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生活场景及其他

2016-02-18崔敏

山花 2016年3期

崔敏

最初的印象

无论怎样努力,我最早的记忆始终滞留在1966年的夏天,当时我三岁,父亲抱着我,站在窗前。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窗外锣鼓沸腾,游行的队伍绵延数公里,高音喇叭发出尖锐的呼啸声,我笑了。是因为母亲。母亲举着小旗,从队伍中跑出来,喊我的名字。在她周围,是车间里的叔叔阿姨,他们也在喊,舞动着纸扎的小旗,脸蛋跟旗帜一样,艳丽无比。母亲真年轻,真漂亮。后来,一位女友看了我父母结婚时的合影,郑重其事地说,你,没有他们长得好看,真的。

长辈们喜欢我,是因为母亲婚后一直怀不上孩子,三十出头才有了我,这在当时,算是晚育了。而灾难,在我一岁半的时候,悄然降临,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吞噬了我,并将伴随我的一生。换个角度讲,在1966年的夏天,古城西郊一栋居民楼的三层,有个大脑袋的男孩扎煞着手,眉花眼笑。马路上,男孩的母亲冲出游行队伍,喊啊叫啊,那是自己的儿子度过了最危险的患病初期,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虽说一瘸一拐,总算能走路了,做母亲的,怎能不感到欢欣?!

像酒喝多了“断片子”,随后几年的记忆,却变得模糊。两派武斗,一个被粗布蒙住双眼的男子血迹斑斑,押解他的,是戴柳条帽,手持铁棍的青年。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唯一敢肯定的,是冬季。他们都裹着军用黄棉袄,穿翻毛劳保皮鞋,羁押地点往往在单身宿舍的地下室。地下室有“天窗”,用来透气换气,而在文革武斗期间,血雨腥风的日子,从“天窗”里传出的,却是撕心扯肺的哀嗥。那时只要是家单位,就分成两派,视对方为洪水猛兽,哓哓不休。我父亲在企业当个小干部,自然加入了“兵团”(保皇派),而母亲在车间调度室,工人,加入了“临委”(造反派),家里不得安生。父亲派性重,“兵团”人少,“临委”人多,家里又多出个造反派,这让他很不舒服。做工作,软硬兼施,非逼着我妈改弦易辙,投入“兵团”的怀抱。我妈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车间里多数人都是“临委”,随大流而已。面对父亲的聒噪,她烦得要死,要说你去说,我是不管。说,也要看怎么说,大庭广众,宣布变节,那不是找死吗?坐办公大楼的人,有办法。翌日清晨,天麻麻亮,父亲写了张告示,跑到车间,看看左右无人,贴到调度室的门前。×××,从即日起,退出“临委”,加入“兵团”。上班后,工友们见了,冲着告示,啊呸,吐一口,满脸鄙夷之色。我妈从此成了另类,形单影只,头都抬不起来。政治,不是你想躲,就躲得掉的。为这事,郁闷了很久,险些与我爸闹离婚。

“三支两军”后,形势有所缓解,舞枪弄棒打打杀杀的,少了。一天下午,我家来了位陌生的胖子,自称是我二舅,从沈阳东北第六制药厂到本市出差。我没见过二舅,父母正上班,家里就我一个,心怦怦跳着,慌得不行。为了套近乎,胖子抓了把水果糖给我,简直吓死了。电影里,小人书中的坏蛋,不都是拿糖果给孩子吃吗?拉拢腐蚀,毒害下一代。关键是他太胖了,那年月,很少见到胖子。况且,头上还戴了顶鸭舌帽,形迹十分可疑。我悄悄溜出来,守在单元门口,想报案,又怕胖子跑了。熬煎,怎么办呀,小脸憋得通红,甚至产生了某种幻觉。民兵小分队,公安战士,在我的引领下,正拿着绳索长枪,各就各位。母亲下班了,摸着我的头,咋了你?我哽咽着,妈,咱家来了个特务。当然,那不是特务,正是我二舅。推开房门,他盘腿大坐,摆了一床的扑克牌,嘿儿嘿儿,笑。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一把抱住母亲,放声大哭。

