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同同，仇钰奕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大理国与宋贸易探析

高同同，仇钰奕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大理国是位于西南边区由白族人段思平建立的政权，由于地理环境及生活习惯的需求，大理国与宋在边境的榷场进行商品贸易。但是大理国与宋的关系并不稳固，甚至有时会中断贸易，这与大理国的地位以及宋朝的传统观念有着莫大的联系。

大理国；宋朝；横山寨

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立国号大理，大理政权基本上继承了南诏的疆界。大理国地处西南边陲，为了获得自身发展，除依靠内部生产和消费，更需要积极谋求与“外国”商贸往来，宋朝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一

自宋立朝以来，大理周边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中原王朝居于主导地位的东亚格局被打破，取之而来的是南北双方政权的对峙。原处于大理北方的吐蕃已不复存在，而本国的西部和南部又地形复杂，行走不便，使其不得不将贸易的重点转向东边的宋王朝。在与宋朝的贸易中，主要存在两种贸易形式：榷场贸易和贡赐贸易。

1. 榷场贸易

榷场，是在宋、辽、夏、金、元时期，因各地区发展交流的需要，各政权在边境上对敌对政权开放的贸易场所。“榷”，谓专其利使入官也。榷场，是由政府选定的交易地点，它不仅不能随便更改，而且还由官府严格管控。因政府的扶持与默许，榷场贸易成为大理国与大宋进行商业往来的主要形式。

大理国自建国后，一直谋求发展与中原王朝的友好往来，宋朝开邕州横山寨作为双方贸易的场所。横山寨地处宋朝邕州境内，而之所以设所至此，是因为“邕州右江水与大理大槃水通，大槃在大理之威楚府，而特磨道又与其善阐府者相接。自邕州道诸蛮獠至大理，不过四五十程，产良马，可与横山通。北梗、自杞、南梗、特磨道不得至，语在大理马条下”［1］。邕州是沟通宋与大理的交通要道，也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了双方重要的商业贸易点。

但其实双方贸易的场所并不仅限于邕州一地，绍兴三十年（1160）十一月，李预上书言道：“本司所买马，全籍沿边郡协力收买。今来，除邕州知州已得旨专管买马外，有宾、横、宜、观等四州并依邕州例专管买发战马，庶得及时分头责办。”［2，p908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宾、横、宜、观四州虽然也被允许向大理购买马匹，但是这种便利政策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例如，大理国与宜州相距甚远，并且途中道路艰难，两地并没有直通的路线，所以自杞和罗殿都是从大理购得马匹然后再转卖给宜州。但是自杞离邕州也有一段距离，所以便经常借道罗殿，由此两者发生了争执。“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帅司为之量买三纲，与之约曰：‘后不许此来！’自是有献言于朝：‘宜州买马良便。’下广西帅臣议，前后帅臣，皆以宜州近内地不便”［3，p190］而罢休。另外，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自是大理复不通于中国，间一至黎州互市”［4，p10861-10862］。虽然宋廷在黎州地区只是间断性地设置过互市场所，但至少说明大理与宋之间的贸易形成了以邕州为主，而宾、横、宜、观、黎等州为辅的边境贸易体系，而非只在邕州一地进行通商贸易。

而对于榷场的开设、变迁以及废置均是政府才能采取的行动，其中有着严格的限制和规定，普通的民众、商人并没有太大的参与空间。宋朝从元丰年间开始便在邕州设置一名干办公事，专门管辖广西左右江买马事宜［3，p186］。虽是民间参与度比较低，但作为大理国与宋朝交流的主要通道，它为双方提供了一些必需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国的需求。

