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1971年，专跑半导体和电子口的加州小报记者唐纳德·霍夫莱（Donald C. Hoefler）根据自己的职业嗅觉，认定微电子产业前途无量，而集聚了美国乃至全世界微电子产业精华的加州圣克拉拉山谷（Santa Clara Valley）则将成为光芒四射的高科技产业天堂。他打算根据自己在这条山谷中各高科技企业多年跟踪、采访和蹲点的经验，写一组足以彪炳史册的“定调”专栏文章。

他当时任职于专业性小报《电子新闻》周刊（Electronic News），打算在这家周刊上连载自己的这组专栏，但随着开篇日期的临近，他越来越感到，不论“圣克拉拉谷”或其昵称“果木谷”（Valley of Hearts Delight）都有些“软绵绵”的，与他心目中即将永铭青史的“高科技山谷”定位大不相称，可饶是他绞尽脑汁，却始终想不出一个和“伟大山谷”地位吻合的响亮名称来。

有一天他偶遇好友、在“伟大山谷”中经营一家名叫“离子设备”（Ion Equipment）的小型半导体公司的拉尔夫·瓦埃尔斯特（Ralph Vaerst），后者对霍夫莱的宏大构想并不十分以为然，但还是很认真地帮朋友构想了一番，并随口建议“叫‘硅谷（Silicon Valley）如何”？

硅谷名称的诞生

瓦埃尔斯特的离子设备公司是众多硅谷小企业中的一个，如今早已消失在一长串被大浪淘沙的硅谷创业失败者名单中，这家公司在硅谷不长但辉煌的历史进程中，仅仅留下了几个浅浅的足印，除了宛如灵光乍现的“硅谷”命名，便只有自1973年起折腾了近10年之久、和几名跳槽员工间糟糕透顶的知识产权诉讼官司了。

据1985年1月9日霍夫莱接受《洛杉矶都市报》（Metro）采访时所言，“硅谷”这个名词似乎也并非瓦埃尔斯特“原创”，而是当时“伟大山谷”内半导体小企业创业者们闲聊时偶尔蹦出的生造词，“硅”是用以指代半导体所需的硅原料。

霍夫莱是一个专跑电子产业新闻的小报记者，他出道于圣克拉拉山谷中半导体企业最集中的地点之一——山景城，最初是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文案公关，后来跳槽去了费尔柴尔德出版集团（Fairchild Publications），《电子新闻》周刊正是这家出版集团所办。

“硅谷”因言简意赅、响亮生动一炮走红，很快风靡全美乃至全球，但霍夫莱却并未因此交上好运，他的“硅谷系列专栏”1971年1月11日开始连载，仅仅连载到第三期就被叫停，他不得不先后跳槽到RCA和专门出版教科书的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出版社，后来在旧金山创办了一家半红不黑的小报《微电子周刊》（MICROELECTRONICS NEWS），直到1985年初，人们才因《洛杉矶都市报》的报道知道了他与“硅谷”一词的渊源，1年后的5月15日，喀纳斯出版社（Cahners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了号称“第一本硅谷专门史”的畅销书《数据化》（Datamation），作者迈克尔·马龙（Michael S. Malone）在书中指出，正是因为霍夫莱的努力，“硅谷”才成为一片高科技热土、一处创造神奇的谷底，和一群科学怪物聚居地的，人们耳熟能详的代名词，人们由此送给霍夫莱一个称号——“硅谷先生”（Mr. Silicon Valley）。

然而“硅谷先生”永远听不见这一迟来的评价了：整整一个月前他死于脑溢血突发，终年64岁。人们没有称呼他“硅谷之父”，因为他仅是第一个将“硅谷”一词印成铅字的人，而非这个词的发明者——更不是“硅谷”这片热土的缔造者。

真正的“硅谷之父”

那么真正的硅谷之父是谁？

很多人认定，“硅谷之父”的桂冠应属于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Emmons Terman）。

特曼是美国著名电子学专家，《无线电工程》（Radio Engineering）一书的执笔人，二战期间他主持美国电子干扰和雷达欺骗技术研究，令美国至今在这一重要军事领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

二战结束后，特曼回到母校斯坦福大学，出任工程学院院长。在一干学者中他先知先觉地认识到，仅有高科技是不够的，和平年代科技效益的最大化，取决于科技产业化、市场化转化的效率。在他看来，让科技最快速、高效转化为生产力和市场商机、利润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将大学、研究院的科技资源、头脑就近产业化，办法则是以这些学术研究机构为核心，创建让科学家和资本直接“牵手”的创新工业园区。

