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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语际旅行∶“记者”一词在中国演变历史再考察*

2016-02-21邓绍根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6年4期
关键词:外勤新闻学记者

■邓绍根



跨语际旅行∶“记者”一词在中国演变历史再考察*

■邓绍根

【内容摘要】在古今历史演变中,古汉语“记者”一词由“记述者自谓”转变为泛指新闻工作者的新名词,再发展成新闻学关键词,最终衍变为新闻职业称谓,彰显出其与时俱进的旺盛生命力。同时,“记者”一词在中西文化对接中,进行跨语际旅行。

【关键词】记者;新闻工作者;跨语际旅行;自由职业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金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暨南跨越计划“二战至今国际领域的新闻自由斗争及其中国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15JNKY004)的研究成果。

据权威《汉语大词典》记载:“记者”一词是中国古汉语词汇,释义为: 1.指心念的旧交;2.作记的人;3.记着,记住。①在收录了近10000条受西方文化影响产生的新词词典《近现代辞源》中指出:“记者”一词是1890年产生的新名词,“记者,媒体采访新闻、写报道的专业人员。1890年《日本国志》三十六:‘东酬西酢,甲询乙谘,巡檐倚柱,若有所思,新闻馆记者也。'”②在新闻学领域,“记者”不仅是新闻职业称呼,更是学术关键词。据《新闻学大词典》解释说:“记者是新闻机构中专门从事采写新闻报道的专业人员。另有一种广义的解释,认为新闻业务人员,如编辑、主笔、主编、广播电视播音员、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均为记者。记者又有内勤与外勤之分。专门在外从事采访写作的人员为外勤记者,从事编发新闻的编辑等人为内勤记者。狭义的记者概念即指外勤记者。”③由是观之,“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演变历史实际上是一个从古汉语到新名词再到关键词的概念发展过程。虽然,笔者曾撰文认为:“记者一词源于中国古汉语,至迟见于战国秦汉时期经典史籍《管子·封禅第五十》;后在日本历经明治维新的洗礼,被用来指代报馆中的新闻从业者,“记者”一词具有了现代广义含义,后由中国驻日的外交人员、流亡日本的维新派和留日学生直译借用返传入中国;民国初年,黄远生作为《申报》和《时报》的外勤记者,常用记者作为自称,赋予“记者”一词的现代狭义内涵。”④但是,随着对其历史再考察,笔者发现,关于“记者”一词古汉语词源的论断需要重新修正:它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不仅是一个从古汉语到新名词再到关键词的概念演变过程,而且是一次由中国传之日本再由日本返传中国并与英文世界对译的跨语际旅行,更是一个在中国新闻业从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中新闻学术话语体系和记者自由职业确立的过程。

一、古汉语“记者”词源再考证

早在春秋时期,而非战国秦汉时期,古汉语“记者”一词已经出现。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B. C. 719—B. C. 645)在《管子·封禅第五十》中说:“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⑤“记者”在该句中意指“记述的事情”。虽然《管子》是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是由于引文指出“管仲曰”,该历史事件“葵丘会盟”发生于公元前651年。“记者”一词出现于春秋时期,还有旁证。春秋末期晋国名士程本,字子华,博学多才,聚徒著书,自号“程子”,与孔子(B. C. 551—B. C. 479)有交谊。据程本著作《子华子》记载:“阳城胥渠因北宫子以见子华子,曰:‘胥渠愿有所谒也。夫太初胚胎,万有权舆,风转谁转?三三六六,谁究谁使?夫子闻诸故,记者审矣,其有以发也。胥渠愿承其余。'”⑥“记者”词义为“记述者自谓”。

春秋之后,古汉语“记者”一词频现于《吕氏春秋》《论衡》《史记》《史记集解》《礼记正义》《史记索隐》《法华五百问论》《太平经》《后汉书》《宋书》《魏书》等历代经史子集,表达出“记述的事情”和“记述者自谓”意涵,在具体历史语境中也会发生变化。据《汉语大词典》记载:唐代杜甫《客堂》,“上公有记者,累奏资薄禄”,“记者”释义为“心念的旧交”;宋代袁燮《江阴军司法厅壁记》,“予以为书姓氏,列岁月,此记者之常体尔”,释义为“作记的人”;元代马致远《夜行船》,“分付俺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释义为“记着,记住”。近代化中文报刊兴起后,古汉语“记者”一词古义仍保持着生命力。如1834年1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文章《东西史记和合》记载:“亚耳达革耳革,名称‘记者',因其善记性故也,在位四十六年。”⑦再如《六合丛谈》(1857年第4号)、《中西闻见录》(第2、9、14、15、16号)均有使用。有研究者认为《申报》于1873年7月8日发表文章《记者人花孽送命事》。⑧细查原文,是研究者因原文模糊误将“老”字认作“者”字。该文章应是《记老人花孽送命事》。

