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利周晓艳

（①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②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盐井天主教传播

刘新利①周晓艳②

（①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②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天主教在传入盐井之前，在古格王朝和拉萨有过传播，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传教士们通过书信的方式向西方国家介绍西藏，同时为了传教的需要学习藏文，研读藏传佛教经典，用藏语翻译《圣经》，跨文化传播得以进行。1865年至1949年，盐井天主教在政治势力和宗教排他的夹缝中艰难地存续，在盐井的传教士们为了传教，通过世俗化和本地化的举措积极地进行文化适应，跨文化传播取得成效，建立了天主教堂，培养了三百多名信徒。1980年至今，盐井天主教和藏传佛教和谐共处，达到跨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文化融合。如今盐井的天主教之所以能够和藏传佛教和谐共处，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宗教信仰就是一种认同和精神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而不是难以逾越的教条。

跨文化传播；盐井天主教；文化适应；文化融合

盐井地处川、滇、藏三省交汇处，如今隶属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盐井纳西族民族乡，这里生活着藏族、纳西族和少量汉族。盐井这个澜沧江边的小村落被世人熟知，除了它古老的晒盐技术外，就是它奇特的宗教景观了。这里的藏族一部分信仰天主教，一部分信仰藏传佛教，纳西族则大多信仰藏传佛教，也有少量的人信仰古老的苯教和东巴教。在这里，许多家庭成员的宗教信仰是不同的，但这不并影响他们的家庭和睦。尽管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这里的人们却能够和谐而幸福地生活着。

一、天主教与跨文化传播

当归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走到一起，而他们相互感到“陌生”时，跨文化传播就开始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是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往活动。[1]

“宗教的传播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宗教作为文化的中心，呈放射状演变出文化的各个分支，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的大部分外在基本文化的表现形式都与宗教相关联。在宗教的发展过程中，总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教徒加入，这就需要传教，而传教的过程不但是信仰的传播，更多的是把异域的文化传播出去。宗教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同时，也促进着两种不同文化间的碰撞。”[2]

天主教是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天主教”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为“普遍的，通用的”，因此也被翻译为公教。天主教认为，只有天主教会才是“全世界的”“一般的”“大众的”教会，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主教会向全人类开放，而不是特定的种族、阶级和宗派。圣使马尔谷记载了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最后阶段的这句话：“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造物主宣传福音。”[3]天主教主张全人类的解放，所以，自它产生时起就具有向外传播的天然动力。而天主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传播组织，天主教的历史可以归结为天主教的传播史。天主教面向全世界传播，他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文化的差异，所以，天主教的传播更是跨文化传播。

二、早期天主教在西藏的跨文化传播

天主教在盐井扎根之前，即17至18世纪，在古格王朝和拉萨有过传播，总体上是失败的，如房建昌先生断言：“目前，伊斯兰教在西藏还有清真寺，基督教则完全绝迹了。”[4]

失败的客观原因主要是因为天主教传入西藏的17世纪，以格鲁派寺院为主的藏传佛教的势力已经日渐强大。“作为统治阶层的黄教上层僧侣们是绝对不允许‘异教’传播的，这不但源于宗教的排他性，更重要的是对本阶层政治、经济利益的维护。”[5]另外，天主教的教义、仪规、道德准则方面与藏传佛教有着巨大的差异。

主观原因主要是传教士的民族中心主义、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比如1624年葡萄牙传教士安德拉德在古格王朝传教的时候，认为喇嘛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变种。他说喇嘛教由于久处孤立，又受到异端邪说的侵蚀，故同欧洲的基督教相比，似乎是面目全非了。他盛气凌人，认为柴巴让的喇嘛“灵魂中充满了懒惰”。他同喇嘛们就转世之说进行了辩论，他说他绝不赞成转世之说，认为这是荒谬的。[6]

1707到1745年传教士在西藏传教期间，在布道演说词中竟然否认达赖的转世，还否认历史上的佛陀释迦牟尼是一个真正的圣人。[7]

