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春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论五七干校产生和兴办的原因

张绍春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五七干校之所以能产生和兴办，是五个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五·七”指示为其提供了理论指导；二是苏联领导干部特权化和腐化加深了一些人对干部队伍的担忧；三是1957-1965年干部下放运动为其提供了一些模板；四是广大“靠边站”干部亟需重新安置；五是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与决策为其提供了政策驱动力。

五七干校；干部下放；原因

举办五七干校是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大事件之一。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委会在黑龙江省庆安县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柳河五七干校。仅五个月该校就名震全国，大红大紫，全国上下迅即掀起了下放干部、大办五七干校的风潮。在这股风潮中，中央机关兴办五七干校106所，①中共中央.《中央批转<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报告>的通知(中发[1971]22号)》，1971-02-28.广东省兴办五七干校313所，[1]p322黑龙江省兴办五七干校180多所，[2]P567湖南省兴办五七干校115所，[3]P220-221四川省兴办五七干校102所，[4]P146-147河北省兴办五七干校100多所[5]，北京市兴办五七干校49所，[6]上海市兴办五七干校 49 所[1]P217……仅1968-1971年，各省、市、自治区（缺福建）共举办五七干校1497所，将43.95万名干部和工勤人员以及1万名知识青年下放五七干校学习劳动。[7]P383大规模举办五七干校强烈地冲击了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大批干部与知识分子不管是否情愿，都被卷进这股风潮，其命运由此发生了重大转变。五七干校为什么能够产生，全国为什么会出现兴办五七干校的热潮呢？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和揭示。

一、理论基础：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五七干校与“五·七”指示（亦写作《五·七指示》）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这种深厚的渊源关系不仅体现在它的名称来自于“五·七”指示，而且更体现在它是以“五·七”指示为办校的根本方针。1968年5月2日，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创建报告出炉，鲜明地提出：“五七干校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指针”。①原黑龙江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关于创建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报告[G]//黑龙江省革委会柳河五七干校.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航道奋勇前进.庆安：柳河五七干校,1968:5.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的办学经验总结——《灵魂深处的一场大革命——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的基本体会》。文章总结出三条办校经验，第一条就是“光辉的‘五·七’指示是办校的根本方针”。全国各级各类五七干校普遍地接受了柳河五七干校的三条“经验”。以“五·七”指示为办校的根本方针，在这一点上，全国的五七干校是一致的。

作为五七干校办学指导方针的“五·七”指示是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给林彪写的一封意味深长的信。其基本内容是各行各业都要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而且要“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化”，即“亦工亦农”、“亦文亦武”。从实质来说，它与《五·一六通知》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组成部分，只不过《五·一六通知》是所谓“砸烂旧世界”的纲领，而“五·七”指示则是所谓“建设新世界”的纲领，它描绘出了晚年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五·七”指示体现着晚年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在理论上、宏观上回答了如何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办干部教育的问题：第一，干部教育要“革命”，干部要重新教育、重新学习，要在干部学校根除“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第二，在干部教育内容上，要把“学政治”和“批判资产阶级”放在首位，同“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第三，在干部教育方式上，要在“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教育干部，干部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第四，在干部教育布局上，干部学校要办在农村或工厂，以便实行半工半读。第五，在干部教育目标上，要把干部培养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具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觉悟的干部。[8]p53～54

上述理论是五七干校办校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五·七”指示这套“左”倾理论，五七干校是办不起来的。

二、外界刺激：苏共领导干部特权化、腐化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舞台上引人注目的不仅有中苏关系恶化和中苏论战不断升级，而且还有苏共领导干部特权化、腐化和蜕化，苏联出现了特权阶层。

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苏共领导层的一些人就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到五十年代，苏共领导干部特权化的现象已经很突出，具体表现在：第一，苏共对领导干部实行高薪制和兼职取酬制度，规定一个领导干部可以身兼数职并领取多份职位报酬。第二，苏共还对领导干部实行秘密发放工资附加款（“大信封”(钱袋)）制度。领导干部每月都会收到一个装有许多钞票的大信封，里面的钞票从几百到几千卢布不等，钞票的多少取决于职务的高低。第三，领导干部还有名目繁多的补助和其他种种特权，包括可以在特供商店低价购买紧缺商品、进口高档商品。第四，特权还扩大到领导干部的家属。例如，领导干部的子女享受着入学、留学等方面的特权。[9]P48-49这些特权化的制度和做法拉大了领导干部与群众的收入分配差距，损坏了社会公平。

