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金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科学方法与科学本体
——胡适与胡先骕对于科学理解的比较

曾祥金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胡适和胡先骕对科学的理解大相径庭：胡适把科学化约为一种指导人们治学与处世的方法和精神；而胡先骕则坚守科学本体，把科学视作“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差异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代表不同文化立场的二者对时代话语权的争夺。

胡适；胡先骕；科学方法；科学本体

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的概念和思想通过严复等人的译介传到中国，给当时的知识分子带来极大的震动。此后，科学开始大行其道。胡适在他的《科学与人生观》序言中说道：“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p217］

科学甚至跟革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的兴起和革命的风起云涌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一大特色，二者互相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海外学者郭颖颐指出：“必须在这种对革命一词的不严格解释中，来纵观近代中国极力发展一种新文学和新世界观的努力。”“这些努力有许多名称：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用语），以及新思潮等等。”［2］如此看来，科学对万众瞩目的新文化运动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胡适和胡先骕都急于给自己贴上科学的标签，进而以科学的代言人自居。然而，胡适和胡先骕作为“反对的朋友”（胡适语），对科学的理解却是南辕北辙，显示出极大的差异性。简而言之，胡适把科学化约为一种指导人们治学与处世的方法和精神；而胡先骕则坚守科学本体，把科学视作“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

一、对科学概念的不同理解

胡适对科学是终身服膺的，他名字中的“适”就来自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胡适眼里，科学首先是一种治学和处世的方法。他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说道：“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p232］胡适就是用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断地创作出一部部颇具分量的学术著作，同时引领着一个时代的风气。

其实，方法的背后是胡适一贯坚持的科学精神和态度。具体来说，他推崇的科学精神又表现为：实事求是的精神——任何学问都需要经过实际的检验才能站得住脚；重估一切的存疑精神——怀疑是思想和求真的起点，主张“无征不信”；创新精神——勇于探索的态度和大胆创新的方法。胡适作为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科学在他眼中成了向社会科学倾斜的方法论，逐渐远离了科学的本质概念。胡适努力把科学知识转化成一种“修辞”，进而赋予知识道德化的力量，以此来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西方思想观念的传播。胡适的这种化约法因为简约而遮蔽了科学的诸多复杂性，对当时乃至以后的社会都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作为国际知名的植物学家，胡先骕坚守科学本位，理性界定科学范围。科学在他这里被还原成一个本质概念。因而，胡先骕极力反对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认为那是对科学的“误读”，科学并不适合放在社会科学中。他坚信科学应该限定在自然科学的范围里，也只有这样认定和使用科学才是正确的。在胡先骕看来，进化论在当时社会已经被人们用滥了，各种跟进化论无关的事物也被人们冠以进化的名号。道德观念和文学就属于这一类事物，这无疑会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早在 20世纪初，胡先骕就清楚地认识到了科学的危害：他认为科学成为危害是从宗教教会压制人们自由思考开始的，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科学主义者一旦从宗教的束缚中挣脱出来，重新获得思考的能力，就会不顾一切地把宗教和人文主义的精髓一起推倒。胡先骕指出这其实是一种走极端的科学狂热症，对社会的安定具有负面的影响［3，p512］。同时，胡先骕认为科学与人生观没有必然的联系，他清醒地厘清并谨守不同场域中的概念区别。比如天演论，在胡先骕看来固然是科学上的一大发明，能够帮助人们辨别一些之前没有根据的说法，但跟一般人的人生观其实是没有多大关联的。总的来说，胡先骕对科学概念的认识显然更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他对科学本体的坚守在客观上对纠正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滥用科学、科学崇拜、科学主义等倾向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另外，在胡适眼里，科学方法的提倡是学术独立的标志。现代学术不同于传统的汉宋之学，也不依附于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儒家思想中。相反，科学观念的建立是为了清理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对当时语境下的学术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而胡先骕对科学本体的坚持本身就可以看作是民族主义的一部分。“自然知识与社会生活的这种密切的联系产生于民族主义的潮流之中，从而科学话语构成了民族主义话语的有机部分，他对‘理’、‘公理’的强调在某些情形下甚至直接演变成为一种民族——国家的概念。”［4］胡先骕强调科学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区分，其实质还是为民族主义服务。