传教士在中国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基督教的排他性问题。中国以前并不存在像基督教那样从思想到组织有严格系统的宗教。早年传入的佛教是多神而不争的，且佛教与道教据山林而居以待信徒的方式颇合“有来学无往教”的传统。但基督教却是一神独尊且严格排他的。[8]

传教士们处处维护天主教的“正统”地位，把藏传佛教视为异端，反对藏传佛教教义中的轮回、业报等学说，反对藏传佛教中的神灵鬼怪和许多宗教仪轨，特别是那些带有苯教色彩的驱魔打鬼等仪式。[9]

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讲，传教士的民族中心主义、刻板印象、偏见、歧视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但是，传教士在西藏传教过程中，通过与罗马教廷的书信往来和著书立说，广泛地介绍了西藏各方面的情况，使西方国家第一次较全面地了解西藏。另外，传教士们为了传教，潜心研究藏文和藏传佛教，编写词典，翻译宗教论著，并用藏语来阐释教义和教理，著书论说，促进了西方文化与藏族文化的碰撞和交流。[10]跨文化传播得以进行。

三、近代（1865—1949年）天主教在西藏的生存及其跨文化传播

（一）传教士在盐井传教的历史背景及成就

1858年中、英、法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允许传教士在包括康区在内的边缘地方从事传教活动。

对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清政府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但是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履行条约的义务，清政府允许天主教会在巴塘、盐井等地建立教堂，并令官府予以保护，以满足天主教会及其背后外国势力的某些要求。

天主教之所以能够在盐井、德钦两地落户、扎根乃至发展是由于得到了清政府的庇护，这些地方的传教士带领教民仗势欺人，恃强凌弱，遭到以崇信格鲁派为首的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教案频发。因为这两地当时分属四川、云南管辖，噶厦政府虽能动员民众抵制天主教，驱赶传教士，但并没有促使清政府禁止天主教的活动。而且这两地是藏族聚居区，藏传佛教的势力强大，所以宗教之间的冲突比较激烈。德钦等地教案频发，多名传教士遇害，教堂被毁，但终因归属缘故，天主教会仍然存在，教堂屡毁屡建。

光绪末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川边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设立巴塘县，盐井成为其中的一个乡。盐井行政归属的改变对天主教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噶厦政府控制盐井后，对藏传佛教寺庙给予特殊待遇，寺院地位迅速提升，权力也迅速膨胀，伺机夺取教会的土地，驱赶传教士。数名传教士和十几名教徒丧生，盐井的最后一个外国传教士杜忠贤三次入盐井又三次被驱逐，最后被刚达寺的武装僧人杀死。自此，外国传教士在盐井的传教活动宣告结束，刚达寺接管教堂。

政治的残酷和宗教的排他联合绞杀了盐井的天主教，但天主教并没有禁绝，教会活动转入地下，大约三百多名虔诚的天主教徒默默地信仰着天主教。

在一个藏传佛教占主导地位的盐井，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激烈的宗教冲突中，盐井的天主教培养了三百多名信众，建立了多座教堂。那么，早期盐井的外国传教士做了怎样的努力和坚持？

（二）天主教在盐井跨文化传播的特点

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讲，传教士在盐井传教的过程中，一直在做着文化适应的工作。文化适应就是个体进入不熟悉的异文化环境，跟当地社会的个人、群体或者组织互动的过程，是他们的身份和认同重新调整、定位的过程，也是他们的传播网络重新建构的过程。[11]跨文化传播的奠基者爱德华·霍尔是人类学博士，古迪昆斯特和金洋咏沿袭了霍尔的“文化学习”的理论，他们试图通过有效的传播来学习新文化以应对文化适应压力所带来的文化休克问题。他们两人拓展了社会学家西美尔的“陌生人”概念，那么所有的跨文化交流都是“陌生人”，都会遭遇文化适应的问题。[12]而“文化适应”也因此成为跨文化传播的核心问题。1865年至1949年，天主教在盐井地区传播的文化适应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

