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崇荣邹敏

（①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信息中心②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述论1949年噶厦对国民政府驻藏官员的驱逐

赵崇荣①邹敏②

（①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信息中心②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1949年7月8日发生噶厦政府“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事件”。该事件看似由噶厦政府突然发动，实则是噶厦政府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暗中筹备与周密部署之后，在英人的挑唆下，利用国内战争和国民政府政权崩溃之机悍然发动的。面对噶厦政府突然宣布驱逐，国民政府驻藏机关和人员在毫无准备与后援的情况下，只好服从，按照噶厦政府指定的路线撤离西藏地方，导致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对恢复治藏主权的努力与成效均付之东流，因此成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文章利用档案、回忆资料、报刊文献等，对噶厦政府发动驱逐的过程进行梳理，从中揭示中央政府的“统治力”与边疆稳定安全间的必然联系。

1949年；噶厦政府；“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事件”

从1948年上半年起，噶厦政府基于国内战争的形势和对西藏地方未来政治地位的考虑，开始抵制中国共产党，不久之后又在英人的怂恿下由“反共”转向驱逐国民政府驻藏机关及其人员。而对于最后的驱逐，噶厦政府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秘密策划，最终在国民政府军事溃败和政权崩溃之时，于1949年7月8日悍然宣布驱逐国民政府驻藏机关及其人员，并在随后的13天内完成“驱逐”。①这一事件对国民政府及其驻藏机关和人员等而言是突然的，但对噶厦政府而言，则是其经过长期筹谋之后的结果。

一、噶厦从“反共”到“驱逐”驻藏官员的酝酿与转变

（一）酝酿“撤销”驻藏办事处

1942年的“藏警案”之后，噶厦政府曾通过其民众大会“否认”驻藏办事处“为合法机关”[1]，并指责时任处长孔庆宗破坏汉藏感情，要求国民政府将其撤回[2]。其时，为缓和藏情，国民政府对驻藏办事处进行人事调整，以侍从室秘书沈宗濂接替孔庆宗成为驻藏办事处的第二任处长。但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转变、国际力量对“西藏问题”的介入，加上亲英的摄政达扎活佛以及少壮派亲英分子逐渐把持了整个噶厦政府，国民政府人事调整的举措无法抵消西藏地方对代表中央的驻藏机关——驻藏办事处的抵制。

如1946年10月，噶厦政府提出“请中央撤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3]；同年底，“因欲实现真正‘独立’”，噶厦政府又提出希望“中央驻藏机关及工作人员亦在撤退之列，以便不受任何异族势力之干涉”，显示出“‘独立’之野心及企图”[4]。

发展到1949年，噶厦政府对“撤销”驻藏办事处的酝酿，伴随着噶厦对共产党势力进入西藏地方的抵制，最终演变为对所有国民政府驻藏机关及官员、官员眷属和仆人、部分特务人员以及其他少数在藏之可疑汉人的驱逐，酿成噶厦政府“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事件”。

（二）对共产党的“抵制”

1948年，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无人无地无不表现其失败主义之情绪”[5]，经济上陷入崩溃，这些导致整个国家“临近了崩溃的边缘”[6]。该年底时，蒋介石认为“国家已亡”[7]。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军事溃败、经济崩溃与共产党军事胜利的消息不断传到拉萨，使噶厦政府认为“共产党非常强大”[8]，并认为它与西藏政教不相容，因而从1948年开始“抵制”共产党。该年4月，噶厦政府举行了诅咒共产党的“扣锅”仪式。