我家楼前曾经绿树成荫,中央是一爿空地,听大人讲,应该还有一座池塘,养过鱼,种过莲藕,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空地上演过露天电影,这我记得,叫《卖花姑娘》。看露天电影要提前占位,从下午就开始了,摆凳子砖头,拿粉笔画个圈,写上自己的名字。小孩子奔走相告,就盼着天黑,怎么还不黑呀?黄昏时分,一高一矮两个放映员骑着三轮车过来,先歇一歇,抽支烟,扯扯闲话。再挂银幕,架机器,跟熟人打招呼,没紧没慢的,恨不能踹他们两脚。终于,喂、喂喂,试麦克风,夹杂着电流的嘶啦声。好了好了,一束强光投在银幕上,全场欢腾,挤挨挨,高矮胖瘦,排排坐,翘首以待。那天夜里有风,银幕东倒西歪,扑簌簌直响。随着剧情的深入,大人孩子难以自持,唏嘘不已。哭着哭着,我感觉后背有一股热流顺势而下。不对呀,眼泪没这样流的,涕泗滂沱无非形容词,怎么哭成这样了?回头一看,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正肆无忌惮,往我身上撒尿。婴儿的母亲急忙帮我擦拭,赔小心,又笑着说,小弟弟,没关系,童子尿不脏,是一味中药呢。

一个人的游走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组织春游,去兴庆公园,我妈专门煎了鸡蛋,夹在馒头里,让我当午饭。对了,书包里还有两个苹果,一壶水。临出发了,班主任说你就别去了,下车还得走一段……我独自回了家。失落是免不了的,想老师也是好意,怕累着我,回家的路上,将鸡蛋馒头就给“报销”了。其实,一个小时前,我刚刚吃过早餐,是煎鸡蛋的香气太重了,无法抵挡诱惑。时至今日,煎鸡蛋、炒鸡蛋,仍是我非常钟意的食品,怕是积习难改吧。

1988年我骑自行车去了法门寺,早上六点出发,黄昏时分到了扶风县城,将近一百公里。那是到目前为止,我骑自行车跑得最远的一次。走一路问一路,大伙都很客气,线路是对的,但建议我马上搭乘汽车,我笑着摇了摇头。起初唱着歌儿,高歌猛进,过了武功,就不唱了,人也变得麻木。气喘吁吁爬上一道梁,很陡,当地人都推着车子,唯独我冲了下去……那感觉真好,风呼呼叫着,加速度越来越快,根本就无法控制,我飞了出去,打了好几个滚儿,才停住。而对面,一辆“东风”重型卡车早就站下了,距离我也就两米远。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咧着嘴,眼睛瞪得多大。小伙子,不要命了?!万幸,没伤筋动骨,仅仅自行车的脚蹬有点歪,拿砖头砸了砸,哐当哐当,还能骑。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是古训。依我之浅见,自然风光的旖旎、曼妙,都不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碰撞,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启迪。1991年,我去青海塔尔寺,下了车才发现,车站离寺院还有很长一段路。对正常人来说,没啥,碎碎的事情,我不行,非累趴下不可。万般无奈之下,叫住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小男孩,问能不能带我过去。男孩姓肖,小脑袋上扣一顶黄呢帽,愣愣的,我现在还留有一张他的照片,少年老成的模样。居然答应了。那是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当然,我驮着他,一个景点,一个景点转过去,花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如果没有小肖,我的塔尔寺之行将难以想象——塔尔寺太大了,它是一个建筑群落,藏传佛教的圣地,古称“佛山”,是“十万狮子吼佛像的弥勒寺。”

回到汽车站,想请他吃饭,小肖说他是穆斯林,正在斋期,白天不能饮食……问他长大了有什么理想?他腼腆地笑了,说是当兵。我将自己的地址留给了他,说有机会来西安,一定找我。火车驶出西宁,阴霾密布,远方的雪山,白得刺眼、眩目。而一个十岁孩子留给我的温暖,却是任何景致所无法替代的。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有几个朋友,也是同道,但渐渐放弃了。因为画画离不开写生,东奔西走,我的身体就成了绕不过去的坎儿。虽然不画了,但对丝绸之路,对敦煌,却神往久矣,甚至想写一部与莫高窟有关的长诗。因此,在去青海之前,应该是1985年,我去了一趟敦煌。