二、“记者”新名词的中日跨语际旅行

近代中国报刊兴起初期,采编人员没有严格分工。近代商业报纸出现后,各种访友名称,如探员、探事、探访、访员、访事、报事人等纷纷涌现。上海《申报》经常发布《延友访事告白》《访请报事人》《延请访事人》等告白,聘请社外新闻采访人员。1874年4月,申报馆专门派遣员工充任华友前往台湾采访生番事件,发表新闻报道持续一年有余。有研究者认为:尽管没有使用“记者”之名,但实具“记者”之型。⑨

明治维新后,日本积极学习西方,创造新语,广译西书。他们采用两种方法: 1.借用汉语古典词汇;2.运用汉字造词法并参酌日语习惯,创汉字新词。日本借用古汉语“记者”为日制汉语,泛指新闻从业者,如《新闻记者列伝》(佑夕木秀二郎,1880年)、《东北各社新闻记者铭夕伝》(1881年)、《新闻记者奇行伝》(1881年)、《日本全国国新闻记者评判记》(1882年)、《现今名家记者列伝》(1889年)等。日本大量使用日制汉语“记者”一词,受到近代驻日外交官关注。如黄遵宪于1877年出任驻日参赞后搜集资料,撰写《日本国志》,并于1887年完成。1890年,他将书稿交由羊城富文斋刊刻,但五年后才出版。他在该书中使用了日制汉语“记者”一词,“东酬西酢,甲询乙谘,巡檐倚柱,若有所思,新闻馆记者也”。虽然昙花一现,却揭开了日制汉语“记者”一词跨越语际交流的序幕。

1893年7月20日,上海《申报》使用日制汉语“记者”一词,“阳历七月十四号午后三下钟时,东京亚细亚协会及地学协会各员设筵帝国虾台鲁大餐房以宴福岛中佐……翌日,东京各日报社记者又宴于芝山红叶馆,花飞剑击,别具风流”。⑩1894年7月20日,申报声明:“东历七月三日,即我华六月初一日,日本《读卖新闻》记申报馆记者姚文藻航海至日本云云。”⑪1896年10月30日,《申报》刊登《蓬壶日影》记载:“日本明治胜生命保险会社所延医学博士中滨东一郎……某日,由日本官民延至公立小学校内演说卫生秘要,在旁听者为代理公使加藤氏及各将校、各新闻社记者、韩国官绅亦与焉。”⑫上述报道均有一个特点:在报道日本涉及新闻社或报社新闻从业者时使用日制汉语“记者”一词。1897年,日制汉语“记者”一词在近代中国报刊使用中取得新突破。是年3月23日,《时务报》报道孙中山“雾都蒙难”时,两次使用“记者”一词,“有某新报记者,访孙逸仙”⑬“逸仙所语,某新报记者如此”。⑭这是由时务报馆日本译员古城贞吉在“东文报译”专栏从日本《国家学会志》翻译而来,也是日制汉语“记者”一词,具体指“报社新闻采访者”。10月18日,《申报》在文章《灯唇走笔》中说:“报馆执笔人谓之‘记者',此语出自《论语朱注》,盖谓其籍以纪事也。”⑮这说明当时申报编辑清楚地意识到日制汉语“记者”来自中国古汉语词汇,其概念泛指代报社主笔或编辑等新闻从业者。