2. 贡赐贸易

贡赐贸易是两国本着互通有无的原则，以“贡”和“赐”的名义进行交换。大理国以“贡”的名义把名马、刀剑、犀皮、甲鞍等朝贡给宋朝，宋朝则以“赐”的方式进行回礼。

其实贡赐贸易更多的是来自大理国方面的朝贡，“政和五年（1115年），广州观察使黄璘奏，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徕，原为臣妾，欲听其入贡”［4，p10861］。“七年（1117）二月，至京师，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4，p10861］大理国向宋朝贡以表臣服之意，作为回报，宋朝则给予高丽政治上的承认或者经济上的优惠。崇宁二年（1103），大理国王段正淳曾经派遣高台运奉表入宋，求得经籍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政和七年（1117），“制以其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4，p10861］。而绍兴六年（1132）七月，“诏经略司护送行在，优礼答之”［4，p10862］，至于以何优礼答之，便无从知道。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种贡赐贸易在双方的贸易比重上很小，但却是大理国得到宋朝政府政治上认同的重要举措。这种贡赐贸易是在以“天下一体”为思想基础的东亚朝贡体系下的朝贡国与宗主国的关系，与辽宋、金宋的关系不尽相同。

除上述的两种交往方式以外，还有一种：走私贸易。双方之间的需求仅仅依靠政府间的榷场贸易实在难以满足。“惟于黎嶲境内彝民私相贸易有司不禁焉”［5，p190］，这种走私贸易盛行的原因多为政府对双方贸易控制太严，且采取消极的经济贸易态度有关。“异时南北路通，则渐减广西市马之数，庶几消患于未然”［4，p10861］，这对民间的商业来往是很大的冲击。走私贸易虽然是一种违法的贸易形式，但这种贸易形式在当时作为榷场贸易的重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双方对物品的需要。

二

在大理与宋的边境贸易中，两国交换的货物虽品种繁多，但商人亦会根据本国的需求而加以重点选择，其中主要有如下几类：

1. 马匹

畜牧业是大理国重要的经济支柱。马匹作为生活、作战的工具，在双方贸易的商品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大理国也多次向宋廷朝贡马匹，“六年，大理国献象及马五百匹，诏偿其马直，却象勿受，而赐书劳遣之”［4，p3058］。皇帝只收下了马匹而拒绝了象，并且中央给予邕州等与大理国经济来往密切的州以市马专买的权利，而非买卖其他商品的权力。那么，马匹为什么会成为双方经济贸易中最为重要的商品呢？就连后人也觉得“宋南渡以后，凡中国宜马之地皆为金有然，而张、韩、刘、岳之出战，亦未闻其乏马”［6］。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西北边陲多产优良战马。但自西夏立国后，该地区实际由西夏政权控制。原来掌握在中原王朝的产马牧地便成为了西夏的囊中之物，宋朝便缺少能够作战的马匹。况且，面对着辽、金和西夏的军事威胁，骑兵又是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于是，宋朝政府对于战马的购买相当重视。凡宋朝买马大致分两种，除了来自西陲的战马，还有就是产于西南诸蛮的羁縻马。但因大理与西戎地理相近，所以宋廷认为大理国能够成为很好的马匹购买中转站，可以通过大理国来获取西陲的良马。

二是大理国本地的马匹产量多，品种较好。宋朝人大多认为诸蛮的马短小精悍，适用于生活但是并不适合作战。绍兴年间，广西向高宗进献马匹。高宗自留一匹并说道：“朕所留一匹，不减代北，广西亦有此马，则马之良者，不必尽西北也。”［7］其实南方诸蛮的马匹大部分出自大理国，罗殿、自杞、特磨道都是向大理购买。这种马口大、项软、趾高，虽然西北的马很是精良，耐于作战，但是“南马狂逸奔突，难于驾驭……不如北马之耐。然忽得一良者，则北马虽壮，不可及也”［3，p349］。蛮马的价格颇高，大致是一匹需黄金数十两。蛮马往返万里不曾困乏，而且负重能力也很强，所以蛮人宁死不愿意将马赠予他人。这都说明大理国的蛮马品种极好，而恰逢宋王朝缺少马匹，因此大理与宋的马市贸易便自然非常兴盛。尤其是南宋偏安一隅，多是生产水米之地，对马匹需求量自会变得更大。

2. 土特产品

邕州是双方贸易的重要场所，在横山寨的交易市场上，除了蛮马，“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毯、云南刀及诸药物”［3，p194］。大理国的手工产品也是远近驰名，其中蛮刀、蛮甲尤为精美，所以在邕州边市上它们都是常见的货物。

