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杰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元杂剧中“不平则鸣”精神略探
——从作家叙事、作品人物、曲词风格等表现方式入手

杨银杰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元杂剧中呈现的反抗精神，代表了元曲的时代精神。这种反抗精神与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不平则鸣”主要有三种情感内涵：一是抒发愤懑；二是歌咏欢愉；三是批判现实。从元杂剧的作家叙事、作品人物、曲词风格等文学表现方式来分析元杂剧中“不平则鸣”的精神，可知其主要体现在抒发愤懑和批判现实两个方面。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元曲精神。

元杂剧；不平则鸣；叙事；人物；曲词

文学史中，层出不穷的文学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文学内涵，成为文学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从先秦诸子到当代文学，历时悠久的文学创作一脉相承。同样，文学理论的提出和创新也是在不断继承和发展中实现的。自屈原《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1］的“发愤抒情”，到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2］的“发愤著书”理论，转至中唐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3，p241］的“不平则鸣”文学观。这些文学主张一脉相承，既是对当时文学现象的概括和评价，又对后世文学创作颇有影响。这些文学观点重在表达人物情绪的宣泄，体现了文学的抒情性。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中，“谓以歌舞演故事”的元杂剧，不仅完成了文学的叙事性，通过采用“代言体”形式表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感，更彰显出抒情文学的特质，成就了一代之文学。元杂剧代表了元代文学的极大成就，丰富的元杂剧作品中，涉及了元代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包涵了对社会现实的呐喊，表现出一种共通的“不平则鸣”文学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元杂剧中有诸多的表现形式。

一、“不平则鸣”文学观的主要意蕴

“不平则鸣”这一文学理论观点始见于韩愈的《送孟东野序》。文章写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3，p241］这一理论在学界有所争执，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对“不平”二字的理解上。总的来说，“不平则鸣”文学观的主要意蕴有三个方面。

一是抒发愤懑。有学者认为“不平”主要是指受到不公平待遇后内心的激愤不平，倾向于穷愁哀怨之人抒发自己的苦闷之情，“鸣其不幸”是其主要的思想主旨。如景凯旋在《韩愈“不平则鸣”说辨析》中，通过韩愈的诗文以及所处时代等方面，论述了“不平则鸣”偏于抒发愤懑之情。贞元二年，韩愈进京参加考试，才华横溢但一生坎坷，于贞元十八年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却仅仅是位学官，内心难免愤懑。其友人孟郊任溧阳尉时已年过五旬，穷困落魄。“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不仅包含了韩愈对孟郊的同情，更体现了韩愈在安慰友人的同时也在自我安慰。《送孟东野序》实际上是为“东野之役于江南也”而鸣其不平的。从韩愈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对“不平”有所感悟。《进学解》通过借诸生之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3，p159］。发泄怀才不遇的愤懑。《柳子厚墓志铭》充分肯定了友人柳宗元的才智和成就，在其遭迫害后又书写了作者的愤慨之情，“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3，p360］。因此从韩愈本身来讲，“不平”主要还是以抒怨为主。

二是歌咏欢愉。部分学者持不同意见，具有代表性的是钱钟书的观点，他在《诗可以怨》中写有：“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4］“不平则鸣”既可以“自鸣不幸”，同样也可以“鸣家国之盛”。《送孟东野序》中，韩愈提到的司马相如和扬雄身处盛世，以及“秦之兴，李斯鸣之”等，自然是以欢愉之情来歌咏家国之盛的。

三是批判现实。在笔者看来，“不平则鸣”应该还有一种解释，即是批判社会、批判现实的精神，这就是元杂剧中体现的最突出的反抗精神。反观韩愈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文中将民间疾苦全盘托出，“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3，p394］。后又直接提到要停征赋税，关注国家命运和人民大众的生活。一位伟大的文人，在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将自己的批判精神渗透在创作中，借助于笔墨表达出对社会现象的不满，在作品中表明态度，完成呐喊。

