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继宁，郑丽丽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清末新小说对于“开明专制”的想象
——以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为例

郭继宁，郑丽丽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日俄战争之后，知识人对“立宪”抱持着价值肯定，甚至将政体改良绝对化，以为累世沉积的旧政治伦理因此而焕然一新。《新石头记》所营造的“文明境界”乃是一个“道德理想国”。改良派里多有信从西方政党政治的坚定者，而包括吴趼人在内的很多文人对于西方的政党制度仍是陌生的。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基因性结构“大一统”，于此成为文学想象的基本空间结构，其所伴生的帝国心态，尚未完全出离人们的政治意识。

清末新小说；开明专制；《新石头记》

清末新小说中多有涉及君主立宪与开明专制的比较，比如《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等小说都从不同侧面强调君主立宪更适宜中国。吴趼人在其《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中宣称“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1］的小说《新石头记》，就描摹了他自己理想中“文明境界”的蓝图，描述了“开明专制”的优越性，并对此政体实施后的政治、经济、生活、交通、教育、军事、工业、农业等展开了立体化的想象。《新石头记》作者化身“老少年”对专制、立宪、共和等政体，做出了自己的评价：

世界上行的三个政体，是专制、立宪、共和。此刻纷纷争论，有主张立宪的，有主张共和的，那专制是没有人赞成的了，敝境却偏是用了个专制政体。现在我们的意思，倒看着共和是最野蛮的办法。其中分了无限的党与派，互相冲突。那政府是无主鬼一般，只看那党派盛的，便附和着他的意思去办事。有一天那党派衰了，政府的方针，也跟着改了。就同荡妇再蘸一般，岂不可笑？就是立宪政体，也不免有党派。虽然立了上、下议院，然而那选举权、被选举权的限制，隐隐的把一个贵族政体，改了富家政体。那百姓便闹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所以又搅出一个均贫富党出来，又是什么社会主义，终非长久太平之局。不信，你放眼睛去看，他们总有那分崩离析的一天。我们从前也以为专制政体不好，改了立宪政体。那敝境出了一位英雄，姓万名虑，表字周详，定了个强迫教育的法令。举国一切政治，他只偏重了教育一门；教育之中，却又偏重了德育。……他临终说了八个字，是‘德育普及，宪政可废’。他死后不多几年，就听见外国有那均贫富党风潮，国人就开了两回大会，研究此事，都道是富家为政的祸根。于是各议员都把政权纳还皇帝，仍旧是复了专制政体。［2，p200］

“老少年”据此阐释了所谓的“文明专制”，不同于之前的“野蛮专制”，至于“那没有德育的国度，暴官污吏，布满国中，却非争立宪不可”，并进一步指出，“野蛮专制，有百害没有一利；文明专制，有百利没有一害”［2，p201］。

日俄战争平息之后，正是国内报章集中推举立宪政体的1905年，吴趼人却着力于专制政体的辨析。不过，吴趼人所指涉的“专制政体”，其实与梁启超等人所标举的“开明专制”异曲同工。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把“开明专制”视为“过渡时代”的政体，而吴趼人视“文明专制”为其政治愿景，这要建立在“德育”高度发达的时代：只要“那做官的和做皇帝的”实行《大学》中所说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德育普及”之后，“那一个官不是百姓做的？他做百姓的时候，己经饱受了德育，做了官，那里有不好之理。百姓们有了这个好政府，也就乐得安居乐业，各人自去研究他的专门学问了，何苦又时时忙着要上议院议事呢”［2，p201］。显而易见，吴趼人营构的“文明境界”，其实是一个“道德理想国”。

德育普及的“文明境界”，“收拾的洁净，气象文明，与及行人往来，都讲礼让”［2，p219］，“没有庙宇”“没有教堂”“没有叫化子”，传统社会生活中的文庙也无迹可寻。“老少年”用“天下岂有无教之野蛮国”与“天下岂有有教之文明国”来概括：

