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振林

百岁老人、文学泰斗巴金仙逝10周年，勾起我这个文学晚辈对他的无限哀思，我少年时代就读过他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也读过“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尤其对那部拍成电影的《家》，印象十分深刻。

那是48年前的一个仲秋，我怀着“碰运气”的心态，只身前往上海作家协会，终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我自小崇敬的巴金。那时不叫拜访，叫“外调”。

在1967年，巴金虽已四面楚歌，但他淡定自如的音容笑貌，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1964年初夏，我从一名地质队的业余作者，调到人才荟萃的作家协会。进作协后才得知，审阅我的作品并决定调用我的是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兼作协主席蒋牧良，并由湖南省文联主席周立波拍板，分管行政的副主席蒋燕具体经办。

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周立波、蒋牧良、蒋燕诸前辈的知遇之恩，我当涌泉相报。因此，到了“文革”派性白热化的1967年，我自然成了“三十年代反动文人”周立波、蒋牧良的“黑线人物”和“保周派”。

当时，对省文联“四大家族”——周立波、蒋牧良、康濯和无职位的名作家柯兰的态度，也成了人们划分派别的分水岭。

其实，对“四大家族”的历史，我知之甚少，只是从作品中认识了他们：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在鲁迅出殡时，与欧阳山高举横幅走在最前边的是大汉蒋牧良；康濯以《我的两家房东》出名；柯兰则有散文诗集《朝霞短笛》。

除此之外，我对他们不胜了了，仅知周立波是周扬的堂侄儿，但他比周扬还大两岁，1930年代他俩一起提倡过“国防文学”，与鲁迅主张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