大理国人皆喜欢配带小刀，“瑶人刀及黎刀，略相类，皆短刃而长靶。黎刀之刃尤短，以斑藤织花缠束其靶，以白角片尺许如鹞尾，饰靶之首”［3，p206］。他们多以大刀赠人，随身佩戴小刀，遇到药箭时能够以刀剜去其肉，这样才能保住性命，“今世所谓吹毛透风，乃大理刀之类，盖大理国有丽水，故能制良刀云”［3，p206］。从中看出，蛮刀在大理国使用很是普遍，且产量丰富。加之制作精美，蛮刀作为外销产品自然没有任何悬念。

而蛮甲也只有大理国最为优质，“诸蛮甲胄，皆以皮为之。瑶人以熊皮为甲胄，有木叶似漆，以之涂饰，亦复坚善”［3，p207-208］。并且，用各种颜色作百花虫兽之文，质地和做工都非常精良。

其他如茶等之类的物品便不一一论足。从宋商重点购买的物品中可以看出，宋朝政府看中的大部分都是大理国能用来军事作战的商品。大理国实际上是宋朝军事产品的重要来源地之一，这其中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容后再述。

3. 丝绸

在邕州的边境市场上，大理国人都喜欢把云南刀、蛮马等土特产品拿来贩卖，而“吾商贾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3，p194］在众多商品中丝织品是大宗。大理国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所产丝的数量极其有限，但是国内因习俗之故需求量极大。大理居民家中有人去世，则会用锦缎缠在亲友身上，所以锦在大理非常短缺。而宋朝丝织业相当发达，精品甚多，且远销国内外。宋朝的丝织品中尤以花罗和绮绫为最多，蜀地的丝织品更是“号为冠天下”。因丝织品是大理国人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故而常常作为宋朝政府招徕大理商人的重要货物。

4. 文化典籍

“大理国时期的宗教信仰以佛教为主，极呈繁盛，谓之佛国。”［8］在从公元937年绵延至1253年的大理王朝22代君主中，先后有9位国王禅位为僧，再加上被迫逊位的1人，便足足有10个国王。据史料记载：“淳熙十二年（1185），智兴奉佛，建宝宝寺，君相皆笃信佛教，延僧入国，朝夕梵咒；不理国事，于是国中妇女赴僧舍受戒，僧亦置室，名火居僧。”［9］大理国人对佛教甚是笃敬，在崇宁二年（1103）还曾派使臣来宋求经籍书刊。政和六年（1116），大理国王派李紫琮等人前来进贡。当时，宋徽宗诏令广东转运副使徐惕偕诣阙，并令一监司主事其所经之处的一切事宜。“紫琮等过鼎，闻学校文物之盛，请于押伴，求诣学瞻拜宣圣像，邵守张察许之，遂往，遍谒见诸生。又乞观御书阁，举笏扣首。”［4，p10861］除此之外，大理人在横山互市时所购之物多为书籍，有《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等［10］。文化品成为双方交流的重要凭借。典籍的大量输入，也足以看出大理国人对文化的重视程度。另外，在贸易的商品中还包括药品等日常物品，此处便不一一说明。

