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微

杜甫外祖母 “芳氏”“崔氏”考辨
——张说 《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中的一则校勘问题

孙 微

在不同的版本系统中，张说 《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对杜甫外祖母姓氏的记载存在文字差异。除 《文苑英华》《全唐文》武英殿聚珍本作 “崔氏”外，张说诸种文集则均作 “芳氏”，然而钱谦益等注家却不顾校勘原则，故意弃 “芳氏”而取 “崔氏”，这是为了将张说碑文作为杜母姓崔的文献证据。其实 《义阳王碑》对杜甫外祖母的称呼，应以影宋本 《张说之文集》中的 “芳氏”最接近原貌，且此称谓不能理解为姓氏，乃是对李氏皇族的美称，其中包含了张说对义阳王家族在“永昌之难”中曾被改为 “虺氏”那段惨痛经历的深切同情。

杜甫 张说 《张说之文集》 《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

一、问题缘起：关于杜甫外祖母家世的文献记载

杜甫 《祭外祖祖母文》曰：“纪国则夫人之门，舒国则府君之外父。”①这两句话记载了外祖母的家世渊源。“夫人”，即指杜甫的外祖母李氏。“纪国”，即纪王，唐太宗第十子李慎，义阳王李琮为其第二子。则 “纪国则夫人之门”，是说外祖母是纪王李慎之子义阳王李琮之女。《祭外祖祖母文》又曰：

初，我父王之遘祸，我母妃之下室。深狴殊涂，酷吏同律。夫人于是布裙屝屦，提饷潜出。昊天不傭，退藏于密。久成凋瘵，溘至终毕。盖乃事存于义阳之诔，名播于燕公之笔。②

祭文中所谓 “我父王之遘祸，我母妃之下室”是指在 “永昌之难”中，义阳王李琮夫妇遭到武则天的迫害下狱之事，而杜甫的外祖母往来于河南狱和司农寺之间为父母送饭，被洛阳的百姓赞为 “勤孝”。“事存于义阳之诔，名播于燕公之笔”，是说外祖母的 “勤孝”，事迹见于张说所撰的 《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之中。检宋本 《张说之文集》，确存此碑文，其文曰：

初，永昌之难，王下河南狱，妃录司农寺，唯有芳氏，屝屦布衣，往来供馈，徒行顇色，伤动人伦，中外咨嗟，目为勤孝。③

我们将杜甫祭文中 “夫人于是布裙屝屦，提饷潜出”的记载与张说的 《义阳王碑》中“唯有芳氏，屝屦布衣，往来供馈”两相对比后就可以确认，杜甫所谓 “事存于义阳之诔，名播于燕公之笔”确实说的就是外祖母李氏。不过我们注意到，张说在 《义阳王碑》中提到的那个 “勤孝”的小姑娘时，称其为 “芳氏”；然而在 《义阳王碑》的其他通行版本中，“芳氏”有作 “崔氏”者。虽然仅有一字之差，但由于此字涉及到杜甫外祖母的婚嫁问题，也牵连到杜甫母亲的姓氏问题，因此成为杜甫家世研究中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那么张说文集中这种文字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先对张说 《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一文在流传过程中的版本问题进行细致地探讨，然后才能得到相对合理的解释。

二、张说 《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诸种版本之异文考释

现存张说文集的版本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为宋本 《张说之文集》三十卷，共有两种影宋钞本，现均藏于国家图书馆。其一为椒花吟舫本 （善本编号10189.6155），其二为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校钞本 （善本编号8380）。而研录山房本又系出自椒花吟舫本，但改变了原行款。第二种版本系统为明嘉靖十六年伍氏龙池草堂本，现存较为常见的有三种：其一为 《四部丛刊》本 《张说之文集》二十五卷，扉页署“四部丛刊集部·张燕公集”，卷前有牌记曰：“上海涵芬楼藏明嘉靖丁酉伍氏龙池草堂刊本”；其二为国家图书馆藏清徐松嘉庆间校乾隆武英殿活字印聚珍版 《张燕公集》二十五卷 （善本编号0517）；其三为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嘉业堂刻本 《张说之文集》，扉页署 “影刻明钞张说之集二五卷补遗五卷”“光绪乙巳仁和朱氏刊”。第三种版本系统为清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燕公集》二十五卷，乃两淮马裕家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收入 《四库唐人文集丛刊》。④据 《四库全书总目》，此本是在明嘉靖刊本的基础上，又参考了 《唐文粹》《文苑英华》等重加补辑而成。⑤除了以上三种版本系统之外，《文苑英华》《全唐文》等大型总集中亦均收录张说 《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一文，然在文字上与张说文集互有异同，均可供参校。