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梁等维新人士逃亡日本。他们创办的报刊大量使用日制汉语“记者”一词。1898 年12月23日,《清议报》创刊号“东报译编”栏目中文章《俄国外交官评言》就使用“记者”一词,“顷日谓美国某报馆记者曰:俄国无欲占取牛庄之意”。⑯1899年《清议报》全年使用该词达60次之多。其中,《时事十大新闻汇记》(转自新加坡《天南新报》)和《辩谬余谈》两篇论说文中,先后达到10次和16次,是“记述者自谓”之义。1899年9月,该报《国闻短评》专栏开始用“记者曰”形式,频频直接发表作者评论。同年,澳门出版的《知新报》也在《论读报可知其国之强弱》等三篇文章中使用了“记者”一词。上述史料表明在日制汉语“记者”一词的影响下,康梁等人已经接受并积极使用日制汉语“记者”一词了。有论者指出:从日本国内已习用“记者”这一汉字,称呼新闻从业人员(主笔、访员)来观察,《清议报》在无形中袭用。⑰1902年2月,《新民丛报》创刊后,日制汉语“记者”一词频繁出现,如《公民自治篇》《是汝师录一》《尺素五千纸》《尺素六千纸》《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等文章,且经常在文章开头或末尾注明“本社记者识”“本社记者”“记者附识”“记者识”等。“记者”一词由“记述者自谓”演变为报文作者和编者的自谓之词。诸多留日学生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也纷纷采用“记者”自谓现象,并向国内流传。如是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文章《淛报章程一览》,介绍报馆“撰述部”(编辑部)分为:“一、论说记者,为本报自撰论说之主笔……;二、翻译记者,主翻译各报之事。”⑱“论说记者”“翻译记者”分别指称报社主笔和新闻编辑。

三、跨语际旅行中“记者”渐成新闻学关键词

随着留日学生不断归国,日制汉语“记者”一词再作跨语际之行,大举传入中国。1903年2月,《女学报》刊登《蒋性遂君与本馆记者陈撷芬书》一文,陈撷芬自称“本馆记者”。“记者”俨然成为一种职业称谓,而且加上真实姓名加以区别,似有表明本馆记者还有其他人。随着松本君平著作《新闻学》中译本出版,“记者”一词逐渐演变为新闻学关键词。

1903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将松本君平《新闻学》译成中文出版,基本确立“记者”一词的报社新闻从业者的含义。该书将编辑局分为:一、主笔记者;二、编辑事务记者,副编辑事务记者;三、夜业编辑事务记者:市内担任记者——通信探访记者数名,地方部担任记者——地方通信,电报担任记者——内外电报通信。各部担任记者,其中又分: 1.财务记者;2.市况记者;3.铁道事务记者;4.土地买卖处记者;5.剧场记者;6.游戏所记者;7.妇人事项及流行衣装记者;8.新刊书籍批评记者。各部门记者之下各有探访者及写字生。《新闻学》中译本先后出现456次中文“记者”一词,其中“新闻记者”191次,标志着日制汉语“记者”一词正式作为汉语新词融入近代中文话语体系。“记者”一词指称报社新闻从业者译法基本确立,而且《新闻学》中译本作为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译作)初步确定其新闻学关键词地位。随着《新闻学》中译本的广泛传播,国内各大报刊纷纷采用汉语新词“记者”,如上海《时报》《新闻报》、香港《中国日报》《有所谓报》等。当时报界发起一场关于“创立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争论,大肆报道记者逝世、记者游历、欢迎记者、控诉记者、记者大会开会信息。“记者”一词已从作文或记者的自谓之词,转变成一种职业的称呼。⑲

民国初年,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时局变幻,民众新闻需求激增,推动中国新闻业开始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记者以“无冕之王”自居,担负起“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天职,逐渐告别“文人末路”“文氓职业”。晚清进士、翰林编修黄远生毅然退出官场,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开始记者生涯。他受聘为上海申报和时报的“北京特派员”,常常以“记者”自谓撰写“北京特约通讯”,赋予“记者”一词现代狭义含义——专门负责采写新闻通讯报道的外勤记者。由此,他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有研究者认为:黄远生作为一位体现了新闻职业化思想萌芽的名记者,自弃功名投身新闻业,身体力行地倡导了独立职业和新闻职业的“公共性”;他开创通讯的时代,追求新闻的真实、客观、全面、公正,展示了他对新闻职业的行为模式与准则的摸索;他在忏悔中强调了记者职业化的“四能”素养,这是新闻职业自律精神觉醒的明证。⑳