三

大理国与宋的贸易并非全部在边境的榷场里直接进行，环顾大理四周的生存环境，北方被川蛮所阻，东北被叙州三蛮、西南夷部所阻，东方被自杞、罗殿、特磨道所阻。这些地区的存在成为大理与宋进行贸易的天然障碍。大理国与宋的贸易通道，以沈黎、邕州二道为主，而大概自邕州入大理界需要四十程，再过二十程才能至其国。蜀自沈黎至大理的姚府需要二十八程，又五程才能至其国。显然，这样的路途给直接贸易造成一定的困扰。所以，转手贸易便成为双方重要的交易方式，而充当中间转手角色的主要是自杞、罗殿等羁縻部落。“今之买马，多出于罗殿、自杞诸蛮，而自彼乃以锦彩博于大理，世称广马，其实非也。”［11，p2740-p2741］这种转手贸易直接成为榷场贸易的补充，在整个贸易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大理国在与宋的贸易过程中其实一直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鉴于自身政治的考虑，宋朝政府始终将与大理的边境贸易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就横山寨市马一事而言，“每纲押纲官一员，将校五人，兽医一人，牵马兵士二十五人”［3，p192］。从中可看出宋廷对市马之事的细节规定甚为严格、细致。而且，宋朝并不热心于扩大与大理国的贸易，对于大理国多次请市入贡的要求也加以拒绝。大理国请道黎雅入贡，安抚使孟珙报大理自通邕广，不宜取道川蜀，就加以拒绝了［5，p192］。又有“绍兴三年（1133）十月，广西奏大理国求入贡及售马，诏却之，不欲以虚名劳民也”［4，p10862］。这说明宋廷并不太重视与大理国的贸易，连古人都评价“本朝提防外夷之意，可为密矣”［3，p190］。

宋与大理虽均作为独立政权而存在，但双方关系实际并不对等。在政治上，大理国王多次请求入贡，在上表中自称为“臣”，而宋朝政府却称其为“酋”。“宋熙宁，大理遣使贡方物，封其酋为大理国王”［12］可为例证。自此，可从册封的“大理国王”一头衔中看出些端倪。当初，西夏李元昊建国称帝时，宋廷上下极为愤怒，双方关系破裂，并进行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战争。最后，宋朝实行经济封锁，西夏才不得不同意议和。其中双方议定的最重要一项就是由宋朝皇帝册封其为“夏国主”。那么，“大理国王”的地位明显不可与“皇帝”等同。政治上的不对等肯定会对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从每次大理国遣使纳贡、要求开市贸易的情况来看，宋朝政府掌握着这场经济博弈的主动权，而大理国只能被动接受。

四

大理国与宋朝的贸易过程中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大理国与宋朝的实力相差甚远。据载大理国“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13］。虽是比现在的云南省要大很多，但即使与疆土面积大大缩小的南宋也无法相比及。加之大理国统治的区域以山地、半山地居多，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畜牧业在整个社会经济部门的地位丝毫不逊于农业。而宋朝的经济实力却正经历着质的变化，仅仅外贸一项便令大理国望其项背。作为都城的东京更是“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宦区之异味，悉在庖厨”［14］。由国土、人口、资源、财富构成的综合国力，宋朝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如此相差甚远的国力，特别是宋朝经济的繁荣，更是驱使着大理国与宋朝主动进行贸易往来。

其二，宋朝政府之所以对大理国的贸易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其根源由来已久。北宋建立之初对于是否攻取大理国就有过讨论。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段思平立国号大理。宋初，仍为大理国。太祖乾德三年（965），王全斌平蜀，欲以兵威取滇，进滇地图。太祖鉴唐之祸，以玉斧画大渡河。他认为大渡河以外的疆土不是自己，所以云南便不通于宋朝［5，p180］。这一政策便成为历代宋朝君主的既定国策，绍兴六年（1136），翰林学士朱震上书曾说：“其王段和誉遣清平官入献方物，陛下诏还其直，却驯象，赐敕书，即桂林遣之，亦艺祖之意也。”［11，p2819］当初，宋太祖赵匡胤之所以这么做，原因他自己说出一个：鉴唐之祸。唐朝与南诏国（大理国的前身）多次发生战争，据史书记载：“（大和三年）南蛮乘我无备，大举诸部入寇。牧守屡陈，亦之不信。十一月，蜀川出军与战，不利。陷我邛州，逼我成都府，入梓州西郭，驱劫玉帛子女而去。”［15］唐朝与南诏的争战使得百姓疲惫不堪，国家也因此承受着重大的财政和徭役负担。宋太祖深怕限于泥潭，重蹈唐朝覆辙。

