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强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爱”与“怕”的纠葛
——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新论

高强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长期以来，一提到朱自清的散文，“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几成定论，然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非但不“情景交融”，反而给人以情景断裂之感。在这种断裂背后，蕴含着朱自清彼时彼地乃至整个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既“爱”又“怕”、既“怕”还“爱”的矛盾冲突和两难困境，这种纠葛同时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文学遗产，值得仔细品味解析。

关键词：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爱与怕；朱自清散文

1923年，朱自清与俞平伯同游秦淮河，归来后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共同的题目，各作散文一篇，以风格不同、各有千秋而传世，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相比于俞平伯文章的空灵、朦胧，朱自清的同题文章则显得怅惘、苦闷得多。朱自清在文中，大段大段地自白、论辩、说理，不惜让情景割裂，坦露自己的“爱”与“怕”，以便表现自己的感情。与朱自清同时代的作家冰心曾经指出：“‘能表现自己’的文学”的价值在于一个“真”，它们无所掩饰，充满了作者的真情实感，所以“就是‘真’的文学。”[1]朱自清本人也推崇写真实的文艺观，认为 “我们所要求的文艺，是作者真实的话”[2]，散文能够“表现着，批评着，解析着人生的各面”[3]39。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M]//朱自清.朱自清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7-14.文中凡引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文字均来源于此，为了简便，不再另行标注。正是这样不伪饰、不做作、不隐藏自己个性，真实反映自己的人格结构和情感世界的一个典范。朱自清在这篇散文中勇于自剖、敢于自我坦露，它是名副其实的“真”的文学。经由此，我们得以窥见到一个纠葛于“爱”与“怕”的“真”的朱自清，并且透过这“爱”、这“怕”以及这“爱”与“怕”的纠葛，我们还能够对“五四”一代作家精神世界的矛盾性予以深刻反思。

1朱自清的“爱”：爱欲、感性、个体、传统

提到朱自清的散文，“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几成定论，然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非但不“情景交融”，反而给人以情景断裂之感。此文前半部分用缜密优美的笔调描写了朱自清和俞平伯夜游秦淮河的所见所闻所感，从秦淮河里的船到秦淮河的水再到秦淮河的歌声、灯影，尽管其间由于时空更迭、繁华渐逝而略带感伤，但总体而言，到此为止，朱、俞的游踪还处于顺境之中，两人的心态还是悠然的、平静的、沉醉的。当作者正在感激“天之所以厚我们”时，一句“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突兀而起，仿佛一把斧头将文章斩成两截，由此开始，作者的心绪被外来者激起了轩然大波，终于不能再怡然自得地欣赏秦淮河的桨声灯影了。这外来者便是“不知怎样”“忽然”来向“我们”兜揽生意的一只载着两名歌妓的歌舫，这使得“我踧踖不安了”。作者本来是“爱”着歌妓的，可在某种沉重的“怕”面前，“我”欲推还就，经过了一番煎熬之后，终于窘着拒绝了对方，但事后又颇为懊悔和怅惘，及至于“充满了幻灭的情思”，并丧兴而归。由此可知，解读这“爱”和“怕”可以说是阅读此文，也是走进朱自清的内心世界的关键。

先说朱自清的“爱”。原本作者是渴望和歌妓晤面交谈的，一开始“我”在游船上听到从妓楼、河上船里飘来的歌声时，便“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并且，作者还为从前到南京时随朋友去茶舫听歌妓唱歌的不尽兴而不能释怀，当听说歌妓被取消了时，作者甚至“颇涉想了几次”，“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因此，歌舫存在的本身，在作者心目中似乎是构成游兴情韵不可或缺的成分，并且他也早有酣畅尽心地听一回歌的盼想。正因为如此，当歌舫离开之后，“我”还久久沉溺于自怨自艾之中，不能自拔。作者在后来的自白中一再说道“有一种不足之感”，且心心念念着歌妓、歌声：不论是拒绝歌妓后心情处于异常状态而“觉得颇是昏乱”，还是即将离开之际的“不胜依恋之情”且感到寂寞……诸如此类，无不证明这种爱欲和盼想对作者而言强烈之至。