我住在友人介绍的“沙洲饭店”。当时房间里还有一位长者,躺在床上看书,见我进来,一言未发。他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骨瘦如柴,面黑,扫帚眉下,鹰隼似的眼睛咄咄逼人,凛得慌。放下简单的行李,去外面洗漱,将“傻瓜”相机带在了身上。那是我最值钱的一个物件,出门在外,不可掉以轻心。由于纬度的关系,敦煌天黑得比较晚,我在街上徘徊,仿古建筑很多,釉彩亮丽。回到“沙洲饭店”,将近九点了,我与老者谈了很久。那是一个命途多舛的人,曾经被打成右派,颠沛流离,说话口音很重。我们一直聊到凌晨的两点。人不可貌相,是我在敦煌的收获之一。第二天一大早,我尚在睡梦中,老人就离开了,桌上,给我留下几只橘子,蜜橘。

怎么说呢,我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来到莫高窟的。公元366年,一位叫乐尊的僧人云游至此,见三危山金光万道,状若千佛,心中大喜,随即在崖壁上凿建了第一座佛窟……到了1900年,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再一次震惊了世界。斯坦因、伯希和们蜂拥而至,数以万计的艺术品、文献菁华从此流落海外……

我是想写一部以“敦煌”为大背景的长诗。从公元366年写起,一代又一代的画师、工匠薪火相传,殚精竭力,演绎出了怎样一幅卷帙浩繁的图景啊!为此,出发前,做了大量文案准备工作,甚至连提纲、分卷的名称都一一列出,就等着亲眼看一看,感受一番,再一蹴而就。

正值三月底,春寒料峭,道路两旁的积雪尚未融化。莫高窟的门前早已是绿荫匝地,攀爬到洞窟上,才看得见广袤的戈壁与沙丘。那时游客还不是很多,我买了专业票,尾随在讲解员的身后,从一座窟子钻进另一座窟子,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突然,讲解员停下了,他的一番话,将我从遥远的经变故事和瑰丽的飞天中,拽回到现实的生活场景。

“你脚下的每一块方砖,都能换回一台彩电。”

当时的彩电属于紧俏商品,远未普及,多数人家,看的还是黑白电视机。我低下头,仔细打量了一番,果然,方砖古朴而浑厚,四周镶嵌着朵朵莲花。我小心翼翼退出来,仿佛踩在脆弱的荧光屏上,稍不留意,那些方砖将四分五裂,变成齑粉,惨不忍睹。

坐在宕泉河边,所有的诗情化为泡影,我感到绝望,深入骨髓的绝望,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不知是想象力的枯竭,还是钢筋水泥、电视机,种种现代元素的侵扰,我变得呆若木鸡。一路走马观花,又去了月牙泉,泉水混浊而肮脏。当地人牵着骆驼招徕生意,大声吆喝着,沙丘上,垃圾随处可见。远处的庙宇搭起了脚手架,工人们正进行新一轮的修葺。惯性使然,我坐上火车,前往嘉峪关……

没有必要一一罗列了,那将显得拖沓而冗长。但有两处场景总是挥之不去,时不时,像池塘中的小荷,浮出水面。有一年夏天,坐火车经过中原大地,正爬一个坡道,车速缓慢。突然,一个赤裸着上身的青年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双腿被截去,背景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浩浩荡荡的麦田。那张脸黑红黑红的,笑得如此灿烂,见不到一丝一毫的愁绪。我透不过气来,几乎被击懵了。后来,每当我沮丧、悲观,一筹莫展时,总会想起那个年轻人,那张笑脸,他有怎样的生活?为何笑得如此灿烂?!