那么在上述诸种文献中，《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的 “唯有芳氏，屝屦布衣，往来供馈”一段文字的异同如何呢？经逐一检核，校勘结果如下：

版本 文集名 卷数 正文 校语椒花吟舫影宋钞本《张说之文集》 三十卷 唯有芳氏《唐文》作崔研录山房校钞本《张说之文集》 三十卷 唯有芳氏《唐文》作崔明嘉靖龙池草堂本《张燕公集》 二十五卷 唯有芳氏 无清光绪三十一年嘉业堂刻本《张说之文集》 二十五卷补遗五卷 唯有芳氏 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燕公集》 二十五卷 唯有芳氏 无武英殿聚珍本《张燕公集》 二十五卷 唯有崔氏女 无《文苑英华》惟有崔氏女 集作“方”；集无 “女”字《全唐文》惟有崔氏女 无

可见两种影宋钞本、明嘉靖龙池草堂本、四库本、清光绪嘉业堂本均作 “唯有芳氏”，且并无异文。至于影宋本中校语的出现，是由于为清人所钞，曾以 《全唐文》作为参校，故有校语阑入。与张说文集版本系统不同的是，《文苑英华》作 “惟有崔氏女”，并于 “崔”字下有校语曰：“集作 ‘方’”；于 “女”字下有校语曰：“集无 ‘女’字”。⑥此后，清嘉庆时所编 《全唐文》亦作 “惟有崔氏女”。因 《全唐文》系晚出，其文字无疑是受了 《文苑英华》的影响。可见，除了武英殿聚珍本外，在所有 《张说之文集》《张燕公集》的版刻系统中均作 “芳氏”，而 《文苑英华》《全唐文》这一系统中均作 “崔氏女”⑦。这说明 《文苑英华》这个版本的文字并不是来源于 《张说之文集》，而是另有文献依据。《文苑英华》中 “集作 ‘方’”之校语已经明确说明，彭叔夏等人所见张说文集底本乃作“方氏”，联系到现存诸种张说文集绝大多数均作 “芳氏”，则 《文苑英华》校语之 “方氏”，或即 “芳氏”之讹。然而清初钱谦益 《钱注杜诗》中对 《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的征引径作“唯有崔氏女”，可见钱谦益在 《义阳王碑》的两种宋本异文之中，独取 《文苑英华》之版本，甚至对 《文苑英华》中 “集作 ‘方’”“集无‘女’字”这样的校语亦加忽略。考虑到宋三十卷本 《张说之文集》之流传颇罕，千余年一直隐而不彰，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方为傅增湘所发现，那么钱谦益是否没有见过三十卷的宋本《张说之文集》呢？其实不然。考 《绛云楼书目》卷三，即著录了 “宋板张燕公道济集三十卷”⑧，可见钱谦益的绛云楼中确实是藏有此本的。至于不取宋本 《张说之文集》之 “芳氏”而单取 《文苑英华》之 “崔氏女”的原因，钱谦益曰：“按碑则公之外母，纪王之孙，义阳之女也，故曰 ‘纪国则夫人之门’，又曰 ‘名播于燕公之笔’也。公母崔氏，此有明徵。《范阳太君墓志》称 ‘冢妇卢氏’，其为传写之误无疑矣。”⑨

