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公共空间·建筑伦理·诗歌北京
2016-02-18霍俊明
山花 2016年3期
关键词:文化
霍俊明
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公共空间来看,北京的诗歌场域显然具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和国族寓言性。这不仅在于其“中心”的文化主导权的地位,而且还在于不同时期的诗人与场域之间的博弈。从民国到共和国,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对文化意义上的北京却抱有大体相同的体认。北京古都以特殊的文化况味和历史积淀带给历代的人们以温暖、宽厚而沧桑的记忆。正如林语堂所说“事实上所有古老的大城市都像宽厚的老祖母,她们向孩子们展示出一个让人难以探寻净尽的大世界,孩子们只是高高兴兴地在她们慈爱的怀抱里成长。”[1] 居于江南的郁达夫更是对北京怀有深厚的感情,“离开北京,又快一年,每想到风雪盈途的午后,围炉煮酒,作无头无尾的闲谈的逸致,只想坐一架飞机,回北京来过冬”[2]。而此时正忙于创造社诸多事务的郁达夫只能向中原北望,“叹一声命苦而已”。在王德威看来在一代中国文人的内心深处北京带有神秘的牵引[3],而在谈论现代文学史时李欧梵对北京的印象则是“唯我独尊式的中心主义太强”[4]。
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就文学和文化而言,北京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既有荣光又有无尽的痛苦与失落。
地缘政治与文化想象
北京曾一度成为政治家和农民起义英雄们眼中的权力中心,“北京不会被任何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抛弃,它像一个神秘的光源,在中国北方的要津之地兀自发光,层出不穷的人们,躲在暗中窥视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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