新闻界有识之士更加急迫寻求西方新闻学的滋养。1913年,美国记者休曼(Edwin L. Shunman)专著《实用新闻学》(Practica1 Journa1ism)经史青翻译由上海广学会出版,成为中国第一本新闻实用业务译作。译者试图建立中英文对译的新闻话语学术体系,但由于译者受日本新闻观念的影响,翻译存在严重错位,体现在“记者”一词的译法尤为明显。如第二章《责任与俸给》对记者岗位介绍,“凡办一报,其中人物略分三等:行文者一也,校理者二也,程督者三也。大报之领袖,是为总编辑长,时或简称之曰‘记者'”。其次是理事记者、本埠记者、电报记者、各部记者(戏剧记者、文学记者、游艺记者、商务记者、财政记者、不动产记者等),并指出“本埠记者有访事者若干人。电报记者择优通信员,分驻于紧要城镇。各部咸有读稿人若干”。㉑由此可知,“记者”是报社新闻从业者统称,并不包括报社外人员,如本埠记者之下的访事者和电报记者之下分驻各地的通信员。译者将“managing editor”译为“理事记者”,“city editor”译为“本埠记者”,“te1egraph editor”或“news editor”译为“电报记者”。㉒译者将中文“记者”对译了英文“editor”(编辑)。译者将“reporter”译为“访事”或“访事者”,“correspondents”译为“通信员”,“journa1ist”和“newspaper man”译为“新闻记者”。如第三章标题“How a Reporter is Educated”译为“访事人之造就法”,第四章标题“The Reporter at work”直译为“探访”,第七章标题“Editor and their method”简译为“记者”,深入讨论报馆理事记者、城市记者、电报记者、夜事记者、交换记者、游戏记者、铁路记者、不动产记者、保险记者等岗位职责。《实用新闻学》译者史青对“记者”的译法,更加说明“记者”是报社新闻从业者的统称。1913年,《实用新闻学》翻译出版,进一步确定了“记者”新闻学关键词地位。是年,以“记者”命名的大会和新闻从业者组织先后出现,如1月19日召开的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和3月23日成立的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

四、新闻职业化思潮中“记者”分野与关键词地位的确立

在中国新闻业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中,“报纸之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故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惟新闻……报纸价值之有无大小,与新闻材料之敏捷丰富真确与否,有最密切之关系”。㉓这是所说的外交记者,即外勤记者,又名访员,专事采访新闻。因而各大报纸不惜重金聘请记者,新闻界涌现出一大批著名记者,如邵飘萍、刘少少、徐彬彬、林白水、胡政之、张季鸾等。他们大多有坚定的新闻理想,以新闻为终身职业,具有深刻的新闻职业认同。邵飘萍曾言:“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㉔记者社会地位提高,逐渐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1917年,姚公鹤感慨说:“往者文人学子所不屑问津之主笔、访事,至是亦美其名曰:‘新闻记者',曰:‘特约通讯员',主之者既殷殷延聘,受之者亦唯唯不辞。”㉕新闻职业化思潮兴起。有研究者认为:徐宝璜、任白涛、邵飘萍等开展的五四时期新闻学研究的另一个“破天荒”意义是第一次触及和研究中国报刊的职业化问题,并形成了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第一个关于新闻职业化的思潮。㉖在新闻职业化思潮中,“记者”一词在中英文世界里在做跨语际旅行。当时一些英文时事刊物将“新闻记者”与“Journa1ist”对译。如1918年,上海《英文周刊》(English Weekly)将时政要闻“北京新闻记者赴日”译为“Peking Chinese Journa1ists to Japan”,在生词表中,明确表明:“Journa1ists,新闻记者”。㉗1921年,该刊将“日本新闻记者游历南洋群岛”译为“Japanese Reporters to Visit South Sea Is1ands”,“新闻记者”译为“Reporters”。㉘“记者”或“新闻记者”的英文译法受到新闻研究者的关注,并逐渐区隔固定下来。