1948年4月，噶厦政府请乃穷护法大神①乃琼护法大神：藏语音译，藏语为，汉语一般简称乃琼神，也写作乃倾神、乃穷神、乃均神等，指西藏地方政府于乃琼寺（）所供奉的护法神。乃琼寺是哲蚌寺的子寺，“乃琼”藏语中为“小地方”之意。降神时，以乃琼神附身“乃琼神汉”来代言，“历代乃琼神汉都是西藏最重要的灵媒”。西藏政府遇重大事件时，如达赖转世、是否开战、对重要官员的惩罚等，一般均要请“乃穷神降神，请求神明的开示”，随后按照神明的开示决定如何进行。当然乃琼神的开示与民众大会的决议一样，均可受西藏地方政府的操纵，“乃琼神的指示，噶厦也并非样样照办”。因此，乃琼神实际上是政教合一体制下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工具，也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邢肃芝口述，张建飞,杨念群笔述.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31；曾传辉.20世纪50年代西藏的政治与宗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5.到大昭寺降神，乃琼神宣称：“现在危害我们政教大业的敌人来自东方，居住在西藏境内的汉人是藏在我们腹腔中的祸根，要赶快把他们驱逐出去，不然，一旦外敌入侵，他们会做内应”[9]。根据乃琼神的开示，噶厦政府“决定举行非常祈祷法会”，即“抛食驱魔，‘扣锅’诵咒”的宗教仪式[10]。

宗教仪式都明确宣示出噶厦政府对共产党的抵制态度，尽管此间也有消息称噶厦政府因“希望祖国内战延长，以为内战越久对他们愈有利，可以有时间宣传和策划‘独立’”，因而“扣锅”“是将共产党与国民党一起诅咒”[11]，但噶厦政府此时并未提出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被邀请参加“扣锅”仪式的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的职员们也没有觉察出噶厦政府有“驱逐”国民政府驻藏人员的意向。

到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的消息继续传到拉萨，使得噶厦政府的统治者们认为“中国内战即将结束，胜利者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而共产党对西藏地方政教的威胁要远远大于国民党，因此，他们“相应地采取了种种步骤，旨在改善其地位，以便在内战结束后向中国摊牌”[12]。噶厦政府最初的设想是先谋划如何有效地阻止共产党势力进入西藏，然后在中国政权更替之际寻机实现“独立”。

1949年藏历新年之后，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璋与噶伦噶雪巴谈及共产党的问题。陈认为就当时的形势，共产党取得政权“是无法阻止的”，但噶雪巴坚定地认为：“西藏是佛教圣地，绝对不容共产党人渗入，虽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屈服”[13]。1949年3月，以夏格巴为首的“西藏商务代表团”返回拉萨，夏格巴本人向噶厦政府称：“我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秘书觉尔玛奇②因中国外交部的反对和驻美大使的运作，夏格巴等人在美国并没有会见杜鲁门总统。此处的国务秘书觉尔玛奇当指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会晤商定，务必阻止共产党入藏，所需武器、弹药、军饷等军事、经济援助，美国答应提供。”他随后强调噶厦应在“全藏广征新兵，做好阻止共产党的战备工作”[14]。同时，随着夏格巴的返回，“各种外边的消息纷至沓来”，拉萨街头谣言四起，“传说有英国、印度正酝酿承认可能取代国民党的政权；英国操纵印度喜马拉雅山系各国，组建防共战线”[15]等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国民政府的持续败退，在英人黎吉生①黎吉生：英国人（H.E.Richardson，1905—？），1936年和1946年两度出任任英印政府驻江孜政务官和驻拉萨使团负责人。1947年印度独立后，成为印度驻拉萨使团负责人。介入后，噶厦政府很快将抵制共产党转变为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

（三）决定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

在国民政府即将崩溃之际，“达扎之流意欲追随英、印，并加快所谓‘独立’的步履。”[16]英人黎吉生则一面唆使摄政达扎草拟“西藏独立”宣言，向联合国呼吁“独立”和向美、英、印等国寻求军事援助；一面怂恿噶厦政府驱逐有共产党嫌疑的汉人。他向西藏地方“外交局”局长柳霞·土登塔巴和索康·旺钦才旦称：“拉萨有许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二位局长听后大吃一惊，不知如何是好，说“不知道拉萨有共产党”，急问“他们在哪里？”[17]黎吉生“遂向们建议将有共产党嫌疑的人驱逐出西藏”[18]，并“说出了不少人的名字和住址。二位局长甚为感激，答应马上把这些人赶走，并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噶厦和摄政”[19]。