1.世俗化

19世纪60年代在云南、四川一代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天主教运动，传教士仓皇逃到盐井。这几个传教士刚到盐井主要是为村民免费看病，为家境贫寒者修房、买地。盐井的藏传佛教寺院刚达寺在当地有着很强的势力，所以传教士刚到盐井就给刚达寺布施了大笔大洋。这些措施深受群众的信赖，也赢得了刚达寺僧人的赞誉，他们得到暂住此地的许可。在上盐井（盐井分上盐井和下盐井）站稳脚跟之后，有个传教士就在一些与他关系密切的群众中传教，有不少人成了天主教的教徒，这位传教士在半年之后离开。后来的传教士继续奉行广义的传教观，即重视世俗的力量，为此他们在盐井继续做慈善事业及传教。他们设立卫生所，继续为村民免费治疗；开办学校，学校分高级班和初级班，开设藏文、汉文、英文、算术、音乐等课程，教员都是来自维西、下关、康定、巴塘等天主教传教区的传教士或信徒。这些学校一方面让村民接受了文化教育，另一方面也为天主教培养了一批信徒。[13]

在这一时期，教堂大量购买盐井及附近村庄的土地，用了几年的时间就把上盐井的土地都集中到了教堂手中，上盐井的村民大多成了教堂的佃农和信徒。

德国学者格雷布尔认为，两个文化区域的距离无论远近都不能妨碍跨文化传播，因为有“文化波”的存在。这种神秘的文化波可以理解为不同文化的人由于对物质的需求而开始了文化间的活动。[14]

盐井的传教士用世俗化的方式取悦当地的村民和刚达寺的僧人是文化适应的表现，这些举措有利于跨文化传播的实现。

2.本地化

本地化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用当地的语言传播宗教。如果说通过世俗的方式取悦当地的村民和刚达寺的僧人是一种文化适应，那么，用当地的方言传教则是更深层次的文化适应。

（1）天主教在传入盐井的时候就确立了用当地语言传教的方针，当时使用的《圣经》是藏文和法文本。当时的译者在把《圣经》翻译为藏文时，借用了藏文原有词汇，而这些词汇多有藏传佛教的神学色彩，这样的结果是教徒们会用藏传佛教的概念来理解天主教概念甚至天主教。[16]

佛教和天主教在教义、教法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比如对最高神的理解。佛教不主张一神、多神或无神的论点，佛教的前提是以“人”为本，非以“神”为主，藏传佛教认为佛就在人间，人人皆可成佛。天主教是一神教，主是绝对的造物主，学问再高深的教徒也不可能成为主。但是，当天主教传教士用藏语表述《圣经》及其信仰，他们就处于十多个世纪以来藏地有经文的世间法、信仰的包围之中，使得它处处依赖藏文佛经的用语，调整自身以适应，或者在藏传佛教的神灵等级序列中找到自己的“神”的合适位置，或者加以改造。藏译《圣经》所提供的信仰的最高概念，不会超过藏传佛教提供世间法的境界。[17]用藏文来传播天主教，是藏族村民了解天主教进而皈依天主教的基本前提，同时用藏文来理解《圣经》也构成了藏族村民对天主教引发的文化现象的初步认识，从而使跨文化传播成为可能。“而所有的宗教似乎都有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自己的愿望，这同样也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提供了动力。”[18]

（2）天主教本地化的另一举措就是培养本地神职人员。1935年到1949年期间，瑞士伯尔纳铎修会开始培养中国的神职人员。尽管中国的神职人员只充任司门员、驱魔员、诵经员、助祭等工作，所有教堂的中国神职人员除施光荣、和致祥是神甫外，其余都是助祭以下职位，但这却是天主教本地化的重要举措。正是有了这些神职人员，才使得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后，天主教在盐井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

（3）本地化的第三个表现是教堂风格的藏地特色。教堂是宗教的活动场所，其建筑风格是一种宗教理念的外在体现。早期天主教在盐井的教堂是藏式平房，外观与当地民居毫无二致，室内的陈设也有藏族特色，比如悬挂唐卡。