钱谦益认为，杜甫之母亲既然姓崔，其外祖母亦所嫁必为崔氏，故而他在 “芳氏”与 “崔氏”两种异文中，便独取 “崔氏”。不仅如此，钱氏又连带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杜甫 《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曰：“冢妇同郡卢氏”，钱氏认为文中之 “卢氏”也应作 “崔氏”，其曰：“公母崔氏，此云 ‘冢妇卢氏’‘卢’字误。以 《祭外祖祖母文》及张燕公 《义阳王碑》考之甚明，而作年谱者曲为之说曰：‘先生之母微，故殁而不书。’或又大书于世系曰：‘母卢氏，生母崔氏’，其敢为诞妄如此。”⑩朱鹤龄也同意钱氏的说法，其曰：“‘卢氏’乃 ‘崔氏’之讹，极有据。但崔之郡望为清河，此曰 ‘同郡’，疑并误。”⑪钱谦益、朱鹤龄之所以主张将《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中的 “卢氏”改作“崔氏”，也同样是因为杜甫生母姓崔之故。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维护这一认识，钱氏、朱氏均反对卢氏为杜甫继母之说。然而阎若璩 《潜邱札记》卷六 《与李天生书》对此提出了质疑：

先生从横博辩，自一往莫御。但云古人叙其世系，即子之于母，有疑误者，弟不胜骇异。因云杜公母崔不待言，而所作 《范阳卢太君志》乃云 “冢妇同郡卢氏”，冢妇者，奉天令之妻，是公之母又卢，卢亦名族，何不见诗中有某舅内弟表侄之称若崔者乎？弟归而详考 《范阳卢太君志》，与他志例叙者不同，先叙三男三女，或存或没；次叙一男二女，或存或没；然后叙其往葬，既哭成位，有若冢妇同郡卢氏、介妇荥阳郑氏、巨鹿魏氏、京兆王氏，皆及见存之子妇。此作于天宝三载，公母崔已早亡，而现存者继母也，卢即其继也。公家两世，皆继娶于卢，诗中若十一舅、十七舅、二十四舅，不著崔字面，安知非卢？《送卢十四弟侍御》《怀卢十四弟侍御弟》尤明为表弟。《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累土为山》，太夫人既卢，则小司寇舅应亦卢。舅固公之母党，实亦太夫人之侄耳，故有斯举。因又叹博极如牧斋，亦不免误曰：冢妇卢氏的为传写之讹，不知非讹也。⑫

应该承认阎若璩的辨析十分有力，他通过考证认为，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卢氏作为杜甫继母的可能，钱谦益等人将 《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中的 “卢氏”臆改作 “崔氏”，其理由并不充分。洪业先生也说：钱谦益以为 “卢”字是“崔”字之误，“这是捣了一个大鬼，不得不痛打。”⑬岑仲勉曰：“余按志所云既哭成位，系就诸妇中生存者言之，今假闲之前妻崔氏早卒，继娶曰卢，固未尝不可。”⑭其实 “卢氏”乃杜甫继母，并非生母，这种说法有何 “诞妄”之处？又怎能算 “曲为之说”呢？朱鹤龄既然同意钱谦益之论，为了使文意前后对应，只好又将《卢氏墓志》中 “同郡卢氏”改为 “清河崔氏”才能自圆其说，这种不惜大幅改动底本以迁就己意的作法，难道不是更为明显的 “曲为之说”吗？其实若从版本校勘学的角度来看，征引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中的文字，最好应以宋本 《张说之文集》为依据，而不是以 《文苑英华》《全唐文》等大型总集为据。而在 《张说之文集》的影宋本、明嘉靖本、清四库本之中均作 “芳氏”，并无异词，更何况张说文集中以影宋三十卷本最为完整，也最接近该书结集时的原貌，未经过后人改窜，故该本文字最值得重视。作为著名的版本学家，钱谦益不会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然而他在校勘中却故意违反了这一基本原则，偏偏选择版本为劣的 《文苑英华》为文字依据，这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刘开扬 《杜文窥管续篇》解释曰：“所谓崔氏女，谓义阳王之女适崔氏者，即子美之外祖母也。”⑮其实话说白了，就是因为杜甫的母亲姓崔，故其外祖母也应该姓崔才是，这就是钱谦益、朱鹤龄等人宁可违反版本原则、对宋本之 “芳氏”视而不见的苦衷所在。