在他看来，圣克拉拉谷是最理想的地点：这里高校、研究所云集，战时和战后有许多和美国海、空军及航天部门有密切关系的企业，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军事研究部门在萎缩，许多专业人才和年轻毕业生不得不去东海岸的大城市碰运气。

特曼认为这实在是一种浪费：和东海岸相比，圣克拉拉谷资源更集中，一旦有了合适的土壤，高科技产业化的效率将不可估量。鉴于此，他力排众议，在自己学校里找了块旷地，做起了如果在今天会被称作“高科技产业孵化器”的营生，模式是由自己提供方案，鼓励学生入伙发展“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具体来说，学校给符合要求的创业学生提供边攻读学位边自主创业的机会和便利，并签订为期5年的协议，还提供相当于学费两倍的创业投资。这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事。

很快，特曼觉得这样的模式仍然太过“小打小闹”：仅由自己的团队提供方案，能力毕竟有限，而学生“风险投资”的“死亡率”也未免太高。此时在圣克拉拉谷靠近大学和研究院的地方，有一些战后闲置的工业建筑价格低廉，他斥资将这些土地盘下，建立了斯坦福工业园（Stanford Industrial Park ，后来改称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 ）.，专门吸引高科技企业前来“筑巢”。

今天硅谷的辉煌就是从这里起步，遍布硅谷的大小高科技企业或是“风险投资”所孵化，或是从斯坦福研究园及其无数个复制品起家。特曼晚年曾说“硅谷模式起步时许多人并不看好，因为我们看似什么资源都不比别人更强，但如今许多当初不看好硅谷的人已经来到了硅谷”。尽管许多人认为，硅谷之所以在美国诞生，是因为美国素有“车库创业”的传统和文化，这种传统、文化才是硅谷真正的源泉，但不可否认，倘没有特曼的草莱开辟之功，就不会有硅谷这样一个将研究、开发、生产和营销如此紧密对接的“超级创业车库”。

硅谷之硅

尽管硅谷的成功特曼当记头功，但许多人公正指出，倘没有另一个人，“硅谷”之“硅”恐怕不会轻易冠名到圣克拉拉谷这片原本的地中海水果之乡。

这个人就是充满争议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

肖克利是出生在英国伦敦的美国人，曾任贝尔实验室（Bell Labs）晶体管物理部主任的他1947年和别人合作发明了晶体管，是不折不扣的“晶体管之父”。

才华横溢的他却性格怪异，恃才傲物，独断专行，很快和同事们矛盾激化，1953年他离开贝尔来到西部加州，在加州理工学院栖身。

特曼开辟斯坦福工业园的消息让他眼睛一亮，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自立门户，将专利“变现”的好机会。他找到特曼，向他描述了自己想做的产品——不是被称为“肖克利管”的晶体二极管，而是当时还是绝对新生事物的三极管。

当时正是美苏争霸的早期，苏联在核能和宇航领域的突飞猛进令美国政府感到芒刺在背，他们敏锐地选择电子产业作自己高科技的突破口，科技部门扎堆的圣克拉拉谷对此早已耳熟能详，站在科技前沿的特曼当然知道肖克利提议的价值，两人一拍即合，1956年，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 ）在山景城诞生，这被认为是硅谷“姓硅”的关键手笔。

可惜肖克利自己却扮演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角色：仅过一年，他独断专横的痼疾复发，他在公司里推广使用测谎器，还公开员工薪水，结果来自东部的8名业务骨干另立门户，建立飞兆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肖克利愤怒地称他们是“八叛徒”，预言他们绝没有好下场。

这八位“叛徒”是布兰科（Julius Blank）、格里尼茨（ Victor Grinich）、霍艾尼（， Jean Hoerni）、克莱内（ Eugene Kleiner ）、拉斯特（ Jay Last ）、摩尔（Gordon Moore）、诺伊斯（ Robert Noyce ）和罗伯茨（ Sheldon Roberts），1957年8月，他们成立了鼎鼎大名的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这家被称为“特曼孵化器最成功产品”的公司几年后就变成了更出名的孵化器，硅谷最重要的产业链——集成电路产业从“八叛徒”手中开创。