从韩愈本身的个人经历入手，我们准确地把握了韩愈“不平则鸣”理论的三种主要意蕴，这与元杂剧作者的创作精神相迎合。元杂剧作家才华横溢却地位低下，面对现实的不公，将批判精神灌注于作品，抒发心中的愤懑之情。故在谈到元杂剧“不平则鸣”精神时，对韩愈“不平则鸣”理论中的欢愉内涵暂不论及。纵观元杂剧作品，其情绪宣泄主要体现在抒发愤懑和批判现实上。“不平则鸣”强调人在内心不平衡状态下的情感抒发，是一种共通的文学精神。如果说韩愈的“不平则鸣”是他诗文创作时提出的一种理论，那么接下来要探讨的便是元杂剧中的“不平则鸣”精神的具体表现方式。

二、元杂剧中“不平则鸣”精神的表现方式

元代，蒙古铁骑入主中原。科举考试长期取消，文人无法获得蒙古族的赏识。狭义地讲，社会上形成了“九儒十丐”的现象。文人们无处施展自身才华，将精力集中于元杂剧的创作，在作品中寻求志同道合的知己。明代臧晋叔《元曲选》所收杂剧共一百种，作者不仅包括关汉卿、马致远等文人，而且张国宾等优伶也在创作之列，另有无名氏之作近30篇。由此可见，杂剧作为元代文学的代表，汇集了社会大众的智慧，在当时极其盛行。处于社会底层的创作群体，与普通百姓有着密切联系，深谙人间疾苦，将元代民众对生活的不满以及对理想的追求，灌注在元杂剧中。尽管元杂剧多以喜剧收尾，但在情节安排上始终贯穿着对社会不公的反映，在主题设置上饱含着一种反抗精神。元代文人卑下的地位造就了悲苦的命运，他们面对现实的黑暗无能为力，只能借文字来抒发心中的不平。在了解作家处境的基础上，透过作家叙事、作品人物以及曲词风格这三种表现方式分析元杂剧作品，能够更好的理解作品中的“不平则鸣”精神。

（一）作家叙事

古语有云：“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与元代的社会风气大相径庭。钟嗣成在《录鬼簿序》中提到元杂剧文人时，发出“缅怀古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艺”［5］的感慨。这些高才博艺的作家，在科举考试中断的情况下，志向无法伸展。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甚至连基本的衣食住行都很难维持。这时的杂剧创作，充当着一种谋生手段。在自我价值得不到实现的同时，社会现实又不断带来磨难，这可能是一代文人的不幸，但却是文学的幸运。作家在清醒认识到元代社会的黑暗腐朽之后，通过反映社会现实的元杂剧创作，不仅展现了自己的绝世之才，而且将自己的志向寄托于作品，为大众创造了一个丰富的元杂剧世界。在阅读元杂剧作品时，总是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存在，在一个个的故事中，显现了作者本身的心理情结。郭英德分析元杂剧作家的创作态度为“元杂剧作家属于‘旷者’，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承受着令人窒息的时代重压，内心中积聚着抑郁愤懑的情感，翻腾着不平则鸣的欲望”［6］。堪为知言，准确地道出了元杂剧作家的叙事心理。

元杂剧作品在叙事安排上涉及了大量文人士子的生活状态。马致远《荐福碑》中的秀才张镐，屡次向人求助无果。先是写诗泄愤得罪龙王，后被同名张浩冒充为官，再有资助他赴考的荐福碑被半夜雷轰。几经颠沛流离之后，得到好友范仲淹相助，进京中了状元。作品书写了元代知识分子在历经艰辛后，最终求得功名利禄。武汉臣的《玉壶春》，描写了书生李唐斌与妓女素兰相爱，却被富商和鸨母阻挠，被鸨母告到官府，结果因万言长策被授予官职，与素兰完婚。作品以书生和妓女的结合收尾，实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渔樵记》中的朱买臣，满腹才学却功名未遂，岳父与妻子以索休书来激发他上进。待他得官归来后，以实情相告，误会得以消除。作品在极尽描写朱买臣生活的恶劣处境后，叙写了他取得功名的合家团圆。《冻苏秦》中的苏秦，遭遇家人冷落和朋友怠慢，遂游说各国，得以封官，衣锦还乡后与亲人朋友和好如初。作品讲述了穷困书生苏秦发迹成功的故事。这些剧本中的知识分子在经受挫折后，最终都取得胜利。或实现团圆，或功名到手，由先前的生活困顿，受人欺凌，转而身价倍增、荣归故里。