三、张说 《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中 “芳氏”涵义的辨析

如上所述，既然宋本 《张说之文集》中《义阳王碑》均作 “芳氏”，故而从版本校勘学的角度考查，“芳氏”要远比其他版本中的 “崔氏”更为可信。那么我们就极有必要分析一下《义阳王碑》中所谓 “芳氏”究竟何谓。首先，若按钱谦益等注家的思路，这个称谓中的姓氏意味着其所嫁夫君之姓，则 “芳氏”可以理解为义阳王李琮之女后来嫁给了芳姓人家。“芳”确实也是一个姓氏，其郡望为新丰。《路史》曰：“芳出方。”⑯《钜宋广韵·阳第十》“芳”：“又姓，《风俗通》云：汉幽州刺史芳乘。敷方切。”⑰不过芳姓是个较为罕见的姓氏，《百家姓》中都未收。在重视家世门第的唐代，杜甫外祖母作为李唐皇室之女，下嫁给这个小姓人家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然而钱谦益等人却认定碑文中的“某氏”一定就是杜甫外祖父之姓。而杜甫之母既然可以确定姓崔，故 《义阳王碑》中的 “芳氏”肯定应是 “崔氏”之误，这是一种逆推法。其实我国古代称妇女时，常于其父姓之后系之。唐代妇女嫁人后称 “某氏”，亦多贯以原姓氏，随夫姓的倒是甚为罕见的情形。即使退一步来讲，张说确实是以夫家之姓称呼义阳王李琮之女，然而在 “永昌之难” （689）发生时李琮之女尚未成年，那么张说为何非得用其嫁人以后的姓氏去称呼这个小姑娘呢，这显然也是怪异的、不合常理的。因此对张说碑文中这个 “芳氏”，不能像钱氏那样狭隘机械地去理解，更不能不尊重版本地胡乱改字。我们倘若能够跳出古人的思维定式，较为宽泛地去理解 “芳氏”的含义，则这个 “芳氏”之 “芳”，或许与芳龄、芳颜、芳翰一样，都是敬辞。其实按照正常称谓，张说应直接称之为李氏才对。不过由于李氏乃天潢贵胄，所以张说便改称其为 “芳氏”以示尊重和誉美。那么张说在碑文中对李氏皇族为何突然使用 “芳氏”这样异乎寻常的称谓呢？为何要突然强调对李氏家族皇族身份的尊重呢？张说的这种作法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李氏皇族在 “永昌之难”中被迫改姓的悲惨遭遇。由于越王李贞父子的叛乱，许多李唐皇族都受到牵连，他们均被武则天改姓 “虺氏”，据 《旧唐书》载：

（垂拱三年）八月壬寅，博州刺史琅邪王冲据博州起兵，命左金吾大将军丘神绩为行军总管讨之。庚戌，冲父豫州刺史越王贞又举兵于豫州，与冲相应。九月，命内史岑长倩、凤阁侍郎张光辅、左监门大将军鞠崇裕率兵讨之。丙寅，斩贞及冲等，传首神都，改姓为虺氏，曲赦博州。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元嘉子黄国公譔、灵夔子左散骑常侍范阳王蔼、霍王元轨及子江都王绪、故虢王元凤子东莞公融坐与贞通谋，元嘉、灵夔自杀，元轨配流黔州，譔等伏诛，改姓虺氏。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数百馀家。⑱

在这场政治大清洗中，纪王李慎这一支当然也未能幸免。永昌元年七月，“纪王慎被诬告谋反，载以槛车，流放巴州，改姓虺氏。”⑲虺是一种毒蛇，武则天将李唐皇室贵族改为 “虺氏”，在重视姓氏门第的唐代乃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侮辱，因此被迫改姓虺氏是李氏皇族中最不堪回首的一段惨痛经历，给整个家族都留下了难以平复的精神创伤。至张说 《义阳王碑》撰写之时，纪王李慎、义阳王李琮的冤案已经昭雪平反，其后代也已改回李姓，则张说在碑文中涉及到李氏皇族这段不忍被触碰的历史时，遂用 “芳氏”这样特别的字眼来美称杜甫之外祖母，其中应该包含了对纪王、义阳王在内的众多李唐皇室曾被改为 “虺氏”遭遇的无限同情之意。

