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晨

千字文与古代收藏的关系

《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周兴嗣受梁武帝之命，为诸帝子们编写的一部识字读本。据唐朝人李绰的《尚书故实》记载：“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这段话把《千字文》成篇的前因后果及全部经过，叙述得非常明白。

《千字文》形式整齐，共250句，每4字一句，4句一组，两句一韵，前后贯通。因其全文共用了1000个不重复的字，故名曰《千字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要管理的书籍、器物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古人不会阿拉伯数字，也没有更好的方法来管理自己的收藏品，加之人们对《千字文》又非常熟悉，而且《千字文》又不重复，所以人们开始用《千字文》作为编号，对藏物进行管理。

早在唐朝敕编佛经典藏的时候，就出现了应用《千字文》编次对佛经典籍进行收藏管理了。开元十八年（730年）智升编纂的《开元释教录》24卷，其中《略出》4卷首创以《千字文》顺序对经典目录进行了编次（每字一般10卷左右），共入藏1076种，5048卷，《千字文》编次由“天”字至“英”字480帙。《千字文》在这里，既标明了藏经入藏的位置，又便于众多佛典的整理、检索。这是当时非常科学的编目方法，也成为宋代以后木版雕印大藏经编次遵循的蓝本。

到了明代，无论是藏书还是收藏品，大多使用《千字文》来进行编次。如明文渊阁的藏书、明朝人赵琦美的脉望馆藏书及书目，都是用此方法来进行管理的。再如明代的大鉴藏家项元汴，其收藏之富，鉴赏之精，在明朝一代私家收藏中堪称巨擘。他所贮藏的书画精品，常在幅左右下角用《千字文》的一个字作为编号，例如传世著名的唐韩滉《五牛图》卷，有“此”字编号，五代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卷有“摩”字编号，元王蒙的《稚川移居图》轴有“圣”字编号等。

清代宫廷使用《千字文》

到了清代，宫廷对《千字文》进行了改进，《冷庐杂识》中记载：“雍正元年，礼部议准，乡、会试朱卷字号，将《千字文》内不佳字样拣去荒、吊、伐、罪、毁、伤、悲、虚、祸、恶、竭、尽、终、贱、离、颠、亏、疲、逐、邙、惊、坟、弱、倾、困、灭、弊、刑、翦、杳、冥、黜、讥、极、殆、辱、耻、逼、索、寂、寥、散、累、遣、戚、凋、委、落、宰、饥、厌、故、祭、祀、颡、悚、惧、恐、惶、骸、垢、骇、诛、斩、贼、盗、捕、叛、亡、魄、孤、陋、寡、愚、诮共七十五字，又亚圣孟子名应避，及数目四、五、六、九等字与号数复，亦皆勿用。余按：鲍氏《知不足斋丛书》以《千字文》编页，改‘祸因恶积句为‘禄因功积，盖亦以字之当讳而易之也。”

到了乾隆时期，以《千字文》作为编号被广泛运用到了宫廷之中。据《福建通志·钱法志》，乾隆四年（1739年）宝福局的钱炉字号分别是“天”、“地”、“人”、“和”，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铸炉字号分别是“物”、“阜”、“民”、“安”，其作用是缓解市面钱荒的问题，并可起到防伪的功用。

后来《千字文》又被运用到了对掐丝珐琅炉瓶盒三式的管理上。从乾隆朝养心殿造办处活计档案看，乾隆七年（1742年）八月的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皇帝命令“照建福宫掐丝珐琅三件一分炉瓶三式多做些，其款用《千字文》号数落”。从以上短短数句的记载来分析，这种掐丝珐琅炉、瓶、盒三件为一套，而且档案上明确记载，其款用千字文号。《千字文》号在这里起编号的作用，相同的编号为一整套。它也代表了它们最初在各个宫殿、苑囿的摆放位置。

对乾隆朝养心殿造办处活计档案上记载的炉瓶三式烧制情况来进行统计，仅乾隆七年（1742年）十月至乾隆八年（1743年）四月短短半年时间里，便烧制了“天”、“地”、“黄”、“宇”、“宙”、“暑”、“余”、“成”等30余套炉瓶三式。又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二年，五月，闰七月，六月，珐琅作，初六日接得库掌栢永吉押帖内开，初二日总管李裕传旨，将掐丝珐琅炉瓶三式做五十分，钦此”。仅从以上制作炉瓶三式的数量上即可知道，这种器物在乾隆时期的宫廷内是十分盛行的。

