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梼

（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重庆 400715）

《吕氏春秋》“大乐”考论
——兼论“生于度量”

张梼

（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重庆 400715）

考论《吕氏春秋·大乐》首句所云“乐，生于度量”之“生于度量”义。“度量”是“大乐”之所以存在的实在基础，是其规定性之一，“生于度量”有具体含义，表示“乐”之“律”生于“黄钟之宫”，“乐”之“器”生于“黄钟”管之长短、容积，“乐”之“五音”定于“黄钟之宫”，“乐”之“歌”、“诗”之旋律定于“黄钟之宫”，“乐”之“舞”虽不详，但亦有“度量”可言。如此之“乐”方可称为“大乐”。

度量；黄钟之宫；大乐

《吕氏春秋》论乐诸篇被中国音乐史学界公认为中国音乐史书写之鼻祖，《大乐》作为《吕氏春秋》论乐之首篇文字，正如篇名所述，“大”作为定语以修饰“乐”，因此是篇所言之对象为“乐”，但所示之旨趣却在“大”，那么“大乐”应具有何种规定性方可称之为“大乐”呢？回答这一问题是正确理解《吕氏春秋》之“乐”的前提，是探索《吕氏春秋》之“乐”对“乐”在整个中国音乐历史发展中曾产生出何种意义之门径。通读《吕氏春秋》论乐诸篇可知，这一问题的答案扎扎实实就落在了《大乐》首句“（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生于度量”作为“大乐”规定性之一种开宗明义就被提了出来，但高诱却未注之,王利器先生虽引《汉书·律历志》文以疏“度量”之义，但未明《大乐》所言“乐，生于度量”之义，陈奇猷先生虽引是书《适音》、《音律》文以释“乐，生于度量”，这不仅有值得商榷之处，且未得《大乐》所言之旨趣。所以本文基于这二位先生对“度量”的理解进一步讨论“乐，生于度量”之义以明何种“乐”可称“大乐”？

一、“度量”考

《大乐》首云：“（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高未注）陈奇猷先生认为：“《适音》曰‘乐有适。何谓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大小轻重之衷也’；《音律》云‘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故此所谓生于度量。”此对“生于度量”之“度量”的理解有二点错误：第一，据文义，“乐有适”之“乐”读“悦乐”之“乐”。陈先生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将“乐有适”从上下文中摘出，强加至“何谓适？……”之首，将“乐”误读“音乐”之“乐”。第二，以篇概全，陈氏所引《适音》文讲的是钟之大小轻重、钟音之清浊问题，不能用以解释《大乐》所云“乐生于度量”之“度量”（因为此种解释不能表示《大乐》在此所言之“生”的意义，而这个“生”却正是“大乐”与“度量”发生联系的内在基础），后引《音律》之言，同样，亦不能解之。

同语境文句统计：从上表及原文引文可知：第一，《仲秋》位于《仲春》之后，二者之“度量”义同，但高诱却在《仲秋》重注其“度量”；第二，《大乐》位于《侈乐》之前《仲春》之后，高诱未注《大乐》之“度量”，而将《侈乐》之“度量”间接注为“法则”。这两种注释方式表明：高诱不知“生于度量”之“度量”是何义，但从高注可知此“度量”至少涉及长短、轻重两方面因素。

从《古乐》知，“乐”在形式上包括乐器、舞、五音、歌、诗、律，所以《汉书·律历志》云：“《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詠，以出内五言，女听。’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吕和五音，施之八音，合之成乐。……顺以歌詠五常之言。”这进一步说明“乐”之所以为“乐”，其主要因素在“律”、“五音”、“八音”，因此“乐”生于“度量”之“度量”需从“律”、“五音”、“乐器”三方面得到解释。

《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次制十二筒，……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三寸九分”指黄钟管长，陈奇猷认为“‘三寸九分’当是‘九寸’之误”，笔者从之。）这段引文不仅将以上三方面完全体现出来，且讲述了作为“律”之过程。

从引文知：其一，“律”才是“乐”的决定性构成因素；其二，“黄钟之宫”为“律吕之本”；其三，黄钟之管长决定“黄钟之宫”。从这三点推知：黄钟之管长对“乐”有决定性意义。那么黄钟管长与“度量”之关系何在？《汉书·律历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说明“量”的多少由“度”的长短求之，而“度”的长短又源自黄钟之长短。因此，“乐”“生于度量”之“度量”应从黄钟之管长求得。