总之，张说 《义阳王碑》中称杜甫外祖母时，“芳氏”才是底本原貌，而 “崔氏”之异文当是出于宋人的臆改。然而由于先入之见过于强烈，钱谦益、朱鹤龄等杜诗注家在校勘中采取了不尊重底本的做法，他们不仅主观地选取 “崔氏”异文，甚至将 《文苑英华》之校语亦加忽略，同时将正文作 “芳氏”的事实加以掩盖，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后世 “崔氏”异文得以大行其道，而宋本中的 “芳氏”却逐渐被人所忽略和遗忘。其实通过对张说碑文中 “芳氏”真正涵义的解析，就可以发现这个美称后面极有可能隐含着纪王李慎、义阳王李琮家族在 “永昌之难”曾被迫改姓 “虺氏”一段惨痛经历。而这层含义由于钱谦益等人选择性的文字校勘，学界一直未能有所察觉。钱氏等人推定 “崔氏”异文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将张说 《义阳王碑》作为确定杜甫母亲姓崔的唯一依据。其实杜诗中凡是提到崔姓长辈时多称为 “舅氏”，本也可以作为杜母姓崔的旁证，但这些证据毕竟不如张说的 《义阳王碑》来得更为直接，因此在 《义阳王碑》的两种异文中选取 “崔氏”对杜诗注家的诱惑力就非常大。此外，钱氏等人将关注的焦点过于偏重杜甫的外祖母一脉，却忽略了杜甫的外祖父这一枝。其实只要能明确杜甫外祖父姓崔，不就完全可以确认杜甫母亲的姓氏了吗？遗憾的是舒王一支的文献无征，根本没有义阳王及其子女 “勤孝”“死悌”那样的传奇故事，更无大手笔如张说为之名播海内，所以杜诗注家才会在杜甫外祖母身上投以过分关注的目光，故他们在征引张说 《义阳王碑》时，宁愿相信 《文苑英华》之异文，也不愿尊重版本流传有序的《张说之文集》，这真是考据学家们的尴尬与无奈。

注释：

①②（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18页。

③（唐）张说：《张说之文集》卷十四，国家图书馆藏椒花吟舫影宋钞本。

④傅增湘 《藏园群书题记》中的 《影宋本 〈张说之文集〉跋》对张说文集的版本源流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此后万曼 《唐集叙录》亦在傅增湘考证的基础上对 《张说之集》的版本有相关介绍。朱玉麒 《宋蜀本〈张说之文集〉流传考》（《文献》2002年第2期）则对影宋本 《张说之文集》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可以参看。

⑤（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二·别集类二》卷一四九，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79页。

⑥（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八百九十，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687页。

⑦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05页。于此处有校语曰：“芳氏，底本原注：‘唐文作崔。’英华、全文作 ‘崔氏’，聚珍作 ‘崔氏女’。”校语所云 “英华、全文作 ‘崔氏’”，疑不确。《文苑英华》和 《全唐文》均作 “崔氏女”，与聚珍本同，则校语实应改为：“英华、全文、聚珍作 ‘崔氏女’。”且 《文苑英华》于 “崔”字下有校语：“集作‘方’”；于 “女”字下有校语：“集无 ‘女’字”，这些内容在 《张说集校注》的校勘中均予遗落，似属失误。

⑧（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1页。

⑨⑩（清）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02页、第699页。

⑪（清）朱鹤龄著，韩成武等点校：《杜工部诗集辑注》文集卷二，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29页。

⑫（清）阎若璩：《潜邱札记》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十·杂家类二》第85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8－519页。

⑬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页。

⑭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第372页。

⑮刘开扬：《柿叶楼存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⑯ （宋）罗泌：《路史》卷十九 《后纪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四·别史类》第38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9页。

⑰ （宋）陈彭年：《钜宋广韵》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⑱⑲ （五代）刘昫： 《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卷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9页、第120页。

责任编辑 张 宏

本文项目由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孙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文学博士，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