在新闻职业化思潮的推动下,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提上议事日程,报社外勤记者(外交记者)与内勤记者逐渐分野。1918年10月14日,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新闻课程并集体研究新闻学的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该会举办两年多,先后培训100多名学员,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开端的标志。1919年12月,该会集体研究新闻学的结晶——《新闻学》出版,它是徐宝璜吸纳美国新闻学知识基础上中国人自撰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是中国人建立新闻话语学术体系的积极尝试。他将报社组织分为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编辑部又分为新闻门、社论门。社论门有总编辑一人,编辑数人;新闻门按照新闻性质分为本埠新闻、外埠新闻与特别新闻三股。该书对记者和编辑有了明确的区分:采集新闻之人大抵有三种,即采集本埠新闻之访员、采集外埠新闻之通信员与采集特别新闻之特别访员。㉙编辑也有明确的职责,“督率并指导访员、阅稿员、画师及照像师外,尚有下列职务:(一)决定访员之进退;(二)实行社中之政策;(三)采集临时发生之要闻;(四)创造新闻”。㉚他在书中使用了18次“记者”一词,2次“新闻记者”,但多将新闻采集者称之“访员”,且在第六章《新闻之采集》中分17节专门探讨采集新闻和访员资格问题,并附有《访员应守之金科玉律》。1922年,任白涛撰写出版中国人第一本新闻业务著作《应用新闻学》,论述新闻采集人是“直接当搜集新闻材料之任者,为‘访事员',此外则有‘通信员'等。‘访事员'即英语之‘Reporter'。日本译作‘外勤员',亦有呼‘外交员'者。我国多称‘访员'或‘访事',就其性质上言之,实以‘访事员'之名称为确当也”。㉛他将报馆分为编辑部、印刷部、营业部,并特别介绍美国报社编辑部组织,下设编辑部和评论部。言论部包括言论部长及论说记者;编辑部包括副编辑长、城市部长、夜间城市部长。“特殊材料之搜集及编辑各有专员,例如政治记者、经济记者、宗教记者、教育记者、军事记者、狩猎记者、评剧记者、音乐记者、铁道记者、家庭记者、竞技记者等。”㉜

名记者邵飘萍在徐宝璜、任白涛的基础上提出严格的内外勤记者之分。他流亡日本期间,系统吸纳日本新闻学会《普通新闻学》观点,将“新闻记者之种类”分成“内勤记者”与“外交记者”两大类,“内勤记者之范围内中,包括主笔、编辑长、论说记者、政治部长、经济部长、通信部长、外报部长、学艺部长、文艺部长、妇人部长,各部之外交部长及各部之编辑助手。外交记者有游军与常务之区别。游军亦称游击,为大事件突发之时,为得特种材料而活动之预备记者,平日则无一定之事务。常务为每日奔走于社外各方面或就一定之部署者也。常置外交记者之范围内有政治部外交、经济部外交、社会部外交、文艺部外交、妇人部外交等。政治部外交中含有政党记者、议会记者等,社会部外交中含有相扑记者、运动记者、飞行记者、演艺记者等”㉝。1923年,他出版中国第一部采访学专著《实际应用新闻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中将“采集新闻之人”称之为“外交记者”,“新闻材料何自来?全赖外交记者之活动(日人所编著之《新闻学》中,称外交记者或外勤员,即我国人称为‘访事'或‘访员',英语之‘Reporter')”。㉞他专门论述了外交记者资格、外观、工具、杂艺,并将外交记者分为常务外交记者和特务外交记者,前者“专司一地方或一机关所发生之新闻”,后者“专就此事件(关于突然发生之重大问题,由编辑局发出临时命令)调查其远因近因、现有之结果及继续发见之新事实”。㉟他按照新闻性质将外交记者分为政治部与社会部外交记者两大系统。政治部外交记者,从事于内政、外交、财政、军事……等新闻材料之收集,分为:一、各种政治机关之常务外交(Runs)记者。二、访问外交(Interview)记者。三、特务外交(Assignments)记者(游击队),也包括议会记者、政党记者、财政经济记者、教育记者;社会部外交记者包括专门性质之社会部外交记者,如相扑、运动、戏剧、音乐、飞行等,经济部中之社会新闻记者、妇女记者、宗教文艺记者、地方新闻之外交记者。邵飘萍针对日本《普通新闻学》观点:“内勤记者亦有时当外交之任,外交记者亦常从事编辑。故各记者之人物绝非一定不变而为极易通融者也。”他提出了“内外互勤”的主张,“二年或三年令外交记者归为编辑,而编辑出为外交”。㊱1924年,邵飘萍在《新闻学总论》中专门论述记者地位与资格。他认为报馆工作人员有“记者与非记者”之分,“新闻记者,乃包含外交、编辑两大部分。从事于新闻之搜集、纪载、评论诸职务者为限,不能与其他发行、广告、会计等从事于新闻业之者混同”。即报社内部“发行、广告、会计、工场中职员等非记者”。㊲他主张新闻社编辑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编辑,系对营业而言,如外交记者、编辑(狭义)记者、评论记者。总之,凡前章所认为新闻记者之职务,以及调查部、校对部、写真部,皆属于广义的编辑方面,为构成新闻社之两大系统之一。至狭义的编辑,则为社内之一部,仅就整理新闻纸面者而言。如驻外通信员即不在编辑部之内,而调查部、校对部等亦只为编辑部之辅助机关”。㊳将外交记者在细分为:驻外特派员、本埠通信员、地方通信员。