再从《翔凤阁恭贮宫殿各宫并文溯阁、夏园、广宁行宫陈设器物清册》（道光年）来看：“‘迪光殿陈设：掐丝珐琅炉瓶盒一份；‘清宁宫陈设：掐丝珐琅炉瓶盒一份（随黑漆描金香几）；‘文溯阁陈设：铜掐丝珐琅炉瓶盒一份（盒缺盖，随珐琅铲箸，有座）、铜掐丝珐琅炉瓶盒三事一份（缺炉座）。”从此记载可以看出，到了清晚期，这种炉瓶三式还是比较流行的，用作宫廷、苑囿室内几案的陈设品。

为什么《千字文》被如此广泛地运用呢？究其原因，是因为“字无重复，且众人习熟，易于检觅”，所以“今之科场、号舍、文卷及民间质库、计簿，皆以其字编次为识”。也正因如此，乾隆时期的掐丝珐琅炉瓶三式的底款才会刻有《千字文》编号。

沈阳故宫藏炉瓶三式

在赵汝珍的《古玩指南全编》中对炉瓶三式的定义进行了诠释：“炉瓶三式为北京通行之语，外省并无此制……炉瓶三式者，即香炉、筯瓶、香盒三物，焚香必备之物也。”

元明清时期开始流行成套的香具。元髻僧的《祇园大会图卷》（山西省博物馆藏）中就绘有一组香具，应该算是炉瓶三式最早出现在绘画作品中的完整形象。

明代的绘画中也出现了炉瓶盒。如，明代佚名画家的《千秋绝艳》图卷中，出现了“莺莺烧夜香”、“班姬续夜香”的情景，画面上均同时出现了炉瓶盒。就这样，古代女子“添香”的场景跃然于眼前了。

到了清代，炉瓶三式在小说和绘画中更是作者常常信手拈来即成风致的一抹俏色。它既是一种衬托，也是当时生活的一种重现。如清佚名《雍正妃行乐图》、清禹之鼎《乔元之三好图》、清王愫《梧桐仕女图》、清陈字《玉局敲闲》、金廷标《簪花图》等画中，都有炉瓶三式的身影。

查阅《乾清宫东暖阁陈设档》《昭仁殿陈设档》《储秀宫陈设底档》《畅观堂等处陈设清册》《静明园影湖楼陈设档》《乾隆五十五年清查陈设册》《嘉庆十六年演武厅陈设册》《避暑山庄图咏》中《万壑松风陈设册》后，我们不难发现：炉瓶三式是清代宫廷、苑囿日常生活重要的陈设用品，常被放置在书房、厅、堂的案、桌、几上，有时也放在卧室的床上。而净房中只放置瓶、盒二件。

清代做炉瓶三式所用的材质也十分广泛，有玻璃、瓷器、玉、珐琅、金镶宝石等。

清代喜欢为炉瓶三式配置讲究的木座。到了乾隆时期，炉瓶三式尤为盛行，珐琅质地的炉瓶三式，均在器物底部，刻有年款、《千字文》编号。这也是鉴定这一时期器物的重要特点之一。

炉瓶三式的摆放与使用

据记载，炉瓶三式的摆放很有讲究：“焚香时中陈香炉，一旁置一筯（箸）瓶，一旁置一香盒。香炉为焚香之器，固任人所知者，所焚之香并非今日成束之线香，乃香面或香条也。故焚时必用铜筯（箸）与铜铲，筯（箸）瓶即放置筯（箸）铲之用，香盒即贮藏香面或细条之用，如焚线香则不需此二器。但佳香多非线香，故此二事定为焚香之不可缺者。”

炉瓶三式焚香的具体方法为，首先在炉中预置香灰，待香炭烧透后，再用瓶中的铜箸夹入灰中浅埋。然后用铜铲将香灰压平，再用铜箸将香灰戳些孔眼（以便香炭能够接触到氧气，不至于因缺氧而熄灭）。炭上置片状隔火（隔火，香炉中用以盖火之具也，材质有各式砂片、瓷片、玉片……金银片），隔火上放置香饼（香丸、香饼放在隔火板上，借着灰下香炭的微火烤焙，缓缓将香气挥发出来）。这样做既可以尽量减少烟气，又能让香味持久。

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两套清乾隆掐丝珐琅勾莲纹炉、瓶、盒三式，皆镌有“乾隆年制”年款，款下分别刻有“田”、“色”千字文编号，这体现出了清朝前期对汉文化的接受，同时也是对汉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结果。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炉瓶三式，多为不成套的，而三件成套保存完整的尤其难得，因此更显珍贵。这种利用掐丝珐琅工艺制成的炉瓶三式，既是实用品，又是艺术品，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