黄钟管长为“九寸”，《古乐》书之“三寸九分”是“九寸”之误。（陈奇猷先生《黄钟管长考》是一证。）《汉书·律历志》云：“‘自伏戏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师古曰：‘万物之数，因八卦而起也。’”可知，“数”在“伏戏”时已开始确立（八卦之爻，每三爻合为一卦，得八卦，又知“一”、“二”、“三”之数在伏羲时已确立），至黄帝得到较大发展。黄钟管长如何确定呢？《汉书·律历志》又云：“……数者，……本起于黄钟之数，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积之。”《淮南子·天文训》又云：“道（曰规）始于一，马宗霍云：《五行大义》论律吕引《淮南子》。无‘曰规’二字，而又作‘数始于一’。易‘道’为‘数’，可以备参。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三参物，三三如九，故黄钟之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焉。何宁曰：以合九九，则黄钟之积也。其长为百分尺之九十分，故《汉志》云‘九十分黄钟之。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此处之“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似可与《古乐》书黄钟管长来历：“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相互印证。）所以，按《汉书》与《淮南子》的说法，黄钟管长为九寸，这是由“三”之数确立的。

以上考论得出：“生于度量”之“度量”指“黄钟”律管之长短、容积，说到底，它指的是黄钟律管之长——“九寸”。

二、论“乐，生于度量”

“乐生于度量”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据《古乐》知，“乐”包含“律”、“乐器”、“五音”、“舞”、“诗”、“歌”。既言“度量”则首先针对“律”、“乐器”、“五音”。十二律管之长由黄钟管长生出，自不必多论。

就“乐器”而言，乐器的大、小、轻、重也依黄钟而定。何以言之？《适音》曰：“大不出均，重不过石，大小轻重之衷也。……衷也者适也”。《淮南子·齐俗训》亦曰：“度量不失于适，……古者，非不能陈钟鼓、盛筦箫、扬干戚、奋羽旄、以为费财乱政，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喜不羡与音。”从《淮南子》之言，当明确“乐”之“适”是对“乐”之“度量”而言的，那么《适音》所言之“衷适”就在“乐”之度量范畴。

《国语·周语》云：“是故先王之制钟也，元诰按：‘制钟，谓立钟之制度也。’大不出均，重不过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韦昭注：‘律……度……量……衡……生于黄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韦昭注：‘出于钟也。’”由此观之，则又知《适音》所讲的这个“度量”（衷适）是对制作乐器之钟而言，且《国语》讲钟之制度建立后“律度量衡”、“小大器用”就都产生了，意思是说先由“黄钟”定“律度量衡”，然后再按此“律度量衡”制钟。（上引《古乐》文，伶伦先定“黄钟之宫”，其次定“十二律”，最后铸“十二钟”亦可证。）“钟”制成后，才依据“钟”制定器皿用具之大小。

所以这“钟”可谓度量之标准器，由此可知《适音》之“大不出均，重不过石，大小轻重之衷”用意在确定标准器。“乐”中之乐器自然也要按这一标准器制作，否则就不合“乐”之度量，故《侈乐》云：“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则若雷，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务以相过，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所以，乐器之度量——大、小、轻、重——生于“钟”，而“钟”之度量又生于“黄钟”，因此说到底，乐器之度量生于“黄钟”。

就“五音”而言，其清浊亦定于黄钟之宫，故《适音》云：“黄钟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衷也”，其“黄钟之宫，音之本也”具体讲就是《汉书》所云：“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寸为宫，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徵、羽”。

除“乐”之“律”、“乐器”、“五音”外，“乐”之“舞”、“诗”、“歌”也有度量的问题，因为若无“度量”则如《侈乐》所诘斥那样：“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譟。……俶诡殊瑰，……目所未尝见”，从引文亦可知“诗”、“歌”旋律之“度量”有归之于“声”者，因此，其“度量”与“声”同（“声”之“度量”，见上文）。《侈乐》此言虽讲到“舞”，但其“度量”不当归之于“声”，至于“舞”之“度量”，因乐论对“舞”的记载太少，故不可考。

三、总结

从以上考论知，“乐生于度量”具体指“乐”之“律”生于“黄钟之宫”；“乐”之“器”生于“黄钟”管之长短、容积；“乐”之“五音”定于“黄钟之宫”；“乐”之“歌”、“诗”之旋律生于“黄钟之宫”；“乐”之“舞”虽未知，但亦有“度量”。因此，依《大乐》之言，具备此种条件之“乐”方可称为“大乐”。

Study of Great Music fromLv Shi Chun Qiu

ZHANG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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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Liang;Huang Zhong Zhi Gong;Great Music

J609.2

A

1009-9530（2016）06-0100-03

2016-09-31

张梼（1991-），男，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与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