，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物质生活以及政治、伦理、道德、审美情感都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1]。中国台湾社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仍然处于社会巨变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磨合期，虽然传统价值观念和体系遭遇外来冲击，但是在以家庭为最小单位的社会体系中，传统父权、夫权制度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女性依然依附于男性居于从属地位，因此她们不得不固守千百年来的封建传统信守贞洁的观念。上述小说中的女性都是在传统封建环境中成长的女性，都视女性贞洁为做人的根本，然而，她们的贞洁很不幸地被以各种方式夺去，于是，她们的厄运就开始了。

《那船》中的港口妓女很小的时候就被一个胖男人夺去了贞洁，作为一个受害者，她本应是被同情和安慰的对象，然而，在视贞操胜于生命的传统观念中，她却成为辱没门风、给家庭带来羞耻的人，她妈妈为此“咆哮得像个狮子，扭着她的头发，狠咬她的手臂。那次，她学会了眼睛根本不必再流泪”。她离开了家庭，跟着初恋亚中来到港口，希望能够跟他结婚，与之共度一生。亚中是一个戴着白色宽沿儿帽子的二副，有着铜红色的皮肤。他们一起生活了三四年，就像夫妻一样，可是他根本不打算娶一个失去贞洁的女人，所以他谎称还不到结婚的时候，然后在某一天早上，留下了两万元新台币就再也没有回来。亚中的突然离开让她再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已经失去了贞洁的女人。如果说幼年失贞给她带来的是肉体的痛和心理的恐惧，那么亚中的离开带给她的则是精神上、心灵上的幻灭和绝望。等那两万元全部花完之后，她就成了所有人的船，“载任何人的船，有黄的、红的、黑的、白的各色各样的皮肤……”看到小水手叫着一个女孩的名字醒来，搂着她哭，她感慨小水手是“还不知道有泪往肚子里流的年纪”，而她的泪水早就随着家庭的背弃、爱人的离开干枯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她又笑了，龇着牙，从她脸上可以掉下没有哭相的哭”。

对于传统女性来说，贞洁与做人的资格是紧密相连的。一旦失去贞洁，就意味着女性防护、自卫的堡垒被彻底摧毁，任何男性都可以无所顾忌地长驱直入。

《将军族》里的小瘦丫头才十三四岁就被家人卖到了需要出卖肉体的地方，可是她为保护自己的贞洁不受侵犯坚决反抗，即使离家出走也在所不惜。被卖到妓院之后，也依然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贞洁，结果被残忍地弄瞎了左眼。而当她的贞洁被亵渎之后，她的反抗意志顿时垮掉了。她无奈地接受了出卖肉体的行尸走肉的生活。《孤恋花》中的娟娟的人生也是从失去贞操那一天被毁灭的。她十五岁的时候就被自己的亲爸爸强奸了。而当她怀孕了，那个猥琐、无耻的男人却当众骂她“偷人！偷人”，从而将社会舆论和谴责的矛头引到了她的身上，使弱小无助的她毫无招架之力。最终，走投无路的她只能沦为出卖肉体的妓女。

不再贞洁的她们没有家庭庇护，找不到精神归属，竭力挣扎却无法摆脱厄运。对于她们来说，活着本身就意味着无止境的痛苦。男性是他们命运的主宰，而她们仅仅在男权社会中充当着工具或玩具。她们被家庭牺牲、被社会压迫，只能自我放逐于社会底层艰难生存。她们是男权社会中的匆匆过客，来时不被关注，去时亦无声无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血缘、家族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无论在社会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家庭往往是一个温暖的词汇，总能够使人联想到父母无私的爱、兄弟姐妹的手足深情以及夫妻间相濡以沫的爱情。然而，《现代文学》中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性遭受厄运的原因却与家人亲情的背弃不无关联。

