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毕业后，她应聘去一家公司担任老板的秘书，后来又做了老板的情人。双重身份让她更快捷地了解了社会的真相，也让她深陷爱欲迷狂中难以自拔。她的成长之痛，影射了哪些时代的暗疾？

一

走出校门那年我28岁，刚刚拿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博士学位。不过这并没什么可骄傲的，怎么说呢，时也运也命也。要是前些年，这个文凭还有点含金量，现如今一年不如一年了，一来普天之下尽是“博士到处走，硕士不如狗”的坚硬现实，二来女博士不招人待见亦是当下世相，甚至连找对象这种事儿都成了弱势群体。

最后选择去Z城的金帝上市公司也是我反复权衡的结果。如果去外企做白领，一个月可以拿到七八千左右的薪水，而且我已经通过了德国西拿上海咨询公司的复试，很快就可以进入见习期。要是回四川老家当公务员，据说，有关规定能安排个副县长，月薪可以拿到三千元左右。在电话里，父亲强烈要求我回去。不言而喻，他巴望着靠我的成功扬眉吐气一回。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他在电话里近乎用“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口气跟我念叨，好像县政府的印把子一半在我手里，一半已经在他手里了。算命的都说咱家早晚要重见天日，要是你回来，你爷爷都会在坟里笑醒！

重见天日，这几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听着有一种摩挲压在箱底的暗器才有的那种阴暗的快感。这也难怪，据我外婆说（她说起我父亲，总是一脸的不屑），我父亲文革的时候曾经红极一时，他那时是“双突干部”——突击提干，突击入党——这是他用斗地主、打右派、砸公社书记办公室的革命行动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