2001年,深圳,我去了海滨公园,主要是想看一看闻名遐迩的红树林。一看吓一跳,它是绿色的,受周期性海水浸淹的木本植物,郁郁葱葱。退潮时,根系缠绕在一起,密不透风,像一道绿色的屏障,防风护堤。正值黄昏,落霞与千鸟齐飞,我沿着一条甬道往前骑,心旷神怡,忘了这里是海防禁区。大约过了五分钟,岗楼上下来两位武警战士,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就说了五个字,站住,不许动。

临时工

1980年我参加高考,分数过了录取线,但因身体的缘故,与大学失之交臂。半年后,我就去俱乐部,干起了美工。俱乐部是我们公司内部的,有一位在编的美工,姓雷,大伙都喊他雷师。我去,并非画得多么出色,主要的原因,是关系,我父亲的关系。

因是企业的俱乐部,会议、文艺调演、歌咏比赛什么的,少不了,而经常性的功能,还是放电影。当时每个星期都要放两到三部新电影,到了星期日,更是连轴转——全天放映。看电影,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男女老幼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记得法国影片《虎口脱险》的海报刚一贴出来,购票的人群就排起了长龙。买不到票的,或者看了一遍想看第二遍的,各显神通。我因是“自己人”,提前将同学放进来,躲在美工室,待铃声响过,再混入礼堂。更有两次,将人直接领到楼上的放映间,在机器的哒哒声中“鸟瞰”,别有一番情趣。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观众熙熙攘攘,外面有人喊,冲着我笑,招手,心里很是受用。小人得志,大抵如此。

电影广告牌两个月一换,有七八块,我来后,这活儿基本上都是我干的。招贴画由电影公司统一发送,我们打好格子,再按比例,放大到画布上,用广告色涂抹而成。干了几个月,我就嫌打格子麻烦,有一回画《城南旧事》,看着画面简单,径直上了手。画画都在俱乐部的前厅,空间大,视野开阔,旁边,还有一架老式钢琴。轮廓有了,雷师从外面进来,一下子就给火了。

“小崔,你退后看看,洗掉重来!”

的确,貌似简单,不按规矩办,就很不像样,完全走了形。我噙着泪水,洗干净画布,开始打格子,放大。投机取巧,到头来害的,往往就是自己。

雷师对我不错,抬广告牌一类的重活根本就不让我动手,福利待遇,也积极为我争取。不少人说你要是留在俱乐部就好了,那仅仅是一厢情愿,不可能的事。还是因为身体,仿佛宿命,决定了我只能是一名临时工。

俱乐部相对来讲是个清闲的地方,早上八点开碰头会,之后就散了,各忙各的。我去俱乐部,还不到二十岁,爱读书,满脑子幻想。总觉得耗在这儿,光阴都虚掷了。因此,干完活,就想着回家,不愿与他们扯淡。雷师一般不吭气,有时也说我几句。想走你就悄悄的,别言传,就说买材料或者进厂了。你一打招呼,反而难办了。想想也是,尽冒傻气,对世故人情,可以说一窍不通。电工老许就住在俱乐部,谢顶、麻脸,喜欢拿扫帚撵售票员,非要打烂人家的屁股。售票员四十开外,矮胖,跑两步,就站下骂,引来一阵哄笑。有天夜里女厕所的墙头探出一张麻脸来,好一通嚷嚷,没抓到现行,结果不了了之。第二天老许走路一瘸一拐的,问他怎么了?老许黑着脸,说脚崴了,真他娘的。大伙儿在肚子里笑。我们主任患有严重的痔疮,走路撇着腿,一脸苦相。不知是天性,还是年轻,我不会说“好话”,客套话。有一回主任病了,休假,上班的第一天,我正画画,司机、电工、售票员,都围着主任,嘘寒问暖,我却没吱声。他后来跟雷师说我不懂事,连句话都没有,我就不干了。家人很生气,说我一点委屈都受不了,将来怎么办?我不知道。其实也是干得久了,想换换环境。临时工有临时工的好处,自由。我后来发现,自由,是我最向往的东西,比金钱、爱情,要强烈得多。写完这一段,仔细想了想,我最渴望的,还是自由。