四、盐井天主教和藏传佛教在当代（1980年至今)的和谐共处

文化冲突只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范畴，促进各个异种文化之间的融合才是我们研究跨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19]跨文化传播理论认为，和谐的最高价值理念表现为文化融合。文化总是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和谐的跨文化传播表现为人类的各种文化都通过对话而获得思想的新资源，进而开始某种文化的生成过程。文化融合就是在不同的文化观念、价值彼此影响和交流的互动中实现人类文化共同发展的主要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民族偏见，在尊重各文化实体差异性的基础上以进取的姿态致力于将人类文化的发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20]

文化融合是跨文化传播的策略和成效，它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文化融合包括了在多民族、多宗教地区的文化主体克服自己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中的片面性、排他性、对抗性，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尊重的多极化和多样化的格局，只有这样民族才能团结，社会才能和谐发展，文化主体才能从中受益。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要达到其最高境界文化融合，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就是主体间性。单波教授认为，“主体间性”表达了现实的人所存在的主体间关系的内在性质。“主体间性”扬弃了传统的“主—客”关系，由主客对立、主客分离发展到主客合一，超越单一主体性的缺陷，进入到平等、自由、多元现代的交往领域。[21]

具体到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不管是早期在古格王朝和拉萨上层贵族的传播，还是（1865—1949年）在盐井底层村民中的传播，传教士始终把自己作为传播的“主体”，把西藏的民众作为传播的“客体”，这样做的结果就容易陷入“单向传播”和“自我中心论”的泥沼，“虽然会增加对他者的理解度，却不能创造对话式、讨论式的理解，形成理解的理解”[22]文化融合难以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仰仗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许多由原来外国传教士培养的神职人员和教徒开始恢复天主教信仰。这些人由原来的受传者转化为传播者，所以也就没有了作为传播者的外国传教士和作为受传者的盐井村民之间的对抗。而在当今的盐井，传播者和受传者不再有明晰的界限，除了职业的神甫和角嫫，普通天主教徒是受传者，但也可以成为传播者。他们成为天主教传播活动中的双主体。

如今盐井的天主教和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够和谐相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文化融合，也就是承认差异，互相尊重，相互包容，积极寻找两种宗教的共通之处。这里的很多天主教徒和佛教徒认为天主教和佛教没什么不同。“在这里天主教和佛教更多的是一种认同和精神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绝无通融之地的禁锢行为的教条，原本具有的排外特征的藏传佛教和天主教都消抹了对彼此的排斥和多年的恩怨，以邻居的形式，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尊重，扶持地存在并发展下去。”[23]

（一）文化融合的表现之一是在宗教仪式上

盐井天主教仪式比较随意，注重娱乐性。教徒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参加的活动，如果有事可以迟到或中途离席。农忙的时候，到教堂参加活动的人就少一些，冬季农闲的时候到教堂参加活动的就多一些。对于宗教节日，除了哀悼的追思已亡节外，其他节日都是欢乐的节日。在这些节日里，教徒们参加完弥撒，领圣体，念经后会和佛教徒们享用准备好的圣餐，然后跳起欢快的圆圈舞。对教徒们而言，过节只要知道圣母升天节是庆祝圣母玛利亚升上天堂，圣诞节是耶稣诞生就足够了。他们更看重的是节日里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尽情地唱歌跳舞。[24]

（二）文化融合的表现之二是教义、教规的相对包容

天主教的教义规定神甫不能婚育，但盐井唯一的一个藏族神甫鲁仁弟却育有两个孩子，角嫫由于历史原因生过孩子；天主教主张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但盐井有一户一妻多夫制家庭却是天主教信徒；天主教徒反对酗酒，但盐井的天主教徒中不乏嗜酒者；盐井的天主教徒可以不洗礼，可以长时间不去教堂，可以没有教名，可以不会念经。为了在盐井的长久发展，天主教包容了这些行为。[25]