同样的，这也是朱自清对于感性的自发流露的爱慕。文章开头，作者沉醉于秦淮河迷蒙的灯光里，在“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被引入了美梦之中，追想到了明末秦淮河的艳迹，譬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所载的，真使“我们”神往了。显而易见，使作者神往倾心的正是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所载的那种任情感尽情流露、敢爱敢恨的感性状态。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感性和爱欲的不可抑制、真切实在，正是由于那种“有如饥渴”的固执的盼想的存在，才能反抗着“怕”的壁垒：“它力量异常坚强；它总想将别的思绪踏在脚下。”包括作者拒绝点歌时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这里的反复、停顿和犹豫都彰显出作者彼时彼地心底爱欲和感性的活跃。

当歌妓船上的伙计拿着摊开的歌折过来要“我”点歌时，朱自清这样描写到：“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这是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顾虑重重的知识分子形象，朱自清在此极端突出群众的眼光，很显然，他的拒绝之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源于周遭的炯炯的眼光。我们不妨大胆假设，如若当时没有周围人们的凝视，“我”恐怕会欣然同意吧。不谋而合的，“我”从前在南京的两次听歌之行均以“不大适意”告终，同样是由于“茶舫里的人脸太多了”的缘故。作者的这些失落、窘迫均是群众的在场使然，从反向推论，即是说作者深爱着个体的自由自在。这从“我”还未遇到歌妓的纠缠时，和俞平伯远远地聆听歌声、琴声的欢愉之感中也可以得到说明，尽管远远听来那声音是模糊的、生涩的，但那“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何况隔开一些距离来听，“因为想象与渴慕的做美，总觉更有滋味”，外加四周喧嚣杂沓、抑扬不齐、嘈嘈切切的声响，纷至沓来，“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枯涩久了”的心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终至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这是何等的自由自在、何等的酣畅淋漓。

在中国现代作家、知识分子当中，朱自清向来严于自律，是具有以“内圣外王”为旨归的儒家内省意识的典型人格范式。因而，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温厚而朴实的学者形象，好友叶圣陶称他为“有旧教养的读书人”，郑振铎也誉之为一个“忠厚而笃实的君子”，而他自己则说：“我是个偏于理智的人，在大学里学的是哲学。我的写作大部分是理智的活动，情感和想象的成分都不多。”[4]277这使得他与那个动荡年代里的绝大多数意气风发的青年有别，少了一些激愤热烈的情绪，多了一些平和沉稳的度量。

于是，在朱自清身上传统的因素鲜明可见，某些时候，朱自清似乎还对中国传统讲究的节气操守、道德涵养喜爱有加，甚至刻意维护。这不，当歌妓主动找上门来，朱自清本人也心有动焉，但他还是予以拒绝，拒绝之后却既感到抱歉又“不胜依恋”。他将自己矛盾、违心的“灰色的拒绝”归因于所谓“道德律”的压迫，而朱自清口里的“道德律”归根结底正是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中严苛的道德规范。传统的道德规范类似于弗洛伊德笔下的“超我”，约束着朱自清的本能欲望。然而，朱自清本人对这重限制是心知肚明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并尊重这种“超我”的合理性的。这也就是他明明向往听歌却依然回绝，并极力在一篇游记散文中自我辩白的缘由，要知道那是一个崇拜个性、趋新是好的时代，稍有退却便有可能被批为保守。

2朱自清的“怕”：道德、理智、群体、传统

接下来说朱自清的“怕”。朱自清曾经指出：“灵肉冲突是人生的根本课题”[4]332，然而，在这个“根本课题”面前，他“受了道德律的压迫”而退缩了，并由此导致接下来的内心充满“不足之感”，终至于废然而返。这种压迫对朱自清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自然绝非矫情。朱自清拒绝歌妓后，开始自白，目的是想消除内心的困窘，以便继续游程。然而，有趣的是，作者越辩白，心底的感情越发活跃，结果是“重负”未释，越发加上深深怅惘，加上种种“不如意”，乃至“积重难返”了！我们可以从作者的自白中获悉，他对于接近歌妓、尽兴“放肆”一番有多么渴盼，而对于道德律的压迫和钳制却又有多么畏惧。