从俱乐部出来,闲了一阵,我又去校办工厂,接着干临时工。校办工厂占地面积很大,过去是我们学校的农场,上初中的时候,我还在这里拣过麦穗。厂房十分陈旧,门前长满了杂草,我被安排在标牌车间,给“玉兔”自行车加工标牌。一进车间,就有重大发现,原来这是一家福利厂,雇用的大都是残疾人。有跟我一样肢体伤残的,也有两位聋哑姑娘。起初不知道,一天偶然在街上相遇,打招呼,女孩脸红了,用手比划,我恍然大悟。或许是身体有缺陷,性格就内向,话少,打闹喧哗一类的事情,从未发生过。压铸好的标牌被成筐成筐抬进来,先打毛刺,再涂油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橡胶水的味道。一位退休女工张姨负责质量,也是我们的头儿。我打了半个月的毛刺。先拿锉刀,再用砂纸,枯燥极了。活儿堆积如山,给人的感觉,是无论你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把它干完。环境比俱乐部差远了,绝望的情绪如荒草一般疯长,从上班的第一天起,我就准备逃离。

我是春天来到校办工厂的,细雨绵绵,地面湿漉漉的。一天下午,有两位青年打着伞,从我们门前经过。一男一女,挨得很近,时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他们仿佛不知道这是一家工厂,漫步在草丛中,步履轻盈,最终躲到梧桐树下,絮语喁喁。这一幕,我们都看见了,却更加沉默,没有人议论,哪怕是说一句话。而那种青春期的躁动,对爱情的渴求、无奈,毫无疑问写在了脸上。我们不想承认,也不敢承认,而已。

车间里有位姑娘架双拐,行动不便,走路要一步一步往前挪。别人中午回家吃饭,她不走,等家人送。上班时间,连水都很少喝,害怕去厕所。而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中午下班的铃声响过,那位姑娘不能呆在车间里,要锁门,仅仅在屋檐下,给她留条长板凳。我问张姨,这合理吗?这明显是对我们不信任,防贼呀?破铜烂铁,值得偷吗?!张姨也很无奈,说是制度,就这么定的,她也没办法。风和日丽倒也罢了,一旦遭遇恶劣天气,该如何是好?那位姑娘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她在屋檐下已默默坐了好几年,或许,为了生存,还将继续坐下去。

我却坐不住了,我在校办工厂就干了二十八天。

摆书摊

1985年,我自谋生路,卖书。其实就在路边摆了个摊,从新华书店进货,规模很小。第一天出摊有意思,我爸坚决反对,像什么样子?搞的啥名堂嘛?脸吊得多长。我妈跟弟弟冲在头里,一个搬书,一个拎钢丝床。从思想解放这个角度讲,母亲跟弟弟,是家里的先行者。摆摊是为了我,当初商议的时候信心满满,结果到了那天,踌躇了。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才晃过去,笑,窘得什么似的。

我自己爱看书,文学、人物传记、哲学,捡自己喜欢的进货,往往销路不畅。唯独《金蔷薇》,卖了二十几本。你很难想象,在西郊这样一个工业区,会有那么些人喜欢《金蔷薇》。货卖一堆山,渐渐的,摊位由钢丝床变成了一辆改造过的推车,面积扩大了,杂志报纸悉数登场。报刊属于邮政发行,跑钟楼邮局,而大量的私营批发点,集中在火车站附近的东六路。因此,每天清早出发,跑一趟回来,都到中午了。卖得最多的,当然是杂志。《读者》《故事会》《知音》《家庭医生》,每期能卖上百本,还脱销。那真是一个全民阅读的年代,团结中路上,不算书店,光是书摊就有四家,家家生意红火。春节那一期的广播电视报,更是卖到一千五百份,现在想一想,简直是天文数字。有一年的春节,索性订了两千份,怕卖不完,我拿了五百份,去钢厂小区叫卖。守了大半天时间,连稀饭凉皮都舍不得买,回家吃。那根本就不是我的风格,总感觉那天挣的钱,来之不易,委屈点吧。

