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会林

大国之大，并非体量庞大、肌肉强健，更在于文明昌盛，垂范万邦。拥有世界范围的巨大文化影响力，是大国全面崛起的重要标志。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其悠久的文明和庞大的体量，决定了我们应该形成自己的全球文化影响力，不断创造新的文明智慧贡献于世界，努力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新可能。

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和正视一个事实：即当代中国经济与文化在世界格局中存在着严重的“不相称性”——这意味着加强构建当代中国文化，成为一项必须的、紧迫的，并且有着巨大发展空间的战略任务。

另一方面，文化发展完全不同于经济发展。如何在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内促生具有世界先进性的当代中国文化，对外摸索出更成熟有效、容易被海外国家主动接受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机制——我们需要从国家行为到民间交流各个层面的实践探索与学术研究。

今天人类面临太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因此世界需要更多的协同合作以求共赢。然而，正如“人人生而平等”却存在客观上的不同角色和责任一样，国家之间的“法理平等”并不能掩盖事实上角色和能力的差异。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能仅仅发展自己，而应该思考并努力应对那些全人类的困境，寻求人类未来更好的可能性。

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太多人类的不幸。今天的世界仍然很不太平：欧洲难民潮中，叙利亚3岁小男孩“艾伦之死”是对整个人类良心与智慧的拷问。发生在法国巴黎与马里首都的恐怖主义袭击血案，更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秩序的公然挑衅。为什么人类的文明与智慧无法阻止此类灾难的不断重复发生？

答案也许是“有限资源与无限利益的争夺”；也许是不同文明之间还没有真正学会互相理解和尊重；或者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建立起一种更好的人类文明——可以让不同民族、国家都有公平的发展机会，而不是以“丛林法则”决定利益分配的人类文明共识。

既然利益是各国发展无法放弃的权利，那么利益分配的原则也许是我们还可以思考的路径。联合国的成立和各类国际公约、准则显示了人类文明令人欣慰的进步，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文明”的拳击手套掩盖不了拳头才是决定性因素的事实。

不同文明在交流、汇通的过程中当然会有误解、抵抗甚至冲突，但更多的还是谅解、融合与创新。在这个多元的世界，我们既要承认不同民族国家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的经济和科技保持着较好的发展态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上不断提高。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的角色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在努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在中国流传着英国政治家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话：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因为中国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体系（此语出自撒切尔夫人的著作《治国方略》中的一段话，英文原文是：“It is also because China has no internationally contagious doctrine which it can use in order to advance its power and undermine ours. ……China today exports televisions not ideas.” Margaret Thatcher，Statecraft：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Page 178-179，Harper Perennial，2003）。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就世界的现实文化影响力来说，今天的欧洲和美国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文化上拥有全球范围的强势影响力，构成了影响全球的文化“两极”。这种建立在强大“硬”实力基础上的文化“软”实力，正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同时，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远远不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挣扎在民族存亡的危机中，中华民族用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奋斗，先后缓解了国家的主权焦虑、生产力焦虑，现在到了认真思考和缓解文化焦虑的时候了。当代中国经济与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不相称性”提示我们：中国能否并且应该贡献一种什么样的新文化影响力给世界？

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感到困惑，那是因为他们很少能穿透经济现象，看到支持这种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铸就的民族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里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对于解决人类当下的困境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强调个人的德行：“仁、义、礼、智、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言必信，行必果”等，并且往往会把这种个人修行外化为一种更宽广有益的关系。

比如人与人之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而不同”等，既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又强调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理解、尊重、帮助。

比如人与社会、国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居安思危”等，我们传统文化的基因里就有个人为民族、国家的责任与牺牲精神。

再如人与自然：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对于解决今天人与自然的问题仍然富有启迪。

今天的中国更渴望和平与发展。从“仁者爱人”到“天下大同”，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囊括了人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国家、与自然等各类关系的总和，帮助中国人构筑起强大的精神底线，战胜一切灾难，不畏艰难、不惧牺牲地建设美好家园。

中国的历史、体量，以及在世界上的角色和责任，要求我们努力再建一种与之相应的当代文化，在未来形成与欧洲、美国共存的“第三极文化”：即在强大国力基础上，继承传统文明之精髓，融合西方文明的精华，总结100多年来追求和建设现代国家的宝贵经验，从现实的中国与世界格局出发，在与世界交流和对话过程中，思考并承担相应的国内外责任，努力建设一种旨在“和合共赢”的新文化影响力——尽管这种文化建设将更难于经济发展。努力构建当代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对于加强世界与中国的理解和沟通，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认同，中国和平发展、文明崛起都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发展固然会受到国家实力、政策方针，理论设计的影响，但文化影响力的核心要素是生成真正具有世界先进性的文化产品。

文化交流虽然有其外在影响因素，但本质上是一个自由流通和自愿选择的过程，是一种内心的认同与接受。就一般规律而言，优秀的文化必然会形成更强势的渗透能力。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生产自己的优秀文化产品上来——那些能代表中国、并被世界广泛承认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各类社会文化品牌，这当然是一个需要时间与耐心完成的系统工程。

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需要更多年轻有为的人自觉投入。期待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专注于岗位成就的同时，也可以分担一些公共的责任。也期望中外学者在平等、自由、开放的交流中，能够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嫁接起对话的桥梁，共同探索人类文明的未来。（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