要知道这教字，是专教那无知愚民的。人民都明大义，还用什么教！要问敝境奉的是什么教，那只得说是奉孔子教了。……无论贵贱老少，没有一个不是循理的人。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人烂熟胸中。这才敢把‘文明’两个字，做了地名。……至于近日外面所说的‘文明’，恰好是文明的正反对，他却互相夸说是‘文明之国’。……看着人家的国度弱点，便任意欺凌，甚至割人土地，侵人政权，还说是保护他呢。说起来，真正令人怒也不是，笑也不是。照这样说起来，强盗是人类中最文明的了。何以他们国里一样有办强盗的法律呢？倘使天下万国，公共立了一个万国裁判衙门，两国有了交涉，便到那里去打官司，只怕那些文明国都要判成了强盗罪名呢？［2，p220-221］

上述对吴趼人所属意的“文明境界”的辩护，其实就是对传统仁政的肯定。可以看出，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基因性结构“大一统”，于此成为文学想象的基本空间结构，其所伴生的帝国心态，尚未完全出离人们的政治意识。不过，在此尚需衡判的是，这一类集体主义针对准个体——自由主义的覆盖，正是力图消除思想竞争。当然，这一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后援，正是“中庸”政教。

我们自己本国人联成了一党，那不同党派的，自然是外国人了。若要竞争，便和外国人竞争，何尝没有竞争呢？可笑近来的人，开口便说同胞，闭口也说同胞，却在同胞当中分出多少党派，互相政击，甚至互相诟骂。……靠了这种党派，要求竞争进步，不过多两个小人罢了！有什么进步呢？我们自家合了全国，联了一党，和外国人竞争，那党派不更大？竞争不更烈？进步不更速么？至于本国的人，何尝没有意见不对的？但是遇了意见不对地方，彼此都互相讨论，大家剖心见腹的商量，务求归于一致，方才罢手。从来没有看见别人的宗旨和自家不对，便恣行攻击那种野蛮暴戾的举动。［2，p275］

的确，以吴趼人为代表的知识人对于西方的政党制度是陌生的。如此，思想竞争的可能性一旦被“本国人联成了一党”的现实性所取代，“党争”就逻辑地被指认为社会的乱源。“开明专制”论式的文人话语，以为“只要时时存了个不自足的心，何尝没有进步呢”，所谓竞争就是同外国竞争，“文明境界”就是“帝国心态”的文学想象。

有别于文人话语，改良派的中坚其实对西方的政党政治和政党伦理，有着相当的理解。以罗普的《政党论》为例：

政党者，人民政治思想之表征也……欲救今日之中国，一宜使人民自知政治上之权利，二宜使人民自负政治上之责任，三宜使人民自求政治上之知识，四宜使人民自养政治上之能力，五宜使人民自为政治上之团结，六宜使人民自当政治上之竞争。……六者何？政党之谓也。今日之中国，未能有政党之实力，顾不可无政府之思想……今世志士，亦知非合群不足以救国，纷纷然立会结社以求达其目的者，既有年矣，然其效尚薄弱者，未能知政党之真相……秘密结社为专制国之产物，犹政党为立宪国之产物。［3］

这无疑给出了迄今读来依然令人击节的、较为全面的政治——政党观，将政治权利、政治责任、政治知识、政治能力、政治团结和政治竞争，作为新型的现代政治观的要素，并以此坐实为对于自由伦理的解说；从言论自由，进一步落实为结社自由，从公共舆论空间的构建，具体化为政治操作层面的运行。无疑，这种面向新时代的政治观，是理性主义的。尤其是论者对于中国民间社会绵延不绝的秘密组织（即有别于“天下”的“江湖”）的关注，标定其赖以繁衍的专制的社会土壤，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其两面性，即“会党”所秉赋的基因性质素——纪律性，是维持政党伦理的组织保证，“江湖道义”使然的狭隘与短视，成为毁损社会伦常的动力学根据。这一洞见，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确乎是破天荒的。