在苏联，领导干部的特权化与腐化、蜕化如影随形。斯大林去世前，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苏共中央的报告就指出：在一些党的组织中，出现了堕落和腐化现象；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苏共领导干部特权化、腐化、蜕化的问题更加严重。城市里一些工厂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农村里一些集体农庄的领导人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10]客观地讲，苏联当时确实已经形成了特权阶层。

苏共干部队伍出现严重问题的情况引起了国人的担忧特别是毛泽东的警觉乃至焦虑。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等人认定，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它已经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并断言：“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10]如何避免干部队伍特权化、腐化、蜕化，打掉干部的“官、暮、骄、娇”四气，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创办五七干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上述外界刺激的回应。

三、历史铺垫：1957-1965年干部下放运动

将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并非始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之所以会把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或进五七干校，是有着历史渊源的。笔者认为，1957-1965年的干部下放运动是中国的第一轮干部下放运动，而1968-1978年广大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或下放到农村、工厂，则是中国的第二轮干部下放运动。这两轮干部下放都具备了政治运动所应具备的条件：有组织、有领导，有一定规模和声势，有突出的政治内容，对社会影响大。尽管这两轮干部下放运动在许多方面差异很大，但是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纽带关系。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了保证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去,扭转党政机构快速膨胀的局面,预防和克服官僚主义,党和政府开始酝酿精简机构和下放干部。1957年,干部下放工作在全国范围声势浩大地铺开，至11月，全国各级机关已经下放的干部就达81万人。[11]下放干部的形式多种多样，绝大部分干部被下放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从1957年初到1963年底，全国县级以上机关784万干部中，下放干部累计达202万人，占需要下放干部的41.6%。[7]P314

客观地讲，1957-1965年的干部下放运动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影响。受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分析其对五七干校的产生、对1968-1978年干部下放运动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

其一，它为五七干校的产生提供了精简机构与下放干部相结合的模板。第一轮和第二轮干部下放运动的一个共同的原因和背景就是：机构面临大精简。由于第一轮干部下放运动采取了精简机构与干部下放相结合的方法，将干部下放的主要方向定在农村从事农副业生产，这种持续十年的运动使不少领导干部形成了这样的定向思维方式：要精简机构，就要下放干部；要下放干部，就要首先将农村作为主要去处。

其二，它为五七干校的产生提供了干部办集体农场的模板。被毛泽东赞许、被《人民日报》刊发的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介绍了第一所五七干校产生的经过：“今年五月七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12]从这里可以看出，五七干校的产生与下放干部办农场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实际上，下放干部办农场这种行为方式早在第一轮干部下放运动初期就有了,当时安徽、江西、甘肃、广东等多个省份都有下放干部办起的农场。1968年初，在第二轮干部下放运动即将启动之时，黑龙江省革委会在解决原黑龙江省委、省人委机关干部的安置问题上，考虑和使用的正是下放干部办农场这种做法。原黑龙江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也正是在省革委会打算办农场的基础上想出办五七干校的点子来的。

其三，它为五七干校的产生提供了下放干部与改造思想相结合、惩罚“犯错误”干部的模板。第一轮干部下放运动与反右扩大化相结合，将下放劳动作为对一部分“右派”干部的惩罚措施，“劳动惩罚论”正是在那时出现的。在第二轮干部下放运动中，相当一部分被错误地扣上各种帽子的干部在五七干校里，往往被安排住最差的住所，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行动常常受监视。两相对比，不难发现，五七干校的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第一轮干部下放运动的影响。

由上可见，五七干校在不少方面沿袭和借鉴了第一轮干部下放运动的做法。第一轮干部下放运动为第二轮干部下放运动和五七干校的产生做了铺垫，而第二轮干部下放运动及五七干校的创办则是第一轮干部下放运动的延伸、扭曲与扩大化。