此外，黎吉生还向摄政达扎提供了一份秘密情报，内称：“目前中国政局不定，要趁此机会把汉人驱逐出西藏”，理由是汉人中有“共产党间谍”，并特别提到“国民党拉萨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中也有共产党间谍”，黎吉生指出，如果不把这些人驱逐出去，他们就会“内外勾结，共产党进军西藏的可能更大。因此，要立即把汉人从西藏驱逐出去”[20]。

黎吉生的这份秘密情报加快了噶厦政府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官员的步伐[21]。1949年3月，达扎获悉这份情报后，紧急召集噶伦和近侍堪布在罗布林卡开会商议。摄政达扎和噶伦们“本来就担忧共产党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由，进军有国府办事处机构的西藏”，听了黎吉生的情报和建议后，他们认为“若果以驱逐共产党及倾向共产党分子为名，将国府办事处官员撵走，接着打起‘独立’旗号，就可能阻止共产党进来。于是，他们又把黎吉生找来，一同密谋策划”[22]。同时，噶厦政府的官员提出共产党一旦取代国民党的政权，“可能会先任用驻在西藏的国民党官员，然后再逐渐以共产党官员取而代之”，建议“关闭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把国民政府的官员驱逐出西藏”，得到噶伦和摄政的支持[23]。如此，噶厦政府初步形成“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的决议。

可见，在噶厦政府因共产党势力即将进入西藏地方而感到担忧并试图尽力阻止的时候，正是因为黎吉生将拉萨汉人、国民政府的驻藏官员等与共产党联系在一起，才使得“噶厦将‘反共’与‘驱汉’结合起来，有了一个明确的现实目标，即将国民政府各驻藏机构逐出西藏”[24]，噶厦政府对共产党的“抵制”才演变成对国民政府驻藏官员的驱逐。

二、噶厦暗中筹备与骤然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

（一）暗中筹备“驱逐”

在3月的会议上达成“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决议后，摄政达扎当即强调“驱逐”一事“关系西藏政教安危，务必严守机密”[25]。在最终宣布“驱逐”之前，噶厦政府中知悉“驱逐”计划并直接参与其中的官员仅限于噶伦、孜本和仲译钦莫，即噶厦政府最重要的12位官员。为了严格遵守摄政的指令，这些官员“都在噶厦非常神圣的绿松石佛像前发过誓”，保证对此事严格保密[26]。

3月的会议之后，噶厦政府为“遵照摄政指令把汉人赶出西藏”[27]，暗中进行两方面的筹备工作，一是调查统计在藏汉人，形成详细名单；二是购买武器，加快“改良藏军的装备和军队素质的步伐”[28]，并进行频繁的军事调动。

噶厦政府指派孜本朗色宁①也写作朗色领。“将所有有嫌疑的人列入一张名单。他为此奔走了几个月，在此期间，噶伦和孜仲对此事严格保密”[29]。

同时，早在1947年热振事件后噶厦政府就开始添练新军，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青藏、康藏战事和为争取“独立”地位做准备。1948年下半年，噶厦又拟定新的扩军计划，扩大征兵范围，要求富裕家庭青年男子从军[30]，新增“前藏附加子弟兵营”“后藏富家子弟兵营”“纠尼楚纳兵营”“工布兵营”4个代本团[31]。据当时的报道，“藏政府曾组织了一个军事经济委员会，添募军队一万名，从印度方面购买了四千驮军火。”[32]

增兵的同时，噶厦政府“由印度购置大批军火”[33]。1948年、1949年，噶厦政府持续向印度购买武器，如购买配有弹药的轻机枪、冲锋枪、303式步枪以及手枪等，要求印度政府出售“配备10000万发子弹的轻机枪1500挺和数门迫击炮”[34]。

1949年6月，噶厦政府开始频繁的军事调动，摄政达扎除了将藏军“布置在金沙江西岸和昌都周围的交通要道设防”[35]以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外，还调集军队到拉萨。6月30日，时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副处长代处长陈锡璋汇报：“藏摄政直接令调江孜驻军二万余沁日开抵拉萨，市民惶惑”，几日后达扎继续调兵往拉萨，陈锡璋推测是因达扎与十四世达赖矛盾激化，认为藏中将有政变发生[36]：