《新石头记》里，切身感受了文明境界的宝玉，其魂牵梦绕的还是现实中国。小说结尾，贾宝玉梦回上海，借吴伯惠之口，将庚子事变之后发生的政治大事转述了出来。晚清新政改革、反美华工禁约、日俄战争、五大臣出洋考察等，这些都是现实中实有之事。《新石头记》是1905年9月开始在《南方报》的《小说栏》连载，而清廷实施预备立宪却是在一年以后，小说就设想了中国实行立宪政体之后中国迅速崛起的场景：

果然立宪的功效，非常神速，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种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2，p314-315］

恍惚又坐上了轮船，“那轮船走的十分快捷。看看两岸，全是高大房屋，烟囱如林”，“从吴淞起，一直到汉口，两岸全是中国厂家，接连不断的了”［2，p315］。到汉口换作火车，“那火车走的风驰电掣一般”，转眼就到了北京。北京正在召开“万国和平会”，“举中国皇帝做会长”。主席台上的中国皇帝正是东方文明，他演说道：“和平会不仅求万国国家和平而已，单求国家和平，是国际上问题，范围未免太小，达于极点，不过免兵衅而已。此和平会当为全球人类求和平，而各国政府，当担负其保护和平之责任。如红色种、黑色种、棕色种，各种人均当平等相待，不得凌虐其政府及其国民。此为人类自为保护，永免苛虐。如彼族程度或有不及，凡我文明各国，无论个人、社会：对于此等无知识之人，均有诱掖教育之责任。”又强调：“不得以彼为异族、异种，恃我强盛，任意欺凌！故自此次开会之后，当消灭强权主义，实行和平主义。”［2，p316］

在这篇小说中，宝玉曾梦里恍惚有云：“中国也有今日么？”这与《狮子吼》中的“光复五十年”，《新年梦》中的“新世界”，《新中国未来记》中的“1962年”，何其相似。

日俄战争之后，知识人对“立宪”一途抱持着价值肯定，甚至将政体改良绝对化，以为累世沉积的旧政治伦理因此而焕然一新。小说《新中国》就认为：“中国人勤俭耐劳、平和廉让，本非他邦人所及得上。智慧聪明，又远胜他国人。当时所以萎靡不振者，都缘政体不良之故。”［4］据此也可以说明，“皇族内阁”出笼之际，许多立宪派转而支持革命，辛亥革命出人意料地成功：“专制”与否并非取舍的关键，“开明”才是衡判政体优劣的试金石。

清末新小说中有关未来社会的想象，如《痴人说梦记》中稽老古之梦、《学究新谈》中夏仰西之梦、《苦学生》中杞忧子之梦，均以“梦”相托，《新中国》《新年梦》更是梦境通篇，一如《新石头记》中的宝玉之梦。这里的国“富”民“强”，以及中国必将引领世界和平，是时人的理想。这些小说的共同点是，不同于帝国主义式的殖民扩张，未来“新中国”既是对列强“丛林法则”的反驳，也是“天朝帝国”好梦的延续。

［1］ 吴趼人.近十年之怪现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1.

［2］ 吴趼人.新石头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3］ 罗普.政党论［J］.新民丛报，第25号，1903.

［4］ 陆士谔.新中国［A］.章培恒，等.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58卷）［C］.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488.

（责任编辑、校对：王文才）

The Imagination of Benevolent Despotism by New Novels in Late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Wu Jianren's New Story of the Stone

GUO Ji-ning， ZHENG Li-l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tell ectuals were affirmative of constitutiona l monarchy， and they even thought tha t such a new regime would change the old political ethics. The "civilized state" in New Story of the Stone is a "morally ideal country". Many reformists believed in the Western party politics， while quite lot literati， including Wu Jianren， were unfamiliar to such politics. Thus， “united China”， an idea deeply root ed in China's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becomes the basic space structure for ima gination in novels. And the empire state of mind becomes understandableas it has not yet been completely out of people'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new novels in Late Qing Dynasty； Benevolent Despotism； New Story of the Stone

I206.5

A

1009-9115（2016）04-0067-03

10.3969/j.issn.1009-9115.2016.04.016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4WX004）

2016-01-19

郭继宁（1963-），男，青海西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文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