四、现实需要：广大“靠边站”的干部亟需重新安置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迅速刮遍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成了“文化大革命”腥风血雨下的重灾区，广大干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冲击对象。各地造反派在夺权之后，纷纷成立了革委会，宣布原有的党政机关停止运作。能进革委会的干部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干部被排挤在外，成为“靠边站”的干部。在上海，张春桥下令将全市各级各类机关一律分成大、小两套班子，除少数人员作为小班子成员继续留在机关工作外，绝大部分干部作为大班子人员，被赶离了工作岗位。[13]P770-771在黑龙江，原省直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被“精简”掉83．3%[14]P676-677。1968年,北京市革委会提出将局级机构减少60%，人员减少82.6%。[15]P543河北省革委会于成立之初拟定革委会人数最多不超过100人，此后原省直机关干部职工1.6万余人被迫“靠边站”。[1]P156在吉林，原省委、省人委机关5553名干部仅有16.6%进入省革委会工作。[16]P643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安置广大“靠边站”干部成为中央和各级革委会不得不考虑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越早地建立革委会，必然也就越早地面临安置“靠边站”干部的大问题。黑龙江省是全国第一个建立革委会的省份，较早地面临上述问题也就顺理成章。这是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为什么会在黑龙江省产生的原因之一。

当然上述理由还不足以说明五七干校为什么会产生和兴办。因为要解决广大“靠边站”干部不是没有现成的办法，前面提到1957-1965年的干部下放运动，当中一些办法其实完全可以照搬过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兴办五七干校呢？为什么五七干校这种下放形式会被各级革委会采用，会被广大“靠边站”干部接受呢？这就得考察和分析在当时的条件下革委会和广大“靠边站”干部的处境和策略选择。博弈论是一种研究对抗冲突中最优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借助它来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理解上述问题。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革委会和广大“靠边站”干部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博弈关系，五七干校的产生和兴办实际上是二者博弈的结果。由于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产生在黑龙江省，所以必须首先分析黑龙江省革委会和黑龙江省“靠边站”干部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

在这场博弈中首先选择策略和采取行动的是黑龙江省革委会。其实它没有什么新的策略和方法，采取的仍然是1957-1965年干部下放的策略和方法，一是将干部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二是将干部下放到农村办集体农场。具体实施过程中，黑龙江省革委会面临着如下问题：到底是前者优先，还是后者优先。“靠边站”干部不仅有被污蔑为“牛鬼蛇神”的干部，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造反派干部，这就使得黑龙江省革委会不得不较为审慎。因为措施不当的话，就会激起这些造反派干部的强烈不满，引发新的矛盾，产生新的动荡，对“新”政权构成新的威胁。权衡之下，办集体农场是黑龙江省革委会的最优反应，这样做，“靠边站”干部的不满程度相对会小一些。于是黑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于3月21日召集原省委、省人委造反团负责人开会，布置两大委机关干部办集体农场事宜。

原黑龙江省委、省人委机关干部在插队落户和办集体农场之间，也是倾向于后者的。他们都主张全机关一窝端，集体下去办农场。正如柳河五七干校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创办人之一战凤翰所说：“实际上怕分散到农村以后，没人问，将来彻底在那里当了农民。”[17]P5但让他们不满的是：省革委会安排的去处是甘南县音河农场，那里原是关押囚犯的场所，名声不好。他们强烈要求更换农场。于是，原黑龙江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考察了原省委机关柳河农场。就当时来说，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跟的最紧的当数造反派，对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最感兴趣、最有热情的也当数造反派。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原黑龙江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提出了办五七干校、走“五·七”道路的设想。这一设想提出后，迅速成为黑龙江省革委会和“靠边站”干部的共识，为双方提供了新的策略，双方由此进入第二轮博弈。

就黑龙江省革委会来说，办五七干校远胜于办集体农场，可谓一举多得。一则它能解决“靠边站”干部的去向问题；二则它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不谋而合，极有可能引起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注意和赞赏；三则可以减缓未进革委会的造反派所造成的压力,避免他们造反生事。因此，办五七干校是黑龙江省革委会的最优反应，是其占优策略。同理，对其他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来说，办五七干校也是最优反应和占优策略。

就黑龙江省和其他各地“靠边站”干部来说，去五七干校也明显优于去集体农场和到农村插队落户。首先，既然是干部学校，有一点可以肯定，下去仍然是干部，变成农民或工人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迟早会有毕业分配的时候。其次，名声上要好听一些。再次，对造反派干部来说，可以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五·七”道路上阔步前进；对“牛鬼蛇神”干部来说，可以摆脱无休无止的揪斗、批判和检讨，换一种环境，在劳动中求得一丝解脱和自由。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去五七干校也是广大“靠边站”干部的最优反应和占优策略。