“家庭是指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亲属之间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家庭是幸福生活的一种存在。……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设置之一，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和群体形式。” 然而，上述小说中的女性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并不是以独立人格存在的。在传统的父权、夫权家庭模式下，她们通常被物化，只是家中的劳动工具，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还像商品一样被无情地出卖，成为以牺牲肉体来挣钱的工具，如《将军族》里的小瘦脸、《春香旧事》中的春香，都需要通过出卖肉体来解决家庭中的经济问题。而更有甚者，她们还是家中掌握经济权力者泄欲的工具，如《孤恋花》中娟娟的生父竟然无耻地利用自己在家庭中的男权地位多次侵犯依附于家庭的女儿。

小瘦丫头是具有传统家庭观念、逆来顺受的善良女性的代表，被家庭背弃的她依然认同亲情，当她家里来信说因为她的逃离家中需要变卖仅有的田产还债时，她毅然决定回归家庭以拯救家人于水火之中。尽管家人无情地视她如草芥，将她推向那任人凌辱的火坑，可是她依然牵挂他们，“田不卖，已经活不好了。田卖了，更活不好了。卖不到我，妹妹就完了。”爱慕她的老兵把自己的退伍金给了她，希望能够帮助她免受凌辱之苦，可是，她还是被自己的家人背叛了。虽然带回去的钱已经超过了家人之前要求的，可是她却还是被卖了。残酷的现实使她彻底放弃了对家人残存亲情的依恋。这种放弃意味着她失去了精神层面仅有的归属感，意味着她从此成为心灵上漂泊无依的孤儿。

娟娟从出生伊始便注定了不幸的命运，因为她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她的妈妈是个疯子，她的父亲则在男权制度的维护下坚信自己拥有处置妻子的绝对权力，因此，他公然将失去自我意识的妻子绑在猪圈里。缺少母爱的娟娟孤单落寞地成长着，而变态乱伦的父亲又无耻地施暴于她。对她来说，本应给她温暖呵护的家庭不但没有成为躲风避雨的港湾，反而成了给她无限痛苦和屈辱的牢笼，迫使她走向更不幸的深渊。

在重男轻女的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小瘦丫头、娟娟、港口妓女、脱衣舞娘这样的未嫁少女，还是如含笑、春香这样已为人母的女性，都是家庭地位低下的个体。在她们的家庭中，经济大权由男性掌控，社会关系由男性处理，文化教育也只能由男性来享受，一旦离开家庭，她们就陷入了没有物质保障、没有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的艰难境地。对于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一无所长的她们来说，唯一能够支配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她们是被家庭所背弃的一群人，精神上自我放逐、漂泊无依；物质上依靠肉体本能艰难地生存。她们渴望得到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但是在内心深处，传统贞操观念仍然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已然失去了贞洁的她们不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得重生，恰如《快乐的人》中含笑所说的那样，虽然她们想过正常的生活，可是失去贞洁已经使她们不再完整，“像个缺手断腿的人，巴望着有朝一日会再长出腿生出手一样的荒谬、可笑”。

虽然含笑和春香能够用自己的方式从男人那里获得金钱，可是她们的内心深处仍然渴求家庭的温暖。《春香旧事》里，春香的丈夫对她还有夫妻之情，春香也渴望回归家庭。“从接信那日起，春香决定回家，以后的两个星期，仍没有动摇的意思。……家里春雄要小学毕业到城里读中学，春香思量着要赚多少钱。干！手边没有一个钱，找秦保才要去……”但是，思念的亲情无法战胜她内心道德上的愧疚感。给家里寄了钱之后，她又继续过起了以前的日子，而家人得到了她用肉体换来的钱也不再要求她回归了。那些钱，固然证明了她内心依然有爱子爱家的情感，但同时也是她不守妇德、失去贞节的铁证。她无法面对现实生活中社会道德的审判。而在《快乐的人》中，有很细腻、很复杂的心理描写，表现了含笑处于沦落中的道德挣扎和心理期盼。