摄政续调定日驻军五百，日内到萨，据藏官方对外宣称，系调赴黑河直贡一带剿匪，然又调黑河驻军来萨之说，据一般推测，则谓恐将有政变发生，盖摄政因达赖为热振所迎立，且籍隶青海，势不相容，拟以迅急手段拥护达赖派系加以剪除。

至7月3日，“藏兵开到拉萨者，计江孜炮兵二百，定日兵五百，闻下贡布驻军五百亦将开来。”[37]

据邢肃芝回忆，“整个事件策划得非常周密，事先没有漏出一丝痕迹和风声”，噶伦们开会时“互相不说话，以防泄漏秘密”，用一块小手牌传递彼此的意见，且看完后立即抹掉重写，待“达成统一意见，做出决定”后立刻下令调兵遣将[38]。“在极度的保密之中”，噶厦政府完成了军队调动，“并将他们部署于拉萨的战略位置”[39]，噶厦政府的“其他官员从一连串的特别会议中意识到将会发生不寻常的事件，可是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没有走漏半点风声”[40]。

当时因十四世达赖成年，按惯例将亲政，而达扎希望继续执政。围绕还政与否的问题，摄政达扎与十四世达赖之间的矛盾早已激化，加上噶厦政府主要官员遵循达扎之命，严格保守秘密。因此，处长陈锡璋认为达扎调兵原因是达扎“企图趁机将达赖推倒”[41]，没有觉察出噶厦政府有“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的行迹。

（二）突然宣布“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

在秘密完成上述准备工作后，1949年7月8日，噶厦政府突然宣布“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这天，噶厦派人前往驻藏办事处以“有要事相商”请处长陈锡璋到噶厦。陈锡璋到达噶厦后，首席噶伦然巴首先向其宣布了噶厦政府的决定[42]：

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甚烈，国民党的军队或官员走到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藏政府对贵处人员的安全，实在不敢负此重责。现在西藏民众大会（实系官员大会）决议：西藏政府对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而宗教关系还是存在的。请你并转告其他机关准备于两星期之内启程赴印，噶厦已派定一名乃兴（引导员）和一名代本（军官），带领军队妥为照料和护送至印度边境。再者住在西藏境内的汉人和康巴中有共产党，我们也分不清究竟是谁，不过西藏是佛教圣地，是绝对不容留共产党的。

与此同时，噶厦政府派出军队监视拉萨汉人，捣毁国民政府交通部拉萨电台，中断驻藏机关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席台长 遇刺受伤”[43]。据经历者描述，“一队全副武装的藏军开上街头”[44]，“满街都是藏兵”[45]，驻藏办事处所在的八廓街被戒严[46]。朗仔辖列孔③藏语音译，也写作朗子夏列孔、朗子厦列孔、朗子夏勒空、朗子厦勒空等，是噶厦政府的下属机构，主要负责拉萨的治安、民事和司法等事宜。派专人逐一向拉萨居民传达噶厦命令：“凡是雇佣康巴人当佣人的主人家，无论男女，自今日起，一律自行解雇，不得继续留用，违者处罚。”[47]并确保每一个人都明了这项命令。

德西列孔①德西列孔：藏语音译，也写作德细列孔、德西勒空、德细勒空、德西列空等等，原西藏地方政府负责社会治安和群众生活的管理机构。派出僧俗官员50余人，在藏兵的陪同下“按照名单分头到指定的居民住处检查”。据参与这次行动的格龙·洛桑旦增②其时为噶厦政府财务管理机构拉洽列空的朗生。称，他们到达汉人住处后，先向汉人说明“近日在拉萨有很多共产党的特务，故此，德细列空的两位官员特到此处办理公务”，随后另外两位官员宣布“要他们遵照政府命令，十四天内离开西藏……还搜查了他们的家产，查找了有无通讯设备”；之后这两名官员离开，他和另外1名官员留下看守。接下来的14天内，他们