二、时代话语权的争夺

胡适和胡先骕对科学的差异理解首先是因为两个人的文化立场不一致。众所周知，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大力倡导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学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生。其实质却并非真正地关注或致力于自然科学，而是为了在批判旧伦理旧道德的同时，建立一个由“民主”和“科学”支撑起来的社会文化体系。而胡先骕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自然知道胡适等人此举的内在含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提倡文学作品中道德对人的约束作用，把伦理道德作为对抗科学和现代化负面向度的有力武器。胡先骕既接受了新人文主义学说，又从小浸染于儒家修齐治平、兼济天下的思想，自然把道德教化看得很重。他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立国的根基就在于道德，这也是中国文化较其他国家文化优越的地方。这样看来，胡先骕之所以坚守科学的本位思想，并不是他想把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对立起来，而是他想维护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以文学为例来看这个问题似乎更加明晰：胡适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得到启发，坚持用白话代替文言，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都是死文学，而活文学（新文学）必将取代死文学。他反对文言文其实是为了反对附着于其中的话语特权以及背后的封建等级文化，而他大力倡导的白话文其实就指代着以“科学”等为代表的西方启蒙话语系统。而在胡先骕看来，胡适死活文学的提法“毫无充分之理由”［3，p456］，只不过是他们用来欺骗世人的方法，因而无法长久。胡先骕作为兼具传统身份与西学背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自然要维护精要、简洁的文言表达系统，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就象征着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

有意思的是，胡适和胡先骕这两位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不仅对科学的理解差异甚大，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有颇多争论，后人称之为“二胡之争”。新文化运动伊始，胡适等人鼓吹文学革命，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一时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这时候的胡先骕还沉迷于跟陈三立、沈曾植、王易等旧式文人的交游中，同时大量创作古诗词。他的古诗词创作得到了众名家的认可，陈三立认为胡先骕的诗词“意、理、气、格俱胜”［5］，一向倨傲的黄侃也称赞胡“天才甚敏”［6］。胡先骕本人对此也颇为自得，准备在这一领域施展拳脚。可是文学革命的肇兴直接阻断了他古体诗的写作路径，新文学——尤其是新诗潮——挤压了他的创作空间，影响了他在旧体诗创作上的前程。这对胡先骕来说是不小的打击。因为旧体诗词写作这种文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这些濡染于传统文化中人的身份象征，写作路径的阻隔就意味着他们文化身份和意义的缺失，而这种身份危机和意义缺失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文化身份的缺失意味着一个群体“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的模糊，它带来的将是这整个群体的漂泊感和无力感［7］。这使得胡先骕不得不从旧体诗词创作的激情中停顿下来，开始抬头观察和思考当时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态势，进而做出自己的文化选择。

其实早在胡先骕留美时期，他的诗文就被胡适盯上，随后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祭旗”之作。胡适在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公开批评胡先骕的《齐天乐·听临室弹曼陀铃》，并讽刺他的诗词满是陈腔滥调，缺乏真情实感。对此，胡先骕心里自然不服气，但并没有给以反击。后来，胡适等人愈发声势煊赫、不可一世，“科学”“民主”“革命”的呐喊声喧嚣一时。特别是新文化派诸人对林琴南（胡先骕在京师大学堂预科求学时期的老师）的不断“攻讦”“非难”，使得同样具有西学背景的胡先骕再也坐不住了。他先后在《东方杂志》发表数篇文章，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接着，胡先骕联合吴宓、梅光迪等人创建《学衡》杂志，以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为理论资源，开始走上古典主义的路途。

胡适和胡先骕论争的背后其实是新文化派和学衡派这两个20世纪重要的思想文化流派之间的对抗。这一对抗起源于胡适和梅光迪等人在美国时候的思想论争，胡适被“逼上梁山”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相对温和地提出文学革命的议题，却在当时社会产生极大轰动。而吴宓、梅光迪等则站在了胡适的对立面，他们还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相约时机成熟时便要与胡适等新文化派诸人大战一番。等他们回国以后，果真就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为据点创办《学衡》杂志，开始了与新文化派针锋相对的论战。这样一来，争论就从私人间的讨论拓展到中国的学术界。两派的论争其实更涉及到一个学界话语权和时代话语权争夺的问题。知识和文化被人加以情感的体认和理性的整理之后，就有可能建立起相应的知识权力话语，占据文化要津。学衡派和新文化派各自引进西方的思想资源作为武器，建立起相应的知识文化体系，其实质还是话语权力的争夺。此外，胡适和胡先骕对科学的解释差异很大，双方的分歧发展到后来就演变成对“科学”命名权的争夺。一个事物的命名表面上看是件小事，但其实并非如此。布尔迪厄就曾指出：“命名一个事物，也就意味着赋予这一事物存在的权力。”［8］