这种屡见重出的叙事情节在元杂剧中多次出现，不仅道出了文人对功名利禄的渴望，而且在艺术性的表现中，抒发了压抑的苦闷和怨愤。元杂剧作者在热切关注文人遭际的背后，实际上是传达自己内心的失望和追求。作品叙述了大量怀才不遇的愤懑和不平，只要触及到文人的生活处境，作家们就不由自主的想到自身境遇，将反抗精神带入创作中，从而给杂剧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在当时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荣登金殿的大团圆结局，是作者面对现实不公最强的呐喊。对比鲜明的情节安排是作者因“不平”而鸣的叙事技巧。

（二）作品人物

一个作家的情怀，对社会不公和自身境遇的不满，对美好爱情和婚姻的向往，都需要借助一个主人公来实现。元杂剧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具备双重身份，不仅是一个有具体姓名的剧本人物，而且代表着作者自己。作家在志不得伸的遭遇下融入社会底层，看到了社会现实中的诸多不公，通过作品人物的身份和处境描写来抒发不平之情。

1. 人物身份

元杂剧作品中的人物世界主要有以下几种：

（1）女性。我国的封建社会是男权社会。在男尊女卑的现实条件下，女性始终是弱势群体。但在元杂剧作品中，塑造的往往不是忍气吞声的孱弱女子，而是勇敢倔强、敢于反抗的鲜活女性。元杂剧中的女性代表应属窦娥，面对冤屈，她发出三桩誓愿：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这一控诉抒发了窦娥对封建恶势力的怨恨，表现出顽强抗争、至死不渝的斗争精神。《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倩女离魂》中的张倩女，她们的爱情都受到封建礼教的压制，在爱情和礼教的冲突中，她们选择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些女子的控诉和反抗，成就了她们的典型女性形象。

（2）文人。《王粲登楼》中“则为气昂昂误得我这鬓斑斑。久居在箪瓢陋巷。风雪柴关。穷不穷甑有蛛丝尘网乱”［7，p808］道出了文人的贫苦生活。《荐福碑》中张镐感叹：“我本是那一介寒儒。半生埋没。红尘路。则我这七尺身躯，可怎生无一个安身处。”［7，p577］《冻苏秦》中苏秦唱有：“那一个不把我欺。不把我凌。这都是冷暖世人情。直待将牙爪安排定。惊。方知道画虎恁时成。”［7，p439］通过这些曲词，表现了文人的艰苦生活，将他们内心的不平之气表露出来。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人物形象，无一不体现出文人面对世道不公而发出的怨愤。正如张镐所想“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则这有银的陶令不休官。无钱的子张学干禄”［7，p579］。

（3）商人。无名氏的《硃砂担》作品描写了商人王文用外出时与家人的离别之苦，以及在外经商的艰辛。他外出经商时被盗匪杀害，求助太尉以伸冤屈。通过描写商人的辛苦和危险处境，表达了作者对商人担惊受怕生活的同情。关汉卿《鲁斋郎》里的银匠李四，其妻被权贵鲁斋郎夺去，儿女因无人照料也不知去向，面临着妻离子散的场景，誓要状告鲁斋郎。康进之《李逵负荆》中，梁山附近杏花庄开酒店的王林的女儿满堂娇，被自称是宋江、鲁智深的恶棍抢了去。张国宾《合汗衫》中商人张孝友搭救陈虎，却反被他夺妻杀害。但最终以张孝友之子为其报仇收尾，使张孝友冤屈得以伸张。这些作品都与商人有关，不仅道出了商人生活的艰辛，而且渗透着社会对商人的压迫。作品最后以商人的利益得到维护结束，体现了在社会压迫下商人们进行着一种反抗和斗争。

（4）忠人义士。如《赵氏孤儿》中的程婴，给世人呈现了一个普通医生在拯救忠良之后大义凛然的精神。但是托孤的辛苦、丧子的痛苦、失去妻子的悲苦以及不被世人理解、遭世人唾弃的生活状态，使程婴处于不断的磨难中。《抱粧盒》中的陈琳与寇承御也为忠良之人。刘皇后嫉妒李美人为宋真宗生下太子，派宫女寇承御将太子刺死。宫女与陈琳商议，将太子藏在粧盒内救走。后刘皇后察觉，寇承御被逼死，陈琳小心行事。及太子即位，此案才得以昭雪。这些作品在宣扬忠君报主思想的同时，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和宫廷斗争的险恶。