新闻学者在将新闻采集者——“访员”“访事员”或“外勤记者”与英文“Reporter”对译过程中,也引进了“新闻记者”(Journa1ist)。如邵飘萍将英国的“新闻记者协会”翻译为“The Institute of Journa1ists”,“国民新闻记者同盟”译为“The Nationa1 Unionof Journa1ists”。在介绍英国编辑部组织情况时,他将“外交记者”译为“Reporter”,“通信员”译为“Correspondent”。为捍卫记者自身权益,以“记者”命名的新闻职业组织纷纷成立,如北京中法新闻记者联合会(1918年)、中外记者联合会(1918年北京)、万国新闻记者俱乐部(1919年北京)。1921年11月,一个真正意义的中国新闻记者的自由职业团体——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出现。据该会章程,报馆经理、总编辑和主笔因与新闻记者、编辑的利益不同而被排除在外。1922年,修改章程批准总编和主笔加入。此后,新闻记者团体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如镇江新闻记者联合会(1923年)、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1926年)、上海日报记者公会(1927年)、上海新闻记者公会(1927年)、湖南新闻记者联合会(1927年)、上海通讯社记者公会(1927年)、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1927)杭州记者公会(1927年)、无锡新闻记者公会(1927年)、重庆新闻记者联合会(1927年)等。“迨民国十七年国民军北伐完成,国民党统治全国,由各地党部指导组织的新闻记者联合会,一时如风起云涌,在县有县新闻记者联合会,在省有全省新闻界联合会,在市有市新闻记者联合会。”㊴

在新闻职业团体不断涌现中,外勤记者与内勤记者完全分野,“记者”一词中英文译法也完全固定下来。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不仅翻译出版万有文库,其中包括德国作家夫赖塔格(G. Freytag)撰写的世界文学名著《新闻记者》(Journalist),而且出版了有关记者研究的专著,如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张静庐在著作中认为中国的新闻记者范围包括:“凡供给编辑各种新闻(电报当然也在内)使成为报纸者,便是新闻记者。凡是代表报馆立论者,便是所谓评论记者——这往往是一报馆的总主笔……就通信社方面说,自社长、外勤、编辑部都称为新闻记者。就报馆方面说,自总主笔、电信编辑、外部编辑、本埠编辑、商业编辑、教育编辑、文艺编辑——这些都是内勤的,以至于外勤的记者,都可以称为新闻记者。”㊵他在该书第四章《外勤记者与访员》中明确提出了外勤记者的概念,“所谓外勤记者意思就是专司采访新闻之职的记者。不一定限于采访报馆所在地的新闻——即本地新闻,凡各大都会的特约通信员、拍电员、各县市的地方通信员及战地(或其他临时事件)的新闻特派员都可以称作‘外勤记者'。”㊶他比较外勤记者与访员的异同,两者“实在是性质相同的。外勤记者也可以名之曰访事员”,但两者“的确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所处的地位与工作可以说是绝不相同”。“外勤记者是受雇于一报馆或一新闻社而尽力所及去采访各种的新闻。新闻所从发生的区域和机关是没有限定的,新闻的性质也是非常庞杂,不能规定的”“而访员则不然,访员是占据了一个机关或一区域。在这一机关和一区域内一日间所发生的新闻,全由该访员自行记述,分抄若干份送给各报馆而取得各报馆的稿费……新闻大都属于火警、盗贼、奸拐等事,而记述的方法又刻板不移,文词似通非通,事实囫囵吞枣,不求甚解”。㊷在第五章《外勤记者的采访新闻》探讨了新闻采访方法和注意事项。在第六章《内勤记者的分工》中,给予了“内勤记者”清晰的定义,“所谓内勤记者的意思便是在报馆里编辑新闻之谓”,且比较内外勤记者的区别,“与外勤记者之终日在外面奔走采访新闻者不同,内勤记者在报馆里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报馆的司令部”。其包括: “1.主笔(多兼做评论者);2.总编辑;3.电报编辑;4.外省新闻编辑;5.地方新闻编辑;6.本地新闻编辑;7.社会新闻编辑;8.教育新闻编辑;9.文艺编辑;10.游艺编辑;11.商业编辑;等等。此外还有直接隶属于某一部分的专门记者,完全听命于编辑者的指挥和派遣,如教育新闻记者、商业新闻记者、游艺新闻记者、社会新闻记者等。”㊸至此,“记者”或“新闻记者”一词的新闻学关键词地位完全确定。