当朱自清说到“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那种既爱又怕、既怕又爱的两难心境真是表露无疑，爱欲和道德的交锋竟然如此刻骨铭心和无法挣脱，难怪放诞如郁达夫也会承认个人的灵魂与肉体的斗争相对于个人与社会的斗争可谓无有尽时，“人类存在一天，斗争也持续一天，就是个人的肉体消亡的时候，也不能入于休战的状态的”[5]，它才是绝对的苦闷。类似的体验和困境可以说是整整一代人的灵魂写照，胡适、陈独秀、鲁迅、郁达夫、茅盾……几乎所有的新文化先驱都鲜有例外。

“五四”作家，是第一代真真正正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高举“科学”与“民主”的两大旗帜，为民族国家前途著书立说、奔走呼号。他们口中的科学，主要不是指具体的科学成果，更主要的是指科学思考的精神，他们主要不是把科学视为“实用之学”，“他们都没有把近代科学当成单纯的个别知识，而是把它们作为新思想或伦理来汲取的”[6]，即是说，他们看中的是科学的思想态度，他们视科学为思想上的药。这种科学观的意义和真谛，便是对于主体理性精神的崇扬。

身为现代知识分子，朱自清自然深受这种科学的理性精神的熏陶濡染，这也是他与传统名士的巨大区别之一。正是理性精神的作用，让原本就矛盾重重的拒绝歌妓事件越发复杂。在作者理性的观念中，歌妓的生活是值得怜悯的，她们为了求生而“挣扎着”，她们的职业却是“不健全的”，接近妓者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因此对她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这是现代理性知识视野烛照下的内心波动。然而，与此同时，作者的理性观念继续延伸开去，于是他又觉得歌妓的职业尽管不健全，毕竟是一种职业，她们以此为生，对“我们”总有或深或浅的希望，“我们”的拒绝，无论多么冠冕堂皇，都实实在在地打破了她们的希望，“这总有几分不做美了”。而且另一种理性责问又在“我”心里反复：“卖歌和卖淫不同，听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可是“我”还是拒绝了，因为“在众目昭彰的时候”，有失面子和身份，“拷问”的结果便是：“我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这种多层次的理性声音，已近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灵魂拷问了，多重理性之声、理性思辨同时在作者心里翻腾、搅扰、碰撞，多么强大的人也会败下阵来，朱自清的逃避便水到渠成了。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另一层朱自清的“怕”：不堪忍受的理智负累。

如前所述，朱自清在诉说歌舫上的伙计拿着歌折过船来向自己推销时，特意描写了周遭炯炯的眼光，而他后来在自白中，依然屡屡提到群众/眼光的力量、压制：在众目昭彰的时候，民众赋予的道德律的力，愈发威严，“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并且他认为俞平伯的能够蔑视一切，毫不觉得民众的力量的态度，“又比我高了”。“五四”时期，有识之士纷纷体悟到传统的纲常礼教和伦理道德对人的束缚，他们转而汲汲于引进西方的个性主义思潮，于是各种张扬个性、推崇独立的言论蔚然成风，诸如鲁迅强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7]，李大钊带有矫枉过正的语气“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性解放自由的我。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障”[8]341，以及周作人提倡的“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为主义”[9]等等。作为“五四”作家中的佼佼者，朱自清也一直以个性自由为傲，即便缺乏郭沫若、徐志摩等人的大胆热烈，可自由独立精神他也未曾忘却，但是，秉持着“个性自由”的新思想，朱自清却遭遇了、感受到了集体主义的强大威慑，而且民众、集体是无所不在的，于是他不能不感到恐慌、畏惧。