肖克利预言他们会“不断分裂和叛变”不幸而言中：1961年曾并肩作战的“八叛徒”因利益分配不均一分为二，此后又不断分化组合。但他预言这些人“注定失败”却大错特错了——在他们直接或间接推动下，一个个硅谷鼎鼎大名的品牌诞生了：仙童、英特尔、AMD、亚马逊、康柏、莲花……由于他们的血统直接或间接来自“八叛徒”，“八叛徒”都具备所谓“费尔柴尔德血统”，因此被戏称为“费尔柴尔德系”（Fairchildren ）。

真正“没有好下场”的反倒是明日黄花的肖克利本人——他的公司两次转卖，1968年便永远消失，他只能去斯坦福大学任教，成了一个有极大争议的著名学者，在1989年郁郁而终。

那些被孵化的

一般认为第一个硅谷孵化产品是惠普公司（HP）。

H是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P则是戴夫·帕卡德（Dave Packard），两人都是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师从“硅谷之父”特曼，他们得到特曼赞助，1939年在帕卡德家车库开设了惠普公司，启动资金只有538美元，这家不起眼的“车库公司”从精密音频振荡器起家，并迅速抓住商机崛起壮大，如今他们的车库已成为加州政府所官方认证的“硅谷发祥地”，成了“文物古迹”，这也是第一家硅谷纯民营高科技企业。

由于师生渊源，惠普后来搬入斯坦福研究园区，并在80年代之后壮大一时。但其实将惠普列入早期硅谷成功者是有些牵强的——他们的创业实际上早于特曼创办“孵化器”，且在肖克利—“八叛徒”将“硅产业”弄得风生水起之际，惠普却埋头跟好莱坞和NASA搞雷达、电波系的专利及合同，真正介入“硅产业”是后来的事了。

真正的第一家“纯硅谷企业”是瓦里安公司（Varian Associate），这家公司是特曼的校友瓦里安兄弟（Russell H. and Sigurd F. Varian）等9人在1948年借助特曼“风险投资”计划创办的，斯坦福工业园诞生时，瓦里安是第一家入住的高科技企业。和惠普比起来，起点高得多的瓦里安有22000美元的启动资金，而且一开始他们的小型线性加速器与核磁共振等专利就受到军方和医疗机构的青睐，因此发展势头迅猛，1999年瓦里安一分为三，加上前前后后分拆、并购和新开办的企业，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瓦里安已成为医疗保健、分析设备、半导体等产业的巨头，在9个国家拥有逾100家分支，雇佣员工多达7000以上，这对于一家高科技公司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瓦里安系”也和“费尔柴尔德系”并称硅谷两大“蓝血”，意即纯粹的硅谷血统。

也许是起点较高的缘故，瓦里安系并未像“八叛徒”那样动辄翻脸，而是遵循好来好散、再见也是朋友的原则，在企业内部推崇高工资、股权激励和丰厚的员工福利，公司分拆或骨干另谋高就，则在保护公司利益和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扶上马送一程”，这些如今在硅谷成为“潜规则”的公司福利和利益分配原则，大多在瓦里安公司成形。

1963年，利克莱德（JCR Licklider）在硅谷“借地生财”，开始推动最早的互联网出行ARPANET，这个最初没多少人看好的发明，在十多年后开始起步，如今已变成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互联网，1995年亚马逊公司的成立，被视作互联网诞生的标志。

1975年3月，一群硅谷的“小人物”和“怪才”在硅谷门洛帕克一间车库里聚会，成立了一个名叫“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的小团体，讨论将当时笨重的电脑家庭化、个人化，这个当时被主流讥讽为异想天开的构想却被某些有头脑的风投经理看中，他们获得在当时看来是天文数字的13亿美元风投，5年后，被称作“家用电脑开山鼻祖”的苹果电脑诞生了——而苹果电脑的“毕生死敌”、被称作“最早实用化微处理器”的英特尔芯片，则由“八叛徒”中的摩尔和诺伊斯在1974年4月悄然“孵化”成功，英特尔这家后来掀起第一次互联网产业浪潮和“IT泡沫”的主力，属于“费尔柴尔德系”，1968年7月在圣克拉拉诞生。

尽管经历了IT泡沫的破灭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今天的硅谷仍然是全球第三大高科技工业园区（仅次于纽约大都会和华盛顿都会区），全美逾40%的风投集中在硅谷，这里集聚着上千家高科技企业和22.5万个以上的高薪高科技职位，每一个新兴的“孵化器”和高科技产业园在创立之初和发展过程中，都不能免俗地要对镜顾盼一番——“我很像硅谷，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