五、余论

通过对“记者”一词在中国演变历史再考察,笔者认为:公元前651年,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管仲在“葵丘会盟”中使用了古汉语“记者”一词,始出书证见于《管子·封禅第五十》。在长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古汉语“记者”一词随着中文典籍传入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借用古汉语“记者”一词的“记述者自谓”或“作记的人”古义,制造日制汉语“记者”一词,成为泛指报社新闻从业者的新名词,包括报社评论主笔、新闻编辑和新闻采写者,但不包括报社外新闻采写者,且被近代驻日外交人员如黄遵宪和上海《申报》《时务报》等新闻编辑人员作为泛指新闻从业者的新名词,做跨语际旅行返传中国,使得“记者”一词具有了广义含义。特别是《新闻学》中译本在中国的出版发行,“记者”一词由新名词向新闻关键词过渡,并作为“报文作者的自称”逐渐成为职业称谓。随着中国新闻业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黄远生作为一位体现了新闻职业化思想萌芽的名记者,使“记者”一词衍生出现代狭义含义——负责采写新闻通讯报道的外勤记者,但当时并没有这一称呼。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闻职业化思潮兴起,记者逐渐成为光鲜亮丽的职业,获得有志青年的广泛职业认同,以“记者”命名的新闻职业组织纷纷成立,记者研究和培养教育活动兴起,其新闻学关键词地位逐渐确立。徐宝璜在吸纳美国新闻学理论基础上撰写的著作《新闻学》,将原来报社外的访员、通信员和特别访员等“采集新闻之人”纳入报社编辑部组织体系。任白涛著作《应用新闻学》、邵飘萍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在日本内外勤记者分工的影响下,逐渐将外勤记者(外交记者)与内勤记者岗位分工明确化。特别是1928年,张静庐在著作《中国的新闻记者》中用三章篇幅专门讨论内外勤记者问题,比较两者异同,给予了内外勤记者明确概念。在新闻职业化思潮中,“记者”一词的跨语际旅行也超越了中日藩篱,拓展至英文世界。“记者”一词广义“新闻从业者”与英文“Journa1ists”对译,其狭义“外勤记者”与英文“Reporters”对译,而“通信员”与“Correspondent”对译。总之,“记者”一词由古汉语转变为蕴含现代性的新名词,再发展为新闻学关键词,最终衍变为新闻职业称谓,在古今历史演变中老树发新芽,彰显出与时俱进的旺盛生命力;同时,“记者”一词在跨语际旅行中,古义“记述的内容”逐渐消失,“记述者自谓”意涵被日本借用创制日制汉语新词返传中国后,其概念逐渐明晰,内外勤记者分野,与英文“记者”广义“Journa1ists”和狭义“Reporters”对译,在中西文化对接中,体现出其海纳百川的文化张力。