另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宋太祖认为幽云十六州比大理国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后晋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取得支持，由此宋朝失去了北方的天然屏障。特别是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在与辽争夺幽云十六州的高粱河之战中惨败，至此宋朝便对辽采取守势，确定了“先北后南”的方针。以交趾为例，交趾脱离北宋成为独立政权以后，便依靠有利的地理位置，不断向北宋的邕州管辖区域渗入势力。面对交趾的蚕食，真宗没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抵抗，反而说“交州瘴疠，宜州险绝，若举兵攻取，死伤必多且祖宗开疆之大，若当谨守而已，何必劳民动众，贪无用之地”［2，p9786］。借此也看出宋朝君主对于大理国等边远地区的重视程度不够。并且，从宋朝与大理国贸易交换的产品中也可以看出，上述提到宋朝君主给予邕州等州以买马的特权，马匹在交易商品中比重最大。这目的其实是为了补充自己的骑兵力量，以应对辽、西夏的军事威胁。大理国与宋的贸易成了为北方边防服务的补充。为集中力量应对北方边疆局势，宋朝政府便严格限制与大理国等蛮地的商业、政治往来。

其三，大理国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宋朝时期我国西南地区很有实力的地方民族政权，与宋、辽、西夏等国并立。但大理国却多次上表纳贡，《宋史》中关于大理的史料仅仅数百字，却六次提到大理国派使臣行朝贡之礼的事情。有时连续三年上表，这说明大理国渴望得到宋王朝的政治认同。虽然宋王朝将其视为外蕃，并将其列为“外国传”，但从大理国王自称“臣”便说明其执着地尊奉宋王朝为正朔。大理国承袭南诏的衣钵，积极尊孔尚儒。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官员李紫琮来宋朝贡时，便特意拜谒了宣圣像。同时，大理国经常派人到内地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并通过各种途径购买经、史、医药等文化典籍。这便成为大理国尊奉宋王朝为宗主国的文化基础。汉民族早在汉代就形成，经过上千年的历史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对于契丹、党项等民族而言，汉民族在东亚格局中更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加之，大理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执着追求与宋王朝接近并强烈期盼成为藩属国也是很自然的政治选择”［16］。大理国不能像唐时的南诏将吐蕃作为自身的屏障和缓冲带。大理国有着强烈的生存需求，这就容易造成关系的不平等。大理国多次请求开市，但宋王朝的态度却是一再冷漠和推却，特别是南宋对大理国更是严加防范，这都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

大理国对宋的贸易货物丰富，不仅仅限于马匹，且进行交易的区域也比较广泛。虽然，宋王朝始终将与大理国的贸易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是大理国对宋的贸易还是令人瞩目的，特别是对缓解马匹短缺的局面起到重要作用，大理国是宋王朝对外贸易的重要一环。

［1］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9067.

［2］ 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 周去非.岭外代答［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 冯苏.滇考［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6］ 邱浚.大学衍义补［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1081.

［7］ 汪森.粤西丛载［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955.

［8］ 段玉明.大理国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324.

［9］ 林旅芝.南诏大理国史（上册）［M］.大同：大同印务有限公司，1981：323.

［10］ 何耀华.云南通史（第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00.

［11］ 王应麟.玉海［M］.扬州：广陵书社，2003.

［12］ 章潢.图书编［M］.扬州：广陵书社，2011：1740.

［13］ 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1457.

［14］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1.

［15］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84.

［16］ 雷信来.大理国对宋王朝的国家认同［J］.吉首大学学报，2014（3）：107-111.

（责任编辑、校对：郭 静）

A Study of Trade between the Kingdom of Dali and the Song Dynasty

GAO Tong-tong， QIU Yu-y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The Kingdom of Dali was a regime in the southwest，found by Duan Siping， an ethnic Bai. Because of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living habits， the Kingdom of Dalitraded with the Song Dynasty atthe border market.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ingdom of Dali and the S ong Dynasty was not stable， thus their tr ade may sometimes be suspended. This has much to do with the status of the Kingdom of Dali and the traditional attitude of the Song Dynasty towards the former.

the Kingdom of Dali； the Song Dynasty； Hengshan Village

K244

A

1009-9115（2016）04-0105-04

10.3969/j.issn.1009-9115.2016.04.026

2015-11-18

高同同（1992-），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