早年的传教士严格遵守天主教的教规，禁止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教徒结婚，除非对方改信天主教，天主教徒不能随便放弃信仰。而在盐井，不要求和天主教徒结婚的非天主教徒改变其信仰，天主教徒可以放弃信仰。所以，在盐井也有许多家庭天主教徒和佛教徒夫妻结婚几十年各自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有的以前信仰天主教后来又改信藏传佛教，也有以前信藏传佛教后来又改信天主教。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思议的。

（三）文化融合的表现之三是婚姻圣事和房屋布置的相互交融

对于婚姻圣事，盐井的天主教徒更多遵循藏族的传统礼节，他们习惯在自己家里而不是在教堂举行婚礼。不同的是他们的婚期由自己决定而不是像藏传佛教那样请喇嘛选日子确定婚期，但是，结婚的日子一定要选择在星期一或星期五。作为新进入天主教家庭的新娘或新郎需要到供奉着“基督像”和“圣母像”的“菩萨柜”（即家庭用的神龛，佛教天主教通用）前跪拜，也要跪拜灶墙上画的耶稣圣心图和悬挂的十字架。这是佛教婚礼上跪拜佛教的“菩萨柜”和“灶神”的仪式的天主教表达，包括在灶墙上画天主教的象征图画以代替佛教的灶神图的做法都是天主教和佛教对话的产物。[26]

结语

盐井的天主教传播经历了从冲突到和谐，从文化适应到文化融合的过程，最终取得了跨文化传播的最高境界。如今在这里，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人们幸福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似乎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如果把宗教理解为一种文化，把宗教传播理解为跨文化传播，并积极寻求不同宗教之间的共通性，那么对于减少宗教的排他性，降低宗教冲突发生率，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应该会产生一定的作用。

[1][20]单波.西方跨文化传播中的和谐理念[J].国外社会科学,2008(6):4-11.

[2][11][18][19]韩向东.浅析宗教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82-86.

[3]林瑞琪.早期基督教传播特性分析：与恩格斯对谈[J].国际新闻界,2011(9):18-27.

[4][6][7]房建昌.基督教在西藏传播小史[J].青海社会科学，1988(2):125-128.

[5][9][10]李蓉.17-18世纪天主教在西藏传播概述[J].西藏大学学报,2006(1):73-74.

[8]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J].历史研究,1996 (6):84-85.

[11][12]李加莉,单波.跨文化传播学中文化适应研究的路径与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12(9):80-87.

[13]保罗,泽勇.盐井天主教史略[J].西藏研究,2000(3):52-55.

[14][21][22]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03-113.

[16][17][23][24][25][26]高微茗.上帝在藏族村庄中——西藏盐井天主教的本地化[D].广州:中山大学,2009:116,117-118, 136,61,69,81-82.

On Catholic Spreading in Tsakalo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U Xin-li①ZHOU Xiao-Yan②
(①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Xizang Minzu University,Xianyang,Shaanxi 712082②School of Humanities,Tibet University,Lhasa,Tibet 850000)

Catholic spreading is in itself a kind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Before Catholic was spread in Tsakalo area in southeast Tibet,it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Lhasa and Ngari area,although failed,but in the pro⁃cess the missionaries introduced Tibet to Western countries by letters.For the need of Catholic spreading,the missionaries learned the Tibetan language,studied Tibetan Buddhism scriptures,and translated Bible into Tibet⁃an language,which mean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aking place then.From 1865 to 1949,the missionaries made a great effort to the survival of Catholic under the pressure from political powers and the exclusivity of oth⁃er religions.As their achievements,they established a Roman Catholic Church,and had more than 300 followers. Since 1980,Catholic and Tibetan Buddhism have coexisted in harmony in Tsakalo,which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namely cultural integration.As we know,religion is a spirit of recognition,a spiri⁃tual life,ore a culture rather than an insurmountable dogm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Tsakalo Catholic Church;cultural adaptation;cultural integration

10.16249/j.cnki.1005-5738.2016.04.008

B976.1

A

1005-5738（2016）04-048-006

[责任编辑：蔡秀清]

2016-09-18

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大众传媒与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1XXW009

刘新利，女，汉族，陕西西安人，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史论、少数民族文化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