通过对不同身份的作品人物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尽管他们的身份不同，但是都面对着生活的苦难。他们的不平和愤懑都来自心中的不满，这种对社会现实的控诉和反抗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体现在元代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身上。

2. 人物处境

元杂剧在构思上多涉及作恶者和受害者，借助于矛盾双方的人物戏剧冲突取得艺术效果。从人物的具体处境出发，能够更好地把握作品表达的情感。

（1）权豪势要压迫的处境。《鲁斋郎》开篇便是“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闻吾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7，p842］。通过鲁斋郎的自白直接反映了他的蛮横霸道。作品描写了李四、张珪之妻先后被权贵鲁斋郎夺去，迫使两家陷入妻离子散的境地。《陈州粜米》中刘衙内的儿子和女婿被朝廷派去陈州赈济，但两人却趁机大肆搜刮。饥民张别古因不满他们剥削灾民的行为，骂了他们几句，却被他们用敕赐紫金锤打死。《生金阁》中的庞衙内，骗取郭成的祖传宝物生金阁，并夺去郭成妻子，得知老保姆同情郭成妻子后，又派人把老保姆推入井中淹死，用铜铡将郭成铡成两截。这些权贵的丑恶行为背后，蕴含了封建皇帝的庇护。如《陈州粜米》中的紫金锤，便是皇帝所赐，可以杀死任何反抗的灾民。在描写权豪势要穷凶极恶的同时，揭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苦难。

（2）流氓恶棍欺压的处境。《窦娥冤》中的张驴儿可谓是典型的流氓恶棍，他逼迫蔡婆及其儿媳窦娥招他们父子为婿，遭到反抗后，想出毒死蔡婆以逼窦娥就范的计策，不料却将张父毒死。张驴儿便借机诬陷窦娥，提出私了和官了两种办法。窦娥选择官了，最终被逼上绝路。《合汗衫》中的陈虎因无钱住店，在风雪天被店小二赶了出去，后被张孝友所救。但陈虎却反将张孝友杀害并霸占了他的妻子。这些流氓恶棍的行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狡诈，更是受到当时黑暗社会风气的影响。在蒙族统治下的元代社会，存在着民族压迫的现象，权贵横行霸市，官吏贪污徇私，社会之风黑暗，出现这些流氓恶棍自然也就不足为怪。

（3）凶手恶人诬告的处境。《灰阑记》中马员外的妻子与赵令史合谋杀死了马员外，又将马员外之妾张海棠的儿子占为己有，并反诬张海棠是杀夫夺子的罪人。《窦娥冤》中的张驴儿，本要毒害蔡婆，却阴差阳错的将张父毒死，继而作伪诬陷窦娥，使窦娥蒙受冤屈。张海棠的屈打成招和窦娥的含冤死去，表现了元代社会的混乱和官员的昏聩。

在不同处境下的作品人物都经历着一种苦难，这种苦难来源于黑暗无望的社会现实。虽然他们的具体处境不同，但本质上却是相通的，反映了元代人民有冤难伸的社会混乱现象。元杂剧作家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悲苦的作品人物上，强烈的抒发出激愤之情，对社会黑暗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三）曲词风格