三、争论的影响和教训

近年来，学术界不少人都开始反思“五四”以来文化激进主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早在90年代，王元化先生就指出了“五四运动”可能存在的四大弊端——庸俗的进化观点、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同时，先生还指出：“五四”时期对“科学”和“民主”这两个概念并没有比较深入的认识，理解得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甚至至今还需补课。因此，100年之后，回头看“五四”，其身后的民族危机、国家危机仍万分沉重；胡适和胡先骕对科学的不同理解，以及这种理解差异给现代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

毋庸置疑，科学这面大旗给号称“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胡适带来了巨大的便利。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论”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学人，傅斯年、顾颉刚、罗尔纲等都是胡适“科学方法论”的受益者。它在学术史上应该获得相应的地位。但正如余英时所说：“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的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9］胡适的这种化约法一方面以简单而席卷一切的方式启迪了许多人，另一方面却也因为简约而遮蔽了科学的诸多复杂性。这也跟胡适的知识结构有关系。胡适号称“哲学是职业，历史是训练，文学是娱乐”，人文学科是他的强项。其他的诸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特别是自然科学，显然非其所长。再加上新文化运动“打倒一切”的需要，胡适的“科学方法论”就渐渐演变为郭颖颐笔下的“唯科学主义”——它与科学本身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利用科学的威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胡先骕一向以科学家自居，在当时的中国植物学界有相当高的地位，孜孜以求科研事业的发展和科研规律的寻求。胡先骕清醒地察觉到，当时的中国要想获得比较迅速的发展，要想有能力奋起反抗别国的侵略，就必需重视科学，利用科学知识兴办实业、发展科技。在实践当中，胡先骕坚持不懈地向国人宣传科普知识，同时把科学当作兴办实业的关键。类似的举动恰恰显示了胡先骕作为科学家的责任意识与工具理性意识。胡先骕坚守科学本体和提倡道德理性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防止整个社会向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斜。具体到文学上，胡先骕对胡适等人提倡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不以为然，认为那是误用、滥用科学的结果。这样的认识对于抵制新文化派的激进做法有一定效果，对于继承传统文化、避免文化断裂的意义也不容忽视。

不得不说的是，胡先骕对科学本体的坚守自有其自身局限。他是以守卫科学为名行保守之实的。以进化论为例，胡先骕把达尔文的理论区分为“天演说”“有生天演”和“庶物同源”，并认为知识界的主要错误在于混淆了三者之间的差别［10］。他进而断定进化论不是一种普遍的法则，尤其不能适用于社会文化领域。这种对进化论的思考其实与他对新文化的批判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科学在这里成了胡先骕维护自己文化保守主义者身份的媒介和方法。另一方面，他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完全分开的见解也并非无懈可击。著名的科学史学创始人乔治·萨顿就曾说过：“没有同人文学科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11］科学固然有它的自然科学规定性，但与时代内涵的接触也至关重要。科学作用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固然有西方洋枪洋炮的冲击，更有政治、文化等深刻的社会背景，它既是相对独立的知识力量，同时也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1］ 胡适.耿云志，宋广波，编.学问与人生：新编胡适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31.

［3］ 胡先骕，著.熊盛元，胡啟鹏，编校.胡先骕诗文集［M］.合肥：黄山书社，2013.

［4］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M］.北京：三联书店，2004：1113.

［5］ 胡先骕.胡先骕先生诗集［M］.南昌：国立中正大学校友会，1992：3.

［6］ 胡宗刚.不该遗忘的胡先骕［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63.

［7］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47.

［8］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38.

［9］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97.

［10］ 张秀丽.《科学》中的“科学”及其人文关怀［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6（4）：143.

［11］ 乔治·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49.

（责任编辑、校对：郭海莉）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Scientific Ontology： A Comparison of Hu Shi's and Hu Xian-su's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ZENG Xiang-j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Hu Shi and Hsen-Hsu Hu thought science quite differently. The former sees science as a method and spirit of guiding people to study and to live； while the latter sticks to the scientific ontology， regarding science as a branch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that reflects the objective laws of nature， society and thinking.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understanding actually reflects their different cultural views and their competition for more say at their time.

Hu Shi； Hsen-Hsu Hu； scientific method； scientific ontology

I206.6

A

1009-9115（2016）04-0116-04

10.3969/j.issn.1009-9115.2016.04.029

2015-10-24

曾祥金（1990-），男，江西吉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