无意中得知邻居绿珠的暗娼生活状况后，含笑情绪烦躁，哭泣了很久，然后告诉自己跟绿珠是不同的：“我也是混活的，可是我混得很堂正，断不会轻看自己，坑进窑子，一味走下流。哼!绿珠，你们那帮混事由的，实在羞耻！她仰着脸，傲然地——我哪一点跟她们那帮人一样？” 绿珠仿佛是镜中的自己，绿珠那令人不堪的生活正如她自己的一样。含笑感受到了自己与绿珠殊途同归的命运，可是她的羞耻感、道德感却使她不愿承认她们之间并无本质区别的现实。

她们很清楚地知道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基于传统道德观的羞耻感使她们饱受精神折磨，而她们的肉体则成为社会男权势力凌辱和压迫的对象。由于贞洁已然不复存在，这些女性对于社会压榨者来说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她们是只具有符号性的女性，是非人的存在，于是便被施以了非人的折磨，最典型的便是《孤恋花》中的娟娟和五宝。

娟娟不幸生在那样的家庭中，而更不幸的是，缺少一技之长的她走出家门之后被一个叫柯老雄的嫖客看上了，被夜以继日地折磨。“她走进房来，一声不响踢落了一双高跟鞋，挣扎着脱去了旗袍，身子便往床上一倒，闭上眼睛，一动不动了。我坐到她身边，替她卸去奶罩，她那两只奶头给咬破了，肿了起来，像两枚热烂了的牛血李，在淌着黏液。……我拿起她的手臂来，赫然发觉他的手腕上一排四五个青黑的针孔。”强悍、雄壮的柯老雄是典型的变态，通过向社会最底层的女性施暴来满足自己在正常社会秩序中萎缩的雄性人格。与娟娟相同命运的五宝身上也常常留下被龟公华三殴打的痕迹。“她雪白的胳臂上印着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是华三用那杆烟枪子烙的……”在心理上要忍受屈辱出卖肉体，在生理上还要承受疯狂、残忍的变态虐待，对于娟娟、五宝来说，活着只有痛苦。

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娟娟以绝望的反抗求得彻底的解脱，“娟娟双手举着一只黑铁熨斗，向着柯老雄的头颅，猛捶下去……”她杀死了不把自己当人对待的恶魔柯老雄，可自己也因无法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而疯狂了。“她不认识我们了，我叫了她好几声，她才笑了一下，她那张小小的小瘦脸，显得愈更苍白消瘦，可是奇怪的很，她的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对于娟娟来说，失去了自我意识的疯傻状态是一种解脱。杀死柯老雄固然是一种反抗，可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无法再承受来自人世间的磨难，因此，历尽沧桑的她以绝望的心态报复了施暴于她的恶魔，渴望由此从无边苦海中得到彻底的解脱。有人评价她因此“超脱了时间和社会，达到了一种境界”，作者白先勇对此亦表示认同：“到最后她疯傻以后倒返归童真……对外面的世界，她正好超出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超出了历史，超出了她的苦难。”[2]

虽然经历了无数负心男子的非礼、玩弄、折磨、抛弃，可是她们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对爱情的向往。她们依然渴望真爱，渴望平常人的家庭生活。然而，源自传统社会道德观的评价尺度使她们在进行自我评判时断定——不再洁净的身体已经让她们的灵魂同样变得肮脏了。因此，即使有机会面对纯净、真挚的爱情，她们也会自惭形秽，退避三舍。她们不敢相信自己还有追求幸福的资格。这使得她们的痛苦愈发深重了。

《脱衣舞娘》中如行尸走肉般的脱衣舞娘偶遇一个医科大学生，“他双目澄澈地望着她，她这时战栗得无法自制——他是个思考的、有脑子的、清醒的人类——她无法抵拒，虽然她狂喊、纵酒、性交、奔跑……”那个人使她想结婚，想过正常人的生活。然而，当她提着行李箱打算跟他走的时候，她突然感觉到自己的世界与他是那么的不同，对自己的身体充满厌弃的她没有信心跟这个大学生平等、幸福地生活下去。于是，她退缩了，“她提着行李箱向着来路走回去，身躯萎缩地走进街道”。