“不分昼夜地看守着两名汉族，遇他们外出上街，也相伴通行”，他感到“十分麻烦”[48]。据此可以窥见，凡噶厦名单所列其他汉人也差不多如此。

陈锡璋从噶厦返回时，驻藏办事处和他的住宅

“均有藏兵把守；同时交通部无线电台亦为藏兵把守，并由噶厦派人将发电机拆卸”[49]。据邢肃芝回忆，有4名藏兵负责监视陈锡璋[50]；柳陞祺说“四周被藏兵把守得水泄不透”[51]。从7月8日噶厦向陈锡璋宣布“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开始，“所有驻藏人员及地下工作人员住家，均派有藏兵监守”[52]，人员进出均有藏官陪同，直至他们离藏。因噶厦办公处位于大昭寺内，大昭寺各门也“均设有藏兵警卫”，以避免噶厦所列名单上的汉人闯入大昭寺，制造混乱[53]。

噶厦政府在拉萨向驻藏办事处宣布“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的同时，也向驻昌都的噶伦拉鲁发去“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的密令：“今年要驱逐在拉萨的所有国民党工作人员；在你们昌都除汉族商人外，也要驱逐国民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国民党的左委员③即驻藏办事处第三科科长，驻昌都专员左仁极。，四川省刘子谦④即刘文辉。在昌都的所谓修建‘尊胜塔’的办事员师傅等人”，该密令还同时“提出了其他被逐人的具体名单”[54]。

三、国民政府驻藏机构和人员撤离

然巴噶伦向陈锡璋宣布“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后，陈回答需“电蒙委会请示”，待会中回电后“再答复”。但然巴直接回称：“国民政府方面，噶厦已直接去电通知，你不必再行去电，现在所有电报邮件均已封锁，你也无法通信了。”[55]对此，陈回答他及其处中人员在未得会中命令前离开是不对的，提议是否彼此都考虑一下再做商谈，但然巴听后“骤然变色，以不容反驳的口吻说：你们必须照办，两星期内必须全部离开拉萨”。[56]

交涉无果，陈只好离开噶厦返回办事处，当即与处中职员柳陞祺（英文秘书）、李国霖（藏文秘书）和刘毓珙（专员代第一科科长）研究对策。由于噶厦政府突然强势“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切断通讯，包括办事处在内的所有中央政府驻藏机关和人员住宅均被藏兵把守，在藏汉人的行动也全被藏官监视，摄政达扎还从各地调遣藏兵1500名驻守拉萨[57]，加上内地情势胶着，驻藏办事处实在无力就噶厦政府“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一事与噶厦抗争。因此，大家经商量分析后形成如下决议[58]：

第一，西藏是我们的领土，虽然他们目前和我们断绝关系，我们始终看他们是自己人，所以此刻我们不宜以对等方式，向藏方提出什么抗议和保留什么条件，自己家里的事，将来会有办法解决。第二，国民党情况如何，我们不知，从藏方此次举动看来，想是已经垮台。西藏的驻京代表早已撤退到印度的噶伦堡，尚无回拉萨的消息，而藏政府亦拟将我们送到印度，未尝不是还保留双方一个犹豫期间和地步。因此，我们还是到印度向驻该地使领馆探明内地情况，再作计议，较为相宜。

根据《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陈锡璋当日即将噶厦宣布“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切断驻藏机构与中央之间的通讯联系，派兵把守驻藏机关、职员和部分在藏汉人，以及办事处同仁“鉴此局势，惟有即行撤退”等情致电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并同时告知“以后消息隔断，俟到印度后再行电闻”[59]。次日清晨，陈锡璋在驻藏情报人员常希武的协助下，再次秘密向重庆发出电文一封，告知藏内情形及即日起“停止联络”[60]。

9日上午，噶厦指派负责引导和护送的乃兴巴、代本均抵达办事处，噶厦名单所列必须离藏的人员也纷纷向办事处聚集。包括驻藏办事处在内的中央各驻藏机关，被迫撤离。在接下来的13天时间里，中央政府驻藏机关包括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交通部拉萨电台、中央气象局拉萨气象测候所、教育部拉萨小学，以及中央各派系派驻西藏地方的部分情报人员，少数在藏汉人等共计约130人分3批从拉萨撤离[61]。昌都方面，拉鲁噶伦按照噶厦的指示，也“顺利完成”“遣返昌都的汉人的工作”[62]，其中包括常驻昌都的驻藏办事处第三科科长左仁极。