前面说到，朱自清对类似“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品格或明或显的服膺和热爱，这只是一面，与此同时，朱自清也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洞悉着传统的危害、羁绊和封建性，花费大气力对其进行反叛。这是传统本身的复杂性使然，也体现出了朱自清本人的复杂性。仁爱信义、中正平和、忠孝节义等传统规范一方面起着凝聚人心、匡正社会的好处，同时又极易阻碍人性的正常表达，且往往成为“历代专制之护符”[8]80，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以至于摧折生机，“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10]。传统这一层面的凝固性、束缚性、封建性朱自清也感同身受，他内心向往活力奔放的人生：“我想我们这条生命原像一湾流水，可以随意变成种种的花样”，可“现在却筑起了堰，截断它的流，使它怎能不变成浑淘淘呢？”[4]94在恪守人伦和社会职责的同时，自己的生命激情却渐被消磨，他的职业是“三个教书”，他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他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相比于别人生活的丰富，他则“什么时候都 ‘了了玲玲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对此，他颇为无奈：“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4]124这就是朱自清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无法反驳传统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又憧憬着不受约束的自由生活；一方面“爱”着传统的仁义教养，另一方面又“怕”着传统的不近人情，正如他自我剖析的那样：“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地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4]72

3总结：既“爱”又“怕”、既“怕”还“爱”的朱自清

朱自清写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前后，正值“五四”运动落潮，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逐渐分化，衰颓骚动之感弥漫整个社会，特别是像朱自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与不革命、在“十字街头”与“象牙塔”之间徘徊茫然，心情十分低落、苦闷，他们普遍感到“惶惶然”[3]560，就如在朱自清写给俞平伯的信中所言：“感到诱惑的力量，颓废的滋味，与现代的懊恼”，不断在侵袭着他，“因怅惘而感到空虚”[11]。于是，8月的一天夜晚，朱自清为“六朝遗迹”所吸引，邀俞平伯到秦淮河怀古探趣，躲避尘世间的烦恼，以追求暂时的宁静。

可是，歌妓的纠缠让朱自清的内心矛盾四起，此行非但没能安抚、放松自己的心情，反而收获了严重的“不足之感”、怅惘之感和幻灭之感。他或狂热或隐秘地热爱着情欲的满足、感性的表露、个体的自由、传统的仁道，又或隐秘或明显地惧怕着道德的压迫、理智的负累、群体的监督、传统的钳制，这两重彼此对立的思想就这样在他脑海里不停地拉锯交战，从而就形成了朱自清那矛盾、冲突的复杂人格结构和价值取向。张灏先生曾经认为“五四”思想是一种“两歧性”的复杂状况，在“五四”一代人心中，同时并存而互相纠缠、互相激荡着诸如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怀疑精神与“新宗教”、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彼此矛盾的思想[12]。朱自清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文中所展露出来的既“爱”又“怕”、既“怕”还“爱”的矛盾冲突和两难困境正类似于这种“两歧性”，而且它不独属于朱自清，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文学遗产。

参考文献：

[1] 冰心.文艺丛谈[M]//卓如.冰心全集:第1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214.

[2] 佩弦.文艺的真实性[J].小说月报,1924,15(1):1.

[3] 朱自清.朱自清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4] 石乡.朱自清散文名篇[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5] 郁达夫.戏剧论[M]//吴秀明.郁达夫全集:第10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241-242.

[6]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M].孙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78.

[7]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M]//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8.

[8] 李大钊.我与世界[M]//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 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1918,5(6):30.

[10]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39.

[11] 朱自清.1922年11月7日致俞平伯[M]//吴周文.朱自清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77:65.

[12] 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J].开放时代,1999(2):6-19.

〔责任编辑： 胡菲〕

收稿日期：2016-05-13

作者简介：高强(1994— )，男，重庆人，苗族，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148(2016)03-0026-04

Entanglement of love and fear— The new dicussion of Zhu Ziqing’s The Qinhuai River in Candle Lights and Propellers

GAO Q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For a long time, the mere mention of Zhu Ziqing’s prose, combining emotion with scenery, has become the only judgment, but The Qinhua River in Candle Lights and Propellers does not accord with it, and it gives readers’ the impression of emotion separation with scenery instead. The separation indicates Zhu Ziqing’s conflict of love and fear, the plight which he can’t get rid of,even in his whole life, which is also modern intellectuals’ common problem and the most valuable literature heritage, thus it is worth studying carefully.

Key words:Zhu Ziqing; The Qinhua River in Candle Lights and Propellers; love and fear; Zhu Ziqing’s pr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