在中国新闻业由政论本位向新闻本位转变过程中,受新闻职业化思潮影响,记者职业化意识逐渐增强,也推动了记者自由职业的确立。黄天鹏曾言:“记者今日的地位已经站在光荣的台上了,报纸也由政论本位到新闻本位了,‘报纸的职务报告新闻,而不是代表舆论'已成一般人的呼声了。于是新闻记者本身就分化了,成为三类的记者:一是论说记者Editor,一是编辑记者News Editor,一是外交记者Reporter。各尽各的责任,显出记者的高贵与权威,一支笔擎着整个天下的太平。”㊹有研究者认为:对中国新闻记者来说,使30年代真正成为中国新闻业发展史上的分水岭的,是他们对新闻的职业性和他们自己的职业身份的重新认识。㊺确实,到1930年,记者有了自己的专业期刊,如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于创办的会刊《记者周报》。记者研究专著不断出现,如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1930年)、黄天鹏《怎样做一个新闻记者》(1931)、《新闻记者的故事》(1931年)和《新闻记者外史》(1931年)等。在新闻记者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不断抗争中,国民政府将新闻记者归入自由职业者之列,促使记者重新认识自己的职业身份。1931年1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国民代表选举法实施法》明确规定新闻记者公会是自由职业团体,“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第五条第一项第四款所称之自由职业团体,谓曾经主管机关立案之新闻记者、律师、医师、工程师、会计师所组织之职业团体”。㊻1932年,国民政府再次明文规定:“以报馆为单位组织的报业公会,应加入商会,为商人团体;以新闻记者为单位组织的为新闻记者公会,属于自由职业团体。”㊼在国民政府推导下,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改组为上海新闻记者公会,会员达200多人。该会发表声明致力于推动新闻业的发展和提高记者的地位两大任务,终于成为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自由职业团体,标志着记者完成了从文人到自由职业者的转型。㊽1934年8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第五届全体会员大会通过将每年的9月1日定为“新闻记者节”议案,通电全国,迅速得到各地新闻界的积极响应。记者破天荒地有了自己的职业节日。1937年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专门列有了“Correspondent”“Journa1ists”和“Reporters”辞条,“Correspondent【名词】通信者,通信员、访员、访事(人)”㊾;“Journa1ist,【名】新闻记者、杂志记者、报纸投稿者、杂志投稿者”㊿;“Reporter,【名】报告者、报道者;探访者、访员、访事”。从中英跨文化旅行的对译中,再一次将“记者”一词的不同含义明确区分开来。1942年8月,国民政府通过了《新闻记者条例草案》。同年9月,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主任马星野受中国新闻学会委托起草《中国新闻记者信条》。1943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专门管理新闻工作者的法律《新闻记者法》,明确规定:在日报社或通讯社担任发行人、撰述、编辑、采访或主办发行广告者为新闻记者。“记者”一词深入人心,即便在抗战的中国民众心中“记者”也作为一种职业称呼,得到了普遍认同。民国著名记者卜少夫曾说:“我有十个月记者生活,仔细的分析起来,是‘写'多于‘编',换言之,采访工作占去了大部。以‘编'而言,副刊版多于新闻版,所以严格说来‘编'的经验,恐怕异常浅薄。在中国习惯上,我道道地地是个‘记者'了。(普通称记者,似专指外勤采访而言。)”

注释:

① 罗竹风等编撰:《汉语大词典》卷11,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② 黄河清:《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页。

③ 甘惜分:《新闻学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④ 邓绍根:《“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1期。

⑤ 管仲:《管子·封禅第五十》,《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53页。

⑥ 程本:《子华子·阳城胥渠问第一》卷上,《百子全书》(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1页。

⑦ 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5页。

⑧⑨⑰⑲ 温桢文:《近代中国的“记者”:以其职业称谓之演变为中心》,《东亚概念史集刊》,2013年第4期。

⑩ 《公·志盛》,《申报》,1893年7月28日。

⑪ 《声明东报讯言》,《申报》,1894年7月20日。

⑫ 《蓬壶日影》,《申报》,1896年10月30日。

⑬⑭ 《论孙逸仙事》,日本古城贞吉译,《时务报》,第21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32、1433页。

⑮ 《灯唇走笔》,《申报》,1897年10月18日。

⑯ 《俄国外交官评言》,《清议报》第1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2页。

⑱ 《淛报章程一览》,《大公报》,1902年9月30日。

⑳ 张洁:《新闻职业化的萌芽——重读黄远生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新闻大学》,2006年第3期。

㉑ [美]休曼著,史青译:《实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㉒ [美]Edwin L. Shunman. Practical Journalism. New York: D. App1eton and Company,1905. p18.

㉓㉔㉞㉟㊱㊲㊳ 邵飘萍著,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49、15、39、85、112、121页。

㉕ 姚公鹤:《上海闲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 -132页。

㉖ 黄旦:《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8期。

㉗ 顾润卿:《北京新闻记者赴日》,《英语周刊》,1918年第134期。

㉘ 顾润卿:《日本新闻记者游历南洋群岛》,《英语周刊》1921年第274期。

㉙㉚ 徐宝璜著,肖东发、邓绍根编:《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105页。

㉛㉜ 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第23、126页。

㉝ 周吉人译,邵新昌校:《普通新闻学》,京报馆1923年版,第5 -6页。

㊴㊼ 潘觉民:《我国新闻界协作运动的回顾和前瞻》,《报学季刊》,1934年创刊号。

㊵㊶㊷㊸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版,第10、41 -42、46 -47、72 -73页。

㊹ 黄梁梦:《新闻记者的故事》,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版,第4页。

㊺㊽ 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277页。

㊻ 夏新华、胡旭晟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1页。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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