卖书十几年,形形色色的人遇见不少,先说一个骗子。广播电视报平时卖得也快,总是围着几个人,忙乱过后,有个女人静静地候在那儿,似笑非笑,你还没找我钱呢?我问给了多少钱?有时说五块,有时说十块,找给她,想自己可能是疏忽了。次数一多,难免心生疑窦,不对呀,怎么每次都是同一个人,偏偏没给她找钱?!越想越窝火,下一次我专门盯着,女人故伎重演,我怒不可遏,将她臭骂了一顿。卖一份报,才挣几分钱,你一家伙弄走五块十块。这跟钱关系不大,拿我当猴耍,我是白痴吗?太气人了。

我的摊位紧挨着土门地区最大的农贸市场,一天,有个姑娘去市场,在书摊前站了会儿,说她是老师,想给班上的孩子买新华字典,要四十多本。大买卖,我很高兴,说可以给些回扣。姑娘略显腼腆,笑了。我不要回扣,能送几本字典吗?班上有四个孩子家境不好,想送他们一本。没问题。第二天我去批发了两件新华字典,送到学校,北窑头小学。那是所乡村小学,村民及打工子女居多,校舍简陋。来到校园,有不少孩子的衣衫破破烂烂的,听说我送字典来了,班上的学生欢天喜地。姑娘一再表示感谢,我收到一大把零钞,以及孩子们稚嫩的笑声。回家的路上,感觉轻松多了。

还有一宗大买卖,是老子《道德经》注释,书名和作者都忘了,洽谈生意的姓王。那时气功很热,三天两头冒出一大师,昆仑山峨眉山横空出世,装神弄鬼。老王也办了个班,看起来与《道德经》有些瓜葛,指定学员买这本书。老王先问折扣,价码一压再压,我心里别扭,说干脆你自己去吧,到火车站找批发点,哪一家我告诉你。老王讪讪地,说他没时间。你没时间?我跑一趟十几公里,总得挣点吧?我交着各种税费,风吹日晒……做生意,真是磨练人,很多时候由不得你。最终谈妥,我找了个同学帮忙,驮回来一百多本书。地点就在公司俱乐部,那时已经不放电影了,改成滚轴溜冰城,门前盖了排平房出租,卖服装鞋袜。看起来,我离开俱乐部是对的,形势比人强。书刚一送到,一伙子男女喊王老师,老王急火火过来结账,打发我们走,似乎怕人知道他吃了回扣。从此我对气功大师更没好感,越是神乎其神法力无边的,越可疑,绳营狗苟。要练功就在家自个儿玩呗,云遮雾罩,拉场子,世外高人不会这副嘴脸吧?

做生意,对我来讲,一是解决吃饭,二来,图个自由。而卖书这行当,很讨厌,跟卖菜卖肉开餐馆没法比,怎么了?开会。有那么几年,每个月都上文化局开会,正襟危坐,有板有眼。学习文件了,哪些书刊出了问题自查自纠了,瞀乱死。最可气的,所谓的问题全是马后炮。已经卖过十天半个月了,才发文件,早干嘛去了?要堵应该从源头,书摊是链条的最末端,纯属浪费时间。一通知开会我就烦,早知如此,还不如开爿小店,卖烟酒呢。都是虚荣心作怪,以为卖书是个高雅的行业,说出去,也体面些。

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发生在书摊。一天中午,几个久未联系的同学,包括老街坊,跑了来。热闹,问我有残疾证没?恍然大悟。原来市上有个政策,凭残疾证可以优惠买BB机,优惠的力度还很大。而在昨天夜里,我前妻的闺蜜已将残疾证拿走了,他们晚到一步。我哭笑不得,坐在那儿发瓷发呆。真是的,我摆摊卖书无非混个脸熟,啥时辰成香饽饽了?不由得暗暗骂了句娘。

到了1998年,修二环,市场搬迁,我也不干了。卖书的生意每况愈下,娱乐、休闲的方式多了,麻将馆遍地开花,酒肆茶寮咖啡屋歌舞厅鳞次栉比,刚好我弟弟在深圳喊我过去,书摊就此歇业。我上钟楼邮局退压金,办事的小丫头笑,不干了?把钱挣美了吧?少说百八十万。我咬了咬牙,不响。文化局的压金没去退,不是我大方,懒得爬那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