作为舞台艺术的元杂剧，主人公典型形象的塑造需要借助曲词来完成。渗透着愤懑和批判精神的曲词创作，可谓是雅俗共赏。

1. 雅中带俗

元杂剧是一种有严谨情节安排的文学形式，作品构思巧妙，书写了众多文雅之士的故事。但元杂剧的受众群体是市民阶级，这就要求其作品生活气息浓重，雅中见俗。元杂剧作品涵盖了妓女、市井百姓、江湖人士等众多阶层，表现了普通人民的愿望诉求。《谢天香》中妓女谢天香感慨：“你道是金笼内鹦哥能念诗。这便是咱家的好比似。原来越聪明越不得出笼时！能吹弹好比人每日常看伺。惯歌讴好比人每日常差使。我怨那礼案里几个令史。他每都是我掌命司。先将那等不会弹不会唱的除了名字。早知道则做个哑猱儿。”［7，p142］《窦娥冤》中窦娥的控诉：“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7，p1509］《李逵负荆》中李逵为酒家王林伸张正义，“你则合低头就坐来。谁着你睁睛先去瞧。则你个宋公明威势怎生豪。刚一瞅早将他魂灵吓掉了。这便是你替天行道。则俺那无情板斧肯担饶”［7，p1527］。这些生活化的人物和浅显的曲词，能够被普通百姓所理解，使他们切实感受到作品人物的无奈处境和反抗斗争。从而使作家的创作情怀得到广泛认可，以便于更多的群体接受“不平则鸣”的精神。

2. 俗中带雅

尽管元杂剧的曲词表达多浅显通俗，但作品选取了知识分子和忠人义士的题材，描写了文人雅士的生活状态，歌咏了忠良之人的行为，在思想主旨上体现了“雅”的成分。《玉壶春》道出了文人的时代情绪，“你虽有万贯财。争如俺七步才。两件儿那一件声名大。你那财常踏着那虎口去红尘中走。我这才但跳过龙门向金殿上排。你休要嘴儿尖舌儿快。这虔婆怕不口甜如蜜缽。他可敢心苦似黄蘖”［7，p486］。通过功名富贵梦的实现来抒发压抑的苦闷和愤懑。《赵氏孤儿》：“谁肯舍了亲儿把别姓藏。似你这恩德难忘。我待请个丹青妙手不寻常。传着你阵容相。侍奉在俺家堂。”［7，p1497］文人的情绪和忠义之人的精神，使知识分子读后会生发对社会的反思，对作者抒发的愤懑之情和批判现实的精神有着更清醒的认识。

吴梅村在《北词广正谱序》中指出：“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盘旋于纸上，婉转于当场。”［8］人的情感是丰富的，文学就是一种表达。高兴或悲愤，都可以付诸在文学中。元代文人面对现实生活，自觉地选择向元杂剧靠拢，大量剧作家和优秀剧作的涌现，客观上促使元杂剧的繁荣。元杂剧之所以受人喜爱，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接近现实生活。真实的作家叙事、典型的作品人物、雅俗的曲词风格，代表了创作者的心境，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状，凸显着作家的精神追求。元杂剧中的“不平则鸣”精神多数来源于作者心中的愤懑和悲苦，这就难免会批判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正如韩愈所言“和平之音淡薄，而愁苦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9］。元杂剧作者以其真实的情感进行创作，倾吐着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使这种“不平则鸣”的精神在当时引起共鸣。

［1］ 洪兴祖.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121.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线装书局，2006：546.

［3］ 韩愈.严昌，校点.韩愈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0.

［4］ 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25.

［5］ 钟嗣成，贾仲明.马廉，校注.录鬼簿新校注［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2.

［6］ 张月中，主编.元曲通融［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481.

［7］ 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8.

［8］ 吴钊，伊鸿书，赵宽仁，等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372.

［9］ 韩愈.刘振鹏，主编.韩愈文集一［M］.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202.

（责任编辑、校对：王文才）

The Spirit of Injustice Provoking Outcry in Yuan Dra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on， Characters and the Style of Lyrics

YANG Yin-ji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The rebellious spirit in Yuan drama repr esents the spirit of the time in the Yuan Dynasty. This rebellious spirit can be traced to Han Yu's literal ideas of injustice provoking outcry. Injustice provoking outcry involves three main emotional connotations：first， expressing anger； secon d， singing joy； third， criticizing realities. The sp iritual of injustice provoking outcry in Yuan drama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on， th e characters and the style of lyrics in th is paper. It is found that the spirit is mainly used to express anger and criticize realities. This will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the Yuan drama.

Yuan drama； injustice provoking outcry； narration； characters； lyrics

I237.1

A

1009-9115（2016）04-0062-05

10.3969/j.issn.1009-9115.2016.04.015

2016-03-21

杨银杰（1991-），女，河南安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