结语

综上可见，1949年噶厦政府发动的“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事件”并非贸然发动，而是在经过数年的酝酿、长期的暗中筹备后，在中央政府以及驻藏机关、人员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发动。噶厦在宣布“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决定时，明确提出“西藏政府对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随后又将国民政府派驻西藏地方的机构和人员尽数驱离西藏；溃败的国民政府此时忙于撤退，无暇顾及西藏地方，加上通讯中断导致信息阻隔，中央政府无法及时对事件做出回应或和采取有力措施阻止事件的发展，或扭转局势。因此，这次事件的发生意味着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的中断。

民国以来，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恢复与西藏的历史关系，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过中央大员入藏、宣慰政教领袖、设立驻藏机构等，使双方关系得到极大的改善。十三世达赖曾表示“倾心内向”，摄政热振亲近中央，抗战胜利以后由于国民政府威望大幅提升，西藏地方“懍于中央威武”，亦有“有倾向之势”[63]，少数亲英分子甚至“切望与中央团结”[64]。但随着国内政争的演化，国际形势的转变，如独立后的印度新政府希望继承英国在西藏地方的特权和利益，英国政府虽鉴于中央关系在“西藏问题”上有所收敛，但也不愿放弃多年的既得利益，美国试图将西藏纳入“冷战”体系中，同时鉴于中国政权即将更替，其西藏政策也倾向积极。抗战胜利以后，西藏地方对于政府的政治态度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开始寻求脱离中央政府，争取自身国际地位的“独立”之路，并因此进行了系列尝试。

1949年7月，噶厦政府敢于悍然发动“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事件，宣称断绝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即是其长期追求“独立”的结果与表现，也反映出中央政府之统治力与边疆稳定的必然联系。历史上，中央政权的强弱与边疆的稳定安全是直接关联的。整个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都因“权力”式微，无论北京政府、南京政府，都不具备对边疆地区实行切实统治的强大统治力[65]。蒋介石因此提出中央政府在无法以实力运用解决边疆问题时，就只能实行柔性的政策羁縻，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提出“高度自治”的方案即是羁縻之体现。但当中央政府的统治力持续衰弱时，国民政府深陷统治危机无法自拔，“高度自治”也无法笼络和安定西藏地方。1949年，噶厦政府正是看到国民政府政权走向崩溃，共产党的新政权尚未建立，利用中央政府政权衰落，统治力下降到最低点的有利时机，才敢于悍然发动“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事件，宣称断绝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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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1949 Kashag's Expulsion of National Government Officials from Tibet

ZHAO Chong-rong①ZOU Min②
(①Library Information Center②Marxism Colleg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5)

On July 8,1949 Kashag Government(bkav-shag,the local government of Tibet)expelle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ficials from Tibet.The event appeared to be initiated by the Government all of a sudden,but it was actually launched by Kashag Government after a long time secret preparations with the incitement of the British. Kashag took the advantage of China's civil war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As the officials were unprepared for it and had no any backup force,they had to leave Tibet through the designated routes.The event made the effor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on restoring Tibet's sovereignty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ted.Therefore,it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ibet.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process of the event by referring to some archives,memoirs,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iming to illustr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governabil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stabilit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in 1949;Kashag Government;the expulsion of national government officials from Tibet

10.16249/j.cnki.1005-5738.2016.04.005

D693.72

A

1005-5738（2016）04-028-007

[责任编辑：蔡秀清]

2016-09-15

赵崇荣，男，汉族，四川南充人，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

①发生于1949年7月8日噶厦政府驱逐国民政府驻藏机关、人员及其眷属、仆人等的事件，至今有“七·八”事件、“七·八”事变、“驱汉”事件、第二次“驱汉”事件，“驱汉”事变等多种称呼，其中较多的是以“驱汉”事件相称。不过近来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从事件性质、被逐人员身份等方面分析，应该称为“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事件”更为合理，详见央珍，喜饶尼玛.1949年西藏所谓“驱汉事件”性质探析[J].西藏研究，2015（6）：6-13，本文认为其所述极为合理，故也采用“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事件”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