虽然她们梦想着能够拥有纯洁的爱，但是残酷的现实早已使梦境残缺不全了。为此，她们甚至不能去爱所爱之人，因为饱经沧桑的她们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和条件。

小瘦丫头和老兵在一个康乐队相识。那时她只有十五六岁，又瘦又小。他们一起跟着康乐队在大卡车里颠簸，到处演出。他吹小喇叭，她跳舞兼小丑。一个月夜，他得知她要被家人卖掉便偷偷把自己的退伍金三万元留给她，然后悄悄离开了。他没有想到那些钱并没有能够阻止小瘦丫头的厄运。被家人卖到妓院后的小瘦丫头凭着一种对老兵发自内心的思念坚持着活了下来，任人践踏自己的肉体。她挣够了欠债主的钱，又攒够了老兵的退伍金，之后，她离开那人间地狱开始寻找老兵——那个真正视她为“人”的精神伴侣。五年后，这一对苦命人在某家丧礼上重逢：此时她已是乐队的指挥，“已经变得很婷婷了……留着一头乌油油的头发，高高的梳着一个小髻。脸上多长了肉，把伊的本来便很好看的鼻子衬托得尤其精神了。”而他的头发已经秃了大半，轻微的笑都皱起满脸的波皱来。她告诉他自己一直在寻找他。他们曾经有戏言，说如他借给她两万五她就给他做老婆。然而，五年之后相见，她感慨自己身子不干净，不能嫁他；而他认为自己的皮囊比她的还要恶臭不堪，于是，他们相约来世相伴。“第二天早晨，人们在麦田里发现了一对尸首。男女都穿着乐队的制服，双手都交握于胸前。指挥棒和小喇叭整齐地放置在脚前，闪闪发光。他们看来安详、滑稽，却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就像两个大将军呢！”他们需要的并不多，仅仅是同病相怜的相依相伴。可是，他们尊重对方的人格，不仅渴望为对方付出纯真的爱，也渴望为对方献上纯净的躯体。

法国女哲学家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经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中国信守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就是被塑造出来的。“在父权社会背景下，其派生的文化价值系统便不能不以维护父权制度为目的……男性主宰、女性服从和男性优越、女性低劣的范式显然是一个精心制作的结果而非自然的秩序”[3]。女性贞洁观就是这种男权社会中派生出来的价值观念。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传统中国女性长期很自然地被塑造成了男权阶层所期待的那样，高度认同男权制度下由男性设定的贞操观。中国传统文学中不乏风月场中才子佳人的故事，然而，《现代文学》中展现的这些女性形象很不幸地生在一个缺少怜香惜玉者的男权社会。在她们的世界中，代表着男权压迫制度的父亲、丈夫、男朋友、相好都不同程度地伤害了她们，而她们缺少权力和制度的庇护，丝毫没有反抗之力，只能被动地接受各种压迫和伤害。她们认同贞洁与女性身份的同一性，认为自己既然失去了贞洁，也就失去了在男权社会中做女人的资格。于是，她们舍弃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成为社会最底层挣扎着的生命。在挣扎的间歇，她们的心灵偶尔会感受到一些纯净、美好的影像，能够勾起她们对美好生命的渴望，然而黑暗的现实社会很快就会使这种梦幻般的渴求破灭，她们则永远挣扎在社会底层。

参考文献：

[1]徐英春.倾听历史的回音[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115.

[2] 刘俊.文学创作：个人家庭历史传统——访白先勇[J].东方丛刊，2007,(1).

[3]孙绍先.女权主义[J].外国文学,2004,(5).

[责任编辑：修磊]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5-0141-04

作者简介：徐英春(1972— )，女，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b65)；吉林大学种子基金项目(2015ZZ013)

收稿日期：2015-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