既然办五七干校对博弈双方来说，都是最优反应和占优策略，这就形成了占优策略均衡。均衡就是一个能够得以维持的结果，或者说是所有行为主体不得不接受（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而又不可能更好的结果。这就是五七干校之所以能够产生，之所以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全国下放干部首选方向的关键所在。

五、政策驱动：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与决策

如果仅有上面提到的三个因素，还不足以使五七干校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因为在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发表之前，全国仅有25所五七干校，全部在黑龙江省，[18]全国绝大多数五七干校是在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发布后才创办起来的。

1968年9月5日，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委会，出现了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经从全面夺权阶段进入到斗、批、改阶段。毛泽东所要达到的“砸烂旧世界”的目标已经达到，下一个目标就是按照“五·七”指示来“建设新世界”了。此时他不得不考虑如下全国性的、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如何安置全国广大“靠边站”干部，如何将这些干部改造成为“新世界”的建设者，如何将全国引上“五·七”道路。

30日，毛泽东看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新路》一文后，作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8]p573显然，这篇文章很合他的志趣。碰头会，指的是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当时实际上是党的最高层会议。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停止活动，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又在所谓“二月逆流”时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毛泽东将干部下放劳动问题提到党的最高层会议讨论，表明他也下了在近期内解决广大“靠边站”干部去留问题的决心，也表明他对五七干校这种干部下放新形式的认可，有意将其推向全国。

在当时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盛行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指示被视为最高指示，国内没有哪个人、哪个组织能够否定毛泽东的决定，毫无疑问，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很快就获得了党的最高层会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通过。这就使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成为了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五七干校因此获得了加速发展的政策驱动力。10月 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编者按中向全国传达了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各地革委会闻风而动，在这一政策的驱动下，开始竞相兴办五七干校。

总而言之，五七干校之所以能产生和兴办，是五个方面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原因之一在于“五·七”指示为其提供了理论指导，原因之二在于苏联领导干部特权化和腐化加深了一些人对干部队伍的担忧，原因之三在于1957-1965年干部下放运动为其提供了一些模板，原因之四在于广大“靠边站”的干部亟需重新安置，原因之五在于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与决策为其提供了政策驱动力。办五七干校是干部教育的一次不成功尝试，其教训尤其值得总结和汲取。

[1]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6卷“文化大革命”时期）[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2]黑龙江省志·政权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湖南省志·党派群团志·共产党[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

[4]四川省志·大事纪述（下）[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5]郑谦.五七干校述论（一）[J].百年潮,2006,(9):34.

[6]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关于全市五七干校情况统计表[B].北京:北京市档案馆,182-6-216.

[7]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9]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10]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N].人民日报,1964-07-04(1).

[11]建立一支经得起风险的共产主义干部队伍全国下放干部八十万[N].人民日报，1957-11-27(1).

[12]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N].人民日报,1968-10-05(1).

[13]中共上海党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4]黑龙江省志·人事编制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15]北京志·政务卷·人事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6]吉林省志·大事记[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17]战凤翰.柳河“五七”干校纪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18]柳河五七干校经验在全省遍地开花[N].黑龙江日报，1968-10-30(1).

（责任编辑：魏登云）

On the Reasons of the Ris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May Seventh
Cadre School

ZHANG Shao-chun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According to this paper,the ris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May Seventh Cadre Schools rest with the interaction of the following five points:firstly,Mao Ze-dong’s May Seventh Directive provides it with theoretical bases;secondly,the Soviet Union Cadres privileges and corrupt deepened people to cadre team concerns;thirdly,the 1957-1965 Cadre Transference Movement supplies some models and practices for it;the fourth reason lies in the desideration of the relocation of the mass“stand-out-of-the-way”cadres;and the fifth point is that Mao Ze-dong’s“large-cadre-should-be-sent-to-do-manual-labor”instructions produces the policy powe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adre schools in the nation.

May Seventh Cadre School;causes of its rising;transferring of cadre to country

K27

A

1009-3583（2016）-0021-05

2016-07-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五七干校研究”（14FZS0044）

张绍春，男（土家族），湖南吉首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